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信陵君窃符救赵》中提到的侯嬴之死,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在仔细分析文本的基础上,认为侯嬴之死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侠士精神与人格理想。
　　【关键词】侯嬴 知识分子 侠士精神 人格理想
　　
　　选自《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一文(见高中语文教材试验本第六册)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侯嬴之死。原文中关于这一情节有两处表述,一是公子与客赴赵时,侯嬴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二是公子成功救赵之后,文中有一段照应的话:“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立了大功的侯嬴为什么要选择自尽?而且魏公子对这一行为似乎也没有表现出惊讶和不解。关于侯嬴自刭的原因,人们历来热衷于探讨,而且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大致说来,长期以来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畏诛说。即认为侯嬴是窃符救赵、矫杀晋鄙的主要策划者,魏王一旦查办下来,罪责难逃,不如先自行了断。二、愧杀晋鄙说。认为候嬴为了救赵,迫不得已让朱亥矫杀名将晋鄙,内心感到不安,故以死谢罪。三、坚定公子决心说。这种观点认为侯嬴想通过自己的死来打消公子的顾虑,坚定其决心,使救赵行动一举成功。
　　应该说,以上三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根据原文情节所做出的推断,但这三种看法同样都不得要领。或者说,上述三条理由都可能是侯嬴自杀的原因之一,但都不会是主要原因。侯嬴选择自刭,必然是他主观上认为有了结束生命的必要,必然有着更深层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报答公子的知遇之恩,这一举动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侠士精神。
　　首先,我们从文本内容出发进行探究。侯嬴本是魏大梁夷门的守门人,朱亥本是市集上的屠夫,二人都不过是有着一技之长的市井小民,在默默无闻中终老,似乎是其命运的必然。但由于礼贤下士的信陵君的赏识,侯嬴一夜之间由一个潦倒的“夷门抱关者”而成为信陵君的座上宾,而且信陵君对他和朱亥都极尽礼数。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莫大的知遇之恩。从此之后,在他的价值观里,生与死早已不是第一位的,而用自己的才能来最大限度地报答知遇者,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才是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所以,当信陵君在救赵问题上遇到了极大困难之时,他献上了“窃符”的奇谋。于是他协助信陵君完成了千秋伟业,也就是说他非常完美的报答了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他会认为他的生命价值已经得到了至高体现,余下的生命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意义,故而慨然饮剑,为生命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作为知遇者的信陵君,自然也理解这一行为。
　　然后,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精神上来做进一步的探究。翻开《战国策》、《史记》,我们会发现,这种价值观并非只是体现在侯嬴一个人身上,而是在战国时期的“士”阶层中很是流行的一种时代精神。“士”本来是周代贵族阶层中最低的一个等级,到了战国时期,分化为文士、武士、辩士、谋士等,多有一技之长,可以说是早期的知识分子阶层;同时他们一般依附于诸侯、大夫等贵族身边,由主公为他们提供食宿,故又称“门客”、“食客”。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往往具有展示自己才华、报答知遇之恩的性格特征。豫让明知寡不敌众,不惜用自残的方式去接近、刺杀赵襄子,即使失败了也要完成形式上的复仇才受死,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报答智伯“国士遇我”的知遇之恩;荆轲刺秦,无论成败,结果都是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毅然渡过易水。当然,侯嬴与豫让、荆轲不同的地方在于,荆轲、豫让失败了,而侯嬴成功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侯嬴之死还体现了侠士精神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功成身退。救赵成功,即是“功成”,而死,则是一种最彻底的“身退”。
　　一般来讲,人们在读《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时候,容易把侯嬴理解为一个隐士或者谋士的形象,但从本质上讲,侯嬴更是一个侠士。这里我们要说明一点,长期以来由于小说家的影响,人们习惯于把“侠”与“武”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侠”与“武”本没有任何关系,最早的“侠”身上带有儒家和墨家的某些精神特质,其最高价值标准是“义”,其精神实质乃是“重然诺、轻生死”、“士为知己者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功成身退”等刚健质朴的价值标准。李白有一首著名的古风《侠客行》,咏的就是侯嬴、朱亥助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事。从诗中“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等句可以看出,李白是把侯嬴当作一个侠客来颂扬的,他高度地肯定了侯嬴“士为知己者死”、“功成身退”的侠客精神气质。
　　我们再来看作者的情感态度。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就不难发现,司马迁和李白对上述侠客精神是大力褒扬的,这是因为,这种侠客精神和他们自身的人格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吻合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以李白为代表的众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都有着这样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那就是报效明君、建功立业、功成身退。报效明君,就相当于侠客的“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最理想的知遇者莫过于一个圣明的君主。建功立业,往往体现在渴望征战沙场、获取军功上,李白《侠客行》结句“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说的就是自己的抱负,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都是这种抱负的表达。功成身退的愿望,从李白在诗歌里极力推崇范蠡、张良等历史人物就可以看出来。只不过,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实现这种人生理想。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中,往往是主上不明,权奸当道,没有明君可以报效,或者说君主对自己的知遇总是暂时的;然后是渴望建功立业而没有机会,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所以多数的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是功未成而身先退或者在退与不退之间彷徨挣扎。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与现实处境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他们命运的悲剧性之所在。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形成如下结论:侯嬴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侠士,他之所以在立功后选择自杀,是侠士“士为知己者死”、“功成身退”等精神使然;而这些精神特质,与作者等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有着较大程度的相似性。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上来。为什么在侯嬴之死这个问题会出现一些片面偏颇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解读文本的时候,没有注意把人物放在其生活的时代大背景中去分析,不注意其时代精神和作者的情感态度,就可能抓不住人物命运和性格里深层的东西。因为,那些曾经张扬的精神气质在我们的时代里渐行渐远,乃至消失殆尽,我们只有从前人留下来的文字中,才能遥望见那些逝去的年代里人物的风采。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