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在小说中提到一个叫枋口的地方，那其实就是我的故乡。枋口的意思是说，它是运河的源头。远在秦代，人们就从沁河引水灌溉农田，到了明代，已经有五条运河发源于此。所以，枋口后来被称为五龙口。在我的童年时代，沁河烟波浩渺，即便是在梦中，我也能听见波浪翻滚的声音。我的笔名李洱中的“洱”字，指的就是我时刻都能听见水声，它诉说着我對故乡的赤子深情。
　　能在这样的地方开始人生之旅，或许是我的幸运。但对我后来的写作来说，我觉得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她名叫田桂兰。迄今为止，她是教我时间最长的老师。我所认识的字，绝大多数是她教会的。应该说，我作品中的每个字里面，都有她付出的心血。在我对少年往事的回忆中，田老师的身影总是会清晰地浮现出来。那时候她新婚不久，留着两根长辫，有着少妇的美丽、聪慧和热忱。她常常把学生们带到沁河岸边上课。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她是在上课，不如说她是在放羊。她讲课时的神态，她因为我调皮捣蛋而生气的样子，她称汉语拼音为“学习生字的拐杖”的比喻，我都还清晰地记得。
　　我最早的阅读，就是在她引导下对自然的阅读。河岸上盛开的梨花，蒲公英洁白的飞絮，校园里苹果树上的绿叶，院墙之外高耸入云的山峦，天上像羊群那样缓缓飘过的云朵，都是我们的语文课本。我对文字最初的敏感，对世界最初的体认，很多都来自田老师的引导和培育。田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皓发如雪，但每次看到过去的学生，她的双眸都会闪亮如初。在田老师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穿过时光的重重雾霭，我仿佛看到自己还拽着田老师的衣角，在语言的小径上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磕磕绊绊地学着怎样表达对世界的感受。
　　和许多人不同的是，我上中学时的语文教师正好是我的父亲。父亲在青年时代也做过写作梦，但是生活中的许多变故，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尽管如此，对文学作品的关注，他一直持续到今天。父亲的语文教学在我们当地是很有名的，后来他到济源一中任教，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也总是全校最好的。不过，虽然父亲是一个语文教师，当初也没有想过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想让我成为一个画家，为此他还专门请过济源豫剧团里一个画布景的人教我学画。那个男人留着当时少见的长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另类。我记得他曾演过革命样板戏《杜鹃山》里的温其久。当时的沁河公路大桥和沁河上的焦枝铁路大桥，是我的主要描摹对象。歪打正着地，学画经历可能对我的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起过作用。
　　记忆中，父亲很注重学生的课外阅读量。每到假期，他总会在黑板上写下一大片阅读书目。在当时，这应该说是个创举。父亲常说，学生的语文学得好，不是在课堂上学好的，而是课外看闲书看出来的。遗憾的是，那时候可供学生看的课外书少得可怜。印象中，父亲对赵树理和老舍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语言大师。那时候，我家里有一本翻得很烂的《红楼梦》，可我对它一点也不感兴趣。当时，我的本家叔叔李清岩也在学校教书，教的也是语文。从他那里，我看到了《红岩》和《三千里江山》，后来又看到了《第二次握手》。我曾听他讲过《红岩》，他的讲述极为生动，扣人心弦，我听得如痴似醉。现在的中学生，远比我们当时幸运，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更多、更优秀的作品。而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块烤红薯往往就被孩子们当成最好的晚餐。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当我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一生已经交给了文学。童年和少年时期朦胧的梦想，此时已经变得那么具体了。对我来说，当我写到那些我喜爱的人物，我的心会与他们一起跳动;当我写到那些不幸的事情，我常常忍不住黯然神伤。在这个时候，别人的幸福往往就成了我的幸福，别人的不幸也成了我的不幸。而那万千情愁之中，有多少是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悄悄孕育，岂是我自己的一篇短文能够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