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跟郭英声见面的两周前，他的新书《寂境：看见郭英声》刚在台湾诚品书店上架。虽然各种渠道的宣传还没有正式展开，当我去书店买这本书时，它已经排在诚品书店畅销榜的第三名了。据说，上架才五天，这本书就加印了。
在郭英声的要求下，出版社没有找任何名家推荐写序，所以，这是一本难得的一气呵成不受任何干扰的书。书籍封面是似被狂风扫过的满地乱发，毫无方向，黑暗阴郁，那是郭英声的黑白摄影作品《草》。
书的扉页上写着：给长期被焦虑症困扰的我。
巴黎夜幕下的急速快车和枪声
“我是不喜欢做展览的人，在创作出发点上，我的影像是为了自我救赎。”
一见面，郭英声就开宗明义地给他的作品定了基调：解救他自己。
对郭英声来讲，可能没有比用创作救赎自己更重要的了。在完成使命后，那些作品，无论是被巴黎国家图书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台北美术馆等艺术机构收藏，还是出现在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展览、杂志、摄影画册中，大概都不是他的初衷。
郭英声先得是郭英声，而作为救赎他的摄影，在这之后存在。他的作品，是人生的副产品。
1975年，25岁的郭英声，披着一头标志性的长发，从蒋介石威权统治下的台湾，飞到自由浪漫的巴黎念书、工作、生活。
也是那一年，在某些夜晚，在无法摁奈的极度躁郁下，郭英声抓了枪和钥匙夺门而出，把车开出巴黎市，开到几乎不要命的250英里/小时，在高速公路上沿着海岸线一路狂奔。有时候，他会停下车，向天空放几枪；有时候，他更像是一个准备随时放弃生命的亡命之徒，摇下车窗，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抽着大麻，在深蓝的夜里急速前进。到他认为可以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而他才发现车已开到了比利时。
那时的巴黎，只要在警察局登记备案，是可以合法拥有枪支的。郭英声在巴黎的家里，床边永远放着一杆长枪，开车时他会带一把上了膛的短枪。从小时候打弹珠，到长大后打枪，他一直有着惊人的精准度，他说他可以打下天上的飞鸟。
一路失速的冒险，有着把自己逼入绝境的勇气和奔向自己的决心，也许，那曾让处在极端自由和生命状态中的郭英声，感受过短暂的慰藉。
“我的外在表现和内心有很大的落差。从外表看，我有好的教养，有热情，但我体内有狂暴、狂乱的因子，内心深处非常疯狂。只是很幸运的，我选择了摄影，它刚好救赎了我，一直到现在。我的拍摄目的是自我救赎，后面带来的所有结果，都是意外。”
访谈中，郭英声会时不时地发出极为爽朗且大声的笑，他的语言蕴含着一种影像思维，语速很快，跳跃性强。在我面前的郭英声，看不出来他内心会有那么多的痛苦需要救赎，也很难把他跟那个在午夜开快车的焦躁青年联系起来。
但是，当你看到他在巴黎时期的摄影作品，无论是彩色还是黑白，大概会理解，真的是内心背负了那么重情绪的人，才会拍出那样的画面。
他的摄影，仿佛把在速度中聚焦的情绪，通过按下快门的瞬间释放出来。林怀民曾写文章说：“郭英声说话快、动作快，把着相机有如握住一柄机关枪。摄影，仿佛是追寻内心安宁的必要手段。”
内心交战，归位寂境
但是，郭英声并不是那种彻彻底底阴郁的人，另一面的他是一直保有童心的顽皮小孩。比如，他会指着办公室里收藏的跟三岁小孩差不多大小的阿童木，说它只比自己小两岁，再比如，他偶尔会制造出一些小恶作剧。
在巴黎旅居时的郭英声，常常会固定到老教堂广场旁边的一家咖啡厅看报纸、杂志，直到他对广场上喷泉的时间了如指掌。他突发奇想地想看喷泉冲出肥皂水的效果，有天，他带了肥皂水，在喷泉开始前偷偷洒了进去。“没想到，闹出了大事，肥皂泡泡盖住了整个广场，警车、消防车都赶来了，我就偷偷溜掉了。溜掉的时候，我只在想这个问题：下次，份量要抓准一点。”
在哈哈大笑讲完这个故事后，郭英声接着说：“其实，我是很安静，很害羞，很封闭，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但另一个我要拼命把那个忧郁的我拉出来。我的捣蛋、调皮，到现在还留有一点点。”
2012年，刚过完春节，在台北两层楼的办公室里，用郭英声的话说，他突然就嗨（谐音High，表示情绪亢奋）了。走到楼梯上，他放了个烟花，“烟花突然冒出来，大家都吓一跳，也不会有危险，但我很兴奋”。
郭英声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他有完全不同的面孔，但从外表你无法看到它们的冲突。没人能看清内心的交战，它往往是撕心裂肺的，比有形的痛苦更难以言说，甚至你无法真正弄清楚交战的双方，但它还是会让你感受到激烈的痛苦。郭英声的作品犹如一部做了消音处理的电影，影像在你眼前流动，即便无声，你也听得到它在呻吟，甚至是狂躁地嘶吼。
惊世骇俗的热烈交战化为无声的影像，最终归为寂境。郭英声认为，“寂境是极端的寂静，深邃的无声，就像是我个人的现实处境、内部的精神处境、作为摄影家的处境，这三个处境的相同点。可能我内心里住了两个或者三个我，之间互相拉扯、虐待、爱恋都有可能。”
从台湾到巴黎，转向新彩色摄影
1993年，台北市立美术馆为在巴黎工作生活了近20 年的郭英声做了名为《寂境》的个展，展出了他在巴黎时期的彩色摄影作品，那正是郭英声步入“新彩色摄影”时期的作品。
在去巴黎前，郭英声所拍的基本是黑白作品。作为台湾最早的当代摄影群体“V-10视觉艺术群”创始成员之一，他的作品跟其他成员一样，散发着那个不自在的时代和环境所导致的荒谬感和疏离感。1973年，在“V-10”群体的展览《现代摄影——生活展》上，郭英声展出了具有他早期代表作意义的摄影作品《熨斗》。画面的主体是一个放在铁轨上的熨斗，它身后的铁轨线消失在远方山洞里。
郭英声回想当时的拍摄境况：“我当时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把一个熨斗放在铁轨上面，可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不满抱有本能的宣泄，对未来惶恐、疏离、迷惘。”在林怀民看来，这幅作品有着一种“沉重”感。的确，郭英声的熨斗是当时社会压抑的符号，“那时台湾的氛围很压抑，讲话要很注意。包括不能留长头发，我在街上被抓过两次”。 郭英声在很年轻的时候，长发就已经成为他的标志。台湾作家蒋勋曾说：“在那个一切以军队统一原则来要求学生的年代，郭英声的长发是一种对自我的固执，对体制权威的叛逆。”
郭英声年轻时的超现实视觉尝试，虽然未有成熟的体系，但也让他在摄影生涯的早期就融入了台湾现代摄影群体，这些人同样内心躁动，不安于现状。但是，那段日子恐怕只是郭英声和台湾摄影的一个短暂蜜月期。郭英声的视觉表现，在他到巴黎后，离这个群体越来越远。
久居巴黎的郭英声，进入了自己的“新彩色摄影时代”。即使到了1990年代，彩色摄影在台湾，仍徘徊在边缘。
彩色摄影在摄影的黑白世界中成功突围，在摄影史上开始打出旗号，真正进入美术馆并被接受，是在1976年的纽约。当年，时任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的摄影部主任约翰·萨考夫斯基（John Szarkowski）为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办了美术馆历史上第一场彩色摄影个展，这次展览也在后来被定义为“New Color”（新彩色摄影）的开端。2007年，作为英国彩色摄影的扛大旗者，马丁·帕尔（Martin Parr）在纽约的Hasted Hunt画廊策划了名为Color Before Color（彩色之前的彩色）的展览，想要打破“新彩色摄影诞生于美国”这一固化概念，他特地找了一些在1976年之前就在拍彩色照片的欧洲摄影师来做这个展览。
也正是在郭英声到达巴黎之后，彩色摄影开始在欧美兴起并蓬勃发展，郭英声开始用色彩表现自己。他的彩色摄影表达，紧贴时代脉搏。
与在台湾的压抑时期不一样，此时郭英声的作品，更偏向表达个人情绪，不关注摄影在传统意义上的纪实、证据等功能，不宣泄时代的情绪，也不玩弄东方元素，更不作身份认同的表达。他的作品，都是在平日生活中，以及在各地旅行中对私密情绪或情感的攫取或宣泄，首要满足的是他自己，他的作品不关注社会现实，不对社会做价值判断。
“我所有创作行为，都是在我工作、旅行期间记录下来的，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和需求，我可能就把它放着。等到五年十年之后，或许有美术馆、画廊找我，它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展览、一本书。”
私摄影，寂寞的前行者
而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台湾，政治上经历着从戒严到解严，经济上以亚洲四小龙的姿态高速成长，本土意识开始增强，摄影以服务本土意识，关注台湾土地的纪实摄影为主流，产生的现代摄影也算繁荣。
如果要说郭英声的作品对台湾的价值，大概在于他跟当时台湾摄影的代沟。那代沟差不多隔着一代人，现在这得到了印证。按照现在的说法，郭英声的作品是“私摄影”，用当代艺术的观念来进行个人情绪的表达，而这表达又是私人化的，是对经典构图、色彩构成的一种反动。近十年，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亚洲的年轻群体中，“私摄影”开始大肆流行。
早在二三十年前，郭英声便开始了私摄影，这无疑使他成为了一个寂寞的前行者。从某种程度上，郭英声的作品，拓宽了台湾摄影在的维度，也拓展了人与相机的关系，正如他说：“我不喜欢把自己放在潮流里，就算搞那些东西，也不能感动我自己。”
谈到“私摄影”，南·戈尔丁和荒木经惟这两位摄影师，是绕不开的话题性人物。郭英声的作品也具有自传或半自传性质，但不同的是，在郭英声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人的存在，他故意简化，摒弃人在画面中的干扰，只从色彩、构成、物件上进行情绪表达。
1982年，台湾财团法人浩然基金会邀请郭英声拍摄一本关于台湾的摄影集《台湾映象》，1983年，郭英声名为Images of Taiwan（可直译为台湾影像）的个展在东京展出。郭英声镜头下的台湾，虽然有所克制，但还是有着他明显的新彩色摄影风格。“当时我从南到北拍了一趟台湾的人文、风景、庙宇、生活等，那是我在1980年代看到的台湾，当时并不符合台湾的主流意识形态。”
郭英声拿出一本《台湾映象》，我一页页翻过去，觉得那些画面，并非是对台湾的风景、人情做一种明信片式的美丽观赏，而是散发着一种先锋意味的乡愁。在巴黎的郭英声，一定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把自己原先建立的美感打破，再重新建立起来。“欧洲的美术馆，以及日常生活给我很大的刺激，包括色彩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慢慢形成了自己对颜色、光线、静物的感觉和处理方式”。
被巴黎接纳的时尚摄影师
郭英声受到巴黎的接纳，花了五年时间。
这五年，他大多时间都泡在巴黎的国家电影博物馆里，“我在国家电影博物馆混了很久，那边会有很多导演进进出出。我见过费里尼、贝托鲁奇、尚庐·高达、弗朗索瓦·特吕弗（均为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布列松从电影博物馆出来的时候，曾跟我擦身而过。”
原本想要进入电影领域的郭英声，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做摄影助理，并开始接触巴黎的广告摄影和时尚摄影。而作为他从业生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则是他广泛送出去的作品，得到了ZOOM杂志的回应。
1981年4月，巴黎的杂志ZOOM花了7个版面来刊登郭英声的摄影作品。这是一本极具影响力的先锋视觉杂志，英国当前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当代艺术家David Hockney，曾在1991年被ZOOM报道过，他至今还把这一经历放在自己的履历表里。郭英声回忆：“ZOOM杂志是我人生的一道闸门，真的就像藏有宝藏的门被我敲开了一样。从那之后，所有的事情就都来了”。
随即，郭英声便连续接到十几二十个邀约。在此之后，他开始有了经纪人，当起了有价码的独立摄影师，一天片酬约有三千美金，一个月工作五六天，就可以活得很好。他常接到去伦敦、纽约、东京等地拍摄的邀约，“那个时候，在东京认识了当时日本活动力很强的一些摄影家，以及前辈摄影家，包括筱山纪信。”后来，他再次被ZOOM杂志报道时，作品被放在了封面。
繁华下的孤独基调 如果说郭英声的作品是一种无为的表达，或许，还有一个小细节可以印证。“2003年，我在台北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那时，我的前妻在修房子时找到我1980年代拍的一批黑白底片，就从巴黎寄来给我。”
如果那些照片没有失而复得，就不会有郭英声2003年的展览《母亲，与我记忆中的风景》。郭英声在拍彩色照片时，同时也拍了一些黑白照片，那些照片，同样只是情绪的牵扯，连郭英声自己看到那些照片都说：“那些照片，有点把过去的感情和爱情都找回来的感觉，有种好像已经遗失在曾经某处的味道”。
2003年的展览，是郭英声向母亲表达感情的一个展览，“在记忆的风景中，我走过了也许母亲五十年前曾走过的风景”。
这个展览，把他的母亲看哭了。看完展览后，对他说：“英声啊，我不知道你是这么孤独的小孩。”
郭英声从5个半月到7岁期间，都住在日本东京，他的确有一个孤单的童年。那期间，他的母亲，也就是日后成为台湾著名声乐家的申学庸，正在欧洲学习声乐及表演，父亲因为工作常年在美国、韩国、台湾之间飞来飞去，郭英声的童年由几个保姆轮番带大。母亲从欧洲寄来的明信片，成了他的情感寄托，“我想那很可能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影像记忆。”
或许，儿时与母亲的远离，与父亲的疏离，构成了他这辈子被焦虑和忧郁萦绕的原因，让他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主要朝向自己的内心。
另外，青少年时期在台湾经历的令人不自在的威权统治，或许也成了他焦虑的部分来源。不仅仅表现在他不合时宜的一头长发，还因为他是一个摇滚少年。
初中时起，郭英声开始跟朋友组建摇滚乐团，在当时的台湾，那叫“热门音乐”。19岁的郭英声用玩乐团赚来的钱，买了人生的第一台尼康相机。他的第一个摄影对象，是刚从法国回台的钢琴家杨小佩，有本叫《妇女》的杂志要介绍杨小佩，就用了他的照片。他就这样一脚步入了摄影的世界。
他先后组过两个摇滚乐团，名字分别叫“Dreaming Boy”（做梦的男孩）、“Traveller”（旅行者），这跟郭英声以后的人生，似乎有着天然的契合。从巴黎回到台北后，有人曾问过他后悔过什么，他回答：“大概是我曾坐在咖啡厅门口见到鲍勃·迪伦走过去时，没有站起来请他签名。因为，他后面还有两个彪形大汉保镖，我怕被像拎小鸡一样被拎走。”随即，他便哈哈大笑起来。
郭英声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过几十个国家，他爱旅行，不愿意被约束，也享受旅行中带来的异地思考。他一直是一个Dreaming Boy（做梦的男孩），他钟爱泰迪熊，会拎着它一起旅行，带它坐飞机，跟它说话。他内心深处或许藏着对美好的憧憬，但也如蒋勋所说：“他一直努力地想要保有那一个孤独的、小小的角落。”
一直到现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都摆着泰迪熊，“我其实没有放太多的情绪在它身上，只是单纯地喜欢，喜欢它软软的触感，可以折来折去。有次在欧洲坐飞机，醒来时，发现小熊身上也盖了一个毯子，那是欧洲空中小姐的幽默。”
办公室的角落里，摆了一把吉他，郭英声偶尔会弹弹。我请他弹两下，他弹了小半首英文歌后，弹起朴树的《那些花儿》，跟着小声哼唱起来，但没弹两下，就把吉他放下了。“如果没人的时候，我大概可以把一首歌弹完，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做给我自己的。”
这大概就是郭英声，一个关照自己内心的郭英声。也因为此，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诚恳的情绪。
一路走来的爱情和婚姻，一定滋养或焦灼过他的内心。或许，他太善于发现每个人的美好，也懂得和接纳不同的美好。或许，感情令他满足和欣喜，也是他的磨难。他把自由和感情摆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上，这让他更富感性，也让他跳脱或区别于在世俗生活里主动或被动平庸化的人们。
焦虑症困扰下的郭英声，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用影像在宣泄自己的情绪。“我没有那种强说愁的味道，我就是在某个阶段、某个时间点，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距离感对郭英声是重要的。自己的展览，他布展完就会走掉，也不参加开幕式。近年来，Facebook倒成了他可以跟人舒服交流的重要渠道，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表达，但又不用面对面跟人交流。艺术家大多都在不断地消耗自己，他不想把自己搞得太清楚，也不想在众人面前太过于直白。所以，他的作品，都跟谜一样，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又若即若离。
从开始到现在，人生倒着来
郭英声跟摄影最初的缘分，大概是他七八岁时跟母亲的一张合影，那是郎静山所拍。1981年，郎静山受法国文化部邀请去巴黎做展览，他在巴黎期间都是郭英声来陪同和照顾，郭英声给牙痛的郎静山煮稀饭，煮面。
林怀民是郭英声最初进入摄影领域的一个重要节点。1973年，林怀民在台湾创办云门舞集，开始两年舞蹈团的合作摄影师都是郭英声，“当时很多技术上的困难不懂，照片都是自己在家里，把浴室变成暗房，一张张洗出来的”。云门舞集的第一张海报《寒食》是郭英声拍的，他记得那时跟林怀民一起在西门町的一家咖啡厅贴海报时，被店家赶出来。“在我当时很亲密的朋友里面，林怀民是少数受到国际训练和有着国际视野的人。我也受过他的一些影响，包括1930年代大陆的一些文学作品，矛盾、冰心、沈从文等人的书，都是当时林怀民带回来后，偷偷给我看的。”
郭英声的人生有点倒着来的感觉，用他自己的总结，就是：“我的人生只有一句话：想不到，完全非我所想象。”
“像张照堂他们，大概都大我七八岁，我准备去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准备退休了。我现在才开始做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2008年，郭英声接受了台湾服装品牌JAMEI CHEN的邀请，做品牌的艺术总监，流畅地玩起了跨界。其实，文字也是郭英声一贯的表达方式，截至目前，他已经给台湾版的VOGUE杂志写了近20年的专栏。
坐在办公室里的郭英声，停止了前半生的漂泊，正在经历着他人生中在外人看来最为正常的幸福生活，在家庭和工作中落定生根。当我再一次翻开他的新书《寂境》时，脑中飘出他的一句话：“我的创作是没有目的的无意识，触动快门的是救赎，不然，我就不行了，可能就把车开到250迈去了。”我开始想象在夜里飙快车的郭英声，和那些似乎无解的情绪。
访谈中，他从电脑里找出了一首老歌Into white来诠释他的作品。我看到电脑荧幕里，在公路电影般的音乐录影中，吉他声伴着Cat Steven沧桑的男声飘出来，随着车窗外的景色变幻，向远处延伸，云淡风轻。
郭英声的这一路，或急或缓，都成一道风景。在看他的摄影作品之前，最好先看见他。
在郭英声的要求下，出版社没有找任何名家推荐写序，所以，这是一本难得的一气呵成不受任何干扰的书。书籍封面是似被狂风扫过的满地乱发，毫无方向，黑暗阴郁，那是郭英声的黑白摄影作品《草》。
书的扉页上写着：给长期被焦虑症困扰的我。
巴黎夜幕下的急速快车和枪声
“我是不喜欢做展览的人，在创作出发点上，我的影像是为了自我救赎。”
一见面，郭英声就开宗明义地给他的作品定了基调：解救他自己。
对郭英声来讲，可能没有比用创作救赎自己更重要的了。在完成使命后，那些作品，无论是被巴黎国家图书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台北美术馆等艺术机构收藏，还是出现在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展览、杂志、摄影画册中，大概都不是他的初衷。
郭英声先得是郭英声，而作为救赎他的摄影，在这之后存在。他的作品，是人生的副产品。
1975年，25岁的郭英声，披着一头标志性的长发，从蒋介石威权统治下的台湾，飞到自由浪漫的巴黎念书、工作、生活。
也是那一年，在某些夜晚，在无法摁奈的极度躁郁下，郭英声抓了枪和钥匙夺门而出，把车开出巴黎市，开到几乎不要命的250英里/小时，在高速公路上沿着海岸线一路狂奔。有时候，他会停下车，向天空放几枪；有时候，他更像是一个准备随时放弃生命的亡命之徒，摇下车窗，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抽着大麻，在深蓝的夜里急速前进。到他认为可以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而他才发现车已开到了比利时。
那时的巴黎，只要在警察局登记备案，是可以合法拥有枪支的。郭英声在巴黎的家里，床边永远放着一杆长枪，开车时他会带一把上了膛的短枪。从小时候打弹珠，到长大后打枪，他一直有着惊人的精准度，他说他可以打下天上的飞鸟。
一路失速的冒险，有着把自己逼入绝境的勇气和奔向自己的决心，也许，那曾让处在极端自由和生命状态中的郭英声，感受过短暂的慰藉。
“我的外在表现和内心有很大的落差。从外表看，我有好的教养，有热情，但我体内有狂暴、狂乱的因子，内心深处非常疯狂。只是很幸运的，我选择了摄影，它刚好救赎了我，一直到现在。我的拍摄目的是自我救赎，后面带来的所有结果，都是意外。”
访谈中，郭英声会时不时地发出极为爽朗且大声的笑，他的语言蕴含着一种影像思维，语速很快，跳跃性强。在我面前的郭英声，看不出来他内心会有那么多的痛苦需要救赎，也很难把他跟那个在午夜开快车的焦躁青年联系起来。
但是，当你看到他在巴黎时期的摄影作品，无论是彩色还是黑白，大概会理解，真的是内心背负了那么重情绪的人，才会拍出那样的画面。
他的摄影，仿佛把在速度中聚焦的情绪，通过按下快门的瞬间释放出来。林怀民曾写文章说：“郭英声说话快、动作快，把着相机有如握住一柄机关枪。摄影，仿佛是追寻内心安宁的必要手段。”
内心交战，归位寂境
但是，郭英声并不是那种彻彻底底阴郁的人，另一面的他是一直保有童心的顽皮小孩。比如，他会指着办公室里收藏的跟三岁小孩差不多大小的阿童木，说它只比自己小两岁，再比如，他偶尔会制造出一些小恶作剧。
在巴黎旅居时的郭英声，常常会固定到老教堂广场旁边的一家咖啡厅看报纸、杂志，直到他对广场上喷泉的时间了如指掌。他突发奇想地想看喷泉冲出肥皂水的效果，有天，他带了肥皂水，在喷泉开始前偷偷洒了进去。“没想到，闹出了大事，肥皂泡泡盖住了整个广场，警车、消防车都赶来了，我就偷偷溜掉了。溜掉的时候，我只在想这个问题：下次，份量要抓准一点。”
在哈哈大笑讲完这个故事后，郭英声接着说：“其实，我是很安静，很害羞，很封闭，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但另一个我要拼命把那个忧郁的我拉出来。我的捣蛋、调皮，到现在还留有一点点。”
2012年，刚过完春节，在台北两层楼的办公室里，用郭英声的话说，他突然就嗨（谐音High，表示情绪亢奋）了。走到楼梯上，他放了个烟花，“烟花突然冒出来，大家都吓一跳，也不会有危险，但我很兴奋”。
郭英声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他有完全不同的面孔，但从外表你无法看到它们的冲突。没人能看清内心的交战，它往往是撕心裂肺的，比有形的痛苦更难以言说，甚至你无法真正弄清楚交战的双方，但它还是会让你感受到激烈的痛苦。郭英声的作品犹如一部做了消音处理的电影，影像在你眼前流动，即便无声，你也听得到它在呻吟，甚至是狂躁地嘶吼。
惊世骇俗的热烈交战化为无声的影像，最终归为寂境。郭英声认为，“寂境是极端的寂静，深邃的无声，就像是我个人的现实处境、内部的精神处境、作为摄影家的处境，这三个处境的相同点。可能我内心里住了两个或者三个我，之间互相拉扯、虐待、爱恋都有可能。”
从台湾到巴黎，转向新彩色摄影
1993年，台北市立美术馆为在巴黎工作生活了近20 年的郭英声做了名为《寂境》的个展，展出了他在巴黎时期的彩色摄影作品，那正是郭英声步入“新彩色摄影”时期的作品。
在去巴黎前，郭英声所拍的基本是黑白作品。作为台湾最早的当代摄影群体“V-10视觉艺术群”创始成员之一，他的作品跟其他成员一样，散发着那个不自在的时代和环境所导致的荒谬感和疏离感。1973年，在“V-10”群体的展览《现代摄影——生活展》上，郭英声展出了具有他早期代表作意义的摄影作品《熨斗》。画面的主体是一个放在铁轨上的熨斗，它身后的铁轨线消失在远方山洞里。
郭英声回想当时的拍摄境况：“我当时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把一个熨斗放在铁轨上面，可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不满抱有本能的宣泄，对未来惶恐、疏离、迷惘。”在林怀民看来，这幅作品有着一种“沉重”感。的确，郭英声的熨斗是当时社会压抑的符号，“那时台湾的氛围很压抑，讲话要很注意。包括不能留长头发，我在街上被抓过两次”。 郭英声在很年轻的时候，长发就已经成为他的标志。台湾作家蒋勋曾说：“在那个一切以军队统一原则来要求学生的年代，郭英声的长发是一种对自我的固执，对体制权威的叛逆。”
郭英声年轻时的超现实视觉尝试，虽然未有成熟的体系，但也让他在摄影生涯的早期就融入了台湾现代摄影群体，这些人同样内心躁动，不安于现状。但是，那段日子恐怕只是郭英声和台湾摄影的一个短暂蜜月期。郭英声的视觉表现，在他到巴黎后，离这个群体越来越远。
久居巴黎的郭英声，进入了自己的“新彩色摄影时代”。即使到了1990年代，彩色摄影在台湾，仍徘徊在边缘。
彩色摄影在摄影的黑白世界中成功突围，在摄影史上开始打出旗号，真正进入美术馆并被接受，是在1976年的纽约。当年，时任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的摄影部主任约翰·萨考夫斯基（John Szarkowski）为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办了美术馆历史上第一场彩色摄影个展，这次展览也在后来被定义为“New Color”（新彩色摄影）的开端。2007年，作为英国彩色摄影的扛大旗者，马丁·帕尔（Martin Parr）在纽约的Hasted Hunt画廊策划了名为Color Before Color（彩色之前的彩色）的展览，想要打破“新彩色摄影诞生于美国”这一固化概念，他特地找了一些在1976年之前就在拍彩色照片的欧洲摄影师来做这个展览。
也正是在郭英声到达巴黎之后，彩色摄影开始在欧美兴起并蓬勃发展，郭英声开始用色彩表现自己。他的彩色摄影表达，紧贴时代脉搏。
与在台湾的压抑时期不一样，此时郭英声的作品，更偏向表达个人情绪，不关注摄影在传统意义上的纪实、证据等功能，不宣泄时代的情绪，也不玩弄东方元素，更不作身份认同的表达。他的作品，都是在平日生活中，以及在各地旅行中对私密情绪或情感的攫取或宣泄，首要满足的是他自己，他的作品不关注社会现实，不对社会做价值判断。
“我所有创作行为，都是在我工作、旅行期间记录下来的，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和需求，我可能就把它放着。等到五年十年之后，或许有美术馆、画廊找我，它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展览、一本书。”
私摄影，寂寞的前行者
而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台湾，政治上经历着从戒严到解严，经济上以亚洲四小龙的姿态高速成长，本土意识开始增强，摄影以服务本土意识，关注台湾土地的纪实摄影为主流，产生的现代摄影也算繁荣。
如果要说郭英声的作品对台湾的价值，大概在于他跟当时台湾摄影的代沟。那代沟差不多隔着一代人，现在这得到了印证。按照现在的说法，郭英声的作品是“私摄影”，用当代艺术的观念来进行个人情绪的表达，而这表达又是私人化的，是对经典构图、色彩构成的一种反动。近十年，不管是在欧美，还是在亚洲的年轻群体中，“私摄影”开始大肆流行。
早在二三十年前，郭英声便开始了私摄影，这无疑使他成为了一个寂寞的前行者。从某种程度上，郭英声的作品，拓宽了台湾摄影在的维度，也拓展了人与相机的关系，正如他说：“我不喜欢把自己放在潮流里，就算搞那些东西，也不能感动我自己。”
谈到“私摄影”，南·戈尔丁和荒木经惟这两位摄影师，是绕不开的话题性人物。郭英声的作品也具有自传或半自传性质，但不同的是，在郭英声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人的存在，他故意简化，摒弃人在画面中的干扰，只从色彩、构成、物件上进行情绪表达。
1982年，台湾财团法人浩然基金会邀请郭英声拍摄一本关于台湾的摄影集《台湾映象》，1983年，郭英声名为Images of Taiwan（可直译为台湾影像）的个展在东京展出。郭英声镜头下的台湾，虽然有所克制，但还是有着他明显的新彩色摄影风格。“当时我从南到北拍了一趟台湾的人文、风景、庙宇、生活等，那是我在1980年代看到的台湾，当时并不符合台湾的主流意识形态。”
郭英声拿出一本《台湾映象》，我一页页翻过去，觉得那些画面，并非是对台湾的风景、人情做一种明信片式的美丽观赏，而是散发着一种先锋意味的乡愁。在巴黎的郭英声，一定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把自己原先建立的美感打破，再重新建立起来。“欧洲的美术馆，以及日常生活给我很大的刺激，包括色彩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慢慢形成了自己对颜色、光线、静物的感觉和处理方式”。
被巴黎接纳的时尚摄影师
郭英声受到巴黎的接纳，花了五年时间。
这五年，他大多时间都泡在巴黎的国家电影博物馆里，“我在国家电影博物馆混了很久，那边会有很多导演进进出出。我见过费里尼、贝托鲁奇、尚庐·高达、弗朗索瓦·特吕弗（均为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布列松从电影博物馆出来的时候，曾跟我擦身而过。”
原本想要进入电影领域的郭英声，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做摄影助理，并开始接触巴黎的广告摄影和时尚摄影。而作为他从业生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则是他广泛送出去的作品，得到了ZOOM杂志的回应。
1981年4月，巴黎的杂志ZOOM花了7个版面来刊登郭英声的摄影作品。这是一本极具影响力的先锋视觉杂志，英国当前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当代艺术家David Hockney，曾在1991年被ZOOM报道过，他至今还把这一经历放在自己的履历表里。郭英声回忆：“ZOOM杂志是我人生的一道闸门，真的就像藏有宝藏的门被我敲开了一样。从那之后，所有的事情就都来了”。
随即，郭英声便连续接到十几二十个邀约。在此之后，他开始有了经纪人，当起了有价码的独立摄影师，一天片酬约有三千美金，一个月工作五六天，就可以活得很好。他常接到去伦敦、纽约、东京等地拍摄的邀约，“那个时候，在东京认识了当时日本活动力很强的一些摄影家，以及前辈摄影家，包括筱山纪信。”后来，他再次被ZOOM杂志报道时，作品被放在了封面。
繁华下的孤独基调 如果说郭英声的作品是一种无为的表达，或许，还有一个小细节可以印证。“2003年，我在台北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那时，我的前妻在修房子时找到我1980年代拍的一批黑白底片，就从巴黎寄来给我。”
如果那些照片没有失而复得，就不会有郭英声2003年的展览《母亲，与我记忆中的风景》。郭英声在拍彩色照片时，同时也拍了一些黑白照片，那些照片，同样只是情绪的牵扯，连郭英声自己看到那些照片都说：“那些照片，有点把过去的感情和爱情都找回来的感觉，有种好像已经遗失在曾经某处的味道”。
2003年的展览，是郭英声向母亲表达感情的一个展览，“在记忆的风景中，我走过了也许母亲五十年前曾走过的风景”。
这个展览，把他的母亲看哭了。看完展览后，对他说：“英声啊，我不知道你是这么孤独的小孩。”
郭英声从5个半月到7岁期间，都住在日本东京，他的确有一个孤单的童年。那期间，他的母亲，也就是日后成为台湾著名声乐家的申学庸，正在欧洲学习声乐及表演，父亲因为工作常年在美国、韩国、台湾之间飞来飞去，郭英声的童年由几个保姆轮番带大。母亲从欧洲寄来的明信片，成了他的情感寄托，“我想那很可能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影像记忆。”
或许，儿时与母亲的远离，与父亲的疏离，构成了他这辈子被焦虑和忧郁萦绕的原因，让他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主要朝向自己的内心。
另外，青少年时期在台湾经历的令人不自在的威权统治，或许也成了他焦虑的部分来源。不仅仅表现在他不合时宜的一头长发，还因为他是一个摇滚少年。
初中时起，郭英声开始跟朋友组建摇滚乐团，在当时的台湾，那叫“热门音乐”。19岁的郭英声用玩乐团赚来的钱，买了人生的第一台尼康相机。他的第一个摄影对象，是刚从法国回台的钢琴家杨小佩，有本叫《妇女》的杂志要介绍杨小佩，就用了他的照片。他就这样一脚步入了摄影的世界。
他先后组过两个摇滚乐团，名字分别叫“Dreaming Boy”（做梦的男孩）、“Traveller”（旅行者），这跟郭英声以后的人生，似乎有着天然的契合。从巴黎回到台北后，有人曾问过他后悔过什么，他回答：“大概是我曾坐在咖啡厅门口见到鲍勃·迪伦走过去时，没有站起来请他签名。因为，他后面还有两个彪形大汉保镖，我怕被像拎小鸡一样被拎走。”随即，他便哈哈大笑起来。
郭英声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过几十个国家，他爱旅行，不愿意被约束，也享受旅行中带来的异地思考。他一直是一个Dreaming Boy（做梦的男孩），他钟爱泰迪熊，会拎着它一起旅行，带它坐飞机，跟它说话。他内心深处或许藏着对美好的憧憬，但也如蒋勋所说：“他一直努力地想要保有那一个孤独的、小小的角落。”
一直到现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都摆着泰迪熊，“我其实没有放太多的情绪在它身上，只是单纯地喜欢，喜欢它软软的触感，可以折来折去。有次在欧洲坐飞机，醒来时，发现小熊身上也盖了一个毯子，那是欧洲空中小姐的幽默。”
办公室的角落里，摆了一把吉他，郭英声偶尔会弹弹。我请他弹两下，他弹了小半首英文歌后，弹起朴树的《那些花儿》，跟着小声哼唱起来，但没弹两下，就把吉他放下了。“如果没人的时候，我大概可以把一首歌弹完，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做给我自己的。”
这大概就是郭英声，一个关照自己内心的郭英声。也因为此，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诚恳的情绪。
一路走来的爱情和婚姻，一定滋养或焦灼过他的内心。或许，他太善于发现每个人的美好，也懂得和接纳不同的美好。或许，感情令他满足和欣喜，也是他的磨难。他把自由和感情摆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上，这让他更富感性，也让他跳脱或区别于在世俗生活里主动或被动平庸化的人们。
焦虑症困扰下的郭英声，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用影像在宣泄自己的情绪。“我没有那种强说愁的味道，我就是在某个阶段、某个时间点，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距离感对郭英声是重要的。自己的展览，他布展完就会走掉，也不参加开幕式。近年来，Facebook倒成了他可以跟人舒服交流的重要渠道，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表达，但又不用面对面跟人交流。艺术家大多都在不断地消耗自己，他不想把自己搞得太清楚，也不想在众人面前太过于直白。所以，他的作品，都跟谜一样，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又若即若离。
从开始到现在，人生倒着来
郭英声跟摄影最初的缘分，大概是他七八岁时跟母亲的一张合影，那是郎静山所拍。1981年，郎静山受法国文化部邀请去巴黎做展览，他在巴黎期间都是郭英声来陪同和照顾，郭英声给牙痛的郎静山煮稀饭，煮面。
林怀民是郭英声最初进入摄影领域的一个重要节点。1973年，林怀民在台湾创办云门舞集，开始两年舞蹈团的合作摄影师都是郭英声，“当时很多技术上的困难不懂，照片都是自己在家里，把浴室变成暗房，一张张洗出来的”。云门舞集的第一张海报《寒食》是郭英声拍的，他记得那时跟林怀民一起在西门町的一家咖啡厅贴海报时，被店家赶出来。“在我当时很亲密的朋友里面，林怀民是少数受到国际训练和有着国际视野的人。我也受过他的一些影响，包括1930年代大陆的一些文学作品，矛盾、冰心、沈从文等人的书，都是当时林怀民带回来后，偷偷给我看的。”
郭英声的人生有点倒着来的感觉，用他自己的总结，就是：“我的人生只有一句话：想不到，完全非我所想象。”
“像张照堂他们，大概都大我七八岁，我准备去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准备退休了。我现在才开始做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2008年，郭英声接受了台湾服装品牌JAMEI CHEN的邀请，做品牌的艺术总监，流畅地玩起了跨界。其实，文字也是郭英声一贯的表达方式，截至目前，他已经给台湾版的VOGUE杂志写了近20年的专栏。
坐在办公室里的郭英声，停止了前半生的漂泊，正在经历着他人生中在外人看来最为正常的幸福生活，在家庭和工作中落定生根。当我再一次翻开他的新书《寂境》时，脑中飘出他的一句话：“我的创作是没有目的的无意识，触动快门的是救赎，不然，我就不行了，可能就把车开到250迈去了。”我开始想象在夜里飙快车的郭英声，和那些似乎无解的情绪。
访谈中，他从电脑里找出了一首老歌Into white来诠释他的作品。我看到电脑荧幕里，在公路电影般的音乐录影中，吉他声伴着Cat Steven沧桑的男声飘出来，随着车窗外的景色变幻，向远处延伸，云淡风轻。
郭英声的这一路，或急或缓，都成一道风景。在看他的摄影作品之前，最好先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