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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是华语世界的特有名词专称，国际间通常称为“娱乐性药物”，即通过影响人类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人类意识、情绪状态改变的药物的统称。这些药物的共同特点，都是可以通过精神刺激或麻醉造成服用者的短暂兴奋状态，具备成瘾性，随着使用时间的不断增加，服用者身体对药物剂量需求会不断提高。“娱乐性药物”的副作用
短期而言，可能产生幻觉或行为异常，长期而言则会损害人体器官、技能，影响精神健康，过量服用还可能导致死亡。 “娱乐性药物”并非都被列入禁药范畴，其中一部分为合法但受部分管制的嗜好品，如烟草、白瓜子、古柯茶等，一部分为合法但受严格管制的处方药，如吗啡、右旋安非他命、异戊巴比妥（即青发）、FM2等，另一部分则为被国际间大多数国家列入非法药物名单，并对持有、买卖、吸食者加以处罚，中文语境中的“毒品”基本上指后一部分。
毒品通常被分为“硬毒品”和“软毒品”，前者主要是指毒性大、致瘾性强、容易造成药物依赖、很难戒除的毒品，包括从罂粟中提取的鸦片、吗啡、海洛因，和从古柯碱中提取的可卡因等，后者则指虽被大多数国家列入禁药范畴，但毒性相对较小，致瘾性较弱，戒除相对容易一些的毒品，如大麻、摇头丸等。
毒品在历史上的流传原因很多，其中一部分系通过宗教、战争或秘密社团，作为兴奋剂、制造“神迹”的道具，刺激战斗意志的兴奋剂，或战场止疼急救用的镇定剂、麻醉剂等流传下来，并成为毒品，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医疗传播或时尚文化传播，如19世纪的几次战争曾造成吗啡滥用现象的流行，而战后的“嬉皮士文化”又让海洛因和大麻风靡一时。
正因如此，各国很早就开始关注毒品管制问题。
20世纪初，英国自由派政客认为，继续鼓励鸦片贸易会影响英国自身利益，主张进行管制，但这种意见遭到英属印度当局等靠鸦片贸易牟利集团的反对，理由是“如果英属殖民地停止鸦片产业，其它地区就会取而代之”，为此一些知名人士开始建议，有关国家通过国际协商共同禁毒。
1909年，在圣公会菲律宾主教查尔斯.亨利.布兰特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推动下，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上海会议开幕，与会国有13个，会上出现了主张“各国合作严禁鸦片贸易”的“布兰特意见”和主张“允许各地方当局官办有限的‘药用鸦片’”，而对“非法鸦片交易”加以严禁的“汉密尔顿意见”，在漫长的争执后，国际社会1915年2月15日签署海牙《国际鸦片公约》，在1919年被列入凡尔赛合约一部分后，于1928年9月25日连同补充条款一并生效，由国际联盟所属常设中央鸦片委员会（1925年成立，1929年启动）监管。这项公约是折衷性的，一方面确立了国际协作打击贩毒、吸毒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对“出于医疗或科学目的”的毒品种植、买卖和运输网开一面，只强调“有效管控”，且主要针对鸦片系、古柯系毒品，对其它毒品缺乏威慑力。
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组织，常设中央鸦片委员会几经演变，成为联合国管理下的国际麻醉品管制委员会（INCB，简称麻管会），并着手完善国际禁毒体系和制度。1961年3月30日，《麻醉品单一公约》签署（1964年12月13日生效），条约在原先的三大类控制毒品（鸦片、古柯及鸦片和古柯的衍生品）外增加了大麻，并授权麻管会和世卫组织在需要时随时增加、删除和移动管制药物名单，条约责成联合国药物管制与预防犯罪办事厅代表INCB进行日常工作，监督各国实施情况，并与国家当局协作反毒；1971年2月21日，维也纳《精神药物公约》通过，1976年8月16日生效），为适应新出现的苯丙胺、LSD等精神药物而特别规定了对这类毒品的管制措施，弥补了《麻醉品单一公约》的不足；1988年12月19日，《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通过，1990年11月11日生效，该条约作为《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精神药物公约》的补充，对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提出了禁止和惩罚措施。上述三个条约合称“三大药物管制国际公约”奠定了全反毒、禁毒的法律依据。
公约鼓励各国制定更严厉的法律，对非法贩毒、种毒、藏毒行为进行处罚打击。扫毒的历史
在中国1949年以后北京和台北当局均采取强力措施打击毒品种植、贸易和吸毒贩毒行为，在大陆贩毒情节严重者可判处死刑。
在美国，麻醉药品和非法药品管理局、毒品滥用稽查办公室等在1973年7月1日合并为司法部下属的美国缉毒局（DEA），和联邦调查局同为在国内外协调、追查与美国境内毒品犯罪问题有关案件的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美国国内，缉毒局设有21个地方分支、227个办公室，在国外62个国家设有86个办公室，年预算超过24亿美元，雇员总数逾万人。
由于美国国内毒品问题十分严重，因此投入大量财力、兵力在国外毒品来源地进行扫毒活动.并通过软硬两手迫使所在国和美国合作。如墨西哥，美国为消除毒品隐患，曾发动越境扫毒的“大麻战争”，还通过各种渠道迫使墨西哥当局清除其境内大麻田；拉美的哥伦比亚是美国可卡因最大来源，美国政府通过向哥伦比亚政府提供军事、经济援助，换取对方与自己合作扫毒。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禁毒、反毒法律较“三大公约”更为严厉，如新加坡，根据刑法第185章，非法携带制造多于等于15克海洛因者一律判处死刑，而马来西亚的死刑线甚至只有5克。
毒品是和有组织犯罪、军阀割据和战乱息息相关的，目前全球毒品三大来源地——东南亚“金三角”、阿富汗一巴基斯坦边境“金新月”和拉美安第斯山区，都属于上述类型，尽管国际社会和所在国通过政治、军事手段，试图消灭割据，清除毒品种植，发展替代经济，但由于上述地区战争未息，反毒行动阻力重重。
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出现了“对毒品松绑”的思潮和行为，包括“放开软毒品限制”和“吸毒非刑化”两种倾向，其中荷兰早在1976年便将毒品为软硬，并放开软毒品禁令，成为战后首个无视“三大公约”的工业化国家，此后德国、葡萄牙、瑞士、乌拉圭也起而效尤，葡萄牙甚至在2001年宣布吸食毒品“非刑化”。
短期而言，可能产生幻觉或行为异常，长期而言则会损害人体器官、技能，影响精神健康，过量服用还可能导致死亡。 “娱乐性药物”并非都被列入禁药范畴，其中一部分为合法但受部分管制的嗜好品，如烟草、白瓜子、古柯茶等，一部分为合法但受严格管制的处方药，如吗啡、右旋安非他命、异戊巴比妥（即青发）、FM2等，另一部分则为被国际间大多数国家列入非法药物名单，并对持有、买卖、吸食者加以处罚，中文语境中的“毒品”基本上指后一部分。
毒品通常被分为“硬毒品”和“软毒品”，前者主要是指毒性大、致瘾性强、容易造成药物依赖、很难戒除的毒品，包括从罂粟中提取的鸦片、吗啡、海洛因，和从古柯碱中提取的可卡因等，后者则指虽被大多数国家列入禁药范畴，但毒性相对较小，致瘾性较弱，戒除相对容易一些的毒品，如大麻、摇头丸等。
毒品在历史上的流传原因很多，其中一部分系通过宗教、战争或秘密社团，作为兴奋剂、制造“神迹”的道具，刺激战斗意志的兴奋剂，或战场止疼急救用的镇定剂、麻醉剂等流传下来，并成为毒品，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医疗传播或时尚文化传播，如19世纪的几次战争曾造成吗啡滥用现象的流行，而战后的“嬉皮士文化”又让海洛因和大麻风靡一时。
正因如此，各国很早就开始关注毒品管制问题。
20世纪初，英国自由派政客认为，继续鼓励鸦片贸易会影响英国自身利益，主张进行管制，但这种意见遭到英属印度当局等靠鸦片贸易牟利集团的反对，理由是“如果英属殖民地停止鸦片产业，其它地区就会取而代之”，为此一些知名人士开始建议，有关国家通过国际协商共同禁毒。
1909年，在圣公会菲律宾主教查尔斯.亨利.布兰特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推动下，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上海会议开幕，与会国有13个，会上出现了主张“各国合作严禁鸦片贸易”的“布兰特意见”和主张“允许各地方当局官办有限的‘药用鸦片’”，而对“非法鸦片交易”加以严禁的“汉密尔顿意见”，在漫长的争执后，国际社会1915年2月15日签署海牙《国际鸦片公约》，在1919年被列入凡尔赛合约一部分后，于1928年9月25日连同补充条款一并生效，由国际联盟所属常设中央鸦片委员会（1925年成立，1929年启动）监管。这项公约是折衷性的，一方面确立了国际协作打击贩毒、吸毒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对“出于医疗或科学目的”的毒品种植、买卖和运输网开一面，只强调“有效管控”，且主要针对鸦片系、古柯系毒品，对其它毒品缺乏威慑力。
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组织，常设中央鸦片委员会几经演变，成为联合国管理下的国际麻醉品管制委员会（INCB，简称麻管会），并着手完善国际禁毒体系和制度。1961年3月30日，《麻醉品单一公约》签署（1964年12月13日生效），条约在原先的三大类控制毒品（鸦片、古柯及鸦片和古柯的衍生品）外增加了大麻，并授权麻管会和世卫组织在需要时随时增加、删除和移动管制药物名单，条约责成联合国药物管制与预防犯罪办事厅代表INCB进行日常工作，监督各国实施情况，并与国家当局协作反毒；1971年2月21日，维也纳《精神药物公约》通过，1976年8月16日生效），为适应新出现的苯丙胺、LSD等精神药物而特别规定了对这类毒品的管制措施，弥补了《麻醉品单一公约》的不足；1988年12月19日，《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通过，1990年11月11日生效，该条约作为《麻醉品单一公约》和《精神药物公约》的补充，对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提出了禁止和惩罚措施。上述三个条约合称“三大药物管制国际公约”奠定了全反毒、禁毒的法律依据。
公约鼓励各国制定更严厉的法律，对非法贩毒、种毒、藏毒行为进行处罚打击。扫毒的历史
在中国1949年以后北京和台北当局均采取强力措施打击毒品种植、贸易和吸毒贩毒行为，在大陆贩毒情节严重者可判处死刑。
在美国，麻醉药品和非法药品管理局、毒品滥用稽查办公室等在1973年7月1日合并为司法部下属的美国缉毒局（DEA），和联邦调查局同为在国内外协调、追查与美国境内毒品犯罪问题有关案件的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美国国内，缉毒局设有21个地方分支、227个办公室，在国外62个国家设有86个办公室，年预算超过24亿美元，雇员总数逾万人。
由于美国国内毒品问题十分严重，因此投入大量财力、兵力在国外毒品来源地进行扫毒活动.并通过软硬两手迫使所在国和美国合作。如墨西哥，美国为消除毒品隐患，曾发动越境扫毒的“大麻战争”，还通过各种渠道迫使墨西哥当局清除其境内大麻田；拉美的哥伦比亚是美国可卡因最大来源，美国政府通过向哥伦比亚政府提供军事、经济援助，换取对方与自己合作扫毒。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禁毒、反毒法律较“三大公约”更为严厉，如新加坡，根据刑法第185章，非法携带制造多于等于15克海洛因者一律判处死刑，而马来西亚的死刑线甚至只有5克。
毒品是和有组织犯罪、军阀割据和战乱息息相关的，目前全球毒品三大来源地——东南亚“金三角”、阿富汗一巴基斯坦边境“金新月”和拉美安第斯山区，都属于上述类型，尽管国际社会和所在国通过政治、军事手段，试图消灭割据，清除毒品种植，发展替代经济，但由于上述地区战争未息，反毒行动阻力重重。
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出现了“对毒品松绑”的思潮和行为，包括“放开软毒品限制”和“吸毒非刑化”两种倾向，其中荷兰早在1976年便将毒品为软硬，并放开软毒品禁令，成为战后首个无视“三大公约”的工业化国家，此后德国、葡萄牙、瑞士、乌拉圭也起而效尤，葡萄牙甚至在2001年宣布吸食毒品“非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