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龚明德先生是公认的实干家。他多年来坚守西南，编辑出版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现代文学书籍，其中不少都成为学界必读的文献；后来更进一步成为著名的收藏家和研究专家，在现代文学文献考证方面成就尤为卓著。

壹

　　书信对人的重要性，乃人情之所同然，特别在战乱时期，家人、友人之间通过信函往来通报平安、沟通情愫，更是殊为难得的事。此所以杜甫才会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叹。研究者当然都明白，作家的书信对理解他们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尤为重要。事实上，许多作家只有在私下的书信里，才会坦露其心灵的隐曲、坦白其创作的初衷，所以他们的书信就成为读者和研究者认识其为人与为文的第一手文献。
　　可是，对作家书信的研究也别有所难。一难在收集——作家生前发表出版的书信不会很多，有些发表过的書信也长期散存于报刊，更多的书信则往往“有去无回”，散存在收信人及其后人手中，今天发掘和收集这些书信，自是很困难的事。二难在考释——作家的书信背后往往隐含着复杂的背景和故事，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读者只从字面去理解，就难明所以，甚至难免误解了，这就需要研究者博览文献、仔细考释，才能挖掘出书信背后的背景和故事，进而揭示出掩映在字面之下的复杂意味。龚明德的现代作家书信研究，在这两方面都有过人的成就。
　　在现代作家书信的收集上，作者的确是少见的有心人。他多年来博览现代文学的旧书报刊，从中发现了不少曾经刊布过的现代作家书信，渐积渐多；并且作者多年前在出版社从事现代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与一些文坛前辈多有交往，手头也就葆有不少著名现代作家的亲笔书信。正因为作者见多识广而且处处留心，所以他收藏和收集到的现代作家书信也就非常丰富，这当然为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文献基础。

贰

　　当然，更难得的是作者对现代作家书信的精彩考释。本来，作家的书信多是写给亲近或熟悉的人，由于收信人对信中说及的人与事往往有所了解，所以作家在书信行文中就可能有所省略，至于有些可能涉及人事是非的情况，作家也许不愿或不便直说，故而行文亦不免曲折，当今的读者未必了然这些情况，这就需要研究者仔细的考释和疏解。并且，作家的书信手迹在被过录、排版以至重刊的过程中，也常常会因为主客观的原因而被删改或被误排，致使后人读来不免多有费解之处，这一切也都需要研究者的考证、补正和还原。博览文献、见多识广的作者，在这项工作中正可谓找到了用武之地。不少著名作家语焉不详的简短书信，经过他的考证和阐释，其背后隐含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即如关于巴金1946年9月22日致夏景凡信之考释，就是典型的文例。该信收在《随缘集——夏宗禹书札》（华夏出版社1997年7月版）里，也收录在《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里，两书所收该信的文字是相同的，其中好几句都涉及吴朗西，作者敏锐地感到其中“朗西来沪数次，不便请他代为接洽”两句在语意逻辑上有问题，构不成前因后果的连接，因为“按照常识，‘来沪数次’，正好‘请他代为接洽’。在写给朋友的私人书信中，晚年大力倡导‘说真话’的巴金，40岁刚出头的壮年时期会如此吞吞吐吐地说话？”正是带着这样的疑虑，作者一直留心搜求原信手迹，终于在北京匡时2013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印制的一本拍卖图录《百年遗墨——20世纪名家书法专场》里，看到了巴金此信原件手迹的彩打缩印全文，发现被他疑为语意逻辑连接有问题的“朗西来沪数次，不便请他代为接洽”两句，手迹上是“朗西来沪数次，又作要人状，不便请他代为接洽”三句。显然，《随缘集——夏宗禹书札》和《巴金全集》第24卷都删去了“又作要人状”一句，当是有意为巴金讳，以掩饰其与吴朗西的矛盾，致使此处上下文语句不通。于是，作者进一步追溯了巴金和吴朗西矛盾的由来与曲直：巴金与吴朗西合力打理文化生活出版社有十二三年，但1946年4月底，他们彻底闹翻了，而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是，巴金用各种手段强力挤走了吴朗西和吴朗西方面的人，然后独揽这家声名很大的民间出版社的大权，下面各部门的负责人也都是巴金的亲戚和亲信。并且，巴金一方还在1951年春向外发表了《我们的呼吁》，对吴朗西“颇多污蔑”，吴朗西则被迫印了小册子《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据实予以反驳。到了1984年，巴金致夏景凡的信重现了，然则这封信能如实入集么？那时看到此信的姜德明先生大概觉得巴金用“又作要人状”来形容合作多年的吴朗西不够宽厚，乃建议巴金删去这五个字，巴金同意了，从此巴金致夏景凡的这封信就以悄然删削的样子出现在世人面前。诚如作者所批评的，姜德明乃是好心办“坏事”，他的建议不仅使此信语句不通，而且遮蔽了一段历史真实。在对此中曲折进行了一番详细考察之后，作者感慨地说：
　　仔细读了吴朗西的《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这本“小册子”，我觉得吴朗西毫无“攻击”巴金的意思，他仅仅是“摆事实”，连“讲道理”都没有。奇怪得很，无论是巴金的胞弟李济生，还是专事研究“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公开发表、出版了相关文章甚至学位论文和论著，都只字不提关键文献《我们的呼吁》和吴朗西《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绕来绕去都是在维护巴金的所谓“正面形象”。从通晓“内幕”的人在网上发布的文字中得知，这些维护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史实言说领域所谓巴金的“正面形象”的人认为：巴金和吴朗西晚年已经和好，作为研究者，求真的同时更要求善。——哎呀！何来这方神圣呀……
　　作者就这样由一封巴金书信五字阙文的复原补正，进而揭示了一段文坛矛盾的是非曲直，真可谓“书信背后有故事”。

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作家有时在书信中所说也可能是客气话，不一定代表他的真实态度，这就需要博览文献、仔细辨正，而不能按书信表面的文字意思照单全收。明德兄的《朱光潜1934年3月3日致林语堂》一文就是考释精审、别有洞见的好文章。 　　说来，1934年的朱光潜还是文坛新秀，大名鼎鼎的林语堂创办小品文刊物《人间世》，也把朱光潜列为“特约撰稿人”并向他约稿，于是作为后辈的朱光潜写了一份回信，说“与先生为初次文字交，不敢方命，检旧稿一篇聊为贵刊塞白可也。”乍一看，朱光潜的态度是很谦逊也很配合的。但明德兄却敏锐地发现，朱光潜在对林语堂表面尊敬之下其实并不很配合——他在整个《人间世》存活的42期一年半的时间中，只提供了两篇文章，而且那两篇文章（包括此封回信里所说的诗论旧稿《诗的隐与显》）“都不是林语堂倡导的严格意义上的‘小品文’”，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何以朱光潜要把与《人间世》的《发刊词》公开宣称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等用稿标准不太协调的长稿投给《人间世》创刊号，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是朱光潜对文学恒定认识的流露。”随后，作者就准确指出，朱光潜真正的文学态度确然有别于林语堂：
　　再过不到两年，仍提倡《人间世》《宇宙风》之类小品文风格的《天地人》杂志创办者徐訏，先后两次致信邀约朱光潜供稿，朱光潜写了《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给〈天地人〉编者徐先生》，公开表白了他的观点：“《人间世》和《宇宙风》所提倡的小品文，尤其是明末的小品文，别人的印象我不知道，问我自己的良心，说句老实话，我对于许多聪明人大吹大擂所护送出来的小品文实在看腻了。……《人间世》和《宇宙风》已经把小品文的趣味加以普遍化了，让我们歇歇胃口吧。”
　　朱光潜的意思很明白，他请求林语堂徐訏们的专门发表“幽默”“闲适”和“自我”的小品文的系列杂志不要那么强势地推销。“歇歇口胃”就是说，不要让全国的读者只一味地读《论语》《宇宙风》《人间世》乃至马上又要创办的《天地人》这类小品文杂志。
　　文章就这样把朱光潜的一封客气的短简和他随后的一封不客气的公开信联系起来，深入揭示了朱光潜这个严肃的京派理论家与林语堂一派趣味主义的小品文家的立场之差异，从而彰显出自由主义文学阵营也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样一道同风、一团和气，在它的内部其实也存在重要分歧。这真是切中肯綮的辨析。
　　诸如此类以小见大、引人入胜的作家书信考证与考释，是作者的拿手文章，在他的著述中构成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存在，与那些人云亦云、充满教条的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大异其趣，别有一种具体切当、精警透辟之感，让人读得津津有味、深受启发。

肆

　　顺便也给作者提点意见。或许正因为作者学养博雅、笔力锐利，有时就难免用力过头以至过度阐释之处。即以《郭沫若1942年2月11日致顾佛影》一文为例，该文确证了“郭沫若的信中说顾佛影《还朝别杂剧》‘与事实不尽符合’，应该不仅仅指把24岁的郭和夫写成了‘以丑角饰之’的人物，恐怕还有他告别妻儿时的具体描述与真实的情景方面的差异”。这是很中肯的见解。但文章随即却说“顾佛影把佐藤富子即郭安娜写得非常通情达理，而此杂剧交给郭沫若‘拜读’的时候，作为佐藤富子20年的丈夫且夫妻俩前后共生育四儿一女的五个孩子的父亲郭沫若却跟另一个青年女性于立群在五年前已结为婚配且已生育子息了……”，这几句就有点多余了，而这多加的几句似乎倒是文章的真正用心之处，所以后文便着力揭露郭沫若回国后的行为如何不检点。据此，作者肯定顾佛影描写郭沫若归国的《还朝别杂剧》之意图云：
　　他要创作一件作品，就让郭沫若记得他还有一个日本妻带着他们的五个孩子生活在日本，他要让郭沫若读到这剧本。现今看来，顾佛影的目是达到了，……郭沫若的反驳没有太多的道理，所以顾佛影没有改动。
　　这让我有些纳闷了——难道使郭沫若不得不“别妇抛雏”的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他自己的薄情寡义么？以作者的明达，应该不难明了其间的轻重是非。并且，作者也知道，佐藤富子并非真像顾佛影所美化的那样深明大义、很赞同丈夫回祖国参加抗日的。复检作者所引佐藤富子发表在日本《新女苑》杂志1938年4月号上的长文《怀外子郭沫若先生》，其中分明有这样的话：“在这平和安乐之中，忽然发生中日事变了，南京政府催促郭沫若急速回国，我们都坚决反对。”既然妻儿坚决反对，心系祖国存亡的郭沫若也就只能悄悄地“别妇抛雏”。何况，回国抗日的郭沫若也并非对其日本妻儿今后的生活没有安排——我清楚地记得曾经看过一篇记述郭沫若在40年代后期谈周作人附逆问题的报道，其中说及他自己在日本十年苦心努力，不但学术有成而且积攒了一万大洋，他不辞而别时，把积蓄留给妻儿维持生活了。至于郭沫若后来与于立群结为夫妻一事，其实也不难理解和谅解——他当日“别妇抛雏”实无异于与日本的妻儿生离死别，持久的战事更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独自归国的他已四十有五且因为耳聋而生活不便，即便不说是需要一个爱人，至少也需要一个女性照顾他的生活，而他与于立群的结婚既得到中共党组织的同意。
　　郭沫若和于立群的正式结合就发生在佐藤富子发表了谴责郭沫若的文章（作者此文中也引用了佐藤富子谴责郭沫若归国的文字）之当月，这恐怕也不是巧合。究其实，顾佛影的《还朝别杂剧》不过是一个小冬烘文人刻意传奇、显摆才情之作，不仅叙事与事实严重不符，而且按明德兄的阐释，顾佛影的真正用心乃是谴责郭沫若变心别娶、敦促他为深明大义的日本妻子改过自新。面对这样一个幼稚的作品及其迂腐的道德要求，郭沫若居然不以为忤而听任其出版，甚至同意作者把自己的复信也附录进去给他装门面，这不正显示了郭沫若的坦然大度和宽容后辈么？事实是，郭沫若并没有要求顾佛影改动剧情中“与事实不尽符合”的最关键处，即美化佐藤富子深明大义的情节设计，因为他知道那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文人的浪漫幻想而已。不难想象，看到郭沫若如此宽厚地不予计较，顾佛影自然乐得不改，那只表明他的自以为是而已——我觉得，这些恐怕才是郭沫若与顾佛影通信往来之真相。设身处地想一想，郭沫若的“别妇抛雏”及与于立群结婚事，还是应该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才对，而不宜用一种过高的道德标准去苛求。要之，知人论世，谁也不是道德上的完人，评论前人，褒贬臧否还应体贴人情实际才是，不知作者以为然否？
　　（作者系清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