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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目前并不打算对传言进行澄清，在案件真相明了之前，他们主要的精力将用在侦破方面
“昆明公交又爆炸了!”
梁家河公交车站一声巨响，类似传言让自7月21日以来一直笼罩在昆明市民心头的恐慌情绪再次膨胀起来。
警察迅速出现在出事现场，并进行紧急调查。这是7月28日晚上8时30分，昆明人民西路上一辆公交车发出的异响。
王凯和同事一个下意识的共同想法是：能不出车就不出车。在弄清楚凶手为何专对54路公交车下手之前，危险一直存在。
但决定权不在司机们手里。
王凯当天晚上出了两趟车，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面临公司的罚款——对于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公交车司机来说，罚款是对付他们最有力的武器。
公司每月为他设定了110趟的出车任务，从岷山出发再回到岷山，每趟设定的时间为88分钟。按此计算，公交司机要完成任务，每个月在路上跑车的时间就超过了160个小时。
而在下午4点半到晚上7点的人流高峰期，一些路段堵车严重，跑上一圈根本不止88分钟——54和K2所跑的人民路，是昆明最重要的东西主干道。
要完成110趟的出车任务，惟一的办法就是压缩休息时间。王凯告诉记者，他每个月整天的休息时间只有两天，其余的时间要么上早班，要么上晚班，早晚班一周轮换一次。早班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晚班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
“一般情况下，早班能跑5趟，晚班能跑4趟，”王凯说。跑一趟有10块钱的收入，多出规定的趟次，则按每趟20块计算。“我们没有基本工资。”他说。
K2的司机对爆炸的反应似乎更强烈一些，7月28日当晚，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出车。在公司的劝说下，勉强开出4趟。
其他线路的司机看上去稍显轻松，但一位66路车的司机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说跑郊区线会不会好一些?”
出行习惯的改变
“有点害怕，又不完全是。”当天晚上，王凯说不清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好在车上人不太多。爆炸案发生以后，公交车被视为多事之地，载客量直线下滑，一位公交公司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了一个统计数据，事发后两天的昆明市公交系统的载客量，比事发前减少了20万人次。
一部分人分流给了出租车。多位出租车司机在聊天中透露，7月21日爆炸后，他们载客量的变化很明显，尤其是上班一族，以往大多选择公交车上班，现在则首选出租车。综合多位出租车司机的说法，《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到的一个印象是：在爆炸案发生后的几天，出租车的营业额比平常多出四分之一强。
多数出租车司机并没有因此欣喜。在他们看来，这种由于爆炸而引发的短期客坐率上升，是以将来可能的市场下滑为代价的——一位的士司机告诉本刊记者，坐出租车的人群，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比重为2:1，爆炸使得外地游客对昆明望而却步。“我知道有些人退了来昆明的机票。”他说。
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看到挎包的乘客打车，他会对乘客多打量一眼，“如果面带凶气，就会多一分小心”。昆明市客管处还专门下发通知称，如果乘客携带违禁物品上车，司机可以拒载。
客管处还在7月22日发出一封《致出租车司机的信》，一方面要求司机检举、揭发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要做好安全防范。“公司要求我们必须在23号之前把信取走，否则罚款。”一位出租车司机向记者透露。
案件仍无进展，这让人们有些不安，因为你不知道危险来自何方。
昆明市公安局专门在盘龙分局巡特警大队院内设立了群众举报接待点，接待的警员由于日夜值班看起来有些疲惫，他们向记者透露，很多的“线索”事实上是群众想象出来的。而在记者采访的40多分钟内，两部公布的电话竟然没有响过一次。
在昆明市公安局7月23日发布的第二号公告里，对提供线索破获案件的奖励由此前的10万元提至30万元。但这个公告于7月24日晚间从市公安局网站上撤下，市公安局新闻办综合科科长李云峰对此给出的解释是：高额奖励一事引起了过多的关注，可能会对案件的侦破带来消极影响。
事发后，在一些公交站点，多了一些安全检查人员，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乘客携带的可疑物品进行检查，但只持续了三天就收了兵。一是检查过于繁琐，二是在很多人看来，这种亡羊补牢的行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但检查仍然改变了行人的出行习惯，一位40多岁的妇女向记者坦言，以前她喜欢出门带一个挎包，在被检查过一次后，她再也不愿带着包出来。
生活继续
昆明人对这次公交爆炸动机的猜测林林总总。 有舆论将这次爆炸与破坏奥运联系起来，而多数昆明人更倾向将这一可能排除。最主要的原因是昆明距离北京太远，“北京根本听不到这里的响声”。
但公安机关还是感受到与奥运相关的压力。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刘震此前在回答媒体关于何时能破案的问题时曾表态：希望在奥运之前。
7月22日，在昆明市公安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昆明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杜敏，曾用一种很技术性的语言对此事与奥运有关的传言进行辟谣，说“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此事与奥运有关”——事发后，几十家外地媒体云集昆明，其中大多数都带着与奥运有关的疑问而来。
针对“东突”组织最近在录像中声称对此次爆炸负责的言论，昆明警方沿用了与上述回答相似的表述，说“尚无证据表明昆明公交爆炸案与恐怖组织有关”。
昆明与北京相距甚远从而将这次爆炸与奥运有关的可能加以排除的观点，也招致反对的声音。反对者认为，正是由于这种距离遥远，从而疏于防范，反而提高了此类爆炸成功的可能性。而在奥运之前的敏感时刻，中国境内的任何地方发生爆炸，都无一例外会引起关注。
多位市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反映，爆炸之前，一些敏感地带的安全检查并不是特别严格。毕竟，从1995年昆明百货大楼发生爆炸案后，昆明已经有10多年没再发生令国人侧目的安全事件了。
现在的昆明可以说得上是“提高警惕”，在一些敏感地带尤为明显。本刊记者26日在昆明火车站看到，一些荷枪实弹的特警在车站广场上不间断地巡逻，拿着安检仪的警察不时拦住旅客查验证件。在二楼候车室入口，每一位旅客都被要求进行严格的登记。
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刘震告诉记者，昆明警方现在已经“全员备岗”。
报复社会，还是恐怖袭击，关于案发原因的猜测还有很多，市民几乎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一位社会学家对本刊记者表示，在真相被揭示之前，这些猜测一般不会自行消失，有的可能沦落为茶余饭后的笑谈，有的则可能发酵为暗藏坊间的恐惧。
刘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并不打算对这些传言进行澄清，因为在案件真相明了之前，主要的精力要用在侦破方面，因为“这方面的压力确实很大”。
恐慌当然只是昆明的一个侧面，它终将逝去。7月29日，本刊记者倘佯春城街头，灿烂的鲜花，欢快的笑颜，看电影的人群，满目盈盈。如果不是因为采访，你察觉不到这个美丽的城市有了一些细微的改变。
本文截稿前的7月29日晚8时许，昆明城西交林路与近华浦路交叉口国运教育大厦大门右侧10米处，发现一个可疑黑色箱包，昆明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将现场封锁。
检查的结果，箱内除了几本旧书，没有任何可疑物品。
只是一场虚惊。
路边，小吃摊档上的人们不为所动，生活依旧在继续。
“昆明公交又爆炸了!”
梁家河公交车站一声巨响，类似传言让自7月21日以来一直笼罩在昆明市民心头的恐慌情绪再次膨胀起来。
警察迅速出现在出事现场，并进行紧急调查。这是7月28日晚上8时30分，昆明人民西路上一辆公交车发出的异响。
王凯和同事一个下意识的共同想法是：能不出车就不出车。在弄清楚凶手为何专对54路公交车下手之前，危险一直存在。
但决定权不在司机们手里。
王凯当天晚上出了两趟车，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面临公司的罚款——对于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公交车司机来说，罚款是对付他们最有力的武器。
公司每月为他设定了110趟的出车任务，从岷山出发再回到岷山，每趟设定的时间为88分钟。按此计算，公交司机要完成任务，每个月在路上跑车的时间就超过了160个小时。
而在下午4点半到晚上7点的人流高峰期，一些路段堵车严重，跑上一圈根本不止88分钟——54和K2所跑的人民路，是昆明最重要的东西主干道。
要完成110趟的出车任务，惟一的办法就是压缩休息时间。王凯告诉记者，他每个月整天的休息时间只有两天，其余的时间要么上早班，要么上晚班，早晚班一周轮换一次。早班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晚班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
“一般情况下，早班能跑5趟，晚班能跑4趟，”王凯说。跑一趟有10块钱的收入，多出规定的趟次，则按每趟20块计算。“我们没有基本工资。”他说。
K2的司机对爆炸的反应似乎更强烈一些，7月28日当晚，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出车。在公司的劝说下，勉强开出4趟。
其他线路的司机看上去稍显轻松，但一位66路车的司机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说跑郊区线会不会好一些?”
出行习惯的改变
“有点害怕，又不完全是。”当天晚上，王凯说不清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好在车上人不太多。爆炸案发生以后，公交车被视为多事之地，载客量直线下滑，一位公交公司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了一个统计数据，事发后两天的昆明市公交系统的载客量，比事发前减少了20万人次。
一部分人分流给了出租车。多位出租车司机在聊天中透露，7月21日爆炸后，他们载客量的变化很明显，尤其是上班一族，以往大多选择公交车上班，现在则首选出租车。综合多位出租车司机的说法，《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得到的一个印象是：在爆炸案发生后的几天，出租车的营业额比平常多出四分之一强。
多数出租车司机并没有因此欣喜。在他们看来，这种由于爆炸而引发的短期客坐率上升，是以将来可能的市场下滑为代价的——一位的士司机告诉本刊记者，坐出租车的人群，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比重为2:1，爆炸使得外地游客对昆明望而却步。“我知道有些人退了来昆明的机票。”他说。
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看到挎包的乘客打车，他会对乘客多打量一眼，“如果面带凶气，就会多一分小心”。昆明市客管处还专门下发通知称，如果乘客携带违禁物品上车，司机可以拒载。
客管处还在7月22日发出一封《致出租车司机的信》，一方面要求司机检举、揭发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要做好安全防范。“公司要求我们必须在23号之前把信取走，否则罚款。”一位出租车司机向记者透露。
案件仍无进展，这让人们有些不安，因为你不知道危险来自何方。
昆明市公安局专门在盘龙分局巡特警大队院内设立了群众举报接待点，接待的警员由于日夜值班看起来有些疲惫，他们向记者透露，很多的“线索”事实上是群众想象出来的。而在记者采访的40多分钟内，两部公布的电话竟然没有响过一次。
在昆明市公安局7月23日发布的第二号公告里，对提供线索破获案件的奖励由此前的10万元提至30万元。但这个公告于7月24日晚间从市公安局网站上撤下，市公安局新闻办综合科科长李云峰对此给出的解释是：高额奖励一事引起了过多的关注，可能会对案件的侦破带来消极影响。
事发后，在一些公交站点，多了一些安全检查人员，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乘客携带的可疑物品进行检查，但只持续了三天就收了兵。一是检查过于繁琐，二是在很多人看来，这种亡羊补牢的行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但检查仍然改变了行人的出行习惯，一位40多岁的妇女向记者坦言，以前她喜欢出门带一个挎包，在被检查过一次后，她再也不愿带着包出来。
生活继续
昆明人对这次公交爆炸动机的猜测林林总总。 有舆论将这次爆炸与破坏奥运联系起来，而多数昆明人更倾向将这一可能排除。最主要的原因是昆明距离北京太远，“北京根本听不到这里的响声”。
但公安机关还是感受到与奥运相关的压力。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刘震此前在回答媒体关于何时能破案的问题时曾表态：希望在奥运之前。
7月22日，在昆明市公安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昆明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杜敏，曾用一种很技术性的语言对此事与奥运有关的传言进行辟谣，说“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此事与奥运有关”——事发后，几十家外地媒体云集昆明，其中大多数都带着与奥运有关的疑问而来。
针对“东突”组织最近在录像中声称对此次爆炸负责的言论，昆明警方沿用了与上述回答相似的表述，说“尚无证据表明昆明公交爆炸案与恐怖组织有关”。
昆明与北京相距甚远从而将这次爆炸与奥运有关的可能加以排除的观点，也招致反对的声音。反对者认为，正是由于这种距离遥远，从而疏于防范，反而提高了此类爆炸成功的可能性。而在奥运之前的敏感时刻，中国境内的任何地方发生爆炸，都无一例外会引起关注。
多位市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反映，爆炸之前，一些敏感地带的安全检查并不是特别严格。毕竟，从1995年昆明百货大楼发生爆炸案后，昆明已经有10多年没再发生令国人侧目的安全事件了。
现在的昆明可以说得上是“提高警惕”，在一些敏感地带尤为明显。本刊记者26日在昆明火车站看到，一些荷枪实弹的特警在车站广场上不间断地巡逻，拿着安检仪的警察不时拦住旅客查验证件。在二楼候车室入口，每一位旅客都被要求进行严格的登记。
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刘震告诉记者，昆明警方现在已经“全员备岗”。
报复社会，还是恐怖袭击，关于案发原因的猜测还有很多，市民几乎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一位社会学家对本刊记者表示，在真相被揭示之前，这些猜测一般不会自行消失，有的可能沦落为茶余饭后的笑谈，有的则可能发酵为暗藏坊间的恐惧。
刘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并不打算对这些传言进行澄清，因为在案件真相明了之前，主要的精力要用在侦破方面，因为“这方面的压力确实很大”。
恐慌当然只是昆明的一个侧面，它终将逝去。7月29日，本刊记者倘佯春城街头，灿烂的鲜花，欢快的笑颜，看电影的人群，满目盈盈。如果不是因为采访，你察觉不到这个美丽的城市有了一些细微的改变。
本文截稿前的7月29日晚8时许，昆明城西交林路与近华浦路交叉口国运教育大厦大门右侧10米处，发现一个可疑黑色箱包，昆明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将现场封锁。
检查的结果，箱内除了几本旧书，没有任何可疑物品。
只是一场虚惊。
路边，小吃摊档上的人们不为所动，生活依旧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