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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小时候吧，家长都会这么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收破烂。没想到我好好学习了，反而成了个专业收破烂的……”
汪剑超从中科院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微软公司担任工程师，一次到美国出差，他在微软的员工餐厅里“被每个人用日常行动来保护环境的行为震撼到了”。他端着盘子走到四五个垃圾桶前，不知道该怎么分，一个美国同事手把手教了他，“我们国内大家更多是埋怨社会、政府，而不是身体力行去做些改变，我就希望去做些事情来改变这个现状。”
从那之后，他开始关注垃圾分类。“不仅是和垃圾打交道，更多是在和产生垃圾的源头——人，打交道。”他认为通过技术、设计、大众行为学等方面来影响人类，改变人们的习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也非常有意义。”
放弃掉稳定的微软工作，转向环保领域，他自我感觉还挺好：“我记得小时候吧，家长都会这么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收破烂。没想到我好好学习了，反而成了个专业收破烂的……”
作为技术帝，就算是“收破烂”，也要收得跟别人不一样——他定制了一套企业信息系统，在所有垃圾收集、分类、再生利用的环节上，运用大数据的方式，专做垃圾的资源化处理。
这个企业信息系统记录了每一户参与垃圾分类居民的详细数据，具体到这个垃圾是谁的、这个居民住在哪、他家里面的大致情况、他所在的小区情况等。
与以往相关部门做垃圾分类的方式不同，汪剑超所在的团队不仅仅将垃圾分类停留在“发传单挂横幅”的宣传层面上，而是把宣传动员、回收运营和资源化处理统一起来，变成一个系统的运营服务，真正将垃圾分类落到实处。
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帮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汪剑超认为，资源化是其中最直接的一步，即把该当作资源的垃圾从普通垃圾里面分出来。因此，他们只对可回收垃圾进行搜集。
在汪剑超设计的系统中，居民们开始觉得垃圾分类不再是一件难做且无聊的事情，而是简单又好玩。
首先，居民们会得到一个绿色地球的专用垃圾分类袋，袋上对可回收垃圾的种类进行标识，以便他们对号放入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等。
其次，他们要将这袋可回收垃圾丢入绿色地球专门在小区内设立的分类箱中，这个箱子外形美观，最大的设计点在于“防翻拣”——打包好的可回收垃圾丢入箱子后，会被贴上专属的二维码，这意味着这袋垃圾就是居民的个人财产了。过后，绿色地球的垃圾收集车会开到这个社区，把一天积累下来的可回收垃圾统一运走。
下一步，就是把这些可回收垃圾在绿色地球专门的分拣平台上进行分类。纸、塑料、金属等整齐扎堆，细分为30-40类，几天内，它们将分别被送往成都某纸厂、塑料厂和牛奶厂，重获新生。
汪剑超团队让居民们积极参与的秘诀在于——他们实施积分回馈制度。
除了便于垃圾投递、收运全程信息化管理外，用二维条码跟踪量化居民垃圾投递量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将这些垃圾重量转换为积分，并直接记入用户的账户当中。用户们用投递垃圾得到的积分来换购礼品，积分量化环保贡献的同时，也容易让他们心中产生成就感。汪剑超比喻：“就像打怪练级嘛，经验值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得到回报。”
“大数据时代，我们用数据来驱动我们的业务。”在某个小区里，如果有達到70%的居民都在参与，接下来，汪剑超团队要做的事儿，就是一一去找这30%的居民了。
当然，数据对业务的驱动不止于此。汪剑超设计的信息系统里详细采集了每个小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量，他们会相应地根据这个量来匹配他们专有的垃圾车收运垃圾的频率和路线。还有小区里的环保回收箱，每次开箱，工人们都会拍照并将照片传至信息系统里，经过数据库对这张照片进行信息分析，最终得出能够优化物流效率的开箱时间。
7月2日那天，汪剑超来广州参加由社会创新组织Bottle Dream举办的青年创变者演讲活动。他全程携带着自己的瓶子，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纯粹的环保主义者”，反复强调自己是在用商业的逻辑做环保。
“我的一个想法是，世界的改变不是由少数人做了很多事情完成的，反而是大多数人做一点点事情，世界会因此改变。”
商业的思维帮助他在垃圾分类的普及上实现如何将“1转变到100”。
与个人环保主义者一样，许多环保NGO会专注在一个点上做得很深。
例如一家成都的NGO在一个小区里做了7年时间，才成功让小区里80%以上的居民开始做垃圾分类，而且做得很细致，包括进行堆肥的实验。最终这个小区里70%以上的垃圾都被资源化处理掉，只有30%的垃圾是丢进填埋或焚烧场，“这是我们所有做这一行的人理想中的最好状态。”
可是，花7年的时间仅影响两三百户居民，对汪剑超来说这个效率实在是有点低，也很难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就设计了比较商业化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汪剑超说，他们不要求7年的时间内达到70^%的垃圾转化率，但是他们会要求在短期内覆盖100个小区，“哪怕只有10%的转化率，我就已经有很好的成效了。”在这个基础上，他会慢慢去提高这100个小区的具体效果，甚至还有机会扩展到1000个乃至10000个小区。
5年来，汪剑超所做的垃圾分类已经成功覆盖了成都的464个小区，涵盖14万7000多户的居民。效果最好的小区已达到70%的活跃率，每周都会有居民进行可回收垃圾投放，“这是个挺了不起的成效了。”汪剑超挺满意，即使普通的活跃率大概只有30%。
他未来的目标是，用10年的时间，让1000万户家庭开始垃圾分类，并且开始更加绿色的生活方式。“但目前还是要把成都先做好，我们已经做了十几万户家庭，还不及成都两百万户家庭的10%。”他觉得，厚积薄发后，才可以走得更快。
在汪剑超看来，他现在所采用的垃圾分类模式具有可持续发展盈利性，这也是他商业逻辑的另外一个表现。
目前，他们的3个收入主要来自于政府采购服务、对居民们投放的再生资源进行分类后销售，以及与民生银行、京东、Uber等企业合作。
做与公益环保有关的事情时顺带帮他们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看重他们这样一个平台的价值——没有倾向性，又是时下大热的环保领域，还带有公益色彩。
“用一个共赢的方式，商业合作伙伴得到平台和产品宣传，我们也得到相应的收入。”
据汪剑超描述，09年至12年国内还没有人用类似的方式做垃圾分类，13年后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方式是可行的。因此，目前国内已经有不下5家企业在做类似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成绩和收获，通过这么多年的坚持，把垃圾分类变成了一个市场，也变成了一个行业。”
汪剑超从中科院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微软公司担任工程师，一次到美国出差，他在微软的员工餐厅里“被每个人用日常行动来保护环境的行为震撼到了”。他端着盘子走到四五个垃圾桶前，不知道该怎么分，一个美国同事手把手教了他，“我们国内大家更多是埋怨社会、政府，而不是身体力行去做些改变，我就希望去做些事情来改变这个现状。”
从那之后，他开始关注垃圾分类。“不仅是和垃圾打交道，更多是在和产生垃圾的源头——人，打交道。”他认为通过技术、设计、大众行为学等方面来影响人类，改变人们的习惯，“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也非常有意义。”
放弃掉稳定的微软工作，转向环保领域，他自我感觉还挺好：“我记得小时候吧，家长都会这么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收破烂。没想到我好好学习了，反而成了个专业收破烂的……”
分垃圾如同玩游戏
作为技术帝，就算是“收破烂”，也要收得跟别人不一样——他定制了一套企业信息系统，在所有垃圾收集、分类、再生利用的环节上，运用大数据的方式，专做垃圾的资源化处理。
这个企业信息系统记录了每一户参与垃圾分类居民的详细数据，具体到这个垃圾是谁的、这个居民住在哪、他家里面的大致情况、他所在的小区情况等。
与以往相关部门做垃圾分类的方式不同，汪剑超所在的团队不仅仅将垃圾分类停留在“发传单挂横幅”的宣传层面上，而是把宣传动员、回收运营和资源化处理统一起来，变成一个系统的运营服务，真正将垃圾分类落到实处。
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帮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汪剑超认为，资源化是其中最直接的一步，即把该当作资源的垃圾从普通垃圾里面分出来。因此，他们只对可回收垃圾进行搜集。
在汪剑超设计的系统中，居民们开始觉得垃圾分类不再是一件难做且无聊的事情，而是简单又好玩。
首先，居民们会得到一个绿色地球的专用垃圾分类袋，袋上对可回收垃圾的种类进行标识，以便他们对号放入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等。
其次，他们要将这袋可回收垃圾丢入绿色地球专门在小区内设立的分类箱中，这个箱子外形美观，最大的设计点在于“防翻拣”——打包好的可回收垃圾丢入箱子后，会被贴上专属的二维码，这意味着这袋垃圾就是居民的个人财产了。过后，绿色地球的垃圾收集车会开到这个社区，把一天积累下来的可回收垃圾统一运走。
下一步，就是把这些可回收垃圾在绿色地球专门的分拣平台上进行分类。纸、塑料、金属等整齐扎堆，细分为30-40类，几天内，它们将分别被送往成都某纸厂、塑料厂和牛奶厂，重获新生。
汪剑超团队让居民们积极参与的秘诀在于——他们实施积分回馈制度。
除了便于垃圾投递、收运全程信息化管理外，用二维条码跟踪量化居民垃圾投递量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将这些垃圾重量转换为积分，并直接记入用户的账户当中。用户们用投递垃圾得到的积分来换购礼品，积分量化环保贡献的同时，也容易让他们心中产生成就感。汪剑超比喻：“就像打怪练级嘛，经验值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得到回报。”
“大数据时代，我们用数据来驱动我们的业务。”在某个小区里，如果有達到70%的居民都在参与，接下来，汪剑超团队要做的事儿，就是一一去找这30%的居民了。
当然，数据对业务的驱动不止于此。汪剑超设计的信息系统里详细采集了每个小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量，他们会相应地根据这个量来匹配他们专有的垃圾车收运垃圾的频率和路线。还有小区里的环保回收箱，每次开箱，工人们都会拍照并将照片传至信息系统里，经过数据库对这张照片进行信息分析，最终得出能够优化物流效率的开箱时间。
做环保运用商业逻辑
7月2日那天，汪剑超来广州参加由社会创新组织Bottle Dream举办的青年创变者演讲活动。他全程携带着自己的瓶子，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纯粹的环保主义者”，反复强调自己是在用商业的逻辑做环保。
“我的一个想法是，世界的改变不是由少数人做了很多事情完成的，反而是大多数人做一点点事情，世界会因此改变。”
商业的思维帮助他在垃圾分类的普及上实现如何将“1转变到100”。
与个人环保主义者一样，许多环保NGO会专注在一个点上做得很深。
例如一家成都的NGO在一个小区里做了7年时间，才成功让小区里80%以上的居民开始做垃圾分类，而且做得很细致，包括进行堆肥的实验。最终这个小区里70%以上的垃圾都被资源化处理掉，只有30%的垃圾是丢进填埋或焚烧场，“这是我们所有做这一行的人理想中的最好状态。”
可是，花7年的时间仅影响两三百户居民，对汪剑超来说这个效率实在是有点低，也很难去影响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就设计了比较商业化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汪剑超说，他们不要求7年的时间内达到70^%的垃圾转化率，但是他们会要求在短期内覆盖100个小区，“哪怕只有10%的转化率，我就已经有很好的成效了。”在这个基础上，他会慢慢去提高这100个小区的具体效果，甚至还有机会扩展到1000个乃至10000个小区。
5年来，汪剑超所做的垃圾分类已经成功覆盖了成都的464个小区，涵盖14万7000多户的居民。效果最好的小区已达到70%的活跃率，每周都会有居民进行可回收垃圾投放，“这是个挺了不起的成效了。”汪剑超挺满意，即使普通的活跃率大概只有30%。
他未来的目标是，用10年的时间，让1000万户家庭开始垃圾分类，并且开始更加绿色的生活方式。“但目前还是要把成都先做好，我们已经做了十几万户家庭，还不及成都两百万户家庭的10%。”他觉得，厚积薄发后，才可以走得更快。
在汪剑超看来，他现在所采用的垃圾分类模式具有可持续发展盈利性，这也是他商业逻辑的另外一个表现。
目前，他们的3个收入主要来自于政府采购服务、对居民们投放的再生资源进行分类后销售，以及与民生银行、京东、Uber等企业合作。
做与公益环保有关的事情时顺带帮他们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看重他们这样一个平台的价值——没有倾向性，又是时下大热的环保领域，还带有公益色彩。
“用一个共赢的方式，商业合作伙伴得到平台和产品宣传，我们也得到相应的收入。”
据汪剑超描述，09年至12年国内还没有人用类似的方式做垃圾分类，13年后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方式是可行的。因此，目前国内已经有不下5家企业在做类似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成绩和收获，通过这么多年的坚持，把垃圾分类变成了一个市场，也变成了一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