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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王正廷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他曾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北洋政府代理内阁总理等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期担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王正廷虽在政界担任要职,但他热心体育事业,并致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开展。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因其对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王正廷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积极推动中国举办
首次国际体育盛会
1882年,王正廷生于浙江奉化。1907年,王正廷赴美国留学，1910年从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留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1911年回国。当年,国际奥委会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来华考察体育,以远东区国际扶轮社社长的身份与王正廷相识,随后一起联络东亚各国,发起组织远东体育协会,决定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东亚各国城市举办远东运动会。1912年7月,王正廷开始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首任中国籍总干事,积极支持现代体育在中国开展工作。
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运动会。然而当时的体育设施,却让负责筹备工作的王正廷感到无奈:“说来惭愧,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自己所有的象样的运动场,我只好向外侨借用虹口靶子公园充数。”尽管如此,王正廷并没有退缩。他四处筹资,对运动会召开的各项事务都作了认真安排和布置。在王正廷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如期举办。
比赛结束后,中国运动员取得锦标第一的好成绩,使国民为之振奋,更引起了全社会对体育事业的关注。除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外,王正廷还先后担任第五、八届远东运动会会长和历届远东运动员的赞助人,为中国体育走向亚洲和亚洲的体育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
1920年,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
由于王正廷在推动中国体育事业上的重大作用,1922年,经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古柏坦推荐,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十届年会上,王正廷被推举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为终身委员),成为国际奥委会第一位中国籍委员。
组织全国体协 结束外国人
控制中国体育的局面
在全国性奥林匹克组织出现前,中国的体育运动竞赛主要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与组织，体育事业的发展急需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指导和规划。同时，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兴起,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体育主权的呼声日益强烈。成立于1922年4月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成立的,其成员1/3为外籍传教士及教师,并主持实际工作。尽管张伯苓、王正廷先后出任会长,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也对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开展起过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但在旁人看来,这个联合会已由外国人把持,有失国家尊严。
在王正廷、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1924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在上海成立,张伯苓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主席董事,董事会15人全部为中国人。
全国体协成立后,中国体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的局面,从此成为历史,中国体育的现代化揭开新的一页。1924年全国体协成立后,先后加入了远东体育协会及国际田径、游泳、体操、网球、拳击、举重、足球、篮球等8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全国体协为其成员组织。与此同时,全国体协在王正廷、张伯苓等人领导下,克服人力、物力、财力等诸方面的困难,为发展中国现代体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多方奔走 促成中国代表团
三次参加奥运会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此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时候,主管体育工作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国难当头、时间匆忙、准备不足为理由,拒绝中华体育协进会的要求,宣布不派运动员参赛。
而此时为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却准备派两名东北运动员,以“满洲国”名义参赛,并大造宣传声势。全国舆论大哗,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派运动员参赛。全国体协立即予以响应,积极进行参赛准备工作,但参赛经费无着,最后张学良决定个人出资,赞助刘长春代表中国参赛。王正廷积极奔走,不仅利用自己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身份,帮助刘长春迅速办妥参赛手续,而且指示全国体协为刘长春等做好参赛准备工作。
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赛场,虽然成绩不佳,却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存在,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告人的目的。
1935年11月1日,王正廷正式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参加1936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及其经费预算。迫于舆论压力,行政院长蒋介石勉强批准了该报告。
由于当时教育部要求组织一个“体育考察团”,总人数多达36人,代表团被迫缩减运动员和教练员人数,并且还需要追加资金。王正廷为此直接向蒋介石求援，在蒋介石带头捐款后,王正廷立即向当时的权贵和各部门募集经费，总计3万元。差的2万元,是中国足球队先期到南洋比赛凑来的。1936年6月2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发。
1946年,王正廷开始为参加伦敦第十四届奥运会奔波。按预算,到伦敦参加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需要15万美元,当时主管体育工作的王正廷与张伯苓历经四个月从政府磨到2.5万美元。从申请到拿钱,他们奔走于各衙门达41次,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25趟。尽管如此,代表团最终筹集的经费仍然没有达到预算,只好将参赛运动员减少一半,并先期派以“球王”李惠堂为首的足球队一路出访比赛直达伦敦,靠卖门票再筹资金。
1948年7月20日,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伦敦。这届奥运会上,中国选手均在初赛被淘汰。8月15日,比赛结束,但是回程的差旅经费缺尚无着落。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正廷不时向国内求援。但当时政府已无心支付款项。后来王正廷向在美国纽约的另一位中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孔祥熙求援,总算勉强凑足机票钱，使代表团顺利回到国内,结束了一次艰难的奥运之旅。这次尴尬的奥运之旅,使王正廷更加心灰意冷。1948年冬,王正廷离开了大陆,移居香港。1961年,王正廷在香港病逝,享年79岁。
积极推动中国举办
首次国际体育盛会
1882年,王正廷生于浙江奉化。1907年,王正廷赴美国留学，1910年从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留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1911年回国。当年,国际奥委会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来华考察体育,以远东区国际扶轮社社长的身份与王正廷相识,随后一起联络东亚各国,发起组织远东体育协会,决定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东亚各国城市举办远东运动会。1912年7月,王正廷开始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首任中国籍总干事,积极支持现代体育在中国开展工作。
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运动会。然而当时的体育设施,却让负责筹备工作的王正廷感到无奈:“说来惭愧,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自己所有的象样的运动场,我只好向外侨借用虹口靶子公园充数。”尽管如此,王正廷并没有退缩。他四处筹资,对运动会召开的各项事务都作了认真安排和布置。在王正廷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如期举办。
比赛结束后,中国运动员取得锦标第一的好成绩,使国民为之振奋,更引起了全社会对体育事业的关注。除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外,王正廷还先后担任第五、八届远东运动会会长和历届远东运动员的赞助人,为中国体育走向亚洲和亚洲的体育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
1920年,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
由于王正廷在推动中国体育事业上的重大作用,1922年,经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古柏坦推荐,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十届年会上,王正廷被推举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为终身委员),成为国际奥委会第一位中国籍委员。
组织全国体协 结束外国人
控制中国体育的局面
在全国性奥林匹克组织出现前,中国的体育运动竞赛主要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与组织，体育事业的发展急需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指导和规划。同时，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兴起,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体育主权的呼声日益强烈。成立于1922年4月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成立的,其成员1/3为外籍传教士及教师,并主持实际工作。尽管张伯苓、王正廷先后出任会长,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也对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开展起过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但在旁人看来,这个联合会已由外国人把持,有失国家尊严。
在王正廷、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1924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在上海成立,张伯苓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主席董事,董事会15人全部为中国人。
全国体协成立后,中国体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的局面,从此成为历史,中国体育的现代化揭开新的一页。1924年全国体协成立后,先后加入了远东体育协会及国际田径、游泳、体操、网球、拳击、举重、足球、篮球等8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全国体协为其成员组织。与此同时,全国体协在王正廷、张伯苓等人领导下,克服人力、物力、财力等诸方面的困难,为发展中国现代体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多方奔走 促成中国代表团
三次参加奥运会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此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时候,主管体育工作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国难当头、时间匆忙、准备不足为理由,拒绝中华体育协进会的要求,宣布不派运动员参赛。
而此时为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却准备派两名东北运动员,以“满洲国”名义参赛,并大造宣传声势。全国舆论大哗,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派运动员参赛。全国体协立即予以响应,积极进行参赛准备工作,但参赛经费无着,最后张学良决定个人出资,赞助刘长春代表中国参赛。王正廷积极奔走,不仅利用自己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身份,帮助刘长春迅速办妥参赛手续,而且指示全国体协为刘长春等做好参赛准备工作。
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赛场,虽然成绩不佳,却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存在,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告人的目的。
1935年11月1日,王正廷正式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参加1936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及其经费预算。迫于舆论压力,行政院长蒋介石勉强批准了该报告。
由于当时教育部要求组织一个“体育考察团”,总人数多达36人,代表团被迫缩减运动员和教练员人数,并且还需要追加资金。王正廷为此直接向蒋介石求援，在蒋介石带头捐款后,王正廷立即向当时的权贵和各部门募集经费，总计3万元。差的2万元,是中国足球队先期到南洋比赛凑来的。1936年6月2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发。
1946年,王正廷开始为参加伦敦第十四届奥运会奔波。按预算,到伦敦参加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需要15万美元,当时主管体育工作的王正廷与张伯苓历经四个月从政府磨到2.5万美元。从申请到拿钱,他们奔走于各衙门达41次,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25趟。尽管如此,代表团最终筹集的经费仍然没有达到预算,只好将参赛运动员减少一半,并先期派以“球王”李惠堂为首的足球队一路出访比赛直达伦敦,靠卖门票再筹资金。
1948年7月20日,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伦敦。这届奥运会上,中国选手均在初赛被淘汰。8月15日,比赛结束,但是回程的差旅经费缺尚无着落。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正廷不时向国内求援。但当时政府已无心支付款项。后来王正廷向在美国纽约的另一位中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孔祥熙求援,总算勉强凑足机票钱，使代表团顺利回到国内,结束了一次艰难的奥运之旅。这次尴尬的奥运之旅,使王正廷更加心灰意冷。1948年冬,王正廷离开了大陆,移居香港。1961年,王正廷在香港病逝,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