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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杨昌浚《恭颂左公西征甘棠》）
这是晚清影响很大的一首诗，大约是因为它揄扬左宗棠在新疆的历史功绩最为精粹。作者杨昌浚（就是那个因杨乃武、小白菜一案被革职的浙江巡抚）算不得诗人，此诗却名闻遐迩。第一句“起”，第二句“承”——都语义平平，甚至还有些逻辑含混（仿佛嘲讽大量湖南人靠乡谊在塞外谋食），第三句却“转”得很精彩，“合”出点睛似的第四句——翻古人之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而用之，可谓神来之笔了。
有许多杰出的人物，因为处在平庸的时代，缺少历史的机遇，终生未能一展长才。同样，在跌宕的年代里，有许多历史的诉求，因为没有遭遇杰出的人物也徒然地流逝。而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类整体或局部的命运就会产生很大的转折。这不是在宣传英雄史观，而是就事论事——比如左宗棠和新疆的领土危机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后者，左某不过“同光中兴”的名臣而已，形象要大打折扣；而没有前者呢？我们今天恐怕已经不可能时时把一项“重大核心利益”挂在嘴边了。
1866年，左宗棠从浙江巡抚任上升任陕甘总督，主要任务本来是“剿捻”、“平回乱”。他不乏一个政治家在这方面的“稳、准、狠”，不到两年，地方局面平靖。而在此前（1865年），新疆内乱，已导致外族入侵，浩罕汗国的军事头领阿古柏占领喀什，成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不断攻城略地，到1871年，便控制了全疆大部分地区。1873年，阿古柏自认奥斯曼帝国为其宗主国，接受土耳其苏丹赐封的埃米尔称号，悬挂土耳其国旗，眼看这占总面积六分之一的中国领土就要兵不血刃地沦入他人之手。作为毗邻地区的封疆大吏，左宗棠当然不能坐视，通过反复争论，朝廷终于决策，于1875年命令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准备以武力手段保护国家权益。1876年4月，左宗棠率大军西征。不到两年，击溃了阿古柏和白彦虎两个军事集团，阿古柏自杀，白彦虎逃往俄国，新疆全境光复。但自1865年内乱以来，俄国趁机一直占领着伊犁地区，此时提出种种无理条件，不肯归还。左宗棠遂于1880年四月率师进军哈密，以不惜与俄决一死战的姿态，为曾纪泽的外交谈判赢得话语权，最后终于收复伊犁。他在哈密住了四个多月，直到八月奉调入京。在他力主下，新疆很快建省，国家分裂的危险被化解了。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内外两条战线斗争的复杂性和塞外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都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和接受。左宗棠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仅从他个人主观条件方面分析，至少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对新疆问题和整体形势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
左宗棠和新疆的关系，有些历史渊源必须回溯到他入疆前的若干年。对于一个政治才能和抱负都很出众的人，了解天下大势从来都是一种本能的渴求，青年左宗棠就以读书之多、见识之广而名重一时。虽然三次会试不中，一介举人的他，却能被道光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引为忘年之交并结为儿女亲家，就是因为他的襟怀和谈吐令陶心折。1849年，左在长沙开馆授徒，因病从云贵总督任上开缺的林则徐回乡途中约左在客舟中一晤。两人倾谈竟夕，十分投机，特别是对于西部边疆防务问题，见解完全一致。林将自己在新疆多年搜集的资料、地图等全部交给左，并对他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不到一年，林就病故了，死前的奏疏中一再推荐左才堪大用。
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赏识，后来成为林倡导的国防理论体系（即所谓“塞防论”）的领军人物。他很重视林遗赠给他的资料，并不断积累自己在这方面阅读和思考的心得，对于新疆的山川地理、人文历史、宗教民俗和周边国情都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使他在与“海防论”者的政策辩论中占了上风，并最后促成了朝廷进军新疆的决定。疆乱始作，他就主张用兵。当时“海防论”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反对，李的主要理由是：“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时岁需军费二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以为不便。”又说：“而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照他的逻辑，新疆只有放弃，省钱又省事。这套说词对慈禧等满洲亲贵还是有些吸引力的——只要朝廷在，好日子就有保障，维持边远地区确实太费力。可是左宗棠的话也很打动人：“关陇新平（甘肃回乱刚平定），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设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为了有效地震撼慈禧的神经，左进一步分析由地理形势决定的严重威胁国家根本的危殆局面：“若新疆不固，则蒙部（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俄人拓境日广，自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指消防常识：柴火得搬到远处，砌烟囱要拐弯），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这番话确实有效，使慈禧既想到恐怖前景，又感到责任压力，终于决定支持左宗棠出兵。临了还有些惴惴，问左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左的回答十分剀切：“剿抚兼施，一了百了，需时五年。”慈禧很满意。后来，事实证明，左没有说大话——1876年出兵，一年半扫平了阿古柏，到1880年，俄国归还伊犁，总共不过四年。
二、充分而缜密的准备工作
进军新疆是左宗棠多年的抱负，实际的准备在他出任陕甘总督（1866）时就开始了。所谓准备，主要指后勤保障，数千里远征，军需不继，后果十分严重。靠买，靠调，都不切实际，唯一可行之计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古以来，戍边将士就有屯垦的传统，不过左宗棠做得尤其出色。在1868至1875年的几年里，他通过屯垦积下的余粮已达十数万担，加上四处购集和关内调拨的粮草，陆续被转运到前线。肃州（酒泉）是最大的储运中心，也是他后来的前线指挥部。这一连串举措是日后军事进展顺利的重要保证。
后勤准备，除了粮秣，还有被服、军械等等。1870年，他建立了西安制造局，两年后又建立了兰州制造局，都是兵工厂。他办的兰州织呢厂本也是军工单位，那里生产的被人戏称为“麻袋片”的粗呢就是军服材料。兵工厂制造和改装了大批近代武器，最著名的有所谓“螺丝炮”（大约是指炮膛内刻上了来复线）和七响后膛枪等。当时的德国专家还曾说：“凭这样的装备不会输给俄国人。”
所有这些准备正是左宗棠在新疆稳操胜券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胆略
左宗棠主动请缨西征的理论逻辑是：“光复新疆，所以保蒙古；守卫蒙古，所以保京师。”意思很明显——仗是一定要打的，不打就要亡国。这话让他站在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朝中大员虽然反对派居多，一时却张不开口。出师前，就是曾国藩出来说过劝阻的话，立意是中国目前形势不好，轻启外衅，恐有萧墙之忧。左宗棠很气愤地反驳他：“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当时曾正处在天津教案之后的“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灰暗时期，不便多说，但双方的关系是更趋疏远了。左对曾的态度其实是很在乎的，不像对李鸿章那样轻藐和敌视，但事关原则，曾不支持自己的方略，他就不惜翻脸。
1876年，从兰州出师时，他把大本营设在千里之外的肃州。自己随军进驻，还捎带着一口棺材十分扎眼，大有“不斩楼兰誓不还”的架势。这里面不排除有作秀的的用心，但以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领兵舆榇西征，挥师直指大漠，总还是会唤起正常人的几分悲壮与感动。事实上，没有超乎寻常的决心和勇气，这点也是很难做到的。
四、适应形势的正确决策
整个行动的牵涉面广，它的成功是许多正确决策带来的，要而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军事：事前，他制定了“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先迟”和“缓进”是配套的，“后速”和“急战”也是相应的，都是根据后勤补给线漫长和运输条件艰苦这一特定情况而制定的战略。为了争取时间上的主动权，他不断强调速战速决的要求。“速”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为部属刘锦棠请功的表章上写到：“三旬之间，迅扫贼氛，穷追三千里，收复东四城，歼敌数千，追回难民数十万。决机神速，古今以来，实罕其匹。”当然“速决”还需要勇猛做前提。这证明了他麾下的湘军良好的军事素质。其他，他作出的“先南后北”、“先弱后强”等一系列进攻部署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2）政治：这里面的内容十分庞杂，但最予人以深刻印象的应该是如下两点：
1，协调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决策阶段，首先要把以李鸿章为首的反战派的声势压下去，而关键就在于争取最高方面（慈禧）及其他满洲亲贵的同情和支持。左宗棠深知满洲人最担心基业不保：满蒙素称一体，京师更是王朝命脉所系，于是他提出了新疆——蒙古——京师安全与共的逻辑链条。结果果然奏效。慈禧、军机大臣文祥等成了他最有力的后台，一次就由中央拨付军费五百万两（另由地方筹划五百万两），堪称难得的慷慨。反战派也只好就此偃旗息鼓。在用兵阶段，他区分队伍的不同成分，分别由两位副手（汉人刘锦棠和满人金顺）统领，各从一路进军，两军互为呼应却互不统辖，有竞争而无矛盾，也免得因畛域之见而授人话柄。这是特殊国家体制下很重要的一条用人之道。
2，剿抚并重，赢得民心。左氏素以作风泼辣、手段残忍而著名的，在民间有“屠夫”之称，而入疆作战，他却一改故态，制定出“剿抚并重”的方针。首先是孤立白彦虎集团，争取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白彦虎是被他从甘肃驱赶过来的老对手，所谓“必死之寇”，彼此没有回旋余地。消灭白彦虎以后，再对付阿古柏。阿是安集延（乌兹别克）人，和新疆好几个民族同属突厥后裔，有了这条纽带，被他裹胁在队伍里的当地民众多达数十万之众。左宗棠宣布：对追随过阿古柏的当地居民，只要放弃反抗，一律不加追究，送回故里安置。这条政策的效果大得惊人，以至后来进剿南疆时，竟出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戏剧场面。
（3）外交：新疆是英、俄两个大国觊觎和争夺的目标。从波斯湾到帕米尔，双方有一条自西向东的利益分割线，彼此盯得很紧，不容对方逾矩。左宗棠深知自己在新疆用兵，必须认真分析这两个潜在对手的动态，尽可能把它们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于自己有利的客观条件。阿古柏的军队是从被俄军攻占的浩罕王国逃过来的，俄军没有趁机过境来追剿，这是因为在前不久的第九次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中，土尔其和英、法结盟，俄国大败，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和土耳其再战。因而在土耳其公然接受阿古柏政权为其属国并正式予以册封时，俄国只是就近派兵占领了伊犁地区，为此还知会了清政府，说是替它代管云云，貌似友好，用以掩饰自己的不得已。左宗棠审时度势，作出善意回应，暂时同意了俄国的代管事实（不同意也是废话，伊犁远在两千里外，根本不在自己控制之下），以取得俄国对自己的一点至少是道义上的支持。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遏制英国和土耳其可能的军事干预，结果还真是奏效了。由于英、俄双方谁都没有大动作（阿古柏军中有些英国和土耳其的教官、技师之类，但未投入作战），新疆的分裂政权很快被解决。
事情并没有完，新疆既已平定，左宗棠即向俄方提出要求归还伊犁，可是遭到俄方拒绝。朝廷派崇厚去圣彼得堡谈判，谈来谈去，糊涂的崇厚在俄方的威胁和诱骗下，竟在割让伊犁的条约上签了字。消息传来，左宗棠大怒，一方面指责俄国人言而无信，一方面要求朝廷再派代表重新谈判，同时把自己的大本营西迁到哈密，军队则部署到伊犁前线，并放话不惜为此与沙俄决一死战。这次派的谈判代表是曾纪泽，这位“曾袭侯”有很深的英国背景（在伦敦多年，有人缘），取得了英、法等西欧国家在舆论上的支持，他和左宗棠一前一后，配合十分默契。当时第十次俄土战争已经爆发，俄国人既担心英国人再度介入，又无力多开一条战线来对付左宗棠，于是终于同意签署《伊犁条约》，在攫取巴尔喀什湖东南两向大片领土条件下，将伊犁地区归还中国。这在当时，要算是很不错的结果了。毕竟俄国得的多是沙漠和山地，最富庶的伊犁河谷地区总算物归原主。
新疆问题解决了，左宗棠才离开哈密，奉召进京，最后还留下一项惠及新疆人民的“甘棠德政”——推荐刘锦棠为第一任新疆巡抚。此后十年，刘锦棠在新疆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改革，对新疆的进步贡献很大。左宗棠走了，这时他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四年多以后，在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任上病死于福州。从1866年到1880年，左宗棠在西北呆了一十五年，并且在这里创造了自己一生事业的巅峰。他在这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作出的贡献，足以令他不朽，推崇他的人甚至把他和韩信、李靖、岳飞并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常胜将军。其实，军事还并非他的强项，而在政治和学识上，那三位是比不上他的。但是，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年轻时恃才傲物，睥睨天下；在仕途上，刻忍有余，宽仁不足；待人不免简单粗暴，处事更好独断专行。这些都留下了许多人所共知的记录，遭到当时和后人的诟病，因为与本文题旨无关，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东晋时桓温三次北伐，历时二十余年。最后一次行军中，看到最早出征时种下的杨柳已经长成大树，感慨良多，不禁叹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英雄迟暮，令人恻然。左宗棠西征路上也种了很多柳树，号称三千里左公柳。这些树在他回关内的时候，应该也已经长成相当规模了，不知他是否会发出和桓温类似的感叹——想来不会，因为他们性格有差异，左是不会服老的，已经七十岁了，他还发出“不知老之将至”的豪言！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杨昌浚《恭颂左公西征甘棠》）
这是晚清影响很大的一首诗，大约是因为它揄扬左宗棠在新疆的历史功绩最为精粹。作者杨昌浚（就是那个因杨乃武、小白菜一案被革职的浙江巡抚）算不得诗人，此诗却名闻遐迩。第一句“起”，第二句“承”——都语义平平，甚至还有些逻辑含混（仿佛嘲讽大量湖南人靠乡谊在塞外谋食），第三句却“转”得很精彩，“合”出点睛似的第四句——翻古人之意（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而用之，可谓神来之笔了。
有许多杰出的人物，因为处在平庸的时代，缺少历史的机遇，终生未能一展长才。同样，在跌宕的年代里，有许多历史的诉求，因为没有遭遇杰出的人物也徒然地流逝。而当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类整体或局部的命运就会产生很大的转折。这不是在宣传英雄史观，而是就事论事——比如左宗棠和新疆的领土危机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后者，左某不过“同光中兴”的名臣而已，形象要大打折扣；而没有前者呢？我们今天恐怕已经不可能时时把一项“重大核心利益”挂在嘴边了。
1866年，左宗棠从浙江巡抚任上升任陕甘总督，主要任务本来是“剿捻”、“平回乱”。他不乏一个政治家在这方面的“稳、准、狠”，不到两年，地方局面平靖。而在此前（1865年），新疆内乱，已导致外族入侵，浩罕汗国的军事头领阿古柏占领喀什，成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不断攻城略地，到1871年，便控制了全疆大部分地区。1873年，阿古柏自认奥斯曼帝国为其宗主国，接受土耳其苏丹赐封的埃米尔称号，悬挂土耳其国旗，眼看这占总面积六分之一的中国领土就要兵不血刃地沦入他人之手。作为毗邻地区的封疆大吏，左宗棠当然不能坐视，通过反复争论，朝廷终于决策，于1875年命令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准备以武力手段保护国家权益。1876年4月，左宗棠率大军西征。不到两年，击溃了阿古柏和白彦虎两个军事集团，阿古柏自杀，白彦虎逃往俄国，新疆全境光复。但自1865年内乱以来，俄国趁机一直占领着伊犁地区，此时提出种种无理条件，不肯归还。左宗棠遂于1880年四月率师进军哈密，以不惜与俄决一死战的姿态，为曾纪泽的外交谈判赢得话语权，最后终于收复伊犁。他在哈密住了四个多月，直到八月奉调入京。在他力主下，新疆很快建省，国家分裂的危险被化解了。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内外两条战线斗争的复杂性和塞外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都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和接受。左宗棠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仅从他个人主观条件方面分析，至少包含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对新疆问题和整体形势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
左宗棠和新疆的关系，有些历史渊源必须回溯到他入疆前的若干年。对于一个政治才能和抱负都很出众的人，了解天下大势从来都是一种本能的渴求，青年左宗棠就以读书之多、见识之广而名重一时。虽然三次会试不中，一介举人的他，却能被道光名臣、两江总督陶澍引为忘年之交并结为儿女亲家，就是因为他的襟怀和谈吐令陶心折。1849年，左在长沙开馆授徒，因病从云贵总督任上开缺的林则徐回乡途中约左在客舟中一晤。两人倾谈竟夕，十分投机，特别是对于西部边疆防务问题，见解完全一致。林将自己在新疆多年搜集的资料、地图等全部交给左，并对他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不到一年，林就病故了，死前的奏疏中一再推荐左才堪大用。
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赏识，后来成为林倡导的国防理论体系（即所谓“塞防论”）的领军人物。他很重视林遗赠给他的资料，并不断积累自己在这方面阅读和思考的心得，对于新疆的山川地理、人文历史、宗教民俗和周边国情都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使他在与“海防论”者的政策辩论中占了上风，并最后促成了朝廷进军新疆的决定。疆乱始作，他就主张用兵。当时“海防论”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反对，李的主要理由是：“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时岁需军费二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以为不便。”又说：“而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照他的逻辑，新疆只有放弃，省钱又省事。这套说词对慈禧等满洲亲贵还是有些吸引力的——只要朝廷在，好日子就有保障，维持边远地区确实太费力。可是左宗棠的话也很打动人：“关陇新平（甘肃回乱刚平定），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设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为了有效地震撼慈禧的神经，左进一步分析由地理形势决定的严重威胁国家根本的危殆局面：“若新疆不固，则蒙部（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俄人拓境日广，自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指消防常识：柴火得搬到远处，砌烟囱要拐弯），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这番话确实有效，使慈禧既想到恐怖前景，又感到责任压力，终于决定支持左宗棠出兵。临了还有些惴惴，问左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左的回答十分剀切：“剿抚兼施，一了百了，需时五年。”慈禧很满意。后来，事实证明，左没有说大话——1876年出兵，一年半扫平了阿古柏，到1880年，俄国归还伊犁，总共不过四年。
二、充分而缜密的准备工作
进军新疆是左宗棠多年的抱负，实际的准备在他出任陕甘总督（1866）时就开始了。所谓准备，主要指后勤保障，数千里远征，军需不继，后果十分严重。靠买，靠调，都不切实际，唯一可行之计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古以来，戍边将士就有屯垦的传统，不过左宗棠做得尤其出色。在1868至1875年的几年里，他通过屯垦积下的余粮已达十数万担，加上四处购集和关内调拨的粮草，陆续被转运到前线。肃州（酒泉）是最大的储运中心，也是他后来的前线指挥部。这一连串举措是日后军事进展顺利的重要保证。
后勤准备，除了粮秣，还有被服、军械等等。1870年，他建立了西安制造局，两年后又建立了兰州制造局，都是兵工厂。他办的兰州织呢厂本也是军工单位，那里生产的被人戏称为“麻袋片”的粗呢就是军服材料。兵工厂制造和改装了大批近代武器，最著名的有所谓“螺丝炮”（大约是指炮膛内刻上了来复线）和七响后膛枪等。当时的德国专家还曾说：“凭这样的装备不会输给俄国人。”
所有这些准备正是左宗棠在新疆稳操胜券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胆略
左宗棠主动请缨西征的理论逻辑是：“光复新疆，所以保蒙古；守卫蒙古，所以保京师。”意思很明显——仗是一定要打的，不打就要亡国。这话让他站在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朝中大员虽然反对派居多，一时却张不开口。出师前，就是曾国藩出来说过劝阻的话，立意是中国目前形势不好，轻启外衅，恐有萧墙之忧。左宗棠很气愤地反驳他：“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当时曾正处在天津教案之后的“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灰暗时期，不便多说，但双方的关系是更趋疏远了。左对曾的态度其实是很在乎的，不像对李鸿章那样轻藐和敌视，但事关原则，曾不支持自己的方略，他就不惜翻脸。
1876年，从兰州出师时，他把大本营设在千里之外的肃州。自己随军进驻，还捎带着一口棺材十分扎眼，大有“不斩楼兰誓不还”的架势。这里面不排除有作秀的的用心，但以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领兵舆榇西征，挥师直指大漠，总还是会唤起正常人的几分悲壮与感动。事实上，没有超乎寻常的决心和勇气，这点也是很难做到的。
四、适应形势的正确决策
整个行动的牵涉面广，它的成功是许多正确决策带来的，要而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军事：事前，他制定了“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先迟”和“缓进”是配套的，“后速”和“急战”也是相应的，都是根据后勤补给线漫长和运输条件艰苦这一特定情况而制定的战略。为了争取时间上的主动权，他不断强调速战速决的要求。“速”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为部属刘锦棠请功的表章上写到：“三旬之间，迅扫贼氛，穷追三千里，收复东四城，歼敌数千，追回难民数十万。决机神速，古今以来，实罕其匹。”当然“速决”还需要勇猛做前提。这证明了他麾下的湘军良好的军事素质。其他，他作出的“先南后北”、“先弱后强”等一系列进攻部署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2）政治：这里面的内容十分庞杂，但最予人以深刻印象的应该是如下两点：
1，协调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决策阶段，首先要把以李鸿章为首的反战派的声势压下去，而关键就在于争取最高方面（慈禧）及其他满洲亲贵的同情和支持。左宗棠深知满洲人最担心基业不保：满蒙素称一体，京师更是王朝命脉所系，于是他提出了新疆——蒙古——京师安全与共的逻辑链条。结果果然奏效。慈禧、军机大臣文祥等成了他最有力的后台，一次就由中央拨付军费五百万两（另由地方筹划五百万两），堪称难得的慷慨。反战派也只好就此偃旗息鼓。在用兵阶段，他区分队伍的不同成分，分别由两位副手（汉人刘锦棠和满人金顺）统领，各从一路进军，两军互为呼应却互不统辖，有竞争而无矛盾，也免得因畛域之见而授人话柄。这是特殊国家体制下很重要的一条用人之道。
2，剿抚并重，赢得民心。左氏素以作风泼辣、手段残忍而著名的，在民间有“屠夫”之称，而入疆作战，他却一改故态，制定出“剿抚并重”的方针。首先是孤立白彦虎集团，争取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白彦虎是被他从甘肃驱赶过来的老对手，所谓“必死之寇”，彼此没有回旋余地。消灭白彦虎以后，再对付阿古柏。阿是安集延（乌兹别克）人，和新疆好几个民族同属突厥后裔，有了这条纽带，被他裹胁在队伍里的当地民众多达数十万之众。左宗棠宣布：对追随过阿古柏的当地居民，只要放弃反抗，一律不加追究，送回故里安置。这条政策的效果大得惊人，以至后来进剿南疆时，竟出现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戏剧场面。
（3）外交：新疆是英、俄两个大国觊觎和争夺的目标。从波斯湾到帕米尔，双方有一条自西向东的利益分割线，彼此盯得很紧，不容对方逾矩。左宗棠深知自己在新疆用兵，必须认真分析这两个潜在对手的动态，尽可能把它们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于自己有利的客观条件。阿古柏的军队是从被俄军攻占的浩罕王国逃过来的，俄军没有趁机过境来追剿，这是因为在前不久的第九次俄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中，土尔其和英、法结盟，俄国大败，正在积蓄力量准备和土耳其再战。因而在土耳其公然接受阿古柏政权为其属国并正式予以册封时，俄国只是就近派兵占领了伊犁地区，为此还知会了清政府，说是替它代管云云，貌似友好，用以掩饰自己的不得已。左宗棠审时度势，作出善意回应，暂时同意了俄国的代管事实（不同意也是废话，伊犁远在两千里外，根本不在自己控制之下），以取得俄国对自己的一点至少是道义上的支持。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遏制英国和土耳其可能的军事干预，结果还真是奏效了。由于英、俄双方谁都没有大动作（阿古柏军中有些英国和土耳其的教官、技师之类，但未投入作战），新疆的分裂政权很快被解决。
事情并没有完，新疆既已平定，左宗棠即向俄方提出要求归还伊犁，可是遭到俄方拒绝。朝廷派崇厚去圣彼得堡谈判，谈来谈去，糊涂的崇厚在俄方的威胁和诱骗下，竟在割让伊犁的条约上签了字。消息传来，左宗棠大怒，一方面指责俄国人言而无信，一方面要求朝廷再派代表重新谈判，同时把自己的大本营西迁到哈密，军队则部署到伊犁前线，并放话不惜为此与沙俄决一死战。这次派的谈判代表是曾纪泽，这位“曾袭侯”有很深的英国背景（在伦敦多年，有人缘），取得了英、法等西欧国家在舆论上的支持，他和左宗棠一前一后，配合十分默契。当时第十次俄土战争已经爆发，俄国人既担心英国人再度介入，又无力多开一条战线来对付左宗棠，于是终于同意签署《伊犁条约》，在攫取巴尔喀什湖东南两向大片领土条件下，将伊犁地区归还中国。这在当时，要算是很不错的结果了。毕竟俄国得的多是沙漠和山地，最富庶的伊犁河谷地区总算物归原主。
新疆问题解决了，左宗棠才离开哈密，奉召进京，最后还留下一项惠及新疆人民的“甘棠德政”——推荐刘锦棠为第一任新疆巡抚。此后十年，刘锦棠在新疆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社会、经济改革，对新疆的进步贡献很大。左宗棠走了，这时他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四年多以后，在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任上病死于福州。从1866年到1880年，左宗棠在西北呆了一十五年，并且在这里创造了自己一生事业的巅峰。他在这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作出的贡献，足以令他不朽，推崇他的人甚至把他和韩信、李靖、岳飞并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常胜将军。其实，军事还并非他的强项，而在政治和学识上，那三位是比不上他的。但是，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年轻时恃才傲物，睥睨天下；在仕途上，刻忍有余，宽仁不足；待人不免简单粗暴，处事更好独断专行。这些都留下了许多人所共知的记录，遭到当时和后人的诟病，因为与本文题旨无关，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东晋时桓温三次北伐，历时二十余年。最后一次行军中，看到最早出征时种下的杨柳已经长成大树，感慨良多，不禁叹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英雄迟暮，令人恻然。左宗棠西征路上也种了很多柳树，号称三千里左公柳。这些树在他回关内的时候，应该也已经长成相当规模了，不知他是否会发出和桓温类似的感叹——想来不会，因为他们性格有差异，左是不会服老的，已经七十岁了，他还发出“不知老之将至”的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