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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8日，美国白宫宣布了一条重大反恐消息：近期，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曾策划炸毁一架飞往美国的航机，中情局成功挫败了这一恐怖袭击阴谋。然而，白宫的消息并没有成为吸引眼球的爆炸性新闻。因为就在一天前，美联社就抢先发布了一条独家报道：本·拉丹被击毙一周年，中情局挫败基地组织内衣炸弹阴谋。其中公布的细节比白宫更为详尽：“据相关官员透露，这个潜在的自杀式袭击者来自也门，当中情局特工发现并缴获他的炸弹时，他还没有买机票，也没有确定袭击目标。”
但在一年后，这篇捷足先登的报道再度引发关注和争议。2013年5月10日，美联社称，为了调查该报道的信息来源，美国司法部秘密获取了美联社工作人员的电话记录。这让美联社的员工最近打电话都变得异常警惕，因为他们担心会有人在偷听。自司法部出手后，媒体与政府的口水仗就在美国国内打了起来。美联社表示将不排除对美国司法部提起诉讼，和美国政府打一场官司。
美联社被盯上了
事情要追溯到5月初的一份告知函。2013年5月10日，美联社法务总监劳拉·马龙收到一封来自美国司法部的告知函。司法部已经获取了美联社5位记者和1名编辑在2012年4月和5月的所有通话记录，用以协助调查一起涉嫌泄露国家安全信息的案件。然而，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5月13日，美联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加里·普鲁特在美联社网站发表公开信，抗议司法部秘密获取电话记录，称这是史无前例的侵犯，要求政府归还通话信息并销毁相关记录。普鲁特在13日写给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的信中抗议道：“如此大规模收集美联社及记者的电话记录，不可能有合理化的借口。”
普鲁特所掌管的美联社则披露了事件的缘由：从去年4月开始，美国司法部连续两个月通过秘密传票形式获取了美联社部分记者、编辑的电话记录，包括记者为工作向外拨打的电话及个人电话号码，美联社在纽约、华盛顿和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以及美联社在众议院新闻处的主要号码。直到5月初，美联社才得知司法部2012年间擅自窃取该社办公室与记者的20多条电话线路的通话记录。
普鲁特抗议这种做法是对新闻机构收集新闻“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侵扰”，“严重干涉了美联社收集及报道新闻的宪法权利”。他说，政府取得的信息远远超过任何调查允许的范围，并要求政府归还这些通话记录同时销毁所有拷贝，“这些记录可能泄露美联社两个月期间新闻收集活动中与保密来源的通话，勾画出美联社新闻搜集活动的‘路线图’，让政府方面获知其根本无权获知的美联社运营与活动信息。”显然，普鲁特认为司法部的做法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美联社的利益。
司法部为何这么做？美联社没有得到对方的解释，但该社在报道中说，美国官员此前在公共证词中承认，联邦检察官曾就美联社去年5月7日一篇报道进行调查。该报道披露了美国中情局在也门挫败一起“基地”组织密谋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引爆炸弹的细节。调查人员曾试图查明是谁向美联社泄密。CIA局长布伦南今年2月作证时说，联邦调查局曾问他是不是美联社的消息来源，对此他矢口否认。
不过就在普鲁特炮轰司法部的当天，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便作出回应：“不得不承认，这件事即使不算最严重的，也是第二或第三严重的，泄露国家安全信息案危及了美国人民的生命。”埃里克所说的“泄露国家安全信息案”正是去年美联社独家发布的那篇报道。在报道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了解此次行动信息的美国官员们，要求我们在讨论该事件时隐去他们的姓名。那些隐去的姓名正是美国司法部想要调查清楚的。
白宫这次真的恼了
2012年，有美国国会议员批评联邦政府官员向媒体泄密，从而导致一些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新闻见诸报端。司法部长霍尔德随后任命两名联邦检察官对可能存在的泄密行为展开调查。根据美联社的说法，今年年初，司法部通过秘密传票从电话公司获得该社5名记者和1名编辑的通话记录，这6人都参与了2012年中情局挫败基地组织行动的报道。《华盛顿邮报》称：“政府并非要找出谁写了这篇报道，而是要查出到底谁向记者透露了这些信息。”
但美联社认为，所谓泄露国家安全信息案，其实并不成立。因为根据美联社最初的计划，该篇报道应该在2012年5月2日就发出来，但当时中情局的行动刚刚结束，出于谨慎，美联社主动将稿件送交白宫和中情局过目。在获知可能泄露国家安全信息后，决定暂缓发稿。之后第五天，美联社从白宫方面获得证实，国家安全的隐患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美联社发表了这篇报道。
但此举依旧招来白宫的不满，白宫希望美联社能等到第二天再公开这一报道，因为白宫希望权威信息的发布权在自己手里。5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就这一事件作出公开表态：“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遭到泄露，将会对美国人民的安全造成威胁，所以我不会对此道歉。”
在美国媒体看来，针对美联社的行动进一步证明了奥巴马政府在打击泄密问题上不遗余力。CNN援引一名法律分析师的话说：“奥巴马政府一直令人难以置信地大力起诉泄密者，以往政府从没有如此过分，我从未听说这么广泛的传票。政府并未违反第一修正案，但他们的确在追查记者私人信息上比以往更甚。”《纽约时报》称，奥巴马政府大力调查向媒体泄密案，已经针对泄密嫌疑人提出6起诉讼，比以往所有总统加在一起的立案都多。
英国《卫报》5月14日称，新闻机构和公民权利组织的抱怨称，许多案件其实只关系到政府的隐私，而与国家安全无关。比如一名前CIA官员因为向记者透露审讯酷刑而遇上麻烦，一名前国家安全局成员因为透露该局为一个软件程序花巨资、而他认为内部开发更便宜而遭到起诉。不过白宫5月13日急忙撇清关系，白宫发言人卡尼表示，除了新闻报道，他们对司法部调查美联社电话记录一无所知。
或导致“危险的沉默”
国家安全和新闻自由被放在了天平的两端，在美国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1968年，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当时越南战争还没结束，尼克松关于结束战争的承诺为他赢得了大选。但3年后， 《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份国防部绝密文件却让尼克松政府陷入尴尬。据该文件披露，美国政府为了获得舆论对越南战争的支持，曾故意蒙蔽和欺骗美国民众。向媒体提供文件的是国防部分析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埃尔斯伯格后来在采访中说：“他们不想结束战争，而是想将战争延续并且扩大化，尼克松也不例外。”
当时，美国政府也曾以国家安全为由试图阻止文件的公开，遭到《纽约时报》的拒绝，这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这一事件之后，美国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调查程序，司法部如果决定对媒体进行调查前，必须经过四个步骤，首先，事件必须足够严重；其二，必须其他办法不可行时；其三，政府不能一开始就调查媒体，应该先调查政府官员；最后一点，政府应该事先通知媒体，而媒体可以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拒绝接受调查。然而这一次，司法部在调查美联社员工的电话记录时，并没有事先通知美联社，而是在事后四个月发送告知函。
在美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5月20日，美联社社长加里·普鲁特表示，司法部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宪，美联社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普鲁特说：“如果政府对新闻机构施加限制，美国人将只会知道政府想要他们知道的事，那不是宪法制定人士写下第一修正案时想要看到的情况。他们的行动如此隐密、层面如此广大、如此滥权，这些作为加在一起是违宪的，因为他们违反我们受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政府将会针对这一事件中司法部门的行为重新审查。奥巴马说，记者不应该因为工作而面临法律风险，但是有违法之举的人绝不可轻易放过。但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受到威胁的仅仅只是新闻从业人员吗？英国《卫报》的评论指出：这一事件的首要受害者是普通公民，第三只耳朵的存在将导致“危险的沉默”，结果就是民众将很难获知政府到底在秘密地做着什么。
但在一年后，这篇捷足先登的报道再度引发关注和争议。2013年5月10日，美联社称，为了调查该报道的信息来源，美国司法部秘密获取了美联社工作人员的电话记录。这让美联社的员工最近打电话都变得异常警惕，因为他们担心会有人在偷听。自司法部出手后，媒体与政府的口水仗就在美国国内打了起来。美联社表示将不排除对美国司法部提起诉讼，和美国政府打一场官司。
美联社被盯上了
事情要追溯到5月初的一份告知函。2013年5月10日，美联社法务总监劳拉·马龙收到一封来自美国司法部的告知函。司法部已经获取了美联社5位记者和1名编辑在2012年4月和5月的所有通话记录，用以协助调查一起涉嫌泄露国家安全信息的案件。然而，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5月13日，美联社社长兼首席执行官加里·普鲁特在美联社网站发表公开信，抗议司法部秘密获取电话记录，称这是史无前例的侵犯，要求政府归还通话信息并销毁相关记录。普鲁特在13日写给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的信中抗议道：“如此大规模收集美联社及记者的电话记录，不可能有合理化的借口。”
普鲁特所掌管的美联社则披露了事件的缘由：从去年4月开始，美国司法部连续两个月通过秘密传票形式获取了美联社部分记者、编辑的电话记录，包括记者为工作向外拨打的电话及个人电话号码，美联社在纽约、华盛顿和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以及美联社在众议院新闻处的主要号码。直到5月初，美联社才得知司法部2012年间擅自窃取该社办公室与记者的20多条电话线路的通话记录。
普鲁特抗议这种做法是对新闻机构收集新闻“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侵扰”，“严重干涉了美联社收集及报道新闻的宪法权利”。他说，政府取得的信息远远超过任何调查允许的范围，并要求政府归还这些通话记录同时销毁所有拷贝，“这些记录可能泄露美联社两个月期间新闻收集活动中与保密来源的通话，勾画出美联社新闻搜集活动的‘路线图’，让政府方面获知其根本无权获知的美联社运营与活动信息。”显然，普鲁特认为司法部的做法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美联社的利益。
司法部为何这么做？美联社没有得到对方的解释，但该社在报道中说，美国官员此前在公共证词中承认，联邦检察官曾就美联社去年5月7日一篇报道进行调查。该报道披露了美国中情局在也门挫败一起“基地”组织密谋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引爆炸弹的细节。调查人员曾试图查明是谁向美联社泄密。CIA局长布伦南今年2月作证时说，联邦调查局曾问他是不是美联社的消息来源，对此他矢口否认。
不过就在普鲁特炮轰司法部的当天，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便作出回应：“不得不承认，这件事即使不算最严重的，也是第二或第三严重的，泄露国家安全信息案危及了美国人民的生命。”埃里克所说的“泄露国家安全信息案”正是去年美联社独家发布的那篇报道。在报道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了解此次行动信息的美国官员们，要求我们在讨论该事件时隐去他们的姓名。那些隐去的姓名正是美国司法部想要调查清楚的。
白宫这次真的恼了
2012年，有美国国会议员批评联邦政府官员向媒体泄密，从而导致一些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新闻见诸报端。司法部长霍尔德随后任命两名联邦检察官对可能存在的泄密行为展开调查。根据美联社的说法，今年年初，司法部通过秘密传票从电话公司获得该社5名记者和1名编辑的通话记录，这6人都参与了2012年中情局挫败基地组织行动的报道。《华盛顿邮报》称：“政府并非要找出谁写了这篇报道，而是要查出到底谁向记者透露了这些信息。”
但美联社认为，所谓泄露国家安全信息案，其实并不成立。因为根据美联社最初的计划，该篇报道应该在2012年5月2日就发出来，但当时中情局的行动刚刚结束，出于谨慎，美联社主动将稿件送交白宫和中情局过目。在获知可能泄露国家安全信息后，决定暂缓发稿。之后第五天，美联社从白宫方面获得证实，国家安全的隐患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美联社发表了这篇报道。
但此举依旧招来白宫的不满，白宫希望美联社能等到第二天再公开这一报道，因为白宫希望权威信息的发布权在自己手里。5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就这一事件作出公开表态：“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遭到泄露，将会对美国人民的安全造成威胁，所以我不会对此道歉。”
在美国媒体看来，针对美联社的行动进一步证明了奥巴马政府在打击泄密问题上不遗余力。CNN援引一名法律分析师的话说：“奥巴马政府一直令人难以置信地大力起诉泄密者，以往政府从没有如此过分，我从未听说这么广泛的传票。政府并未违反第一修正案，但他们的确在追查记者私人信息上比以往更甚。”《纽约时报》称，奥巴马政府大力调查向媒体泄密案，已经针对泄密嫌疑人提出6起诉讼，比以往所有总统加在一起的立案都多。
英国《卫报》5月14日称，新闻机构和公民权利组织的抱怨称，许多案件其实只关系到政府的隐私，而与国家安全无关。比如一名前CIA官员因为向记者透露审讯酷刑而遇上麻烦，一名前国家安全局成员因为透露该局为一个软件程序花巨资、而他认为内部开发更便宜而遭到起诉。不过白宫5月13日急忙撇清关系，白宫发言人卡尼表示，除了新闻报道，他们对司法部调查美联社电话记录一无所知。
或导致“危险的沉默”
国家安全和新闻自由被放在了天平的两端，在美国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1968年，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当时越南战争还没结束，尼克松关于结束战争的承诺为他赢得了大选。但3年后， 《纽约时报》公布了一份国防部绝密文件却让尼克松政府陷入尴尬。据该文件披露，美国政府为了获得舆论对越南战争的支持，曾故意蒙蔽和欺骗美国民众。向媒体提供文件的是国防部分析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埃尔斯伯格后来在采访中说：“他们不想结束战争，而是想将战争延续并且扩大化，尼克松也不例外。”
当时，美国政府也曾以国家安全为由试图阻止文件的公开，遭到《纽约时报》的拒绝，这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这一事件之后，美国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调查程序，司法部如果决定对媒体进行调查前，必须经过四个步骤，首先，事件必须足够严重；其二，必须其他办法不可行时；其三，政府不能一开始就调查媒体，应该先调查政府官员；最后一点，政府应该事先通知媒体，而媒体可以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拒绝接受调查。然而这一次，司法部在调查美联社员工的电话记录时，并没有事先通知美联社，而是在事后四个月发送告知函。
在美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5月20日，美联社社长加里·普鲁特表示，司法部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宪，美联社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普鲁特说：“如果政府对新闻机构施加限制，美国人将只会知道政府想要他们知道的事，那不是宪法制定人士写下第一修正案时想要看到的情况。他们的行动如此隐密、层面如此广大、如此滥权，这些作为加在一起是违宪的，因为他们违反我们受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政府将会针对这一事件中司法部门的行为重新审查。奥巴马说，记者不应该因为工作而面临法律风险，但是有违法之举的人绝不可轻易放过。但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受到威胁的仅仅只是新闻从业人员吗？英国《卫报》的评论指出：这一事件的首要受害者是普通公民，第三只耳朵的存在将导致“危险的沉默”，结果就是民众将很难获知政府到底在秘密地做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