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外国学者感慨道：“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很少不谈到自然，中国文人极少不歌唱自然。纵观整个中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认为只有在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在自然中，才存在真正的美。”
　　中国人对自然之美的欣赏起源于南朝。南朝是一个歌唱自然的时代，是审美性的自然观确立的时代。在都市物质文化热火朝天的今天，我们不妨回到南朝去做一次“历史游”，放宽一点身心，缅怀一回祖先，体味一番那个初唱自然的时代的古歌。
　　随口说一句“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歌咏自然之美，是很不准确的。《诗经》中有许多作品吟咏的与其说是“自然”，毋宁说是“自然物”。《诗经》提到自然物不是为了吟咏自然，而是为了利用自然物进行所谓的“比兴”。诗中所描绘的多是自然物的形状、状态，而不是形状之美。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楚辞》中的自然是幻想世界、神仙世界。虽然有一点客观地写景与借景生情，但不是主要的。到了辞藻华美的汉赋时期，赋中所描写的自然，范围也仅限于游猎场所、宫苑和都邑附近的山川，后代文学中所表现的山川池林的秀美、自然景物的千姿百态，在汉赋中是基本看不到的。所以，直到汉代，人对于自然美还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意识。
　　真正的山水田园审美诗始作于东晋。而此前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西晋以来，玄学（即老子、庄子、佛家的抽象论说）昌盛，诗歌多玄言，称“玄言诗”。比如：“缅哉冥古，邈矣上皇。夷明太素，结纽灵网”。“上皇”、“太素”是什么，今天的读诗人不可能明白，所以这样的诗不会在后世广泛流传。到了东晋，有些“雅士”以为宦场充满“尘垢”，因此到山水间“散怀”，开头还是“以玄对山水”，对出来的依然是玄情。比如“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这首诗叫《游天台山赋》，其实作者孙绰并没有趋身到天台山去，而只是“遥为其赋”，依托辽廓自然，解释俗恋，抒发一下超然高情。这里的“高情”还是玄情，并不是山水审美。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扭转东晋“庄老”玄言诗风，创山水田园诗派的关键人物是陶渊明与谢灵运。陶渊明开田园派，“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的诗平实上口，我们都能背出几句。谢灵运开山水派，他是名门望族，但喜好山水，经常到山水间摸索，甚至让人们误以为他是贼。谢灵运说自己：“山水，性之所适”。他不喜欢“华堂”的欢乐，而喜爱“枕岩漱流”，“敢率所乐，而以作赋”。于是自然本身之美在他的笔下渐渐显露：“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秀”、“净”、“明”是自然本身之美。
　　由借山水“比兴”抒情，到径直咏山水本身之美，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自此，开出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即自然审美。从那以后，自然审美的情感总是填满中国文人的胸怀，而所流露出来的华章美赋，真是数不胜数。我们今天爱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方面，祖先发明的山水审美也是一桩大事。西方近代自然观是物理的、生物的；现在流行世界的自然观是生态的，强调人的生存与健康。这些都不是审美的。只有在中国的地理景观文化中，包含有“审美”这精彩的一章。
　　回想南朝那个时代，人们欣赏自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是何等豪迈畅意！如今，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有人已经淡忘了对自然的感受，而只顾到大都市去寻找现代“奇技淫巧”的雕琢之“美”，作现代都市之蛙。我劝这样的朋友，即使没有时间出门，也要多读一些谢灵运、陶渊明以及其他古人的风景名篇，领略一下登山观海的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