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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嘉庆、道光之际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此时中国的学术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传统的汉学与宋学日渐衰竭，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而经世之学却日益高涨。嘉道之际的经世之学又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标志。今文经学是基于嘉道之际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并对晚清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今文经学；复兴；影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46-02
清代学术是中华传统学术的最后阶段, 既是对中国古典学术思想的总结，又是古典学术通向现代学术的中介与桥梁。清代嘉庆、道光之际，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汉学与宋学日渐衰竭，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而经世之学却日益高涨。嘉道之际的经世之学又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标志。今文经学是基于嘉道之际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并对晚清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
一、今文经学复兴的背景
嘉庆时，清朝的“衰乱之世”已日渐凸显。官僚政治的总体性腐败，各级官吏们因循苟且，亟亟营私，致使百务废弛，讼案山积。同时，因为人口的急剧增加导致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经济发展停滞，流民数量激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接连发生了白莲教之乱、海盗之乱、天理教之乱。当中华帝国处于衰败与动荡之时，西方世界却迅猛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飞速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残酷的海外殖民扩张。中国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西方的商品和资本主义文化汹涌而来，其速度之快，力度之强，势头之猛，前所未有，造成了一种千古未见的历史“变局”。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形式，空谈心性的宋学无能为力，沉溺于故纸堆中的汉学也无能为力。历史的进程向人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一些比较清醒的士人转而向比较活泼又较少受羁束的今文经学寻找依托。于是今文经学得以复兴，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再造。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也促进了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发展。明代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学，以天文、数学及地理为最多；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打开，一些工艺和政治制度的书籍也渐次输入进来了。这时那些留心经世之务的学者，才知道西方富国强兵实有其所以致此之道。故而他们一方面向保守派的朴学进攻，一方面力求“学以致用”的精神与西学结合，从而形成出自今文经学家的主动的改革运动。
二、今文经学的复兴
今文经学在汉代曾极盛一时，但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从魏晋到清乾嘉千余年间，今文经学湮没无闻，久成绝响。今文经书除《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解诂》等书外，大多早已散佚。在嘉道之际，今文经学异军突起。刘逢禄接橥于前，龚自珍、魏源广大于后，给晚清思想学术以极大影响。
刘逢禄鲜明的举起了今文经学的旗帜，认为《春秋》“垂万世法”，能“救万世之乱”，为“五经之管匙”。[1]他重新整理了从《公羊传》到胡母生、董仲舒再到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学的统绪，与古文学派相抗衡。他撰写了《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书，“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2]并对公羊变易学说“经世”的宗旨反复致意。他抨击古文经学“详训诂而略微言”，并写了《左氏春秋考证》和《箴膏肓评》，指斥古文经《左传》经过了汉代刘歆的篡改。可以说清代的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才对儒家诸经传有了比较全面地阐述和比较系统的理论。因此，刘逢禄可以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者，引领了“通经致用”的学风，吸引了一大批士人将目光转移到了社会现实，使今文学派大张其军，并成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3]
继刘逢禄之后，把今文经学大大向前推进的是龚自珍和魏源。龚自珍虽然从小就接受严格的考据学训练，但他并不赞成“汉学”之名，随后拜刘逢禄为师学习公羊学。在对今文经的学习中，龚自珍发现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今文经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正好可以作为依托，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借助圣人的“微言”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龚自珍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末世的矛盾，抨击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他以敏锐的眼光指出清朝统治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并以极大的勇气指出，造成这种“衰世”的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所以他大声呼吁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4]发出了鸦片战争前后启蒙与改革的最强音，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从而开创了将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相统一的一代新风气，对清末的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魏源年轻时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又师从姚学塽问宋儒学，又别受公羊学于刘逢禄，所以魏源的今文经学带有理学家的色彩。但魏源毕竟不是理学家，他不能容忍理学的空谈心性。认为只有“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方能“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5]他治今文经有《诗古微》《书古微》等著作，把今文学的复兴推向《春秋》之外更多的儒家经典领域。魏源的《诗古微》，发挥西汉今文学派齐、鲁、韩三家诗要义，以此否定古文派毛诗的正统地位。他的《书古微》的写作目的是“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6]魏源研究今文学的目的就是与现实改革相结合。正是因为有今文家的革新思想，才使他站在了时代的前端，敢于提出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先进主张。他编写《海国图志》，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都是开时代风气的经世之作，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和学术。
三、今文经学复兴的影响
今文经学自东汉末年以后即长期湮灭不彰，而到嘉道年间，今文学的活泼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开始把眼光从故纸堆转向活生生的、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现实，使今文学派大张其军。尤其是龚自珍和魏源，他们继承发扬了刘逢禄“通经致用”的活泼学风，“以经术作政论”，开学人议政之风，倡变法之议，引导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
今文学派要求重新建立孔门圣道，这给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提供了启发。梁启超曾谈到龚自珍、魏源的今文学对他的震撼：“(龚魏)他们一面讲今文，一面讲经世，对于新学家，刺激力极大。我们年轻时，读他二人著作，往往发烧；康南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我们一方面赞成今文家的政论，一方面对旧有的传统思想，就是受常州派的影响。我年轻时，认为他们的主张，便是孔子的真相；近年来才觉得那种话，不过一种手段，乃是令思想变化的桥梁。”[7]康梁从龚自珍、魏源那里得到启发，借助今文家的孔子，将今文学说与西方政治学说和进化论相糅合，“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促进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影响了晚清政局。
参考书目：
[1]（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三）[C].《四部备要》本，清光绪18年（1892）延晖承庆堂刻本.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9.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C].北京：中华书局，1989：29.
[4]（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6.
[5][6]（清）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8；109.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零三）[C].北京：中华书局，1989：70.
关键词：今文经学；复兴；影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46-02
清代学术是中华传统学术的最后阶段, 既是对中国古典学术思想的总结，又是古典学术通向现代学术的中介与桥梁。清代嘉庆、道光之际，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汉学与宋学日渐衰竭，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而经世之学却日益高涨。嘉道之际的经世之学又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标志。今文经学是基于嘉道之际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并对晚清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
一、今文经学复兴的背景
嘉庆时，清朝的“衰乱之世”已日渐凸显。官僚政治的总体性腐败，各级官吏们因循苟且，亟亟营私，致使百务废弛，讼案山积。同时，因为人口的急剧增加导致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经济发展停滞，流民数量激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接连发生了白莲教之乱、海盗之乱、天理教之乱。当中华帝国处于衰败与动荡之时，西方世界却迅猛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飞速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残酷的海外殖民扩张。中国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西方的商品和资本主义文化汹涌而来，其速度之快，力度之强，势头之猛，前所未有，造成了一种千古未见的历史“变局”。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形式，空谈心性的宋学无能为力，沉溺于故纸堆中的汉学也无能为力。历史的进程向人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一些比较清醒的士人转而向比较活泼又较少受羁束的今文经学寻找依托。于是今文经学得以复兴，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再造。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也促进了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发展。明代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学，以天文、数学及地理为最多；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打开，一些工艺和政治制度的书籍也渐次输入进来了。这时那些留心经世之务的学者，才知道西方富国强兵实有其所以致此之道。故而他们一方面向保守派的朴学进攻，一方面力求“学以致用”的精神与西学结合，从而形成出自今文经学家的主动的改革运动。
二、今文经学的复兴
今文经学在汉代曾极盛一时，但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从魏晋到清乾嘉千余年间，今文经学湮没无闻，久成绝响。今文经书除《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解诂》等书外，大多早已散佚。在嘉道之际，今文经学异军突起。刘逢禄接橥于前，龚自珍、魏源广大于后，给晚清思想学术以极大影响。
刘逢禄鲜明的举起了今文经学的旗帜，认为《春秋》“垂万世法”，能“救万世之乱”，为“五经之管匙”。[1]他重新整理了从《公羊传》到胡母生、董仲舒再到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学的统绪，与古文学派相抗衡。他撰写了《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书，“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2]并对公羊变易学说“经世”的宗旨反复致意。他抨击古文经学“详训诂而略微言”，并写了《左氏春秋考证》和《箴膏肓评》，指斥古文经《左传》经过了汉代刘歆的篡改。可以说清代的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才对儒家诸经传有了比较全面地阐述和比较系统的理论。因此，刘逢禄可以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者，引领了“通经致用”的学风，吸引了一大批士人将目光转移到了社会现实，使今文学派大张其军，并成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3]
继刘逢禄之后，把今文经学大大向前推进的是龚自珍和魏源。龚自珍虽然从小就接受严格的考据学训练，但他并不赞成“汉学”之名，随后拜刘逢禄为师学习公羊学。在对今文经的学习中，龚自珍发现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今文经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正好可以作为依托，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借助圣人的“微言”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龚自珍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末世的矛盾，抨击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他以敏锐的眼光指出清朝统治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并以极大的勇气指出，造成这种“衰世”的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所以他大声呼吁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4]发出了鸦片战争前后启蒙与改革的最强音，并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从而开创了将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相统一的一代新风气，对清末的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魏源年轻时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又师从姚学塽问宋儒学，又别受公羊学于刘逢禄，所以魏源的今文经学带有理学家的色彩。但魏源毕竟不是理学家，他不能容忍理学的空谈心性。认为只有“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方能“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5]他治今文经有《诗古微》《书古微》等著作，把今文学的复兴推向《春秋》之外更多的儒家经典领域。魏源的《诗古微》，发挥西汉今文学派齐、鲁、韩三家诗要义，以此否定古文派毛诗的正统地位。他的《书古微》的写作目的是“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6]魏源研究今文学的目的就是与现实改革相结合。正是因为有今文家的革新思想，才使他站在了时代的前端，敢于提出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先进主张。他编写《海国图志》，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都是开时代风气的经世之作，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和学术。
三、今文经学复兴的影响
今文经学自东汉末年以后即长期湮灭不彰，而到嘉道年间，今文学的活泼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他们开始把眼光从故纸堆转向活生生的、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现实，使今文学派大张其军。尤其是龚自珍和魏源，他们继承发扬了刘逢禄“通经致用”的活泼学风，“以经术作政论”，开学人议政之风，倡变法之议，引导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
今文学派要求重新建立孔门圣道，这给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提供了启发。梁启超曾谈到龚自珍、魏源的今文学对他的震撼：“(龚魏)他们一面讲今文，一面讲经世，对于新学家，刺激力极大。我们年轻时，读他二人著作，往往发烧；康南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我们一方面赞成今文家的政论，一方面对旧有的传统思想，就是受常州派的影响。我年轻时，认为他们的主张，便是孔子的真相；近年来才觉得那种话，不过一种手段，乃是令思想变化的桥梁。”[7]康梁从龚自珍、魏源那里得到启发，借助今文家的孔子，将今文学说与西方政治学说和进化论相糅合，“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促进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影响了晚清政局。
参考书目：
[1]（清）刘逢禄.刘礼部集（卷三）[C].《四部备要》本，清光绪18年（1892）延晖承庆堂刻本.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9.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C].北京：中华书局，1989：29.
[4]（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6.
[5][6]（清）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8；109.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零三）[C].北京：中华书局，198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