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与复古——东周时期古蜀社会变革之考古学观察

来源 :中华文化论坛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ongxing35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约从春秋中晚期开始,成都平原等级较高的墓葬出现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楚文化因素大量流行,二是具有早期风格的许多随葬品大量出现,反映出此时古蜀社会上层革新与复古两大潮流.这种现象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古蜀开明氏推行的一系列建立“礼制”的社会变革有关.这次变革是对蜀地传统丧葬观念的一次洗礼,使得三星堆、十二桥文化以来早期古蜀文明的本土文化传统发生断裂,在战国早期,形成了以船棺葬、巴蜀符号等为特色的晚期古蜀文明的峰点.
其他文献
五四前后的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美国新闻媒体也关注到了这些变化,并进行了报道和分析.美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反映了中国在历史转折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变迁,以及可能对中国未来所发生的影响.美国媒体关注了西方思想家的影响、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进步的推动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在政治上,中国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但是也可能就是这个政治的不稳定,中央政府的衰弱,给中国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扮演主要角色创造了机会.
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北宋前期的文道观经历了从重道到重文,重回重道而最终走向文道并重的演变过程,西昆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初柳开等人为纠正五代浮靡文风而主张重道,使文成为了道的附庸;西昆派前期作家杨亿等为纠正这种弊端,又提出“雕章丽句,脍炙人口”的主张,强调文辞的重要性,竖起了重文的大旗.西昆派的主张遭到了石介等道统派的反击,重道思想复兴,但石介鼓吹的太学体却将古文导向了怪奇方向.西昆派后期作家面对石介的攻击,坚持文学创作,主张华实并重,延续了重文思想.欧阳修吸收了道统派和西昆派的观念,主张文道并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以“亲子重逢、盲亲复明”为叙事类型的孝道故事,其情节可概括为:亲子离别失散,父母因此忧泣失明.后来亲子久别重逢相认后,盲亲瞽目复明.早在秦汉时期,这类故事中的“重逢认亲”元素便已出现,其情节设置源于儒家感应说.在佛教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亲子重逢、盲亲复明”故事类型开始出现.宋元以降,随着劝善运动的展开,此故事类型与道教文昌信仰相结合,并作为劝善故事广泛流布于民间社会.中国古代“亲子重逢、盲亲复明”孝道故事的产生与流变,体现出了儒释道混融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人类社会对亲人团聚的共通情
20世纪20-40年代,民国学人大规模地讨论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涵盖了有关中国传说古史的论辩、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化多地起源等领域.在推广中国文化起源研究的过程中,民国期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表现为:学者办刊,引领学术发展;运用多种传播方式,以论辩推动研究深入;及时刊发,加快传播速度等.民国期刊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起源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还促进了科学史观在中国文化起源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推广了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但不少民国期刊存续时间过短,对于中国文化起源研究的传播往往昙花一现,没能为推动本领域的
马雅可夫斯基与郭小川的革命诗歌在追求独创性诗思的路径、诗歌意象所显露出的诗风、语言广泛的艺术表现力等方面同中有异.两位诗人的作品最大限度地让语言接近观感、让读者真切地感受物象存在的震颤与情感的律动.其差异在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反叛文化权威,以独特的语言生产,运用线条与阶梯式排列,体现出造型艺术之美;郭小川的诗歌承旧见新,以兴发感动的唯美意象,拓展了旋律的韵动与乐章式排列,体现出音乐之韵.
陈豹隐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之一,他留学日本的经历、救国救民的情怀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播火者李大钊的亲密交往,对于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革命实践有着重要影响.陈豹隐以讲授课程、发表文章、公开演讲、著述翻译等方式,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陈豹隐一生留下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参与革命活动、积极著述翻译、直接参与政治的进步行迹,他翻译和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播撒下思想启蒙的革命火种,众多青年和进步人士在他的影响下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道路.
“黄河”作为集体记忆与民族文化符号,在参与影像叙事与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河东流去》以河流符号与地理空间进行历史事件的灾难叙事,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家国集体记忆的升华.《黄土地》中“黄河”成为积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符号.《黄河绝恋》通过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故事,建构了历史语境中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空间.《百鸟朝凤》将故事设置在黄河岸边传统农耕文明的地理范畴,凸显了故事中的艺术性、民族性与现代性.“以家喻国、家国同构”的创作理念是《黄河喜事》的最大特点,影像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观念、文化记
北宋至清代中期,《国语》的流传以公序本为主.其自北宋治平元年国子监初刊后,在南宋至清各个时期皆有不同程度的再刊和翻刻,其中尤以明代为盛,形成独立的公序本系统,一方面大大普及了《国语》的传播,另一方面又因翻刻较多,渐失原貌,致使后人对其多有不满.实则《国语》明道本与公序本各有长短,应当相互参校、定其瑕瑜,以求其原真.
Kunstkammer,一般被称作“艺术收藏室”或“珍奇屋”,曾经位于柏林宫,可以说是柏林众多博物馆的起源.16世纪,宫廷艺术不仅是王族消遣,也存在于学术文化的语境中.它包含的知识来自非常广泛的领域,是今天博物馆的早期形式.从这个时期开始,自然、艺术和科学的物品都汇集在珍奇屋之中.到了19世纪,柏林成立了很多新的博物馆,珍奇屋所收藏的物品慢慢地流动到不同的收藏当中.如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博物馆岛上,1830年成立的柏林日博物馆(Altes Museum)、1855年开业的柏林新博物馆(Neues Museum
期刊
徐中舒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其早年成学经历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立密不可分.徐中舒自1929年进入史语所,主持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并兼任史语所秘书,同时还完成了大量研究工作,产生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其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一方面是和徐中舒本人良好的学术功底和勤奋求进的优良学风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史语所优越的研究环境和学术氛围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