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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张永峰即将辞去衢州学院教职，远赴异地工作了。
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我看来，大事似乎总该有个仪式才行。作为他的好友，当然应该去送行。于是，我决定从上海去衢州。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想到仰慕已久的“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地的农村看看。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区的村庄，做了些社会调查，但到目前为止，还唯独没有去过浙西南。
到了衢州，在永峰家里待了一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那点私事。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永峰激动地说：“我们在城市里读书和工作确实太久了，都快要脚下踏空了，是非常有必要经常回到农村去的，那里可是我们的‘故乡’啊。”
接下来，他带着我们到了其侄子家，那里有他们的家谱和保存完好的老家具。
永峰酷爱戏曲，也许是触景生情吧，在院子里坐下来以后，他就唱起了一些京剧片段，而大叔的侄子家有台VCD影碟机，我们进来时，大叔的二哥，也就是大叔的侄子的父亲，一个80多岁的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开着影碟机播放VCD，听着一些衢州地方戏。老人告诉我们，这些地方戏，随着中青年人的进城工作，要么被只言片语地带到了城里，要么将来直接就地失传。
在我听来，城市似乎倒成了最大的赢家和受益者了。因为，它让劳动力带去了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碎片和皮毛，然后用资本将其梳妆打扮一番。在此基础上，城市就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了，为中产和小资们提供可以用来享乐与消费的多样的文化形式和所谓的古老传统符号，一扫平淡、乏味和枯燥的机器复制的大众文化的阴霾。这样，城市精英们足以借此，对乡村的传统文化，要么“乡愁”一把，要么“猎奇”一把了。
千年古村和农家乐
永峰已听戏入迷了，而我想出去看看，就让大叔带着我，在村子里走了一圈，村子小，只用了五六分钟的光景。我粗粗数下来，大致有1/3的人家的门是上了锁的。大叔说，他们都是举家进城打工的人，有的多年都不回来了，有的一年会回来一次看看房子塌了没有。
我忽然发现，有一家的房子已经倒塌了，屋顶下陷，房门半倒，大门上的锁已生锈了。大叔说，这家中，原来只有一个88岁的老妪独居，是他房份不远的婶子，在前年去世了，儿孙们匆匆回来简单地办完丧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大叔的侄子是开农家乐的，刚开业半年多，房子还没完全装修完。他们家不是该村最早开农家乐的，现在村里已有近十家了，有的人家正式一些，有的是半农家乐性质。以前，他们家也是以农业为生，种田、摘果、砍树、伐竹等。最近几年，一双儿女都进城工作了。而衢州市里的房价，真不是这个普通人家可以承受的。最终，已出嫁的女儿出了个看似不错的主意，出钱帮他们在原地盖了新房，开起了农家乐，希望靠此赚钱、攒钱，给儿子在市里买婚房。但能看出来，主人夫妇对此计划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主要因为，目前村里的一个普遍状况是，生意并不怎么好。来此的外人，基本都是衢州市里的，再远一些，也就是附近城市的，像我这样从上海来的，已算很少数了。况且，客人大部分都是周末来，属于亲子游性质，住一两个晚上，就回城上班、上学去了。他们除了会带走点水果和蔬菜，基本上带动不了其他可能的消费。偶尔有一两个画家来写生，开农家乐的人都视之为“上帝”，争相抢着客源，邻里之间还会闹出些矛盾来。
剩下的1/3的人家，以中老年人居多，大都四五十岁的样子。有的是儿女进城打工了，但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因此他们暂时没有进城看孙辈的任务，但也没有钱重盖房屋开农家乐，就暂时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有的是孩子进城读书了，家中只有留守妇女，丈夫在城里打工，挣钱供孩子学费；有的正在准备重盖房屋，然后简单装修一下，就开农家乐：等等。
走着看着，就来到了该村的“旅游中心”，也是村委会所在地，大概有两间房的大小，屋里四面墙上，贴的是村历史介绍和传统文化描绘的图画。地上堆放的，是一些竹片和油漆桶等。原来旅游中心正在施工中，它是响应了当地政府发展旅游业的号召而建的，等建成后，村委会就将加快推进该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看到听到这里，我不免心里一揪：按下来，如这个千年古村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农家乐在村民的举债中雨后春笋般地建起来了，而没有政府资金补贴的支持，照目前这个顾客群的样子下去，难免不会出现“丰收成灾”的情况，到时债务还是要落到个体家庭身上：即使万一兴旺发达起来了，是不是会东施效颦—下，拿那个极度商业化了的周庄当模板呢？那样，很多当地人是要被迫离开这里的。
也许南浔就是如此沦陷的。而一个个“南浔”，也是在短短几年间这样前赴后继的。一位好友曾百般劝我不要去南浔。她告诉我，2003年前后去南浔，她是第一次，到了那里，感到了震撼，那里真美啊，真安静啊，真原生态啊，真适合城里人去度假和休闲啊，等等。后来几年，她接二连三地去享受着。但不久前她又去，回来后告诉我，这是她最后一次去了。因为，十年下来，南浔已从当初的南浔，变成了现在的“周庄”了，除了消费项目和酒吧，已没有了其他，更不用奢侈地去谈那曾经的享受了。
目力所及，当今社会，在大江南北，无论农家乐也好，古镇也罢，只要在资本的逻辑驱使下，按照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的模式，被塑造、包装和经营起来以后，很可能就会：要么遍地是千篇一律的“地方小吃”，到处都在卖假古玩或从异地进来的“本地特产”；要么四处在卖“野生鱼”、“山野菜”、从养殖场出来的“当地土鸡”；等等。更不用说，在这背后，还隐藏着各种天价类的宰客现象了，它们哪怕是偶然一次被媒体曝光，一个城市的旅游名片，就顷刻间碎了一地。
稍感欣慰的是，眼前的这个千年古村，还处在旅游业的“似醒非醒”的摸索阶段，下一步的发展模式，现在还看不清晰，似乎也不很确定，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否则，我真会为之扼腕叹息。因为，古村被完全商业化、消费化、资本化和同质化以后，对本地人，未必是好事，因健康、幸福、文化、生活等的内容和意义不是靠钱多就能实现的，弄不好，二者还恰恰成反比，落得“穷得只剩下钱了”的反讽性境地。
更不用说，钱还不一定能进到本地人的口袋里，有可能是被吞进了大资本的巨颚中。
在我看来，目前全国各地的很多农家乐和古镇项目，都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盲目性、同质化和过度商业化的倾向和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源远流长数千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幸也有力地保持了地方及其文化的多样性。
那么，在千年古村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中，其实已涉及到一个大问题，就是：谁来继承传统文化？
回城礼物和下山的路
参观完旅游中心，就到了该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们就在大叔的侄子家吃饭和住宿。晚饭，我吃得很香。永峰看在了眼里，第二天，准备回城时，他就托主人给买一些土特产，让我带回上海去。他的好意，被我婉拒了。
原因很简单：这儿的东西固然绿色，也当然有机，更无公害，但是，我能运多少回上海呢？即使够多，又能持续吃多少天呢？即使够长，吃过以后，我还不是要继续自己那种不变的日常生活，还不是有雾霾时就大口吸雾霾，还不是对有农药残留的瓜果蔬菜照吃不误？
但永峰善良，还是想帮当地销一些农产品，因此我们就准备带回衢州一些柿子。接着，问题出现了，我们拿着重物已无法下山了，因他的腿脚被昨天累坏了，不能再支撑下千年古道了。除此之外，出村子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由村民每人集资三千元、刚刚修好的一条蜿蜒在群山之间的窄窄的水泥路。而这条水泥小路，据说有十多里，且有一段，在山间纵横，非本地人，极易迷路。
怎么办？我们只有找三轮车带着出去。可是，这些老人，没有一个会开三轮车的，且不说这路可能还有些凶险了。村里只有两三个会开三轮车的中年人，天还没亮就进城去做买卖了。我们本想等他们回来，但是等到中午，也不见人影。大叔的侄子说，他们可能要下午才能回来了。
没办法。我们决定不再等待，立即徒步下山。此时，大叔的侄子找来了根竹棍，大步走在了我们前面。他说多年来，自己上山或下山时，都习惯性地随身携带根棍子，以防遭遇野物袭击。本以为他是送我们到村口的，给我们指明下山的路。哪知道，他一路向前，我多次劝他回去，他都担心我们会迷路，而坚决不回，一直穿越几座山，把我们送到山下的公交车站点。其实，在昨天刚到时，我们就已告诉过他，以后再来的可能性很小了。但是，他的初衷淳朴而简单，绝不是出于在当今社会的营销中拉回头客的目的。
望着他消逝在竹林深处的背影，再抬头看看远方，太阳正值中天，灿烂而炽热的阳光洒在丛林掩映中的千年古村上，我油然涌起一股感动，伴着一种美好的祝福：但愿千年古村和与它类似的村庄甚至普通的村庄中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大叔的侄子这样的人及与他一样淳朴善良的下一代人中的理想主义者继承下去。
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我看来，大事似乎总该有个仪式才行。作为他的好友，当然应该去送行。于是，我决定从上海去衢州。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想到仰慕已久的“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地的农村看看。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区的村庄，做了些社会调查，但到目前为止，还唯独没有去过浙西南。
到了衢州，在永峰家里待了一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那点私事。多少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永峰激动地说：“我们在城市里读书和工作确实太久了，都快要脚下踏空了，是非常有必要经常回到农村去的，那里可是我们的‘故乡’啊。”
接下来，他带着我们到了其侄子家，那里有他们的家谱和保存完好的老家具。
永峰酷爱戏曲，也许是触景生情吧，在院子里坐下来以后，他就唱起了一些京剧片段，而大叔的侄子家有台VCD影碟机，我们进来时，大叔的二哥，也就是大叔的侄子的父亲，一个80多岁的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开着影碟机播放VCD，听着一些衢州地方戏。老人告诉我们，这些地方戏，随着中青年人的进城工作，要么被只言片语地带到了城里，要么将来直接就地失传。
在我听来，城市似乎倒成了最大的赢家和受益者了。因为，它让劳动力带去了乡村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碎片和皮毛，然后用资本将其梳妆打扮一番。在此基础上，城市就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了，为中产和小资们提供可以用来享乐与消费的多样的文化形式和所谓的古老传统符号，一扫平淡、乏味和枯燥的机器复制的大众文化的阴霾。这样，城市精英们足以借此，对乡村的传统文化，要么“乡愁”一把，要么“猎奇”一把了。
千年古村和农家乐
永峰已听戏入迷了，而我想出去看看，就让大叔带着我，在村子里走了一圈，村子小，只用了五六分钟的光景。我粗粗数下来，大致有1/3的人家的门是上了锁的。大叔说，他们都是举家进城打工的人，有的多年都不回来了，有的一年会回来一次看看房子塌了没有。
我忽然发现，有一家的房子已经倒塌了，屋顶下陷，房门半倒，大门上的锁已生锈了。大叔说，这家中，原来只有一个88岁的老妪独居，是他房份不远的婶子，在前年去世了，儿孙们匆匆回来简单地办完丧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大叔的侄子是开农家乐的，刚开业半年多，房子还没完全装修完。他们家不是该村最早开农家乐的，现在村里已有近十家了，有的人家正式一些，有的是半农家乐性质。以前，他们家也是以农业为生，种田、摘果、砍树、伐竹等。最近几年，一双儿女都进城工作了。而衢州市里的房价，真不是这个普通人家可以承受的。最终，已出嫁的女儿出了个看似不错的主意，出钱帮他们在原地盖了新房，开起了农家乐，希望靠此赚钱、攒钱，给儿子在市里买婚房。但能看出来，主人夫妇对此计划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主要因为，目前村里的一个普遍状况是，生意并不怎么好。来此的外人，基本都是衢州市里的，再远一些，也就是附近城市的，像我这样从上海来的，已算很少数了。况且，客人大部分都是周末来，属于亲子游性质，住一两个晚上，就回城上班、上学去了。他们除了会带走点水果和蔬菜，基本上带动不了其他可能的消费。偶尔有一两个画家来写生，开农家乐的人都视之为“上帝”，争相抢着客源，邻里之间还会闹出些矛盾来。
剩下的1/3的人家，以中老年人居多，大都四五十岁的样子。有的是儿女进城打工了，但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因此他们暂时没有进城看孙辈的任务，但也没有钱重盖房屋开农家乐，就暂时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有的是孩子进城读书了，家中只有留守妇女，丈夫在城里打工，挣钱供孩子学费；有的正在准备重盖房屋，然后简单装修一下，就开农家乐：等等。
走着看着，就来到了该村的“旅游中心”，也是村委会所在地，大概有两间房的大小，屋里四面墙上，贴的是村历史介绍和传统文化描绘的图画。地上堆放的，是一些竹片和油漆桶等。原来旅游中心正在施工中，它是响应了当地政府发展旅游业的号召而建的，等建成后，村委会就将加快推进该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看到听到这里，我不免心里一揪：按下来，如这个千年古村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农家乐在村民的举债中雨后春笋般地建起来了，而没有政府资金补贴的支持，照目前这个顾客群的样子下去，难免不会出现“丰收成灾”的情况，到时债务还是要落到个体家庭身上：即使万一兴旺发达起来了，是不是会东施效颦—下，拿那个极度商业化了的周庄当模板呢？那样，很多当地人是要被迫离开这里的。
也许南浔就是如此沦陷的。而一个个“南浔”，也是在短短几年间这样前赴后继的。一位好友曾百般劝我不要去南浔。她告诉我，2003年前后去南浔，她是第一次，到了那里，感到了震撼，那里真美啊，真安静啊，真原生态啊，真适合城里人去度假和休闲啊，等等。后来几年，她接二连三地去享受着。但不久前她又去，回来后告诉我，这是她最后一次去了。因为，十年下来，南浔已从当初的南浔，变成了现在的“周庄”了，除了消费项目和酒吧，已没有了其他，更不用奢侈地去谈那曾经的享受了。
目力所及，当今社会，在大江南北，无论农家乐也好，古镇也罢，只要在资本的逻辑驱使下，按照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的模式，被塑造、包装和经营起来以后，很可能就会：要么遍地是千篇一律的“地方小吃”，到处都在卖假古玩或从异地进来的“本地特产”；要么四处在卖“野生鱼”、“山野菜”、从养殖场出来的“当地土鸡”；等等。更不用说，在这背后，还隐藏着各种天价类的宰客现象了，它们哪怕是偶然一次被媒体曝光，一个城市的旅游名片，就顷刻间碎了一地。
稍感欣慰的是，眼前的这个千年古村，还处在旅游业的“似醒非醒”的摸索阶段，下一步的发展模式，现在还看不清晰，似乎也不很确定，也就存在着多种可能。否则，我真会为之扼腕叹息。因为，古村被完全商业化、消费化、资本化和同质化以后，对本地人，未必是好事，因健康、幸福、文化、生活等的内容和意义不是靠钱多就能实现的，弄不好，二者还恰恰成反比，落得“穷得只剩下钱了”的反讽性境地。
更不用说，钱还不一定能进到本地人的口袋里，有可能是被吞进了大资本的巨颚中。
在我看来，目前全国各地的很多农家乐和古镇项目，都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盲目性、同质化和过度商业化的倾向和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源远流长数千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幸也有力地保持了地方及其文化的多样性。
那么，在千年古村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中，其实已涉及到一个大问题，就是：谁来继承传统文化？
回城礼物和下山的路
参观完旅游中心，就到了该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们就在大叔的侄子家吃饭和住宿。晚饭，我吃得很香。永峰看在了眼里，第二天，准备回城时，他就托主人给买一些土特产，让我带回上海去。他的好意，被我婉拒了。
原因很简单：这儿的东西固然绿色，也当然有机，更无公害，但是，我能运多少回上海呢？即使够多，又能持续吃多少天呢？即使够长，吃过以后，我还不是要继续自己那种不变的日常生活，还不是有雾霾时就大口吸雾霾，还不是对有农药残留的瓜果蔬菜照吃不误？
但永峰善良，还是想帮当地销一些农产品，因此我们就准备带回衢州一些柿子。接着，问题出现了，我们拿着重物已无法下山了，因他的腿脚被昨天累坏了，不能再支撑下千年古道了。除此之外，出村子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由村民每人集资三千元、刚刚修好的一条蜿蜒在群山之间的窄窄的水泥路。而这条水泥小路，据说有十多里，且有一段，在山间纵横，非本地人，极易迷路。
怎么办？我们只有找三轮车带着出去。可是，这些老人，没有一个会开三轮车的，且不说这路可能还有些凶险了。村里只有两三个会开三轮车的中年人，天还没亮就进城去做买卖了。我们本想等他们回来，但是等到中午，也不见人影。大叔的侄子说，他们可能要下午才能回来了。
没办法。我们决定不再等待，立即徒步下山。此时，大叔的侄子找来了根竹棍，大步走在了我们前面。他说多年来，自己上山或下山时，都习惯性地随身携带根棍子，以防遭遇野物袭击。本以为他是送我们到村口的，给我们指明下山的路。哪知道，他一路向前，我多次劝他回去，他都担心我们会迷路，而坚决不回，一直穿越几座山，把我们送到山下的公交车站点。其实，在昨天刚到时，我们就已告诉过他，以后再来的可能性很小了。但是，他的初衷淳朴而简单，绝不是出于在当今社会的营销中拉回头客的目的。
望着他消逝在竹林深处的背影，再抬头看看远方，太阳正值中天，灿烂而炽热的阳光洒在丛林掩映中的千年古村上，我油然涌起一股感动，伴着一种美好的祝福：但愿千年古村和与它类似的村庄甚至普通的村庄中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大叔的侄子这样的人及与他一样淳朴善良的下一代人中的理想主义者继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