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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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7~8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举办“全球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学术研讨会。与会中外学者立足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全球金融危机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展望,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现综述如下。
其他文献
北京国际金融论坛2009年会于2009年11月14~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主办,北京市人民政府承办。此次年会主题为“全球危机后的变革与振兴”,共有近40位财经界要人出席此次会议,与会者包括原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原中国国务委员李贵鲜先生、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中国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北京市人民政府郭金龙市长、
白暴力与白瑞雪著《马克思经济理论》,共90万字,2009年4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副标题为“资本论读书笔记”和“体系、难点、比较、发展”。本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和体系给予了透彻的分析,例如,以唯物主义论和辩证法说明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构成《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2008年10月以来的“双松”政策和一揽子刺激计划已明显见效,经济在今年一季度触底后从二季度开始进入“V”型复苏,各项经济指标快速上行,救急任务基本完成,“短变量”目标基本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宏观调控要着力操作好“长变量”,加快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控制短期政策放松的力度、方式和节奏,防范通货膨胀和大起大落,实现新一轮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这次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金融体系及政策等方面深层次的原因所酿成的,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的金融风险及危机,却通过美元的无约束发行,酿成世界性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风险,惟一选择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
“货币错配”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学界使用较多的一个术语。新兴经济体债务国以持有外汇储备的形式来对冲外币债务的汇率风险,而储备持有的惯性在部分已转型为债权国的国家仍然持续,使得外汇储备这种改善货币错配的手段,演化成为货币错配加深的基础条件。货币错配的加深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特别是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影响着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因而改变和改善货币错配,应该成为汇率政策的目标。
次贷和金融危机的成因可以有多种合理解释,但作为“人力资本”的公司高管疯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骄纵妄为地冒险是主要原因。此次危机是一次严重警告,应当在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中,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批判中构筑防危墙,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独立自强和知识主权的经济学。
本文结合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的体系结构分析,设计了信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辅助管理决策者对信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对其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分析,从信息产业技术创新活力动态和融资效益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体系的应用。
本文是对中国农民创办乡镇企业的非经典转移路径的描述与分析。传统发展理论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只存在“农村→城市”这条单一的“经典路径”,但是占相当比重的中国农民却通过创办农村工业实现了原地转移,该路径为“农村→农村工业”。本文认为非经典转移的短期绩效是能够降低当时转移成本,但从长期看可能会面临二次转移成本。
国际资本流动是当前国际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关资本流入“急刹车”的研究在最近十年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对目前研究现状和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四个方面综述了资本流入“急刹车”的概念和识别、资本流入“急刹车”产生的动因,资本流入“急刹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资本流入“急刹车”的应对政策。最后结合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判断我国发生资本流入“急刹车”的可能性,并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建议。
近几十年来的银行政府所有权研究在“发展观点”和“政治观点”上争论不休。许多微观经验证据表明政府所有权往往使银行受到更多的政治影响而导致业绩低下,但是宏观层次的经验证据几乎都难以充分证明政府所有权阻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引发银行危机和金融不稳定。所以,银行的政府所有权到底服从社会发展观点还是政治观点,当前学术界仍然缺乏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