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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女儿找到体面的工作，一对夫妇“悬赏”20万元公关。不曾想，真有“能人”接单，并签订了书面合同。谁知，“能人”失算，未能完全满足夫妇俩的要求。夫妇俩便以“能人”未能完成约定事由要求退款赔钱，而“能人”则拒绝返款和赔偿，从而闹上法庭。
巨款“悬赏”，
替女寻职立规矩
孙玉坤、钱秀梅是江苏省南京市一对夫妇，育有独生女孙筱玫。孙玉坤夫妇希望女儿将来能考进重点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2009年7月，孙筱玫参加高考。她因为高考发挥失常，最终只是被苏北的一所二本工学院录取。
2013年1月，孙玉坤夫妇和女儿商量，孙筱玫即将大学毕业。毕业后，孙筱玫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比较困难，而国企或者银行、证券及保险行业效益比较好。孙筱玫的工作地点最好在南京市秦淮、鼓楼、玄武、建邺四个中心区域，而且必须有编制。孙玉坤夫妇清楚，女儿要找到如此理想的工作，凭他们的能力根本无法实现，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公关。
钱秀梅的朋友冯宇杰是多年前通过朋友董昆认识的。冯宇杰是南京某大酒店经理，为不少朋友的孩子找到了工作。冯宇杰向钱秀梅表示愿意帮忙，钱秀梅承诺不会亏待他。冯宇杰想到了朋友钟海涛，钟海涛是南京一家私营公司老板，人脉广泛。他找到钟海涛，钟海涛想到在某银行工作的朋友杨东，有较强的活动能力，而且这家银行准备向社会招聘员工，便欣然答应冯宇杰。
冯宇杰找到钱秀梅，说：“这家银行是世界500强企业，免不了要花些钱疏通关系。”钱秀梅连连道谢：“只要能进银行编制，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钱秀梅担心，如果钱花了女儿工作却没着落，那就白费心思了，便要求签一份协议。
3月3日，冯宇杰作为甲方、孙玉坤作为乙方、董昆作为证明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如下：“乙方女儿毕业以后需要进某银行工作，要求在编职工，在本市（秦淮、鼓楼、玄武、建邺）工作。甲方协调办理此事。成功后，乙方付给甲方20万元。如办不成，退还20万元，并担负乙方精神损失费2800元。乙方先付2万元给甲方，办不成则赔付4万元。”孙玉坤按约付给冯宇杰2万元，冯宇杰出具了收条。
“能人”接单，
事与愿违起纷争
冯宇杰拿到2万元后，将它交给了钟海涛，冯宇杰也让钟海涛出具了收条，注明：“收到冯宇杰朋友之女孙筱玫介绍到某银行南京分行编制工作介绍费2万元。备注：总介绍费16万元，余款等孙筱玫上班后付清。”钟海涛立即去找杨东，杨东表示定能将事情办好。从孙筱玫报名到准备考试等环节，杨东都积极张罗。
3月13日、4月24日，钱秀梅先后给付冯宇杰10万元、3万元。为防万一，钱秀梅均要求冯宇杰出具了借条，并表示事情成功后退还借条。冯宇杰先后给付钟海涛5万元、4万元，留下4万元。冯宇杰留了一个心眼，也让钟海涛出具了两张借条。
5月，孙筱玫参加了某银行南京分行的招聘考试。因招聘职位少、应聘人员多，且孙筱玫学的不是金融类专业，最终没有过关。于是，冯宇杰、钟海涛找到杨东商量对策。杨东上下活动，终于为孙筱玫争取到了补考的机会。孙玉坤夫妇找来辅导教师，帮孙筱玫强化训练。孙筱玫刻苦学习，终于考试过关。7月，孙筱玫经体检、面试、政审等录取前置程序，终于进入某银行工作。但是，她未能进编，且上班地点也不是南京四大中心城区的银行网点。
孙玉坤夫妇十分失望，找到冯宇杰讨要说法。冯宇杰带着孙玉坤向钟海涛寻求帮助，钟海涛保证没有问题。在孙玉坤、冯宇杰的要求下，钟海涛出具了保证书，注明：“冯宇杰委托钟海涛帮孙筱玫介绍到某银行，成为银行在编员工。先做银保，在三至六个月内转为银行在编员工，如办不成，在10万元的基础上加赔2万元，绝不食言。”
7月29日，孙玉坤夫妇找到冯宇杰，由冯宇杰作为甲方，孙玉坤作为乙方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书注明：“孙筱玫在某银行做银保，在3～6个月内转银行在编员工。孙筱玫进入某银行上班，仅是单方面行为，与乙方无关，进入某银行所付的费用，均与乙方无关。如3～6个月内转不成在编员工，则双方按2013年3月3日所签的协议书执行，退还乙方所有费用和按协议书进行赔偿，另加赔偿2万元。”
半年后，孙筱玫依然未能进编，钟海涛也不见人影，孙玉坤夫妇要求冯宇杰退款并赔偿损失。冯宇杰十分生气，予以拒绝。
9月20日，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孙玉坤来到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将冯宇杰推上了被告席。
10月17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冯宇杰赔偿孙玉坤14000元。一审宣判后，孙玉坤、冯宇杰均未上诉。
2015年7月5日，钱秀梅按委托合同纠纷之诉，再次将冯宇杰告上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返还收取的13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
9月16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合同纠纷一案，由于有一案的判决认定基础，便以同样的理由判决冯宇杰承担钱秀梅13万元损失中70%的责任即赔偿9.1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
（文中人名系化名）
律师说法
为了帮子女找到体面的工作，不少家长“各显神通”，有些家长甚至不惜代价巨额“悬赏”。那么，巨额“悬赏”合同效力几何？本案就是一对中年夫妇为替女儿找编制内工作签20万元“悬赏”合同而引发的纠纷。
钱秀梅与冯宇杰相识多年，对冯宇杰应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冯宇杰与某银行并无直接关系，协议中约定的“冯宇杰协调办理此事”通常理解就是托人情、找关系，且事成后孙玉坤夫妇要给付冯宇杰高额的费用。可见，孙玉坤夫妇明知冯宇杰是要通过托人情、找关系等不正当手段为女儿找工作，这种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得知，孙玉坤与冯宇杰于2013年3月3日达成的委托协议以及在该协议基础上形成的2013年7月29日保证书无效，双方约定的如果办理不成赔付的违约责任条款，属于上述协议的一部分，因此也无效。故，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冯宇杰在收取孙玉坤给付的款项后最终未完成请托事项，由此造成请托人经济损失，冯宇杰存在过错。孙玉坤明知请托事项不合法，仍委托冯宇杰办理，也存在过错。孙玉坤的13万元损失根据双方过错大小承担相应责任，冯宇杰承担70%，孙玉坤承担30%。因此，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如今，非名校、非优势专业毕业生就业难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家长，托人为子女找份好工作，其心情可以理解。针对本起纠纷暴露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家长迷信“能人”，托“能人”为子女找工作并最终吃亏，关键在于轻信了“能人”，教训深刻。需要家长们引以为戒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合同首先要合法，而且一定不得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何况，单位招聘，尤其是招聘有编制的员工，不仅要求极高，而且都遵循公开的、透明的公平竞争原则，暗箱操作“走后门”几乎没有可能，一不小心还可能上当受骗。
武向春（江西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巨款“悬赏”，
替女寻职立规矩
孙玉坤、钱秀梅是江苏省南京市一对夫妇，育有独生女孙筱玫。孙玉坤夫妇希望女儿将来能考进重点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2009年7月，孙筱玫参加高考。她因为高考发挥失常，最终只是被苏北的一所二本工学院录取。
2013年1月，孙玉坤夫妇和女儿商量，孙筱玫即将大学毕业。毕业后，孙筱玫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比较困难，而国企或者银行、证券及保险行业效益比较好。孙筱玫的工作地点最好在南京市秦淮、鼓楼、玄武、建邺四个中心区域，而且必须有编制。孙玉坤夫妇清楚，女儿要找到如此理想的工作，凭他们的能力根本无法实现，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公关。
钱秀梅的朋友冯宇杰是多年前通过朋友董昆认识的。冯宇杰是南京某大酒店经理，为不少朋友的孩子找到了工作。冯宇杰向钱秀梅表示愿意帮忙，钱秀梅承诺不会亏待他。冯宇杰想到了朋友钟海涛，钟海涛是南京一家私营公司老板，人脉广泛。他找到钟海涛，钟海涛想到在某银行工作的朋友杨东，有较强的活动能力，而且这家银行准备向社会招聘员工，便欣然答应冯宇杰。
冯宇杰找到钱秀梅，说：“这家银行是世界500强企业，免不了要花些钱疏通关系。”钱秀梅连连道谢：“只要能进银行编制，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钱秀梅担心，如果钱花了女儿工作却没着落，那就白费心思了，便要求签一份协议。
3月3日，冯宇杰作为甲方、孙玉坤作为乙方、董昆作为证明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如下：“乙方女儿毕业以后需要进某银行工作，要求在编职工，在本市（秦淮、鼓楼、玄武、建邺）工作。甲方协调办理此事。成功后，乙方付给甲方20万元。如办不成，退还20万元，并担负乙方精神损失费2800元。乙方先付2万元给甲方，办不成则赔付4万元。”孙玉坤按约付给冯宇杰2万元，冯宇杰出具了收条。
“能人”接单，
事与愿违起纷争
冯宇杰拿到2万元后，将它交给了钟海涛，冯宇杰也让钟海涛出具了收条，注明：“收到冯宇杰朋友之女孙筱玫介绍到某银行南京分行编制工作介绍费2万元。备注：总介绍费16万元，余款等孙筱玫上班后付清。”钟海涛立即去找杨东，杨东表示定能将事情办好。从孙筱玫报名到准备考试等环节，杨东都积极张罗。
3月13日、4月24日，钱秀梅先后给付冯宇杰10万元、3万元。为防万一，钱秀梅均要求冯宇杰出具了借条，并表示事情成功后退还借条。冯宇杰先后给付钟海涛5万元、4万元，留下4万元。冯宇杰留了一个心眼，也让钟海涛出具了两张借条。
5月，孙筱玫参加了某银行南京分行的招聘考试。因招聘职位少、应聘人员多，且孙筱玫学的不是金融类专业，最终没有过关。于是，冯宇杰、钟海涛找到杨东商量对策。杨东上下活动，终于为孙筱玫争取到了补考的机会。孙玉坤夫妇找来辅导教师，帮孙筱玫强化训练。孙筱玫刻苦学习，终于考试过关。7月，孙筱玫经体检、面试、政审等录取前置程序，终于进入某银行工作。但是，她未能进编，且上班地点也不是南京四大中心城区的银行网点。
孙玉坤夫妇十分失望，找到冯宇杰讨要说法。冯宇杰带着孙玉坤向钟海涛寻求帮助，钟海涛保证没有问题。在孙玉坤、冯宇杰的要求下，钟海涛出具了保证书，注明：“冯宇杰委托钟海涛帮孙筱玫介绍到某银行，成为银行在编员工。先做银保，在三至六个月内转为银行在编员工，如办不成，在10万元的基础上加赔2万元，绝不食言。”
7月29日，孙玉坤夫妇找到冯宇杰，由冯宇杰作为甲方，孙玉坤作为乙方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书注明：“孙筱玫在某银行做银保，在3～6个月内转银行在编员工。孙筱玫进入某银行上班，仅是单方面行为，与乙方无关，进入某银行所付的费用，均与乙方无关。如3～6个月内转不成在编员工，则双方按2013年3月3日所签的协议书执行，退还乙方所有费用和按协议书进行赔偿，另加赔偿2万元。”
半年后，孙筱玫依然未能进编，钟海涛也不见人影，孙玉坤夫妇要求冯宇杰退款并赔偿损失。冯宇杰十分生气，予以拒绝。
9月20日，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孙玉坤来到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将冯宇杰推上了被告席。
10月17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冯宇杰赔偿孙玉坤14000元。一审宣判后，孙玉坤、冯宇杰均未上诉。
2015年7月5日，钱秀梅按委托合同纠纷之诉，再次将冯宇杰告上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要求返还收取的13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
9月16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合同纠纷一案，由于有一案的判决认定基础，便以同样的理由判决冯宇杰承担钱秀梅13万元损失中70%的责任即赔偿9.1万元，并承担相应利息。
（文中人名系化名）
律师说法
为了帮子女找到体面的工作，不少家长“各显神通”，有些家长甚至不惜代价巨额“悬赏”。那么，巨额“悬赏”合同效力几何？本案就是一对中年夫妇为替女儿找编制内工作签20万元“悬赏”合同而引发的纠纷。
钱秀梅与冯宇杰相识多年，对冯宇杰应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冯宇杰与某银行并无直接关系，协议中约定的“冯宇杰协调办理此事”通常理解就是托人情、找关系，且事成后孙玉坤夫妇要给付冯宇杰高额的费用。可见，孙玉坤夫妇明知冯宇杰是要通过托人情、找关系等不正当手段为女儿找工作，这种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得知，孙玉坤与冯宇杰于2013年3月3日达成的委托协议以及在该协议基础上形成的2013年7月29日保证书无效，双方约定的如果办理不成赔付的违约责任条款，属于上述协议的一部分，因此也无效。故，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冯宇杰在收取孙玉坤给付的款项后最终未完成请托事项，由此造成请托人经济损失，冯宇杰存在过错。孙玉坤明知请托事项不合法，仍委托冯宇杰办理，也存在过错。孙玉坤的13万元损失根据双方过错大小承担相应责任，冯宇杰承担70%，孙玉坤承担30%。因此，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如今，非名校、非优势专业毕业生就业难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家长，托人为子女找份好工作，其心情可以理解。针对本起纠纷暴露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家长迷信“能人”，托“能人”为子女找工作并最终吃亏，关键在于轻信了“能人”，教训深刻。需要家长们引以为戒的是，受法律保护的民事合同首先要合法，而且一定不得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何况，单位招聘，尤其是招聘有编制的员工，不仅要求极高，而且都遵循公开的、透明的公平竞争原则，暗箱操作“走后门”几乎没有可能，一不小心还可能上当受骗。
武向春（江西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