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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朝由于战争及政治斗争的原因，致使许多人向北迁移，这些人受到北魏的礼待，同时也把南方的文化元素带进了北方文化元素中。南朝士人的到来，对魏晋时期的老庄玄学、经史之义、举止风仪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这种南方的气韵风度，还影响到了帝王的文化修养与审美情趣。同时，北方的“丝绸之路”中断，使得南方海路开始兴盛。佛教的造像风格由海路传入南方再传入北方，极大地促进了佛教造像风格的南式化。南北朝审美文化的交流则再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是在历史的交流和融合中发展完善的。
关键词：南北交流；佛像造像；褒衣博带；秀骨清像
钟仕伦老师在他的《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这本书中，敏锐地发现和抓住了中国美学史上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现象：“这就是每当美学史上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的到来，往往在这之前有一个准备期，而这个准备期实际上就是以文化中心的迁移为标志的南北文化大交流时期。” 经过查找资料和学习，我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的研究中，关于盛唐时期之前的南北美学与文艺精神的交融问题可以由魏晋南北朝后期，南北佛像造像审美文化的交融反映出来。下面我就将南北佛教传入途径、佛像的造像特点等进行一系列的分析。
一、南北佛学的交流成因
中国历史上一段南北大分裂时期是自公元300年前后至589年。南北对峙，从地域上讲，传统文化被割裂了，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各自为政，并因其不同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风和不同的审美意识，总体上呈现出北重气质、南贵清绮的美学思潮。南北对峙隔绝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交往融合则是长期的和必然的。当时的社会战乱不断，儒学开始衰退，社会和现实人生失去精神支柱，时代和个人都需要一种精神信仰来维系其发展。佛教的传入，则给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个人带来了一种都需要的精神信仰来维系其发展。
“由佛教的输入可以看到一种文化整合现象。东汉末年，儒学衰退，社会和现实人生失去精神支柱，社会价值观念和人格价值观念发生逆转，社会、时代和个人都需要一种精神信仰来维系其发展。佛学寄希望于来世，同时也未忽视现世的精神修炼和人格重塑。失去统一信仰的社会和支离破碎的时代以及丧失精神乐园的个人必然会容纳这样一种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即人人在理想上的平等。这是《四十二章经》得以首先撞开中华传统文化之门的重要因素。” 外来的佛教文化有了代替儒家文化的整合因素，魏晋南北朝的高僧在传播佛教和以佛入玄或以玄入佛之时，又常常如战国时期的“士”，肩任了拯世济时的重担，因而是他们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先锋。
二、佛学传入的南北路线
一般认为，佛教主要是由北方的丝绸之路，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再由西北渐入中原。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有北方的丝绸之路，还有南方的海路这一条线路。南路从锡兰（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南部交趾、广州，再到扬州和江苏山东一带。南北传播路径和系统有所不同，风格也就有所区别。
“据阮荣春等人研究，早在汉末、三国、西晋初，即公元三世纪期间，中国就形成了一个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而北方佛教造像最早纪年的敦煌石窟也要到公元四世纪时才出现。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南方佛教造像渊源于中印度秣菟罗风格，经南方丝绸之路由缅甸传入云南、四川而至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而北方佛教造像则渊源于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经西域通道而东渐至我国北方。” 北方僧人的风貌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变化的，而在南方的佛教则与儒道相互碰撞、学习，僧人具有了江南士人的特性。带有南朝审美意象的佛教造像艺术被僧人通过南北交流传到了北方，之后又与北方佛教造像审美意象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北朝佛教造像的艺术特点。
三、北方佛教造像——大同云冈石窟
大同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的交界处，在内长城与外长城之间，古时候又称为平城。因为唐代大同军驻扎而得名。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大约十六公里处的武州（周）山南麓，十里河北岸。石窟东西绵延一公里左右，共分为三个区域：东部第1窟-4窟，中部第5窟-13窟，西部第14窟-45窟。《魏书释老志》关于石窟的开凿是这样记述的：“和平初，师贤卒。昙暇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暇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暇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俊奉以师礼。昙暇白帝，于京城西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太武帝在太延五年平定北凉后，便下令迁徙凉州的官吏百姓共计三万户到京师。其中的三千僧侣，成为了后来平城佛教和云冈石窟建设的主力军，对平城（大同）的佛教兴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期，汉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动摇了凉州僧团的领导地位。随后，徐州义学高僧接受了孝文帝的邀请，率领弟子北上。到太和十三年（489年），“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登上了云冈第11窟的外壁。艺术特征与相似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
1938年至1944年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带领京都大学调查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们在其16卷本的《云冈石窟》中指出“北魏平城佛教文化艺术带有浓郁中亚（此指新疆）色彩的凉州风格的再现，尽管云冈石窟的西方样式具有多元性，明显受到西方诸地石雕、泥塑、壁画等等的影响，但其早期雕刻显示出的是犍陀罗风格、中印度风格和中亚风格，而中亚各国寺院与云冈石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传统则主要表现在动物雕刻、仿木构建筑雕刻等方面，石窟造像明显存在着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
四、南北佛像审美融合——洛阳龙门石窟
南朝由于战争及政治斗争的原因，致使许多人向北迁移，这其中就包括东晋宗室人物和南方大族。这些人受到北魏的礼待，同时他们也把南方的文化元素带进了北方文化元素中。南朝士人的到来，对魏晋时期的老庄玄学、经史之义、举止风仪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这种南方的气韵风度，还影响到了帝王的文化修养与审美情趣。北魏时期，南北朝廷互相派遣的使者对南北文化逐渐的交流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北方的“丝绸之路”中断，使得南方海路开始兴盛。佛教的造像风格由海路传入南方再传入北方，极大地促进了佛教造像风格的南式化。魏孝文帝在北魏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开始开凿龙门石窟，这时的洛阳成为中原文化的聚集地，在其自身具有深厚底蕴的同时，又受到南方文化的影响，造像风格已经不再是云冈石窟那种雄浑粗犷的犍陀罗式，龙门石窟开创最早、内容也是最丰富的古阳洞。根据对古阳洞佛像造像的一段描述：“北璧靠下的礼佛图浮雕，前有身披袈裟的比丘尼引导，其后的供养人是两位长裙拽地的贵族妇女，随后依次是侍女和拱手侍从。画中人物修长瘦削，长裙飘逸，清貌秀容。圆雕大像雄健朴实，礼佛图浮雕精致入微。本尊释迦摩尼面相清秀，嘴角微笑上翘”，我们可以看出其佛教造像风格已经具有了“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审美特征。
五、总结
由于南北朝廷互相派遣使者以及南朝大量流亡士人北上、南北僧人的交流学习，南北文化逐渐交流融合。同时，北方丝绸之路的中断使得南方海路兴盛，佛像造像风格就由海路传入南方再传入北方，这些因素促成了佛教初入中国即与南士气韵结合起来，从而得以在汉民族文化的土地上立足。正是这样，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也逐渐趋于人间化、士人化，充满了形神之美，开启了唐代佛教艺术的风韵。而南北朝审美文化的交流则再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是在历史的交流和融合中完善和发展的。
参考文献：
[1]钟仕伦.《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
[1]黎臻、袁济喜.《从北魏龙门石窟艺术透视南北审美文化的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2]张焯.《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中国文化遗产，2007
[3]王霞.《中国北魏石窟造像样式的汉化研究》.苏州大学，2011
作者简介：
苏轼（1989.01～），男，籍贯：山西太原，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美学，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关键词：南北交流；佛像造像；褒衣博带；秀骨清像
钟仕伦老师在他的《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这本书中，敏锐地发现和抓住了中国美学史上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现象：“这就是每当美学史上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的到来，往往在这之前有一个准备期，而这个准备期实际上就是以文化中心的迁移为标志的南北文化大交流时期。” 经过查找资料和学习，我发现在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的研究中，关于盛唐时期之前的南北美学与文艺精神的交融问题可以由魏晋南北朝后期，南北佛像造像审美文化的交融反映出来。下面我就将南北佛教传入途径、佛像的造像特点等进行一系列的分析。
一、南北佛学的交流成因
中国历史上一段南北大分裂时期是自公元300年前后至589年。南北对峙，从地域上讲，传统文化被割裂了，长江以南和长江以北各自为政，并因其不同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风和不同的审美意识，总体上呈现出北重气质、南贵清绮的美学思潮。南北对峙隔绝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交往融合则是长期的和必然的。当时的社会战乱不断，儒学开始衰退，社会和现实人生失去精神支柱，时代和个人都需要一种精神信仰来维系其发展。佛教的传入，则给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个人带来了一种都需要的精神信仰来维系其发展。
“由佛教的输入可以看到一种文化整合现象。东汉末年，儒学衰退，社会和现实人生失去精神支柱，社会价值观念和人格价值观念发生逆转，社会、时代和个人都需要一种精神信仰来维系其发展。佛学寄希望于来世，同时也未忽视现世的精神修炼和人格重塑。失去统一信仰的社会和支离破碎的时代以及丧失精神乐园的个人必然会容纳这样一种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即人人在理想上的平等。这是《四十二章经》得以首先撞开中华传统文化之门的重要因素。” 外来的佛教文化有了代替儒家文化的整合因素，魏晋南北朝的高僧在传播佛教和以佛入玄或以玄入佛之时，又常常如战国时期的“士”，肩任了拯世济时的重担，因而是他们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先锋。
二、佛学传入的南北路线
一般认为，佛教主要是由北方的丝绸之路，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再由西北渐入中原。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有北方的丝绸之路，还有南方的海路这一条线路。南路从锡兰（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南部交趾、广州，再到扬州和江苏山东一带。南北传播路径和系统有所不同，风格也就有所区别。
“据阮荣春等人研究，早在汉末、三国、西晋初，即公元三世纪期间，中国就形成了一个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而北方佛教造像最早纪年的敦煌石窟也要到公元四世纪时才出现。而且在艺术风格上，南方佛教造像渊源于中印度秣菟罗风格，经南方丝绸之路由缅甸传入云南、四川而至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而北方佛教造像则渊源于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经西域通道而东渐至我国北方。” 北方僧人的风貌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变化的，而在南方的佛教则与儒道相互碰撞、学习，僧人具有了江南士人的特性。带有南朝审美意象的佛教造像艺术被僧人通过南北交流传到了北方，之后又与北方佛教造像审美意象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北朝佛教造像的艺术特点。
三、北方佛教造像——大同云冈石窟
大同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的交界处，在内长城与外长城之间，古时候又称为平城。因为唐代大同军驻扎而得名。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大约十六公里处的武州（周）山南麓，十里河北岸。石窟东西绵延一公里左右，共分为三个区域：东部第1窟-4窟，中部第5窟-13窟，西部第14窟-45窟。《魏书释老志》关于石窟的开凿是这样记述的：“和平初，师贤卒。昙暇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暇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暇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俊奉以师礼。昙暇白帝，于京城西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太武帝在太延五年平定北凉后，便下令迁徙凉州的官吏百姓共计三万户到京师。其中的三千僧侣，成为了后来平城佛教和云冈石窟建设的主力军，对平城（大同）的佛教兴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期，汉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动摇了凉州僧团的领导地位。随后，徐州义学高僧接受了孝文帝的邀请，率领弟子北上。到太和十三年（489年），“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登上了云冈第11窟的外壁。艺术特征与相似于龙门石窟的北魏造像。
1938年至1944年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带领京都大学调查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们在其16卷本的《云冈石窟》中指出“北魏平城佛教文化艺术带有浓郁中亚（此指新疆）色彩的凉州风格的再现，尽管云冈石窟的西方样式具有多元性，明显受到西方诸地石雕、泥塑、壁画等等的影响，但其早期雕刻显示出的是犍陀罗风格、中印度风格和中亚风格，而中亚各国寺院与云冈石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传统则主要表现在动物雕刻、仿木构建筑雕刻等方面，石窟造像明显存在着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
四、南北佛像审美融合——洛阳龙门石窟
南朝由于战争及政治斗争的原因，致使许多人向北迁移，这其中就包括东晋宗室人物和南方大族。这些人受到北魏的礼待，同时他们也把南方的文化元素带进了北方文化元素中。南朝士人的到来，对魏晋时期的老庄玄学、经史之义、举止风仪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这种南方的气韵风度，还影响到了帝王的文化修养与审美情趣。北魏时期，南北朝廷互相派遣的使者对南北文化逐渐的交流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北方的“丝绸之路”中断，使得南方海路开始兴盛。佛教的造像风格由海路传入南方再传入北方，极大地促进了佛教造像风格的南式化。魏孝文帝在北魏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开始开凿龙门石窟，这时的洛阳成为中原文化的聚集地，在其自身具有深厚底蕴的同时，又受到南方文化的影响，造像风格已经不再是云冈石窟那种雄浑粗犷的犍陀罗式，龙门石窟开创最早、内容也是最丰富的古阳洞。根据对古阳洞佛像造像的一段描述：“北璧靠下的礼佛图浮雕，前有身披袈裟的比丘尼引导，其后的供养人是两位长裙拽地的贵族妇女，随后依次是侍女和拱手侍从。画中人物修长瘦削，长裙飘逸，清貌秀容。圆雕大像雄健朴实，礼佛图浮雕精致入微。本尊释迦摩尼面相清秀，嘴角微笑上翘”，我们可以看出其佛教造像风格已经具有了“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审美特征。
五、总结
由于南北朝廷互相派遣使者以及南朝大量流亡士人北上、南北僧人的交流学习，南北文化逐渐交流融合。同时，北方丝绸之路的中断使得南方海路兴盛，佛像造像风格就由海路传入南方再传入北方，这些因素促成了佛教初入中国即与南士气韵结合起来，从而得以在汉民族文化的土地上立足。正是这样，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也逐渐趋于人间化、士人化，充满了形神之美，开启了唐代佛教艺术的风韵。而南北朝审美文化的交流则再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是在历史的交流和融合中完善和发展的。
参考文献：
[1]钟仕伦.《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
[1]黎臻、袁济喜.《从北魏龙门石窟艺术透视南北审美文化的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2]张焯.《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中国文化遗产，2007
[3]王霞.《中国北魏石窟造像样式的汉化研究》.苏州大学，2011
作者简介：
苏轼（1989.01～），男，籍贯：山西太原，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美学，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