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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记得那年夏天的事情吗?
我知道你们记得。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会经常暗暗想起这一件事情。
你们想起的时候难过吗?
是不是觉得非常对不起那一个人?非常对不起潘美萍?
这一件事情我经常想起。
我打过电话给潘美萍，她在电话里哭的。
我问她：“你知道，是哪几个同学押送你爸爸的吗?”
她说：“不知道。”
我说：“你没有打听过吗?”
她说：“打听做什么?”
我说：“你一直没有想过打听?”
她说：“没有。”
我说：“我知道是哪几个同学押送的。”
她不做声。
我说：“你想知道吗?”
她不做声。
我没有讲。
我没有告诉她是哪几个。
她如果说想知道的，我也许也不会说。
我如果告诉她是哪几个，她也一定不会说什么。
她的爸爸已经去世四十几年了，她还会说什么?
那时候她还小。那时候我们都小，只有十五六岁。
可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是会很凶狠的。你们那时很凶狠吗?
那两个派你们去押送的同学是很凶狠的。你们应当记得他们凶狠的样子。我记得!他们那时像个疯子。
这一件事情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当时我正站在不远处。
那是初夏，天刚刚黑的时候。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在不远处站着。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出身不好，不可以参加红卫兵。我想干些什么，但是我什么都不可以干。那时候我是一个不被人看见的人，就像有一本美国小说里的黑人一样，因为他是黑人，所以没有人把他当人，没有人看见他。
但是我站在那儿看得见你们。
你们被班里的那两个红卫兵头头同学派去押送潘美萍的爸爸，把他送回原籍。他是一个小学校长，那两个头头同学说，他是逃亡地主，你们把他押送到乡下去!
那两个头头同学还让人在学校食堂买了馒头给你们，给你们在火车上吃。
我都看见的，听见的，不会忘记!
我是站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头头同学也是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布置你们。你们知道我当时想什么吗?我想，啊，你们真开心，可以坐火车了!在火车上还有馒头吃!我喜欢坐火车，我也喜欢吃馒头。
我没有看见你们是什么时候走出校门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押送潘美萍爸爸的。是去他的学校把他带走的，还是去他家带走的?对了，不可能是去家里带走的，因为如果是去家里，那么潘美萍一定知道是你们，可是她不知道。
我不明白，她爸爸的学校怎么不押送，怎么是头头同学让你们去押送，是她爸爸的学校让他们校长的女儿的同学去押送他们的校长的，还是你们红五类的头头同学知道了她的爸爸是逃亡地主，自告奋勇去押送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你们告诉我押送的经过吧。
你们有没有把潘美萍的爸爸绑起来?
你们是坐61路汽车，换13路无轨电车到火车北站的吗?
你们的火车票有座位吗?你们让潘美萍的爸爸坐吗?
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火车上很热吧?
你们在火车上告诉别人，这个人是逃亡地主吗?
你们告诉别人，他是你们同学的爸爸，而且他的女儿是大队长吗?
你们一路上对他凶不凶?
有没有给他喝水?
我这样问你们的时候，我在流泪。
他是个校长，他是个父亲，在晃荡、拥挤的车厢里，他坐在你们对面，或是站着，会想些什么?
你们带着的馒头有没有给他也吃一个?
你们是应当给他吃一个的，给他喝一些水。
当你们的那列夜班火车在不停地往前驶去的时候，潘美萍的家里不知怎样?潘美萍一定记得那个夜晚。可是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你们把他带走了，火车把他带走了，那个家里，绝望成什么样!
这一切的情景，你们都还记得吗，想过没有?
你们无论如何应当记得，应当想想。
你们要回忆给自己听。有机会，经常讲给头头同学听。还应当讲给你们的孩子听。不要不讲，不要让它忘记，更不要假装忘记。那都很不好。
还应当描述他的神情、他的眼睛。他看着车窗外的黑夜吗?那是一种多么多么可怜的绝望，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希望也求助不到，心触不到，手碰不到。
你们看见他在想妻子和女儿吗?
他的女儿，我们的同学，大队长潘美萍。
那个坐在第四组第二排的女孩子。她穿过一件紫红的灯芯绒的衣服。她瘦瘦小小，下课的时候，总会去把黑板擦干净。她也会拉拉旁边的男生，让他上课别说话。她旁边的男生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他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窗外全是黑的。绝望呀，他不是逃亡地主!他很小就到上海，上学，教书，成为父亲，成为校长，可是现在把他押送回乡。
谁也不知道你们当时想些什么。你们也可以说说当时在想些什么。你们都要很真实地说。我也想很真实地说，可是我当时不在。我不在火车上。我不是一个红五类。如果我是红五类，那两个头头同学也让我去押送，那么我肯定开心死。我会非常自豪。不过，也许，因为他是潘美萍的爸爸，所以我不会非常憎恶他。我不会对他凶。我也许会给他吃一个馒头，给他水喝。我会想起他的穿紫红灯芯绒衣服的女儿。我会想潘美萍在家里哭吗?我会想很多的。
后来火车到了。
那是一个很小的站，只有慢车才会停。天还没有完全亮。你们下了车。
‘
你们没有问潘美萍的爸爸应当怎么走。你们跟在他的后面。他很小就去上海了，但是他回过家乡。他认识乡下的路。他朝乡下的路走去。六月初夏的清晨，这条乡下的路上，四个红卫兵，押送着他们的同学的爸爸，把一个不是逃亡地主的校长送回他出生的地方，送到这里来受苦，然后让他死去。清晨的路上啊，只有这奇怪的押送，布谷鸟也在叫，路边的沟渠里流着山上下来的水，多好听的流水的细细的声音啊!四个红卫兵的心里都有些微微的喜悦呢!这是上海没有的声音。
这时，你们没有想到，一路上没有说过一句话的这位爸爸，他说了一句话：“我十三岁的时候，就是从这路上去上海读书的，也是在这火车站上火车的。”
这位爸爸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哭了。你们谁也没有说话。
那一刻，你们不凶狠。你们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只是押送。你们只有十五六岁。
走到村里的时候，鸡已经全部都在叫了。
它们总是照旧这样叫，一天开始的时候，是必须这样叫的。
但是它们不知道，一个上海孩子的爸爸，正走回到他的出生地来。一年以后，他就死了。
这天上午，你们离开大队部的时候，你们当中的萝卜头，把剩下的几个馒头给了潘校长，他说：“潘美萍爸爸，你留着吃吧。”然后，你们就走了。
萝卜头就是坐在潘美萍旁边的男生。
我是坐在潘美萍后面的位子上的。
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有一点儿我想象的成分，可是这个故事还是真实的。放上一点儿想象，是因为我喜欢善良。
我也想听你们说说。说说你们的押送。你们说出来的，肯定比我说的精彩，因为你们在现场。这样也就等于押送了我们自己一次。
成长中的有些事情，是应当由自己押送着，去惩罚一下的。
我知道你们记得。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会经常暗暗想起这一件事情。
你们想起的时候难过吗?
是不是觉得非常对不起那一个人?非常对不起潘美萍?
这一件事情我经常想起。
我打过电话给潘美萍，她在电话里哭的。
我问她：“你知道，是哪几个同学押送你爸爸的吗?”
她说：“不知道。”
我说：“你没有打听过吗?”
她说：“打听做什么?”
我说：“你一直没有想过打听?”
她说：“没有。”
我说：“我知道是哪几个同学押送的。”
她不做声。
我说：“你想知道吗?”
她不做声。
我没有讲。
我没有告诉她是哪几个。
她如果说想知道的，我也许也不会说。
我如果告诉她是哪几个，她也一定不会说什么。
她的爸爸已经去世四十几年了，她还会说什么?
那时候她还小。那时候我们都小，只有十五六岁。
可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是会很凶狠的。你们那时很凶狠吗?
那两个派你们去押送的同学是很凶狠的。你们应当记得他们凶狠的样子。我记得!他们那时像个疯子。
这一件事情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当时我正站在不远处。
那是初夏，天刚刚黑的时候。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在不远处站着。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出身不好，不可以参加红卫兵。我想干些什么，但是我什么都不可以干。那时候我是一个不被人看见的人，就像有一本美国小说里的黑人一样，因为他是黑人，所以没有人把他当人，没有人看见他。
但是我站在那儿看得见你们。
你们被班里的那两个红卫兵头头同学派去押送潘美萍的爸爸，把他送回原籍。他是一个小学校长，那两个头头同学说，他是逃亡地主，你们把他押送到乡下去!
那两个头头同学还让人在学校食堂买了馒头给你们，给你们在火车上吃。
我都看见的，听见的，不会忘记!
我是站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头头同学也是在离校门不远的地方布置你们。你们知道我当时想什么吗?我想，啊，你们真开心，可以坐火车了!在火车上还有馒头吃!我喜欢坐火车，我也喜欢吃馒头。
我没有看见你们是什么时候走出校门的。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押送潘美萍爸爸的。是去他的学校把他带走的，还是去他家带走的?对了，不可能是去家里带走的，因为如果是去家里，那么潘美萍一定知道是你们，可是她不知道。
我不明白，她爸爸的学校怎么不押送，怎么是头头同学让你们去押送，是她爸爸的学校让他们校长的女儿的同学去押送他们的校长的，还是你们红五类的头头同学知道了她的爸爸是逃亡地主，自告奋勇去押送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你们告诉我押送的经过吧。
你们有没有把潘美萍的爸爸绑起来?
你们是坐61路汽车，换13路无轨电车到火车北站的吗?
你们的火车票有座位吗?你们让潘美萍的爸爸坐吗?
那时的火车没有空调，火车上很热吧?
你们在火车上告诉别人，这个人是逃亡地主吗?
你们告诉别人，他是你们同学的爸爸，而且他的女儿是大队长吗?
你们一路上对他凶不凶?
有没有给他喝水?
我这样问你们的时候，我在流泪。
他是个校长，他是个父亲，在晃荡、拥挤的车厢里，他坐在你们对面，或是站着，会想些什么?
你们带着的馒头有没有给他也吃一个?
你们是应当给他吃一个的，给他喝一些水。
当你们的那列夜班火车在不停地往前驶去的时候，潘美萍的家里不知怎样?潘美萍一定记得那个夜晚。可是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你们把他带走了，火车把他带走了，那个家里，绝望成什么样!
这一切的情景，你们都还记得吗，想过没有?
你们无论如何应当记得，应当想想。
你们要回忆给自己听。有机会，经常讲给头头同学听。还应当讲给你们的孩子听。不要不讲，不要让它忘记，更不要假装忘记。那都很不好。
还应当描述他的神情、他的眼睛。他看着车窗外的黑夜吗?那是一种多么多么可怜的绝望，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希望也求助不到，心触不到，手碰不到。
你们看见他在想妻子和女儿吗?
他的女儿，我们的同学，大队长潘美萍。
那个坐在第四组第二排的女孩子。她穿过一件紫红的灯芯绒的衣服。她瘦瘦小小，下课的时候，总会去把黑板擦干净。她也会拉拉旁边的男生，让他上课别说话。她旁边的男生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他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窗外全是黑的。绝望呀，他不是逃亡地主!他很小就到上海，上学，教书，成为父亲，成为校长，可是现在把他押送回乡。
谁也不知道你们当时想些什么。你们也可以说说当时在想些什么。你们都要很真实地说。我也想很真实地说，可是我当时不在。我不在火车上。我不是一个红五类。如果我是红五类，那两个头头同学也让我去押送，那么我肯定开心死。我会非常自豪。不过，也许，因为他是潘美萍的爸爸，所以我不会非常憎恶他。我不会对他凶。我也许会给他吃一个馒头，给他水喝。我会想起他的穿紫红灯芯绒衣服的女儿。我会想潘美萍在家里哭吗?我会想很多的。
后来火车到了。
那是一个很小的站，只有慢车才会停。天还没有完全亮。你们下了车。
‘
你们没有问潘美萍的爸爸应当怎么走。你们跟在他的后面。他很小就去上海了，但是他回过家乡。他认识乡下的路。他朝乡下的路走去。六月初夏的清晨，这条乡下的路上，四个红卫兵，押送着他们的同学的爸爸，把一个不是逃亡地主的校长送回他出生的地方，送到这里来受苦，然后让他死去。清晨的路上啊，只有这奇怪的押送，布谷鸟也在叫，路边的沟渠里流着山上下来的水，多好听的流水的细细的声音啊!四个红卫兵的心里都有些微微的喜悦呢!这是上海没有的声音。
这时，你们没有想到，一路上没有说过一句话的这位爸爸，他说了一句话：“我十三岁的时候，就是从这路上去上海读书的，也是在这火车站上火车的。”
这位爸爸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哭了。你们谁也没有说话。
那一刻，你们不凶狠。你们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只是押送。你们只有十五六岁。
走到村里的时候，鸡已经全部都在叫了。
它们总是照旧这样叫，一天开始的时候，是必须这样叫的。
但是它们不知道，一个上海孩子的爸爸，正走回到他的出生地来。一年以后，他就死了。
这天上午，你们离开大队部的时候，你们当中的萝卜头，把剩下的几个馒头给了潘校长，他说：“潘美萍爸爸，你留着吃吧。”然后，你们就走了。
萝卜头就是坐在潘美萍旁边的男生。
我是坐在潘美萍后面的位子上的。
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有一点儿我想象的成分，可是这个故事还是真实的。放上一点儿想象，是因为我喜欢善良。
我也想听你们说说。说说你们的押送。你们说出来的，肯定比我说的精彩，因为你们在现场。这样也就等于押送了我们自己一次。
成长中的有些事情，是应当由自己押送着，去惩罚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