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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贤问题上,《吕氏春秋》主张以贤君来保障得贤,这与儒、墨呈现出一致性,但操作上的难度也彰显了其中弊端。与此不同,韩非则力图规避君主个人因素对选贤结果的影响,转而寻求一种法、术结合的制度运作。"贤不世出"为战国共识,诸子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困难程度的预判影响了各自政治理论的走向。《吕氏春秋》片面乐观的认识,以及将其归因于"君主不知",使其始终围绕君主展开理论建构。韩非则一开始就将矛头对准了世袭制下的君主,这促使他去寻求一种客观的制度运作。而《吕氏春秋》对贤者标准神秘、难知的认识否定了制度建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