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周末画报曾干过一件矫情的事情，请马里克拍时装，名牌服装套到了马里人身上，他们大多都是马里克的亲朋好友。这组时尚大片最后成为杂志8个页码的特别报道。其中还有一张获得了荷赛奖，图片说明惨不忍睹：“阿布道拉尼，穿着维克多&罗尔夫牌西服，宝缇嘉牌衬衫，杜嘉班纳牌皮鞋，头戴一頂巴布瑞帽子……”
　　手头有一张内森·莱昂斯视觉研究工坊课堂的照片，内森身边是一张白板，三五个学生坐在教室的窗前—人们都希望凑到朝向光明的地方。
　　我根本无法数清内森·莱昂斯所做的事情，他的名头有：艺术家、策展人、教育者、理论家，有人称其是对美国近60年以来的摄影影响深远的人物。他发起了“美国摄影教育协会”，创办了《余像》杂志。但我认为，他最值得尊敬的仍然是导师这个身份。
　　若在机制里混，他也许会更荣耀，因为人们在写摄影史的时候，都只关注“主流”，而这位先生却在其职业生涯的巅峰退下，创办了另类的学校。
　　早在他在乔治·伊斯特曼博物馆工作期间，内森就专门在二楼开辟展厅，把这个空间留给新人，在这里，他给了29岁的李·佛瑞兰德人生第一个个展。他所策划的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展览《向着社会的风景》，也许应该单用一篇文章来介绍。
　　“视觉研究工作坊”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学校有画廊、出版物，但一切都是艺术家自治，在学校走廊里，你经常会看到拿着锤子的学生在修理学校的物什，这里的每个人是主人。内森从艺术体制中出走，意图建立一个体制外的体制，核心围绕着的是艺术家的自觉，对事物真正的观看，而非被艺术机制奴役。
　　内森对自己的学生提到，“假如你看到一些感觉不对的事情，就应该表达，你要有行动。只有这么做了，你才会让世界发生改变。”
　　马克·吕布在年轻的时候也幸运地找到了他的照相机，将他从腐朽沉闷的工厂生活中解救。他相当害羞，不善与人接触。其实，很多成为摄影师的人，大都是这个路子，照相机成为一个庇护所。但进一步，他们逐渐发展成用视觉的方式言说—也许那本身就是这些“视觉人类”天生的渴望。
　　今年，马格南图片社有两位社员去世，还有一位是彼得·马洛（Peter Marlow1952-2016），英国摄影师，职业生涯开始于摄影记者，曾为西格玛图片社工作，后加入马格南。中后期的作品更强调对本土社会问题的深度观察，其作品《利物浦：眺望大海》，记录了这个城市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的衰落。
　　这篇关于逝者的文章并非只是悲伤和哀悼，怀着交流的渴望，我读着他们的照片，试图还原他们的目光，想象他们拍照和工作的模样。
　　人们发现盖瑞·布拉施的时候，他面朝下漂流在海里。后来的急救已经回天乏术。
　　对于很多环保界人士来说，这场死亡来得很痛心。
　　宣布死亡消息的是澳大利亚博物馆，这里主持运行着大堡礁蜥蜴岛研究站，盖瑞在这个区域潜水时遇难，他正试图记录气候变化对大堡礁的影响。
　　这家伙是我见到的最纯洁的人，他的朋友如是说。自1990年代末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现象，他不仅是记录者更是行动者，在其著作《火焰下的地球：全球变暖如何改变了世界》中，盖瑞给这个地球的愿景是：一个安全、清洁以及凉爽的世界。
　　只可惜，时下到处都是“热点”。名人一个个在炉子上被烤热，不管那是否出于自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