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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佐藤俊子是日本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新女性作家代表之一。1938年12月叉作为《中央公论》文人特派员来到中国，此后再没返回日本。中国时期的佐藤俊子从特派员到后来成为上海的《女声》杂志的主编，在特殊的时代，她的思想与中国现实紧密相关。该论文对先行研究中还很薄弱的佐藤俊子的中国早期主要以北京暂留时期为研究阶段，以1941年9月30日到10月5日连载发表的随笔《支那趣味的魅力》系列文章为分析对象，探讨佐藤俊子北京（北平）时期对中国趣味的认识变化以及对“新…旧”事物价值的重新理解，以期补充佐藤俊子在中国早期的思想认识，探讨她在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中形成了怎样的中国认识。
关键词：佐藤俊子 中国观 中国趣味
一、佐藤俊子早期在中国的行迹及其思想
佐藤俊子在写给长谷川时雨的信中写出了自己决定回日本的心情：“终于决定回日本，想回还是不想回的心情（中略）SZ像再流浪于日本一样的心情试着踏上日本的土地。”佐藤俊子于1936年3月14日回到日本，在3月20日的《读卖新闻》中这样看待她的回归：“与她同文学时代的德田秋生、上司小剑、长谷川时雨等，都希望田村俊子女史的文坛复归，但是她在文学上，或许如今已经有了浦岛的忧郁。”描述了文坛文人对其的支持和期待，但是又不得不看到她对日本文坛和日本社会的陌生和疏离。回国后，文坛友人为佐藤俊子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中央公论》《改造》等杂志社也相继约稿。在这样的文坛接触中，佐藤俊子开始了久违的创作，而在加拿大时期她几乎没有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相关的发表有座谈会、小品文和短篇创作等。
佐藤俊子回国时，是中日战争的前夜。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2年伪满洲国的建国宣言，是日本开始进行侵略战争的开端。日本国内也处于这种战时状态中，1938年4月公布了日本国家总动员法，掀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日本妇女团体联盟也让进步的知识女性参与到战时体制中。
佐藤俊子回国后在作品署名上恢复旧性佐藤，从发表的内容来看，既有对北美时期生活体验而来的思想体会，也有她认识日本社会和当时的文艺言论的写作，可以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参与者。例如回国两个月后参加的《国民再组织与妇人的问题》（原题为：国民再组織孀人同题）的座谈会中，佐藤俊子谈到当时的女性问题：“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女性是从属性质的弱小的寄生虫，又是妻子、母亲的妇女，为了国家而让所爱的丈夫和儿子奔赴战场，忍耐着生活之苦，劳动者的女性代替男子在职场工作，战场上的女性也冒着生命危险而工作”等，“但是谁也没有给她们作为国家一员的这种正确的资格”，指出日本女性以及女性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是对当时的日本社会的批判和抵抗。
受爱人铃木悦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运动的影响，回国后的佐藤俊子与宫本百合子、洼川鹤次郎等日本左翼文学者接近。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盛行之下，加强了法律、“言论、出版、思想以及社会运动的控制”（z）。在严苛的言论和思想統治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受到沉重打击，作家纷纷转向。成为一个能够变革现状的机会。1938年12月佐藤俊子作为《中央公论》特派员来到中国。佐藤俊子的中国之行可以说是为了亲自去体验最为动荡的战时社会，体现女性的社会参与能力，变革生活和创作上僵局状态的新方式。
佐藤俊子对自己文学上的进展性也有认识：“如果与时代同步中有文学的进展性的话，潜入在这重重的波浪中应该朝着什么方向伸展。我想重建自身，在自己的文学上，向着曾经自己所走的艺术方向变革，也很清楚之后思想和长期的生活经验应该朝着什么统一的方向发展”，而只有两年计划的特派员之行，是在失落的文学道路上的一种尝试，也是为了亲自体会日本的战争实况。
原计划进行两年的特派员任务后便返回日本，但直到1945年4月16日因脑溢血在上海去世也未再回日本，她在中国度过了最后六年。
有关佐藤俊子在中国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编《女声》（1943-1945）的时期，而对佐藤俊子在中国早期的思想追记上的研究还很薄弱。随着《田村俊子全集》（第9卷）的发刊和学者对她在中国早期资料的发现和整理，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和行迹有了考察依据。
下图为佐藤俊子在中国的时间划分以及发表的
如上表格，佐藤俊子在华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8年12月到1939年秋。1939年2月到9月间佐藤俊子以《中央公论》特派员的身份每月向《妇人公论》杂志社投稿。
先行研究中分析了这一时期佐藤俊子对中国劳动女性的关注，认为这一时期佐藤俊子的女性解放主义思想是赴中国前的女性思想的继续和延伸，即和中国之前一样，关注劳动女性的生活和生存问题。如发表在《妇女公论》的第一篇文章《上海的支那劳动妇女》中，对苏州河船上生活的妇女进行描写：“这些中国女性和日本的一部分勤苦劳动阶层的女性一样，为了获得食物而拥挤在勤苦劳作的工作线上”，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很多中国人从战场逃亡到法租界，逃亡的难民“睡在别人家的门窗下，或是一群人睡在道路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妇女为求得食物外出劳动，女性增加的另一原因是“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的妇女，不论多少都比事变前增加了”。尽管当时的上海也有富裕阶层的妇女，但是在第一篇作为特派员发表的文章中，“不知道为什么写了为挣口饭吃而外出工作的妇女”，可以说佐藤俊子首要关注的还是劳动妇女的生活生存问题。
另外，“对她来说，对国策的配合只不过是为实现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参政权的手段”。还有研究称：“俊子这样的关注对象和态度，与去年的部队的‘从军作家’所写的‘从军报告’和‘文学性的纪行文’相比，不如说是加拿大时期妇女劳动问题的取材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凹。从中国之前的思想认识和中国时期的女性关注内容来看，佐藤俊子在中国的视点并不是为了政府所期望的对战争的宣传和鼓励士气，而是保持着自我的思想立场开始了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调查。
第二阶段为1939年秋到1942年春，此时期佐藤俊子居住在北京，但也经常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继续向杂志投稿。
关键词：佐藤俊子 中国观 中国趣味
一、佐藤俊子早期在中国的行迹及其思想
佐藤俊子在写给长谷川时雨的信中写出了自己决定回日本的心情：“终于决定回日本，想回还是不想回的心情（中略）SZ像再流浪于日本一样的心情试着踏上日本的土地。”佐藤俊子于1936年3月14日回到日本，在3月20日的《读卖新闻》中这样看待她的回归：“与她同文学时代的德田秋生、上司小剑、长谷川时雨等，都希望田村俊子女史的文坛复归，但是她在文学上，或许如今已经有了浦岛的忧郁。”描述了文坛文人对其的支持和期待，但是又不得不看到她对日本文坛和日本社会的陌生和疏离。回国后，文坛友人为佐藤俊子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中央公论》《改造》等杂志社也相继约稿。在这样的文坛接触中，佐藤俊子开始了久违的创作，而在加拿大时期她几乎没有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相关的发表有座谈会、小品文和短篇创作等。
佐藤俊子回国时，是中日战争的前夜。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2年伪满洲国的建国宣言，是日本开始进行侵略战争的开端。日本国内也处于这种战时状态中，1938年4月公布了日本国家总动员法，掀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日本妇女团体联盟也让进步的知识女性参与到战时体制中。
佐藤俊子回国后在作品署名上恢复旧性佐藤，从发表的内容来看，既有对北美时期生活体验而来的思想体会，也有她认识日本社会和当时的文艺言论的写作，可以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参与者。例如回国两个月后参加的《国民再组织与妇人的问题》（原题为：国民再组織孀人同题）的座谈会中，佐藤俊子谈到当时的女性问题：“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女性是从属性质的弱小的寄生虫，又是妻子、母亲的妇女，为了国家而让所爱的丈夫和儿子奔赴战场，忍耐着生活之苦，劳动者的女性代替男子在职场工作，战场上的女性也冒着生命危险而工作”等，“但是谁也没有给她们作为国家一员的这种正确的资格”，指出日本女性以及女性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是对当时的日本社会的批判和抵抗。
受爱人铃木悦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运动的影响，回国后的佐藤俊子与宫本百合子、洼川鹤次郎等日本左翼文学者接近。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盛行之下，加强了法律、“言论、出版、思想以及社会运动的控制”（z）。在严苛的言论和思想統治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受到沉重打击，作家纷纷转向。成为一个能够变革现状的机会。1938年12月佐藤俊子作为《中央公论》特派员来到中国。佐藤俊子的中国之行可以说是为了亲自去体验最为动荡的战时社会，体现女性的社会参与能力，变革生活和创作上僵局状态的新方式。
佐藤俊子对自己文学上的进展性也有认识：“如果与时代同步中有文学的进展性的话，潜入在这重重的波浪中应该朝着什么方向伸展。我想重建自身，在自己的文学上，向着曾经自己所走的艺术方向变革，也很清楚之后思想和长期的生活经验应该朝着什么统一的方向发展”，而只有两年计划的特派员之行，是在失落的文学道路上的一种尝试，也是为了亲自体会日本的战争实况。
原计划进行两年的特派员任务后便返回日本，但直到1945年4月16日因脑溢血在上海去世也未再回日本，她在中国度过了最后六年。
有关佐藤俊子在中国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编《女声》（1943-1945）的时期，而对佐藤俊子在中国早期的思想追记上的研究还很薄弱。随着《田村俊子全集》（第9卷）的发刊和学者对她在中国早期资料的发现和整理，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和行迹有了考察依据。
下图为佐藤俊子在中国的时间划分以及发表的
如上表格，佐藤俊子在华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8年12月到1939年秋。1939年2月到9月间佐藤俊子以《中央公论》特派员的身份每月向《妇人公论》杂志社投稿。
先行研究中分析了这一时期佐藤俊子对中国劳动女性的关注，认为这一时期佐藤俊子的女性解放主义思想是赴中国前的女性思想的继续和延伸，即和中国之前一样，关注劳动女性的生活和生存问题。如发表在《妇女公论》的第一篇文章《上海的支那劳动妇女》中，对苏州河船上生活的妇女进行描写：“这些中国女性和日本的一部分勤苦劳动阶层的女性一样，为了获得食物而拥挤在勤苦劳作的工作线上”，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很多中国人从战场逃亡到法租界，逃亡的难民“睡在别人家的门窗下，或是一群人睡在道路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妇女为求得食物外出劳动，女性增加的另一原因是“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的妇女，不论多少都比事变前增加了”。尽管当时的上海也有富裕阶层的妇女，但是在第一篇作为特派员发表的文章中，“不知道为什么写了为挣口饭吃而外出工作的妇女”，可以说佐藤俊子首要关注的还是劳动妇女的生活生存问题。
另外，“对她来说，对国策的配合只不过是为实现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参政权的手段”。还有研究称：“俊子这样的关注对象和态度，与去年的部队的‘从军作家’所写的‘从军报告’和‘文学性的纪行文’相比，不如说是加拿大时期妇女劳动问题的取材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凹。从中国之前的思想认识和中国时期的女性关注内容来看，佐藤俊子在中国的视点并不是为了政府所期望的对战争的宣传和鼓励士气，而是保持着自我的思想立场开始了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调查。
第二阶段为1939年秋到1942年春，此时期佐藤俊子居住在北京，但也经常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继续向杂志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