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伟大的兰克在《论列强》中第一次提出“均势”概念的界定。他指出，存在“一位庇佑欧洲免遭任何单独或暴力势力支配的守护神”，“它总能以一方的抵抗回应另一方面的压力”；在使欧洲权力版图经历一次次新陈代谢的同时，均势亦令欧洲本身成为多样化的统一体，支配着世界范围内的权力消长。兰克还预见，普鲁士和俄国趋于强大的前景将进一步完善欧洲均势，普奥两国之间则需要建立一种“联盟体制”—统一的德意志。
　　普鲁士的强国身位，最终由1870年的对法战争和次年的南北德意志统一得到奠定。尽管新国家的“教父”俾斯麦如此担忧于崛起带来的危险，并公开道出“除了与所有邻国和平相处外，她（德国）别无所求”的断言，但对刚刚为强国前景所唤醒，充满了“乐观主义的勃勃冲动”的德国人来说，终极目标绝不是在欧洲均势中扮演单独的一极，而是要响应兰克笔下“以欧洲均势带动世界循环”的感召，将欧洲均势拓展为足以制衡如不列颠这般世界帝国的“世界均势”。
　　大众与领袖对世界强国前景的憧憬，使俾斯麦在1877年基辛根备忘录中记录的纯粹欧洲视野的大战略设计成为不可能——这一设计旨在缓解德国统一给欧洲权力格局带来的失衡局面，在满足德国核心利益（抑制法国东山再起）的同时，捆绑俄奥意这几个最具改变现状的冲动、与德国安危又关系极大者的同盟关系和战略利益，并借助英德友好排斥英法结盟的可能性。相反，威廉二世及其基于世界强国愿景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遵循了这样的假设：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狂飙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投资地、市场和原料的渴求，欧洲大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掠夺和殖民已经成为当然趋势。倘若德国不能在这波帝国主义运动中取得极为显要的位置，英国这个在构造和位置上都最适于海外扩张、并且与欧洲均势关联最大的海洋国家就可能延续“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of Britannia），使外部环境险恶的德国在尚未取得其觊觎的头等国家地位之前，就蒙受“第二个耶拿”的挫败。而此时，德国中产阶级、军事容克、舆论环境乃至已现雏形的军工复合体（MIC），都对海外扩张政策齐声唱和。军国主义的德国驾起长车，带来的是英德渐行渐远与德国在欧洲“被包围”。
　　更为重要的是，兰克全神贯注的“欧洲均势”，正如其徒孙路德维希·德约在100年后所言，基础即是“不稳靠”（Precarious）的。欧洲均势的演化绝非孤立的自在物，它本身取决于更大范围内的外部力量—尤其是外围海洋国家和居于侧翼的俄国对欧洲腹地的干预程度。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对诸大国在技术、资源、经济规模乃至人口方面的要求产生革命性变化之后，就像兰克的同时代者托克维尔预见的那样，美俄这两个具备广袤疆域、可观人口以及近于无限发展潜力的“洲级大国”就成为屈指可数的世界领袖承当者。即使是拥有庞大殖民地和舰队的英国，也须集约财力和政治体制、缩短战线，才能勉强维持世界强国地位。这种背景下，德国推进以“欧洲均势”为核心的世界均势、乃至争当世界强国的努力，成为了老欧洲荣光时代最后的幻象。而当德国竟把挑战外围强国的赌注押在海军竞赛上，并使其大战略彻底堕落为军事至上、兵行诡道的“施利芬计划”时，恰恰出现了俾斯麦曾竭力避免的后果—巴尔干的一颗火星引起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带来的大战最终摧毁了德国自身。
　　“一个国家是否要争取强国地位必须由它自己来决定，但这是否成功则取决于其他国家做什么反应。”（林恩：《单极幻想：为什么新的强国势必兴起》）这是德国强劲而短暂的“脆弱崛起”已印证的箴言，也是大战略失当带来“其亡也忽”的教训。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