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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一直学习历史，对古代中国的历史比较熟悉。在我脑海中，北京这座古城，从辽代开始，经历了元、明、清等多个时代的洗礼，因此，没来北京前，我印象中的北京一直是红墙碧瓦的古典模样。我上大学期间，中国正经历着“文化大革命”，当时我所了解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非常少。以至于中国1949年后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我对中国城市的探索实际上和当时中国城市的开放进程紧密联系。1976年，我第一次来北京度假五天。当时的北京相对闭塞，整个城市对于外国人开放的景点只有几个，比如长城、明十三陵、颐和园、故宫、天坛和动物园。
虽然时隔近30年，可我最初对北京的记忆在脑海中永远不能逝去。正值初夏时节，从我居住的北京饭店房间窗户望去，眼前仿佛有一片绿色海洋。当时的北京没有如今的摩天大楼和车水马龙，城市中布满四合院，粗细不一的胡同就像一条条丝线般将这些院子串联起来，其中很多槐树星罗棋布。眺望着这些树，我未曾料到这些静默在城市中的“长者”会在多年后成为自己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
1983年，我的丈夫阿南惟茂被调来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工作，我们一同居住在北京建国门外交公寓11层的一间公寓，从阳台我还是能找回那抹属于北京城的绿色。望着郁郁葱葱的城市，我感觉它似乎正诱惑着我快点走出家门，去探索周围。后来，我发现这绝对是一段探索之旅，这不仅仅是在北京城内外到处逛逛，更是一次穿越历史年轮的时光之旅。
寻树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空气质量好极了，虽然我身居城市东边，每天都能看到西边的那些山。于是，我经常自己开车到西边的山林里去寻找这座城市散落的历史遗迹。一旦开始这种搜寻，我就发现自己被完全吸引住了，而这作为我的爱好持续至今，虽然我在30年间多次离开中国，但一旦回到北京我便会马上开始继续这种寻找。
因为曾在美国的大学主修东亚历史和亚洲地理，我从未料到树会成为我认识和研究中国，特别是北京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我在城市里寻找辽、金两代古寺庙遗迹的过程中，这些珍贵而美丽的树木不经意间进入我的视野。
当时的北京，存留的辽、金朝的庙宇已经非常稀少了。在走访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很多古代遗址通常只剩下留存的古树以标明其存在。每当我在众多山冈中艰难寻找时，最终也总是那些老树挺立其间，仿佛在欢迎我的到来。随着探索的逐渐深入，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古树。出于对这些树木几百年间的经历及其背后的故事怀有强烈的好奇，我决定将古树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这些年，每当我发现一棵古树，首先我会从不同角度为它拍照，通过照片我可以记录古树360度的全景状况和它周边的地理状况。我习惯于让一个人站在树旁边充当比例尺，这样我在日后可以非常容易地估算出树的高度和尺寸。之后，我会尽可能地搜集关于这棵古树的故事、历史和民间传说。有时候，山东艺术家齐友昌会和我一起，我请他为古树画素描画，因为他的画往往比照片更能表达出古树的氛围和周边的环境。
在我脑海中，每一棵树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我与这些树之间也发生了很多故事。
在考察时，有时我寻找的古木非常具体，它们通常是我曾经在书中读到过或者是朋友介绍给我的。另一些时候，那些信息则非常模糊，像是“我听说哪个村有一棵古树”或者“小时候，我曾经和小伙伴常在一棵大树下玩耍”。甚至，一些村落的名字本身就是一条线索，比如“青檀村”或者“古柯庭”。但更多时候，我只是路过一些村落时候偶然发现，或者是一些村民非常热情地为我介绍使我与它们“偶遇”。
房山地区有一棵近千年历史的“贾岛松”，它得名于中国唐朝的一位著名诗人。寻找这棵松树花费了我和女儿整整一天的时间。
我们先来到了这位诗人曾经居住过的村庄四处寻找。那里的居民告诉我“贾岛松”并不在村子里，而是位于诗人喜欢的一处喝酒吟诗的地方。我和女儿于是拜访了很多村民，但没有人能说清那棵松树的具体位置。天已经黑了，我们只能沮丧地开车离开。
当我们的车子行驶到半路，我看到一个老农正在家门口劳作。于是，我停下车跑过去问他。多亏了这位村民给我们的宝贵线索，不然那天我们很可能无功而返。他告诉我那棵松树就在他家院子后面的山林里。
那是一片很大的树林，我们如何才能在一大片森林中找到这棵特别的松树？女儿对于这种小概率事件表示疑虑，而我告诉她那棵树历史悠久，遗世而独立，所以一定一眼就能被人认出。
在那个寒冷的北京冬日，天色已晚，我和女儿只能狼狈地爬山并在树林中搜寻。我的女儿因为年轻所以走在前面，15分钟后我便听到她的尖叫声。没错，她找到了！我兴奋地快步走过去。看着那棵沉浸在落日余晖中的“贾岛松”，我感觉它仿佛已经植根于时间的深处。
从“树”了解中国人
正是这段与古树结下的缘分，使得我在中国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为我生动地展现了成长在不同时代和环境里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及其对历史的态度。
我所记录的很多古树故事和名木资料都是朋友张宝贵赠送的。张宝贵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古树研究专家，我和他正是因为那些古树而成为挚友。
大约10年前，我在北京举办了关于城市古代遗迹的展览，张宝贵前来看了我的展览。当时他看到我做的那些关于古树的研究后主动告诉我，近20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考察北京各处的古树，积累了很多关于古树的资料，并且可以与我分享。我听到后非常开心。
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我在中国的乡村认识了很多朋友。这些淳朴的农家人毫不吝啬地和我分享他们祖先的故事以及亲身经历，这给予了我极好的机会去了解中国农村以及普通中国人对于过往历史的态度。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农村居民，严肃的史书和晦涩的史料显然难以激发他们探索过去的兴趣。但这并不代表村民们不关心历史。这时，古树往往是村民们对国家或是自己村庄的历史最了解的部分。对于那些类似于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历史”，他们往往满怀敬意。
当我问当地人某个寺庙的名字时，他们的脸上常常流露出茫然的表情。因为他们通常不知道与自己村庄世代联系的古迹。但当我转而问他们村子里历史最久的树时，他们一下子就来精神了，特别兴奋地为我指路。同时我惊讶地发现，往往那些古树所在的地方正好就是我所寻找的古迹。
1996年的冬天，我在北京鼓楼附近寻找古迹。那个地区的胡同细密狭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原貌。我在这片灰墙构成的迷宫中走着，按照老地图的标示，寻找着隐藏在这些迷宫的偏僻角落的一些小型寺庙。
通过地图，我在小黑虎胡同寻找一座旧时的尼姑庵。据18世纪中期的地图显示，我确定这里就是万福庵。当时，我发现一处地势很低的四合院并根据经验判断出这个院子至少有几百年历史。
一位老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我向他问起这里的历史。他请我来到自己的院子，向我介绍里面的古树。据他介绍，原本这里有很多大树，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将树砍倒用于建房，所以仅剩下如今的三棵古树了。
在旧尼姑庵的前院，冬日的阳光穿过院子，一口装满食物的大锅正在炉子上沸腾着，热气不断冒出，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炖菜香。我不禁询问锅里面煮了些什么。老人骄傲地说：“现在，这么好的东西你到哪里都找不到了。”而他的妻子则在一边微笑着介绍：“我的丈夫叫刘景泉，曾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厨师。”
82岁的刘景泉老人向我说起自己家族的历史，他祖上四代人都是皇室的御厨，擅长制作面点。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跟随溥仪流落到天津以及原来日据时期的东北。后来，他甚至还去过日本。
刘景泉终身以厨师为职业。他惋惜道，只可惜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愿意学习宫廷烹饪的。听到这儿，我很担心这样的美味炖菜就要失传了！ 这就像那三棵经过乱世的古树一般最终也将在城市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消失。
也许，我与末代皇帝溥仪的缘分匪浅。早在1986年，通过“寻树”我就有幸认识了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溥杰兴奋地向我介绍自家院子里的枣树。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为我讲述枣树的故事。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东亚的影响力而在海港城市旅顺激战。当时日本军营的院子里就生长着这样的一棵枣树，俄国将军施特塞尔正是在那棵枣树下向日本军官交出佩剑表示投降。因此，那棵枣树被写入了日本民歌中而广为流传。
“我院子里的这棵就是那棵枣树的后代。”溥杰说。他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棵那棵枣树的树苗并拿回家细心栽种。如今，它已经长成大树，在花园里分外显眼。
那时，我和溥杰坐在他位于护国寺附近的四合院里聊天、饮茶。溥杰悠然地向我谈起众多来过他家的日本客人。他的房间里陈设了许多客人们赠送的日本小摆件，却没有一件物品与他原来的皇族历史有关。
每天三点钟，溥杰都要去医院看望自己的日本太太嵯峨浩。他们因伪“满洲国”时期的包办婚姻而在一起，在多年的相守中也沉淀出浓厚的感情。
我在想，溥杰之所以那么喜爱那棵在中国近代史拥有传奇身世的枣树，大概与他能以此唤起对于自己身世的记忆有关。
树就是“活”的历史
由于并不是一个植物学家，我希望通过借助研究这些古树去观察中国的历史。当我从远处发现一片高耸入云的树木，我就能想象出它们一定默默见证着某个特殊地方的历史记忆。
在整个北京地区，曾存活着6000多株、年龄超过300年的古树。一些柏、松、银杏、娑罗和国槐等品种的古树树龄甚至超过了1000年。这些分布在北京各处的树木，仿佛构成了一幅关于北京城往昔的历史图卷。
例如，在北京东城区的中山公园里面有一排古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排古树指向的实际上正是10世纪辽代兴国寺的原址。根据当时中国的习俗，寺庙都面朝东方太阳升起的方向，而这排柏树正是在当时种植于此处，从而形成进入寺院的圣路。
我去那里考察拍照时发现，随着时代的更迭，当时的契丹人为护佑其统治而修建的寺庙被明成祖朱棣改造成为“社稷坛”。社稷坛的辉煌和皇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后，皇朝作古，社稷坛瞬间败落，杂草丛生。
1914年，时任民国内务部长的朱启钤从西方引进“公园”的概念，希望在此处修建成中央公园。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公园开放时仍保持着古代皇帝祭祀的御道、祭器的原貌，这极度满足了市民们的好奇心。逐渐的，公园变成了精英聚集的公共领域，人们戏称其为“国务院”，因为很多政治家和学者都喜欢聚在这里讨论时弊。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灵柩就停放于此，供人们瞻仰吊唁。1928年，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如果不是通过这些古柏树，我不可能知道这块地区由皇家禁地到公共园林的变迁，更不可能了解公共领域在北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在我看来，那些树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好像是通往辽代古寺的钥匙；像是一位慈祥老者看着朝代的更迭和每个人命运的起伏。它们所具有的那种长久的耐力让我大为敬畏。
除此之外，古树能“告诉”我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历史，那些往往是历史书上没有记录的，比如古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智慧。
我为研究公元12世纪女真人统治的历史而来到北海公园附近考察。根据资料，我得知女真人统治下的金朝中央都城位于今天北京的南城，这个半游牧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中一闪而过，可是却留下为数众多、修建于乡野之间的花园湖泊，其中之一便是1179年修建的太宁宫御苑，这也是北海公园的雏形。
在如今北海公园南缘的“团城”，我发现了很多植根于金代的古树，其中的一株白皮古松，树枝已经伸展到了围墙之外，颇为壮观。18世纪时，乾隆皇帝也惊叹这棵百年古树的旺盛活力，为表达敬意特赐封号“白袍将军”。
本世纪初“白袍将军”生病，专家在为它寻找病因时竟意外地从一口古井中发现了隐藏600多年的明代排水系统。
人们一直好奇，团城270多米长的城墙，却没有一个泄水口，地面也没有排水明沟。原来古井是渗水井，下面连接着一条深长的涵洞。人可以由此进入。每当大雨降临，雨水顺井口流入涵洞储存起来，形成一条地下“暗河”。地表积水可从井口直接泄至涵洞，涵洞中储存的水经过蒸发后由墙壁渗透至土壤中，滋养古树。
有时，历史的传承不仅仅在于物质，更在于一种信念和精神上的延续。这就需要人们的记忆和想象。从古树那里，我就看到那种中国人所特有的朴素信仰。
我听到过很多中国村庄的历史传说，这些故事表达出人们对于树木的崇拜，伴随着朴素的宗教仪式。在中国乡村，很多形容枯槁的树木如哨兵般坚守着阵地。人们认为这些古树可以护佑村子，对它们顶礼膜拜并奉之为“神圣之树”。对于很多村民，树木意味着生命的延续。
西山八大处大悲寺的两棵古银杏上挂满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的小红灯笼。另外，很多人知道佛教里释迦牟尼在娑罗树下涅槃的传说，因此对这种树充满敬畏。于是，他们喜欢将写有健康长寿、婚姻顺遂或者家庭美满祝福的红丝带抛掷到树上。
在北京北部的解山石村，人们在古树下摆放了香炉和祭品，每逢除夕和正月十五村民们都会聚集在这里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放鞭炮以示庆祝。人们在树干上绑上红色绶带，他们告诉我那表达了特殊的愿望。每当村里人有了新的愿望，他们就更换一条新的。
1968年时，政府为村里修路，全村人拼命保住了这棵树。村民回忆，那些人砍过很多树，但是也没敢碰它。对于这个村庄，树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古树的往昔与未来
我第一次到北京时，走在从北京城区通往明十三陵的路上，两旁整齐排列的高大松柏树让我印象深刻。那是我初次邂逅北京的古树。但就在我1983年重返那里时，令我大为震惊的是，为了拓宽道路，那些参天大树被连根拔起。汽车一路开过，沿途到处都是这些树龄近500岁的古树带根的树桩，这使我触目惊心。
不能否认，随着城市化，整个北京城经历了大规模的翻新重建。从北京宾馆房间窗口所能看到的景致与1976年相比已大不一样了。城市中心的大片四合院和胡同被高楼和柏油马路所取代。当然，很多古树也在这股现代化的浪潮中消失了。另外的威胁来自酸雨，尤其是对于松树，酸雨会使得它们衰弱而感染病虫害。这不免让我忧心。
但我觉得，那并不表示中国人对于古代遗迹没有敬意。我听说很多年前，为了保护石刻公园附近的两棵银杏古树，周恩来决定将通过石景山地区的北京地铁一号线迁址改线。我特意跑去看过那两棵银杏树。它们都是已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树，被保护得很好。
像这两棵银杏树一样，北京很多古树的周围都设置了护栏进行保护。同时，林业局也为这些古树进行了编号以记录在案。
以我这十几年研究城市古树的经验来看，中国人对于古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在这些古树与城市规划产生矛盾时，人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保留这些树木。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去原来的崇文区探访“酸枣树王”，500多年来，这棵枣树一直生长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而这个地区正是因为这棵枣树而得名“枣苑”。
那时，这个地区的胡同由于过于老旧破败面临重新规划建设，我几乎预见到了枣树被砍伐的命运。但让我倍感意外的是，在新开发住宅小区内的施工正如火如荼进行期间，我看到这棵树仍然屹立其中，仿佛丝毫没受到影响，当我进入工地后，更是惊喜地发现老枣树的四周竟有一圈汉白玉栏杆进行保护。
北京非常幸运，能够拥有如此多历经久远历史的古树。几乎每棵古树后面都隐藏着一段传奇故事。几百年甚至近千年间，它们屹立不倒，使其他的文化遗迹相形见绌。正如年迈的智者拥有积淀多年的智慧一般，从这些树木中，我仿佛看到了流动着的中国历史。
我对中国城市的探索实际上和当时中国城市的开放进程紧密联系。1976年，我第一次来北京度假五天。当时的北京相对闭塞，整个城市对于外国人开放的景点只有几个，比如长城、明十三陵、颐和园、故宫、天坛和动物园。
虽然时隔近30年，可我最初对北京的记忆在脑海中永远不能逝去。正值初夏时节，从我居住的北京饭店房间窗户望去，眼前仿佛有一片绿色海洋。当时的北京没有如今的摩天大楼和车水马龙，城市中布满四合院，粗细不一的胡同就像一条条丝线般将这些院子串联起来，其中很多槐树星罗棋布。眺望着这些树，我未曾料到这些静默在城市中的“长者”会在多年后成为自己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
1983年，我的丈夫阿南惟茂被调来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工作，我们一同居住在北京建国门外交公寓11层的一间公寓，从阳台我还是能找回那抹属于北京城的绿色。望着郁郁葱葱的城市，我感觉它似乎正诱惑着我快点走出家门，去探索周围。后来，我发现这绝对是一段探索之旅，这不仅仅是在北京城内外到处逛逛，更是一次穿越历史年轮的时光之旅。
寻树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空气质量好极了，虽然我身居城市东边，每天都能看到西边的那些山。于是，我经常自己开车到西边的山林里去寻找这座城市散落的历史遗迹。一旦开始这种搜寻，我就发现自己被完全吸引住了，而这作为我的爱好持续至今，虽然我在30年间多次离开中国，但一旦回到北京我便会马上开始继续这种寻找。
因为曾在美国的大学主修东亚历史和亚洲地理，我从未料到树会成为我认识和研究中国，特别是北京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我在城市里寻找辽、金两代古寺庙遗迹的过程中，这些珍贵而美丽的树木不经意间进入我的视野。
当时的北京，存留的辽、金朝的庙宇已经非常稀少了。在走访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很多古代遗址通常只剩下留存的古树以标明其存在。每当我在众多山冈中艰难寻找时，最终也总是那些老树挺立其间，仿佛在欢迎我的到来。随着探索的逐渐深入，我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古树。出于对这些树木几百年间的经历及其背后的故事怀有强烈的好奇，我决定将古树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这些年，每当我发现一棵古树，首先我会从不同角度为它拍照，通过照片我可以记录古树360度的全景状况和它周边的地理状况。我习惯于让一个人站在树旁边充当比例尺，这样我在日后可以非常容易地估算出树的高度和尺寸。之后，我会尽可能地搜集关于这棵古树的故事、历史和民间传说。有时候，山东艺术家齐友昌会和我一起，我请他为古树画素描画，因为他的画往往比照片更能表达出古树的氛围和周边的环境。
在我脑海中，每一棵树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我与这些树之间也发生了很多故事。
在考察时，有时我寻找的古木非常具体，它们通常是我曾经在书中读到过或者是朋友介绍给我的。另一些时候，那些信息则非常模糊，像是“我听说哪个村有一棵古树”或者“小时候，我曾经和小伙伴常在一棵大树下玩耍”。甚至，一些村落的名字本身就是一条线索，比如“青檀村”或者“古柯庭”。但更多时候，我只是路过一些村落时候偶然发现，或者是一些村民非常热情地为我介绍使我与它们“偶遇”。
房山地区有一棵近千年历史的“贾岛松”，它得名于中国唐朝的一位著名诗人。寻找这棵松树花费了我和女儿整整一天的时间。
我们先来到了这位诗人曾经居住过的村庄四处寻找。那里的居民告诉我“贾岛松”并不在村子里，而是位于诗人喜欢的一处喝酒吟诗的地方。我和女儿于是拜访了很多村民，但没有人能说清那棵松树的具体位置。天已经黑了，我们只能沮丧地开车离开。
当我们的车子行驶到半路，我看到一个老农正在家门口劳作。于是，我停下车跑过去问他。多亏了这位村民给我们的宝贵线索，不然那天我们很可能无功而返。他告诉我那棵松树就在他家院子后面的山林里。
那是一片很大的树林，我们如何才能在一大片森林中找到这棵特别的松树？女儿对于这种小概率事件表示疑虑，而我告诉她那棵树历史悠久，遗世而独立，所以一定一眼就能被人认出。
在那个寒冷的北京冬日，天色已晚，我和女儿只能狼狈地爬山并在树林中搜寻。我的女儿因为年轻所以走在前面，15分钟后我便听到她的尖叫声。没错，她找到了！我兴奋地快步走过去。看着那棵沉浸在落日余晖中的“贾岛松”，我感觉它仿佛已经植根于时间的深处。
从“树”了解中国人
正是这段与古树结下的缘分，使得我在中国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为我生动地展现了成长在不同时代和环境里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及其对历史的态度。
我所记录的很多古树故事和名木资料都是朋友张宝贵赠送的。张宝贵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古树研究专家，我和他正是因为那些古树而成为挚友。
大约10年前，我在北京举办了关于城市古代遗迹的展览，张宝贵前来看了我的展览。当时他看到我做的那些关于古树的研究后主动告诉我，近20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考察北京各处的古树，积累了很多关于古树的资料，并且可以与我分享。我听到后非常开心。
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我在中国的乡村认识了很多朋友。这些淳朴的农家人毫不吝啬地和我分享他们祖先的故事以及亲身经历，这给予了我极好的机会去了解中国农村以及普通中国人对于过往历史的态度。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农村居民，严肃的史书和晦涩的史料显然难以激发他们探索过去的兴趣。但这并不代表村民们不关心历史。这时，古树往往是村民们对国家或是自己村庄的历史最了解的部分。对于那些类似于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历史”，他们往往满怀敬意。
当我问当地人某个寺庙的名字时，他们的脸上常常流露出茫然的表情。因为他们通常不知道与自己村庄世代联系的古迹。但当我转而问他们村子里历史最久的树时，他们一下子就来精神了，特别兴奋地为我指路。同时我惊讶地发现，往往那些古树所在的地方正好就是我所寻找的古迹。
1996年的冬天，我在北京鼓楼附近寻找古迹。那个地区的胡同细密狭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原貌。我在这片灰墙构成的迷宫中走着，按照老地图的标示，寻找着隐藏在这些迷宫的偏僻角落的一些小型寺庙。
通过地图，我在小黑虎胡同寻找一座旧时的尼姑庵。据18世纪中期的地图显示，我确定这里就是万福庵。当时，我发现一处地势很低的四合院并根据经验判断出这个院子至少有几百年历史。
一位老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我向他问起这里的历史。他请我来到自己的院子，向我介绍里面的古树。据他介绍，原本这里有很多大树，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将树砍倒用于建房，所以仅剩下如今的三棵古树了。
在旧尼姑庵的前院，冬日的阳光穿过院子，一口装满食物的大锅正在炉子上沸腾着，热气不断冒出，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炖菜香。我不禁询问锅里面煮了些什么。老人骄傲地说：“现在，这么好的东西你到哪里都找不到了。”而他的妻子则在一边微笑着介绍：“我的丈夫叫刘景泉，曾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厨师。”
82岁的刘景泉老人向我说起自己家族的历史，他祖上四代人都是皇室的御厨，擅长制作面点。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和父亲一起跟随溥仪流落到天津以及原来日据时期的东北。后来，他甚至还去过日本。
刘景泉终身以厨师为职业。他惋惜道，只可惜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愿意学习宫廷烹饪的。听到这儿，我很担心这样的美味炖菜就要失传了！ 这就像那三棵经过乱世的古树一般最终也将在城市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消失。
也许，我与末代皇帝溥仪的缘分匪浅。早在1986年，通过“寻树”我就有幸认识了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溥杰兴奋地向我介绍自家院子里的枣树。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为我讲述枣树的故事。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东亚的影响力而在海港城市旅顺激战。当时日本军营的院子里就生长着这样的一棵枣树，俄国将军施特塞尔正是在那棵枣树下向日本军官交出佩剑表示投降。因此，那棵枣树被写入了日本民歌中而广为流传。
“我院子里的这棵就是那棵枣树的后代。”溥杰说。他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棵那棵枣树的树苗并拿回家细心栽种。如今，它已经长成大树，在花园里分外显眼。
那时，我和溥杰坐在他位于护国寺附近的四合院里聊天、饮茶。溥杰悠然地向我谈起众多来过他家的日本客人。他的房间里陈设了许多客人们赠送的日本小摆件，却没有一件物品与他原来的皇族历史有关。
每天三点钟，溥杰都要去医院看望自己的日本太太嵯峨浩。他们因伪“满洲国”时期的包办婚姻而在一起，在多年的相守中也沉淀出浓厚的感情。
我在想，溥杰之所以那么喜爱那棵在中国近代史拥有传奇身世的枣树，大概与他能以此唤起对于自己身世的记忆有关。
树就是“活”的历史
由于并不是一个植物学家，我希望通过借助研究这些古树去观察中国的历史。当我从远处发现一片高耸入云的树木，我就能想象出它们一定默默见证着某个特殊地方的历史记忆。
在整个北京地区，曾存活着6000多株、年龄超过300年的古树。一些柏、松、银杏、娑罗和国槐等品种的古树树龄甚至超过了1000年。这些分布在北京各处的树木，仿佛构成了一幅关于北京城往昔的历史图卷。
例如，在北京东城区的中山公园里面有一排古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排古树指向的实际上正是10世纪辽代兴国寺的原址。根据当时中国的习俗，寺庙都面朝东方太阳升起的方向，而这排柏树正是在当时种植于此处，从而形成进入寺院的圣路。
我去那里考察拍照时发现，随着时代的更迭，当时的契丹人为护佑其统治而修建的寺庙被明成祖朱棣改造成为“社稷坛”。社稷坛的辉煌和皇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后，皇朝作古，社稷坛瞬间败落，杂草丛生。
1914年，时任民国内务部长的朱启钤从西方引进“公园”的概念，希望在此处修建成中央公园。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公园开放时仍保持着古代皇帝祭祀的御道、祭器的原貌，这极度满足了市民们的好奇心。逐渐的，公园变成了精英聚集的公共领域，人们戏称其为“国务院”，因为很多政治家和学者都喜欢聚在这里讨论时弊。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灵柩就停放于此，供人们瞻仰吊唁。1928年，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如果不是通过这些古柏树，我不可能知道这块地区由皇家禁地到公共园林的变迁，更不可能了解公共领域在北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在我看来，那些树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好像是通往辽代古寺的钥匙；像是一位慈祥老者看着朝代的更迭和每个人命运的起伏。它们所具有的那种长久的耐力让我大为敬畏。
除此之外，古树能“告诉”我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历史，那些往往是历史书上没有记录的，比如古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智慧。
我为研究公元12世纪女真人统治的历史而来到北海公园附近考察。根据资料，我得知女真人统治下的金朝中央都城位于今天北京的南城，这个半游牧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中一闪而过，可是却留下为数众多、修建于乡野之间的花园湖泊，其中之一便是1179年修建的太宁宫御苑，这也是北海公园的雏形。
在如今北海公园南缘的“团城”，我发现了很多植根于金代的古树，其中的一株白皮古松，树枝已经伸展到了围墙之外，颇为壮观。18世纪时，乾隆皇帝也惊叹这棵百年古树的旺盛活力，为表达敬意特赐封号“白袍将军”。
本世纪初“白袍将军”生病，专家在为它寻找病因时竟意外地从一口古井中发现了隐藏600多年的明代排水系统。
人们一直好奇，团城270多米长的城墙，却没有一个泄水口，地面也没有排水明沟。原来古井是渗水井，下面连接着一条深长的涵洞。人可以由此进入。每当大雨降临，雨水顺井口流入涵洞储存起来，形成一条地下“暗河”。地表积水可从井口直接泄至涵洞，涵洞中储存的水经过蒸发后由墙壁渗透至土壤中，滋养古树。
有时，历史的传承不仅仅在于物质，更在于一种信念和精神上的延续。这就需要人们的记忆和想象。从古树那里，我就看到那种中国人所特有的朴素信仰。
我听到过很多中国村庄的历史传说，这些故事表达出人们对于树木的崇拜，伴随着朴素的宗教仪式。在中国乡村，很多形容枯槁的树木如哨兵般坚守着阵地。人们认为这些古树可以护佑村子，对它们顶礼膜拜并奉之为“神圣之树”。对于很多村民，树木意味着生命的延续。
西山八大处大悲寺的两棵古银杏上挂满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的小红灯笼。另外，很多人知道佛教里释迦牟尼在娑罗树下涅槃的传说，因此对这种树充满敬畏。于是，他们喜欢将写有健康长寿、婚姻顺遂或者家庭美满祝福的红丝带抛掷到树上。
在北京北部的解山石村，人们在古树下摆放了香炉和祭品，每逢除夕和正月十五村民们都会聚集在这里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放鞭炮以示庆祝。人们在树干上绑上红色绶带，他们告诉我那表达了特殊的愿望。每当村里人有了新的愿望，他们就更换一条新的。
1968年时，政府为村里修路，全村人拼命保住了这棵树。村民回忆，那些人砍过很多树，但是也没敢碰它。对于这个村庄，树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古树的往昔与未来
我第一次到北京时，走在从北京城区通往明十三陵的路上，两旁整齐排列的高大松柏树让我印象深刻。那是我初次邂逅北京的古树。但就在我1983年重返那里时，令我大为震惊的是，为了拓宽道路，那些参天大树被连根拔起。汽车一路开过，沿途到处都是这些树龄近500岁的古树带根的树桩，这使我触目惊心。
不能否认，随着城市化，整个北京城经历了大规模的翻新重建。从北京宾馆房间窗口所能看到的景致与1976年相比已大不一样了。城市中心的大片四合院和胡同被高楼和柏油马路所取代。当然，很多古树也在这股现代化的浪潮中消失了。另外的威胁来自酸雨，尤其是对于松树，酸雨会使得它们衰弱而感染病虫害。这不免让我忧心。
但我觉得，那并不表示中国人对于古代遗迹没有敬意。我听说很多年前，为了保护石刻公园附近的两棵银杏古树，周恩来决定将通过石景山地区的北京地铁一号线迁址改线。我特意跑去看过那两棵银杏树。它们都是已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树，被保护得很好。
像这两棵银杏树一样，北京很多古树的周围都设置了护栏进行保护。同时，林业局也为这些古树进行了编号以记录在案。
以我这十几年研究城市古树的经验来看，中国人对于古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在这些古树与城市规划产生矛盾时，人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保留这些树木。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去原来的崇文区探访“酸枣树王”，500多年来，这棵枣树一直生长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而这个地区正是因为这棵枣树而得名“枣苑”。
那时，这个地区的胡同由于过于老旧破败面临重新规划建设，我几乎预见到了枣树被砍伐的命运。但让我倍感意外的是，在新开发住宅小区内的施工正如火如荼进行期间，我看到这棵树仍然屹立其中，仿佛丝毫没受到影响，当我进入工地后，更是惊喜地发现老枣树的四周竟有一圈汉白玉栏杆进行保护。
北京非常幸运，能够拥有如此多历经久远历史的古树。几乎每棵古树后面都隐藏着一段传奇故事。几百年甚至近千年间，它们屹立不倒，使其他的文化遗迹相形见绌。正如年迈的智者拥有积淀多年的智慧一般，从这些树木中，我仿佛看到了流动着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