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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以“精准扶贫与全面小康”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扶贫论坛在甘肃省定西市举办。来自各部委、省市政府的官员、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以及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精准扶贫的政策支持、理论创新、产业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下一步全面打赢扶贫攻坚战提供了新鲜的良方益策。
理论创新——精准扶贫的制度创新与成果转化
要加强扶贫理论的总结和研究。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认为，扶贫问题的研究就世界范围来看，发展比较滞后，还没有完全上升到理论的层次。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把我国扶贫发展的经验，包括世界扶贫的进程认真地加以总结。
扶贫工作的重要地位需要进一步明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为，反贫困关系人类生存的权利，关系社会的公平发展，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主题。未来，可以把反贫困作为一项公共事业来考虑，通过社会招标等利益获得的方式来实现。要考虑给予贫困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减税免税，合理安排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比如最近证监会颁布的IPO扶贫绿色通道。
绿色、生态的产业扶贫模式，是扶贫应坚持的战略方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主任张琦提出，绿色减贫是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脱贫的新方式，它打破了传统的扶贫方式，它的动力机制、就业方式、发展路径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以绿色发展带动扶贫，是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实施的发展方式，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的结合。
成果是检验制度创新的唯一标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主任张静说：“友成基金会以互联网为抓手做了两件工作：一是教育扶贫，二是电商扶贫。作为公益组织我们主要致力于电商中的精神扶贫。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引用了MOOC的概念，即采用大型的在线公开课的方式。这种公开课由知识点构成，随学习，随做题，随测验，成绩很快会出来，成绩合格才算培训结束。培训完成后，我们还会扶上马送一程，保证这些人的店铺开起来，有流量，有稳定的收入，这才算完成我们的目标。”
实践探索——企业帮扶由“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金融扶贫要因人而异，对症下药。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王广平介绍，在创新贷款模式方面，他们成功进行了探索：一是直贷模式，有劳动能力、创业意愿的贫困户，通过银行直接发放贷款，支持他们进行产业方面的发展;二是行业带动模式，对有劳动力和创业意愿、但没有明确的创业目标和创业能力的，通过政府协调，由一些种养大户、农业龙头企业与贫困户签订带动协议，指导农户确定投资方向，使贫困户能够在企业的带动下增收致富、脱贫;三是贷资分红模式，对没有劳动能力和创业能力的贫困户，通过将农户名下的资金，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与当地的龙头企业签订协议，由企业集中使用贫困户的贷款，每年按一定比例收益进行分红付息。
就业扶贫也是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吉利控股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陈文明表示，吉利集团一旦在贫困地区设厂，一个岗位上下游可以带动10到15个就业机会。该集团已经确定了5省9个市县区作为重点扶贫单位，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投资4亿～6亿元，帮助特贫人口1.2万多户。
“建一个基地，活一个产业，富八方群众。”深圳果菜贸易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赵绪萍介绍了公司创建的红河扶贫模式。“我们的项目在云南红河地区已经运作了三年，带去了新的管理理念、新的品种和技术，让土地生长出更多的价值。现在种菜的农民每户每亩的产值可以达到2万元。同时当地老人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来到产业园做工人，每个月有近2000元的收入。”
政策支持——让扶贫政策更加精准
精准扶贫为什么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副司长安利民在论坛上深入阐述了政策扶贫的必要性。“‘十三五’时期，我们要实现集中搬迁和分散式搬迁的人口达到981万。这是世界移民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搬迁计划。这些人口大多来自荒漠化、深山地区，地质灾害区和主体功能区。贫困程度严重，要素资源紧张是这些地区的显著特征。要全部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问题，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才能实现。”
政策的制定细化需要进一步准确完整地把握脱贫目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张建军在发言中说：“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目标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两不愁，三保证，一高于，一接近，两全部。’其中既包括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更包括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两者完整不可分割。中央提出脱贫攻坚的目标后，各地脱贫的计划表也相继出台，有的地方提出‘2016年结束战斗，2017年打扫战场’。这样的计划是否是依据事实研判，实施起来有多大的把握要深思熟虑。”
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时刻把握好政府的角色定位。张建军提出，在政府扶贫开发中要发挥主导作用，但主导并不是主角，脱贫攻坚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的大战役。他认为，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还有巨大的潜力待释放，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工商企业、爱心人士参与扶贫的广度和深度需进一步拓展。各级政府要搭好平台，提供信息，搞好服务，使社会扶贫资源能够精准对接脱贫攻坚的需求，特别是要监督好管理好各项善款的使用。
理论创新——精准扶贫的制度创新与成果转化
要加强扶贫理论的总结和研究。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认为，扶贫问题的研究就世界范围来看，发展比较滞后，还没有完全上升到理论的层次。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把我国扶贫发展的经验，包括世界扶贫的进程认真地加以总结。
扶贫工作的重要地位需要进一步明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为，反贫困关系人类生存的权利，关系社会的公平发展，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主题。未来，可以把反贫困作为一项公共事业来考虑，通过社会招标等利益获得的方式来实现。要考虑给予贫困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包括减税免税，合理安排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比如最近证监会颁布的IPO扶贫绿色通道。
绿色、生态的产业扶贫模式，是扶贫应坚持的战略方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主任张琦提出，绿色减贫是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脱贫的新方式，它打破了传统的扶贫方式，它的动力机制、就业方式、发展路径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以绿色发展带动扶贫，是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实施的发展方式，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的结合。
成果是检验制度创新的唯一标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主任张静说：“友成基金会以互联网为抓手做了两件工作：一是教育扶贫，二是电商扶贫。作为公益组织我们主要致力于电商中的精神扶贫。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引用了MOOC的概念，即采用大型的在线公开课的方式。这种公开课由知识点构成，随学习，随做题，随测验，成绩很快会出来，成绩合格才算培训结束。培训完成后，我们还会扶上马送一程，保证这些人的店铺开起来，有流量，有稳定的收入，这才算完成我们的目标。”
实践探索——企业帮扶由“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金融扶贫要因人而异，对症下药。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王广平介绍，在创新贷款模式方面，他们成功进行了探索：一是直贷模式，有劳动能力、创业意愿的贫困户，通过银行直接发放贷款，支持他们进行产业方面的发展;二是行业带动模式，对有劳动力和创业意愿、但没有明确的创业目标和创业能力的，通过政府协调，由一些种养大户、农业龙头企业与贫困户签订带动协议，指导农户确定投资方向，使贫困户能够在企业的带动下增收致富、脱贫;三是贷资分红模式，对没有劳动能力和创业能力的贫困户，通过将农户名下的资金，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与当地的龙头企业签订协议，由企业集中使用贫困户的贷款，每年按一定比例收益进行分红付息。
就业扶贫也是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吉利控股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陈文明表示，吉利集团一旦在贫困地区设厂，一个岗位上下游可以带动10到15个就业机会。该集团已经确定了5省9个市县区作为重点扶贫单位，计划用3到5年的时间，投资4亿～6亿元，帮助特贫人口1.2万多户。
“建一个基地，活一个产业，富八方群众。”深圳果菜贸易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赵绪萍介绍了公司创建的红河扶贫模式。“我们的项目在云南红河地区已经运作了三年，带去了新的管理理念、新的品种和技术，让土地生长出更多的价值。现在种菜的农民每户每亩的产值可以达到2万元。同时当地老人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来到产业园做工人，每个月有近2000元的收入。”
政策支持——让扶贫政策更加精准
精准扶贫为什么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副司长安利民在论坛上深入阐述了政策扶贫的必要性。“‘十三五’时期，我们要实现集中搬迁和分散式搬迁的人口达到981万。这是世界移民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搬迁计划。这些人口大多来自荒漠化、深山地区，地质灾害区和主体功能区。贫困程度严重，要素资源紧张是这些地区的显著特征。要全部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问题，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才能实现。”
政策的制定细化需要进一步准确完整地把握脱贫目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张建军在发言中说：“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目标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两不愁，三保证，一高于，一接近，两全部。’其中既包括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更包括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两者完整不可分割。中央提出脱贫攻坚的目标后，各地脱贫的计划表也相继出台，有的地方提出‘2016年结束战斗，2017年打扫战场’。这样的计划是否是依据事实研判，实施起来有多大的把握要深思熟虑。”
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时刻把握好政府的角色定位。张建军提出，在政府扶贫开发中要发挥主导作用，但主导并不是主角，脱贫攻坚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的大战役。他认为，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还有巨大的潜力待释放，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工商企业、爱心人士参与扶贫的广度和深度需进一步拓展。各级政府要搭好平台，提供信息，搞好服务，使社会扶贫资源能够精准对接脱贫攻坚的需求，特别是要监督好管理好各项善款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