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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黎本是亲兄弟
在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有3位黎姓院士——黎鳌、黎介寿、黎磊石。光看名字，不知内情的人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嫡亲三兄弟。
黎氏三兄弟都是军人。老大黎鳌教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主持全军烧伤研究所工作，曾担任这所军中高等学府的副校长；老二黎介寿教授、老三黎磊石教授，同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分别担任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所长和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并且都是这家总医院的副院长。
三兄弟长得很相似。都是宽颔广额，大大的眼睛，身材宽厚。讲起话来，声音浑厚，中气特足。黎鳌、黎介寿尤其长得像，嗓音也格外相似。黎鳌说，我俩中年时，人家总把老二错当成我，闹过很多笑话。别说外人，就连我老伴有时也犯迷糊，分不清我俩谁是谁。
要说他们的名字，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但也挺有趣。黎鳌临出生之前，母亲梦见一条大鱼，所以就起名为“鳌”。黎介寿出生那天恰值母亲生日，便取(诗经)中“以介眉寿”里的两个字，起名“介寿”，意思是给母亲祝寿的。黎磊石得名别有意思，父亲当教员几个月没发薪，恰好母亲生他那天发了薪，再加上其他两个高兴的事凑在一起，就起了“磊石”这个名，象征“四四如意”、“事事如意”。
一家三兄弟个个是院士，堪称中国当代医学科技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佳话，让人惊叹不已。
驰名医界三专家
黎氏三兄弟都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医学专家。他们在医学领域开拓耕耘数十年，医术超群，著作等身。他们尤重临床，经手治愈的危重病人不知其数，而且屡有独创性医疗科研成果问世，在各自专业领域登上了世界高峰。
黎鳌——著名烧伤学专家
今年79岁的黎鳌，早在40年代就是医学院的外科学副教授、有名的“黎氏一把发刀”。他尤其擅长胃、脾、血管外科的手术和研究。1958年，他的论文获得国家卫生部颁发的金奖。他转向烧伤的治疗和研究后，组建了全军第一个烧伤治疗小组，首批即成功地抢救了6个严重烧伤的炼钢工人，其中两人烧伤面积在85％以上。当时，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个奇迹。接着，黎鳌筹办了由他任组长的全军烧伤研究协调小组。从此，他在烧伤治疗和研究上不断攻关夺隘，频传捷报：大面积深度烧伤的治愈率在国际上领先；独创了一套吸入性烧伤的治疗方法……他的成果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的就有30多项。洋洋70万字的我国第一部烧伤学巨著《烧伤治疗学》，就是由他主编的。他的成就为国际医学界瞩目，美国烧伤学会授予他最高奖“伊文斯奖”。在第一届中美国际烧伤学会上，他被推举为主席，此后又连续两届当选。他是中华医学会烧伤学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和创伤学会主任委员、国际烧伤学会烧伤急救专业组成员。
黎介寿一著名临床外科学专家
黎介寿72岁，从医近半个世纪，专攻腹部外科，刀法娴熟精细，素有“医学艺术家”之誉，至今还每周做4台大手术。他以临床一线需要为科研出发点，科研成果均直接造福于病人。70年代初，他就开创了肠外瘘系列疗法，使肠外瘘的治愈率与手术成功率分别达到91.4％和98.6％，超过国外最高水平。他在国内率先将“全肠外营养”应用于临床，屡获重大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短肠综合征、重症胰腺炎、肠吸收不良综合征等常见重症的治愈率，为我国外科营养支持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选为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营养支持学组的组长。1986年，已年过花甲的黎介寿又开始攻克小肠移植的课题。这是治疗肠衰竭的根本性办法，是医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在黎介寿开始大动物小肠移植实验的时候，世界上尚无成功的先例。黎介寿七易寒暑，历尽艰辛，先后在7头猪身上成功移植了同种异体小肠，最长的存活了547天。他创造了监控排异反应和中西医结合抑制排异反应的有效办法，完成了向临床过渡的准备。1994年3月12日，他成功地进行了亚洲首例、世界第39例人体异体小肠移植术，成为当年中国十大医药科技新闻之一。1996年1月22日，他的亚洲第二例人体异体小肠移植再告成功，使我国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能开展这一手术的国家之一。这标志着我国器官移植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水平。黎介寿先后20次获得国家级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的重大奖项，还担任国际外科学会委员、欧洲肠外与肠内营养学会会员、国家科技进步奖医药卫生专业评审组委员、全军普通外科专业组组长等学术职务。
黎磊石——著名肾脏病学专家
黎磊石今年也已70高龄。五六十年代，他主要研究热带病和血吸虫病，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受到许世友上将的当面嘉勉。进入70年代，他毅然转向肾脏病的医疗研究，为的是填补祖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我国肾脏病研究起步比世界发达国家晚了近20年，然而黎磊石取得的成就却使国外同行吃惊：在国际上首创葡萄球菌肠毒素诱发IgA肾病模型，证实感染性毒素诱发肠道粘膜免疫异常是此种肾脏病的发病机理之一；首次阐明流行性出血热会导致免疫性肾脏损害；第一个把分子生物学引用到肾脏病研究上；首创了肾病理活检的操作和诊断先进技术……尤其让世界同行折服的，是他运用现代医学研究手段发掘祖国传统医学宝库，创造了中西医结合诊治肾脏病的全程系列疗法，在世界上居领先水平。仅在肾脏病医疗研究领域，他就取得了18项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他在国际上声誉卓著，频频被邀出国讲学、作学术报告，3次被推举担任国际肾脏病学术会议的执行主席，还被选举为国际肾脏病学会的理事。在国内。他也担任着许多重要学术职务：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
三兄弟都是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联系导师，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一茬又一茬医学英才，可说是“高足满天下”了。
贫寒逼上从医路
黎氏三兄弟并非出身于杏林世家。他们是湖南浏阳人。父亲先在学堂做英语教员，后到盐务管理局当秘书。一生都不得志。母亲出身农家，终日忙于家务，得空便织夏布、搓草绳换点钱补贴家用。兄弟仨从小随父母在江浙一带生活、求学。后因父亲病重亡故、家道中落而走上了从医之路。
黎鳌在报考理工大学前夕，接到深受心脏病折磨的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语重心长地说：我原先学工，学成之后却没有工作，只好教书；由于我生病，家已困苦不堪。所以你不要再学工了，还是实际些，学医吧。我若是命长，等你学成了来给我治病；若是等不到，就希望你做一个为老百姓治病的好医生。父亲的嘱咐，深深地刻在了少年黎鳌的心上。他刻苦学习，终于考上了国立上海医学院。
1937年，年仅45岁的父亲因心脏病不治而逝世。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当时，老大还在医学院读书。 母亲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只好带着老二、老三投奔他们在湖南长沙当中学教员的伯父。伯父有6个孩子，都在念书，经济窘迫，仅能勉强维持他们母子三个吃饭，无力再为黎介寿、黎磊石支付学费。当时的湖南长郡中学规定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享受免费，为了能继续读书，兄弟俩起早贪黑，发愤用功，双双考上了长郡中学。从那时候起，他俩好多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贫寒的日子使他们过早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中学毕业，黎介寿考上了机械化学校，黎磊石收到了东方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可他们没有钱付学费，就连到学校去报到的路费也拿不出。大学毕业不久在江西一家医学院当教师的黎鳌把他们接了过去。此时黎鳌已经结婚，薪水微薄，仅可聊以自给。他多方奔走，使黎介寿和黎磊石当上了一家医院的检验练习生，每天做洗洗瓶子之类的事。他俩白天挣钱糊口，晚上在大哥指导下复习功课。第二年，经大哥劝说，也迫于贫寒，他俩考上了学费、伙食费均免的医学院，得以继续求学。学业十分繁重，教员授课全用英文，他俩加倍努力。买不起好纸，上课时就用毛边纸记；晚上在桐油灯下互相对笔记，温习功课；成绩居然名列前茅。那时，日军侵华，战火蔓延，学校几经迁徙，他们吃饭仅能半饱。在福建，黎介寿曾经为了每日半升米而在节假日去摆地摊。
想不到旧社会贫寒的逼迫，竟逼出了一家3个医生，而且日后都为新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凭借犟劲攀高峰
三兄弟性格各异，黎鳌温厚，黎介寿寡言，黎磊石锋芒毕露。然而，异中又有同，他仨都说“犟”是他们兄弟的共同性格特点。这个“犟”，主要体现在对事业的追求上，不信世界上有干不成的事，不信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做不到，不信中国不能攀上世界医学高峰。
火，给人类带来光明，又给人类造成灾难。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在硝烟弥漫的战火、频频发生的火灾中被烧伤啊!黎鳌就是在我国烧伤的治疗和研究还处于空白的时候，改行专攻烧伤学的。50年代末，他领导的烧伤科创建之初。几乎是白手起家，没有像样的设备，缺乏启动的资金。“等靠要不是科学家的性格!”他“犟”劲十足，因陋就简，一边收治烧伤病人，一边开展实验研究。当时国外烧伤治疗权威说，人的烧伤面积超过70％就不可救药了。黎鳌不信。他摒弃沿用的包扎疗法，大胆采用暴露疗法，建科才一年多时间，就救治了30例大面积深度烧伤病人，其中不少烧伤面积超过80％。他和同事们逐渐摸索出救治这类病人的规律，打破了国外医学界的定论。建科至今，他们共收治烧伤病人万余例，总治愈率达96％，大面积深度烧伤半数治愈率达90％以上。大大高于美国报道的71.2％的水平。
吸入性损伤是烧伤救治的世界性难题。据文献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后，烧伤病人中吸入性损伤占85％以上。国外对这类烧伤研究多年仍拿不出系统成果。黎鳌不信啃不动这块“硬骨头”。他带领攻关人员历经10年艰苦探索，终于完成了40余项100多个分课题的研究，基本弄清了吸入性损伤的病理形态、生理变化、发病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救治原则，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令国际烧伤学界刮目相看。为攻克烧伤救治的难题，黎鳌常常在病房里一呆就是两三个月，几个通宵不睡是常事。
黎介寿外柔内刚，他的犟更多的是心劲。他在医院实习期满，偏偏要去“不易搞出名堂”的普通外科，而且偏偏搞出了名堂。有一年，患有动脉硬化症、部分肠系膜血管阻塞的粟裕大将来南京，晚上突然肚子痛得很厉害。黎介寿作了诊断，就要施治。工作人员说要等几位医生一块来会诊。黎介寿不理会，心说，病人痛得这个样子，还能等?他马上动手给将军打了一针。等别的医生赶来会诊时，将军已经不痛了。后来粟裕对聂凤智将军说，你们那个年轻外科医生了得，那叫果断!我要在北京，不知要会诊几次才能治疗呢!
都说“人过四十不学艺”，黎介寿年过花甲却开始了小肠移植的实验研究。那是1987年，一名20岁的姑娘在地方医院急诊手术，切除了整根小肠，用两把血管钳夹着两端肠子切口抬到黎介寿这里。姑娘的父亲恳求他：“给她接一段肠子吧，我把我的肠子给她。”黎介寿无奈地告诉他我国还不能做小肠移植手术。看着姑娘绝望的目光，黎介寿的心深深被刺痛了，横下一条心：为了挽救类似病人的生命，一定要把小肠移植这个难题攻下来。当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完整的资料可供查询。他在实验研究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仅动物手术后存活24小时这一关，他就做了近一年。当时，动物实验房没有空调，夏天靠电扇降温，冬天靠煤炉升温，黎介寿每天晚上都要到12点等猪安静熟睡了才离开。年三十晚上，他还带着学生守在动物实验房观察猪手术后的反应。一头猪腔静脉接口脱落，他连夜实施紧急手术，一直忙到凌晨2点多钟。经过1900多个日日夜夜，他终于在亚洲首次获得大动物同种异体小肠移植实验的成功。进而顺利地应用于临床。
三兄弟中最犟的还是数黎磊石。他70年代末开始搞肾脏病研究。80年代初作为我国肾脏病学者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由于我国肾脏病研究水平还比较低，只有坐“冷板凳”听别人发言的份儿。他发誓“活着就要为祖国争气”，创造中西医结合诊治肾脏病的独具特色的医疗方法。他发现草药雷公藤对肾炎有治疗作用，但有文献报道雷公藤有毒，有人服用后致死。为了弄清雷公藤治疗慢性肾炎的最佳剂量，他竟自己先试服。每天，他用雷公藤煎汤按常量服下，连服1个多月；然后加大剂量，又试服了1个多月，终于掌握了对治疗慢性肾炎既有效又不致于造成生命危险的剂量，首创了居国际领先水平的雷公藤治疗慢性肾炎的新疗法。
三兄弟犟还犟在不信邪上。“文革”期间，他们都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下放农村改造。他们不怕挨批斗的危险，给缺医少药的农民治病。一次，黎鳌给一个棺材已停候在旁边屋子的病人治病，挨了一顿狠批。可批归批，他还是给人家看病，结果给看好了。农民们感激他，送给他一面“黎教授神医”的锦旗。黎介寿一次为一个农民动了颈部大手术，当天下午被通知去离村几十里的另一个庄子参加“集中学习”。他人去了，心里惦记着病人，第二天天没亮就步行赶回去为病人换药，完了再匆匆步行返回按时参加学习。他就这样连续奔波了3天，直到病人完全脱离危险。黎磊石则凭着一根针、一把草，不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给农民治病。草药是他起早带晚扛着锄头上山挖来，洗净晒干，磨成粉制成丸的。
对黎氏三兄弟来说，犟不仅仅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品格。
手足之情非一般
黎氏三兄弟之间情深意厚，那真叫“手足情深”。
人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大哥黎鳌、大嫂汪素娟对两个弟弟的成长付出了许多心血。老二、老三读大学时，老大就在这所大学当教师，在学业上自然少不了帮助他们。缝补浆洗的事，则由大嫂给他们全包了。星期天，不管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大哥大嫂总要把他们叫 去。黎介寿、黎磊石大学毕业要去实习，规定要穿西装。他俩平时穿的都是大嫂给改、补的旧衣服。哪来钱买?他俩悄悄去卖了血买了西装，高高兴兴到了大哥家里，谁知大嫂已卖掉仅有的首饰给他们把西装买回来了。大哥大嫂得知兄弟俩卖血的事，又气又疼。哭了一场。至今，大哥大嫂还总把两个弟弟当小时候一样疼爱。黎介寿老年丧伴，悲痛万分，大哥大嫂把他接到家里，百般劝慰。黎介寿70岁生日的时候，黎鳌特意把他接到重庆，全家为他祝寿。今年黎磊石也要过70岁生日了。黎鳌说也打算把他接到重庆，带他去玩玩。黎介寿和黎磊石一直敬爱大哥大嫂，至今还是一口一个“大哥”、“娟姐”。平时常常去信、去电话问候。一次黎介寿和黎鳌一同去听研究生答辩，恰巧黎鳌略有不适，在同行的火车上，黎介寿细心侍候，夜里放心不下，几次起来看大哥毯子盖好了没有。
特别在学术上，三兄弟更是互相支持，互相勉励。黎介寿在做动物小肠移植实验的时候，黎鳌常常打电话、写信询问情况，每次来南京，必去动物房看看实验手术后的猪怎么样。在黎介寿失败的时候，他就鼓励他，为他出主意，想办法。亚洲首例人体异体小肠移植手术一成功。黎介寿立即把这喜讯打长途电话告诉大哥。在黎磊石的肾脏病诊治研究中，黎鳌也提了不少方向性的建议，比如必须开展肾移植、形成全程系列疗法等。黎介寿在临床应用全肠外营养取得经验后，马上介绍给黎鳌和黎磊石，供他们在临床治疗中应用。黎磊石也常向大哥、二哥介绍应用中草药的经验、体会。三兄弟虽然专业不同，但都有器官移植的课题，黎鳌搞严重烧伤病人的皮肤移植，黎磊石搞肾脏移植，黎介寿搞小肠移植。器官移植的抗排异反应是个难题，三兄弟互相商讨。无论谁，研究中每有所得，就立即告诉兄弟。三兄弟都带研究生，在培养研究生时，也互相提供“火力支援”，共同为国家、军队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
三兄弟几十年如一日。甘苦与共，相濡以沫，情同一人。
最大享受是工作
三兄弟年轻时兴趣爱好都很广泛。黎鳌打篮球、排球、足球都有一手，那潇洒的带球上篮动作曾倾倒过许多女同学。他还会唱京戏，拉二胡。黎介寿喜欢游泳，小时候和黎磊石一放学就去河里戏水，抓小鱼。上大学时，学校里排演话剧，他当舞台监督。还策划布景。现在，他是一个轻量级“发烧友”，喜欢听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古典音乐。他有许多磁带和cD唱片，办公室抽屉里放着一个镭射随身听，有时累了就塞上耳机，在音乐声中松弛一下。黎磊石在上大学时曾粉墨登台，在话剧中担任男主角。他也很爱听音乐。有趣的是，三兄弟还有一个共同爱好，都酷爱吃花生和辣椒。黎鳌家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花生食品。黎介寿研究课题获得突破时，会喜滋滋地嚼起花生来。黎磊石出差，随身行李中必带花生。。
不过，三兄弟最大的共同爱好是工作。三兄弟都说，他们平生最恨的是庸医，是不学无术的沽名钓誉者，这样的人当医生，是要害人性命的。他们还都看不惯那些哼哼唧唧、拖拖沓沓的影视片，说那简直是浪费人的生命。黎鳌说，人的一生很短暂，到世间来跑一趟，总要做点实事。提到他们的成就，他们都说，我们三兄弟不比别人聪明，只不过多下了点功夫罢了。他们这一辈子尽管有那么多业余兴趣爱好，其实大都无暇顾及，而是把时间、精力和心血几乎全部交给了医学事业。在他们的工作日程上，没有什么星期天、节假日，就连大年初一，他们也要到办公室、到病房去。晚上，几乎天天要工作到深夜。黎鳌在江西呆了十几年，一直还没上过庐山。黎介寿除了研究、带弟子。至今还每天查两次病房，每周做4台大手术。黎磊石成天忙个不息，还嫌时间不够用。他们兄弟仨都说医疗和科研是最大的人生享受。现在是越老越忙，越不得空闲了。怎么能不忙呢，他们肩上个个挑着医、教、研的重担，有多少事需要他们去做啊!大凡事业有大成者，总要割舍去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三兄弟的经历，又一次形象地告诉我们这个朴素的人生哲理。
如今，三兄弟都已是老年人了，仍在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不懈攻关。可羡的三院士，可敬的三兄弟!
在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有3位黎姓院士——黎鳌、黎介寿、黎磊石。光看名字，不知内情的人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嫡亲三兄弟。
黎氏三兄弟都是军人。老大黎鳌教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主持全军烧伤研究所工作，曾担任这所军中高等学府的副校长；老二黎介寿教授、老三黎磊石教授，同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分别担任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所长和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并且都是这家总医院的副院长。
三兄弟长得很相似。都是宽颔广额，大大的眼睛，身材宽厚。讲起话来，声音浑厚，中气特足。黎鳌、黎介寿尤其长得像，嗓音也格外相似。黎鳌说，我俩中年时，人家总把老二错当成我，闹过很多笑话。别说外人，就连我老伴有时也犯迷糊，分不清我俩谁是谁。
要说他们的名字，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但也挺有趣。黎鳌临出生之前，母亲梦见一条大鱼，所以就起名为“鳌”。黎介寿出生那天恰值母亲生日，便取(诗经)中“以介眉寿”里的两个字，起名“介寿”，意思是给母亲祝寿的。黎磊石得名别有意思，父亲当教员几个月没发薪，恰好母亲生他那天发了薪，再加上其他两个高兴的事凑在一起，就起了“磊石”这个名，象征“四四如意”、“事事如意”。
一家三兄弟个个是院士，堪称中国当代医学科技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佳话，让人惊叹不已。
驰名医界三专家
黎氏三兄弟都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医学专家。他们在医学领域开拓耕耘数十年，医术超群，著作等身。他们尤重临床，经手治愈的危重病人不知其数，而且屡有独创性医疗科研成果问世，在各自专业领域登上了世界高峰。
黎鳌——著名烧伤学专家
今年79岁的黎鳌，早在40年代就是医学院的外科学副教授、有名的“黎氏一把发刀”。他尤其擅长胃、脾、血管外科的手术和研究。1958年，他的论文获得国家卫生部颁发的金奖。他转向烧伤的治疗和研究后，组建了全军第一个烧伤治疗小组，首批即成功地抢救了6个严重烧伤的炼钢工人，其中两人烧伤面积在85％以上。当时，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个奇迹。接着，黎鳌筹办了由他任组长的全军烧伤研究协调小组。从此，他在烧伤治疗和研究上不断攻关夺隘，频传捷报：大面积深度烧伤的治愈率在国际上领先；独创了一套吸入性烧伤的治疗方法……他的成果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的就有30多项。洋洋70万字的我国第一部烧伤学巨著《烧伤治疗学》，就是由他主编的。他的成就为国际医学界瞩目，美国烧伤学会授予他最高奖“伊文斯奖”。在第一届中美国际烧伤学会上，他被推举为主席，此后又连续两届当选。他是中华医学会烧伤学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和创伤学会主任委员、国际烧伤学会烧伤急救专业组成员。
黎介寿一著名临床外科学专家
黎介寿72岁，从医近半个世纪，专攻腹部外科，刀法娴熟精细，素有“医学艺术家”之誉，至今还每周做4台大手术。他以临床一线需要为科研出发点，科研成果均直接造福于病人。70年代初，他就开创了肠外瘘系列疗法，使肠外瘘的治愈率与手术成功率分别达到91.4％和98.6％，超过国外最高水平。他在国内率先将“全肠外营养”应用于临床，屡获重大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短肠综合征、重症胰腺炎、肠吸收不良综合征等常见重症的治愈率，为我国外科营养支持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选为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营养支持学组的组长。1986年，已年过花甲的黎介寿又开始攻克小肠移植的课题。这是治疗肠衰竭的根本性办法，是医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在黎介寿开始大动物小肠移植实验的时候，世界上尚无成功的先例。黎介寿七易寒暑，历尽艰辛，先后在7头猪身上成功移植了同种异体小肠，最长的存活了547天。他创造了监控排异反应和中西医结合抑制排异反应的有效办法，完成了向临床过渡的准备。1994年3月12日，他成功地进行了亚洲首例、世界第39例人体异体小肠移植术，成为当年中国十大医药科技新闻之一。1996年1月22日，他的亚洲第二例人体异体小肠移植再告成功，使我国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能开展这一手术的国家之一。这标志着我国器官移植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水平。黎介寿先后20次获得国家级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的重大奖项，还担任国际外科学会委员、欧洲肠外与肠内营养学会会员、国家科技进步奖医药卫生专业评审组委员、全军普通外科专业组组长等学术职务。
黎磊石——著名肾脏病学专家
黎磊石今年也已70高龄。五六十年代，他主要研究热带病和血吸虫病，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受到许世友上将的当面嘉勉。进入70年代，他毅然转向肾脏病的医疗研究，为的是填补祖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我国肾脏病研究起步比世界发达国家晚了近20年，然而黎磊石取得的成就却使国外同行吃惊：在国际上首创葡萄球菌肠毒素诱发IgA肾病模型，证实感染性毒素诱发肠道粘膜免疫异常是此种肾脏病的发病机理之一；首次阐明流行性出血热会导致免疫性肾脏损害；第一个把分子生物学引用到肾脏病研究上；首创了肾病理活检的操作和诊断先进技术……尤其让世界同行折服的，是他运用现代医学研究手段发掘祖国传统医学宝库，创造了中西医结合诊治肾脏病的全程系列疗法，在世界上居领先水平。仅在肾脏病医疗研究领域，他就取得了18项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他在国际上声誉卓著，频频被邀出国讲学、作学术报告，3次被推举担任国际肾脏病学术会议的执行主席，还被选举为国际肾脏病学会的理事。在国内。他也担任着许多重要学术职务：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
三兄弟都是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联系导师，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一茬又一茬医学英才，可说是“高足满天下”了。
贫寒逼上从医路
黎氏三兄弟并非出身于杏林世家。他们是湖南浏阳人。父亲先在学堂做英语教员，后到盐务管理局当秘书。一生都不得志。母亲出身农家，终日忙于家务，得空便织夏布、搓草绳换点钱补贴家用。兄弟仨从小随父母在江浙一带生活、求学。后因父亲病重亡故、家道中落而走上了从医之路。
黎鳌在报考理工大学前夕，接到深受心脏病折磨的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语重心长地说：我原先学工，学成之后却没有工作，只好教书；由于我生病，家已困苦不堪。所以你不要再学工了，还是实际些，学医吧。我若是命长，等你学成了来给我治病；若是等不到，就希望你做一个为老百姓治病的好医生。父亲的嘱咐，深深地刻在了少年黎鳌的心上。他刻苦学习，终于考上了国立上海医学院。
1937年，年仅45岁的父亲因心脏病不治而逝世。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当时，老大还在医学院读书。 母亲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只好带着老二、老三投奔他们在湖南长沙当中学教员的伯父。伯父有6个孩子，都在念书，经济窘迫，仅能勉强维持他们母子三个吃饭，无力再为黎介寿、黎磊石支付学费。当时的湖南长郡中学规定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享受免费，为了能继续读书，兄弟俩起早贪黑，发愤用功，双双考上了长郡中学。从那时候起，他俩好多年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贫寒的日子使他们过早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中学毕业，黎介寿考上了机械化学校，黎磊石收到了东方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可他们没有钱付学费，就连到学校去报到的路费也拿不出。大学毕业不久在江西一家医学院当教师的黎鳌把他们接了过去。此时黎鳌已经结婚，薪水微薄，仅可聊以自给。他多方奔走，使黎介寿和黎磊石当上了一家医院的检验练习生，每天做洗洗瓶子之类的事。他俩白天挣钱糊口，晚上在大哥指导下复习功课。第二年，经大哥劝说，也迫于贫寒，他俩考上了学费、伙食费均免的医学院，得以继续求学。学业十分繁重，教员授课全用英文，他俩加倍努力。买不起好纸，上课时就用毛边纸记；晚上在桐油灯下互相对笔记，温习功课；成绩居然名列前茅。那时，日军侵华，战火蔓延，学校几经迁徙，他们吃饭仅能半饱。在福建，黎介寿曾经为了每日半升米而在节假日去摆地摊。
想不到旧社会贫寒的逼迫，竟逼出了一家3个医生，而且日后都为新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凭借犟劲攀高峰
三兄弟性格各异，黎鳌温厚，黎介寿寡言，黎磊石锋芒毕露。然而，异中又有同，他仨都说“犟”是他们兄弟的共同性格特点。这个“犟”，主要体现在对事业的追求上，不信世界上有干不成的事，不信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做不到，不信中国不能攀上世界医学高峰。
火，给人类带来光明，又给人类造成灾难。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在硝烟弥漫的战火、频频发生的火灾中被烧伤啊!黎鳌就是在我国烧伤的治疗和研究还处于空白的时候，改行专攻烧伤学的。50年代末，他领导的烧伤科创建之初。几乎是白手起家，没有像样的设备，缺乏启动的资金。“等靠要不是科学家的性格!”他“犟”劲十足，因陋就简，一边收治烧伤病人，一边开展实验研究。当时国外烧伤治疗权威说，人的烧伤面积超过70％就不可救药了。黎鳌不信。他摒弃沿用的包扎疗法，大胆采用暴露疗法，建科才一年多时间，就救治了30例大面积深度烧伤病人，其中不少烧伤面积超过80％。他和同事们逐渐摸索出救治这类病人的规律，打破了国外医学界的定论。建科至今，他们共收治烧伤病人万余例，总治愈率达96％，大面积深度烧伤半数治愈率达90％以上。大大高于美国报道的71.2％的水平。
吸入性损伤是烧伤救治的世界性难题。据文献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后，烧伤病人中吸入性损伤占85％以上。国外对这类烧伤研究多年仍拿不出系统成果。黎鳌不信啃不动这块“硬骨头”。他带领攻关人员历经10年艰苦探索，终于完成了40余项100多个分课题的研究，基本弄清了吸入性损伤的病理形态、生理变化、发病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救治原则，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令国际烧伤学界刮目相看。为攻克烧伤救治的难题，黎鳌常常在病房里一呆就是两三个月，几个通宵不睡是常事。
黎介寿外柔内刚，他的犟更多的是心劲。他在医院实习期满，偏偏要去“不易搞出名堂”的普通外科，而且偏偏搞出了名堂。有一年，患有动脉硬化症、部分肠系膜血管阻塞的粟裕大将来南京，晚上突然肚子痛得很厉害。黎介寿作了诊断，就要施治。工作人员说要等几位医生一块来会诊。黎介寿不理会，心说，病人痛得这个样子，还能等?他马上动手给将军打了一针。等别的医生赶来会诊时，将军已经不痛了。后来粟裕对聂凤智将军说，你们那个年轻外科医生了得，那叫果断!我要在北京，不知要会诊几次才能治疗呢!
都说“人过四十不学艺”，黎介寿年过花甲却开始了小肠移植的实验研究。那是1987年，一名20岁的姑娘在地方医院急诊手术，切除了整根小肠，用两把血管钳夹着两端肠子切口抬到黎介寿这里。姑娘的父亲恳求他：“给她接一段肠子吧，我把我的肠子给她。”黎介寿无奈地告诉他我国还不能做小肠移植手术。看着姑娘绝望的目光，黎介寿的心深深被刺痛了，横下一条心：为了挽救类似病人的生命，一定要把小肠移植这个难题攻下来。当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完整的资料可供查询。他在实验研究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仅动物手术后存活24小时这一关，他就做了近一年。当时，动物实验房没有空调，夏天靠电扇降温，冬天靠煤炉升温，黎介寿每天晚上都要到12点等猪安静熟睡了才离开。年三十晚上，他还带着学生守在动物实验房观察猪手术后的反应。一头猪腔静脉接口脱落，他连夜实施紧急手术，一直忙到凌晨2点多钟。经过1900多个日日夜夜，他终于在亚洲首次获得大动物同种异体小肠移植实验的成功。进而顺利地应用于临床。
三兄弟中最犟的还是数黎磊石。他70年代末开始搞肾脏病研究。80年代初作为我国肾脏病学者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由于我国肾脏病研究水平还比较低，只有坐“冷板凳”听别人发言的份儿。他发誓“活着就要为祖国争气”，创造中西医结合诊治肾脏病的独具特色的医疗方法。他发现草药雷公藤对肾炎有治疗作用，但有文献报道雷公藤有毒，有人服用后致死。为了弄清雷公藤治疗慢性肾炎的最佳剂量，他竟自己先试服。每天，他用雷公藤煎汤按常量服下，连服1个多月；然后加大剂量，又试服了1个多月，终于掌握了对治疗慢性肾炎既有效又不致于造成生命危险的剂量，首创了居国际领先水平的雷公藤治疗慢性肾炎的新疗法。
三兄弟犟还犟在不信邪上。“文革”期间，他们都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下放农村改造。他们不怕挨批斗的危险，给缺医少药的农民治病。一次，黎鳌给一个棺材已停候在旁边屋子的病人治病，挨了一顿狠批。可批归批，他还是给人家看病，结果给看好了。农民们感激他，送给他一面“黎教授神医”的锦旗。黎介寿一次为一个农民动了颈部大手术，当天下午被通知去离村几十里的另一个庄子参加“集中学习”。他人去了，心里惦记着病人，第二天天没亮就步行赶回去为病人换药，完了再匆匆步行返回按时参加学习。他就这样连续奔波了3天，直到病人完全脱离危险。黎磊石则凭着一根针、一把草，不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给农民治病。草药是他起早带晚扛着锄头上山挖来，洗净晒干，磨成粉制成丸的。
对黎氏三兄弟来说，犟不仅仅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品格。
手足之情非一般
黎氏三兄弟之间情深意厚，那真叫“手足情深”。
人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大哥黎鳌、大嫂汪素娟对两个弟弟的成长付出了许多心血。老二、老三读大学时，老大就在这所大学当教师，在学业上自然少不了帮助他们。缝补浆洗的事，则由大嫂给他们全包了。星期天，不管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大哥大嫂总要把他们叫 去。黎介寿、黎磊石大学毕业要去实习，规定要穿西装。他俩平时穿的都是大嫂给改、补的旧衣服。哪来钱买?他俩悄悄去卖了血买了西装，高高兴兴到了大哥家里，谁知大嫂已卖掉仅有的首饰给他们把西装买回来了。大哥大嫂得知兄弟俩卖血的事，又气又疼。哭了一场。至今，大哥大嫂还总把两个弟弟当小时候一样疼爱。黎介寿老年丧伴，悲痛万分，大哥大嫂把他接到家里，百般劝慰。黎介寿70岁生日的时候，黎鳌特意把他接到重庆，全家为他祝寿。今年黎磊石也要过70岁生日了。黎鳌说也打算把他接到重庆，带他去玩玩。黎介寿和黎磊石一直敬爱大哥大嫂，至今还是一口一个“大哥”、“娟姐”。平时常常去信、去电话问候。一次黎介寿和黎鳌一同去听研究生答辩，恰巧黎鳌略有不适，在同行的火车上，黎介寿细心侍候，夜里放心不下，几次起来看大哥毯子盖好了没有。
特别在学术上，三兄弟更是互相支持，互相勉励。黎介寿在做动物小肠移植实验的时候，黎鳌常常打电话、写信询问情况，每次来南京，必去动物房看看实验手术后的猪怎么样。在黎介寿失败的时候，他就鼓励他，为他出主意，想办法。亚洲首例人体异体小肠移植手术一成功。黎介寿立即把这喜讯打长途电话告诉大哥。在黎磊石的肾脏病诊治研究中，黎鳌也提了不少方向性的建议，比如必须开展肾移植、形成全程系列疗法等。黎介寿在临床应用全肠外营养取得经验后，马上介绍给黎鳌和黎磊石，供他们在临床治疗中应用。黎磊石也常向大哥、二哥介绍应用中草药的经验、体会。三兄弟虽然专业不同，但都有器官移植的课题，黎鳌搞严重烧伤病人的皮肤移植，黎磊石搞肾脏移植，黎介寿搞小肠移植。器官移植的抗排异反应是个难题，三兄弟互相商讨。无论谁，研究中每有所得，就立即告诉兄弟。三兄弟都带研究生，在培养研究生时，也互相提供“火力支援”，共同为国家、军队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
三兄弟几十年如一日。甘苦与共，相濡以沫，情同一人。
最大享受是工作
三兄弟年轻时兴趣爱好都很广泛。黎鳌打篮球、排球、足球都有一手，那潇洒的带球上篮动作曾倾倒过许多女同学。他还会唱京戏，拉二胡。黎介寿喜欢游泳，小时候和黎磊石一放学就去河里戏水，抓小鱼。上大学时，学校里排演话剧，他当舞台监督。还策划布景。现在，他是一个轻量级“发烧友”，喜欢听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古典音乐。他有许多磁带和cD唱片，办公室抽屉里放着一个镭射随身听，有时累了就塞上耳机，在音乐声中松弛一下。黎磊石在上大学时曾粉墨登台，在话剧中担任男主角。他也很爱听音乐。有趣的是，三兄弟还有一个共同爱好，都酷爱吃花生和辣椒。黎鳌家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花生食品。黎介寿研究课题获得突破时，会喜滋滋地嚼起花生来。黎磊石出差，随身行李中必带花生。。
不过，三兄弟最大的共同爱好是工作。三兄弟都说，他们平生最恨的是庸医，是不学无术的沽名钓誉者，这样的人当医生，是要害人性命的。他们还都看不惯那些哼哼唧唧、拖拖沓沓的影视片，说那简直是浪费人的生命。黎鳌说，人的一生很短暂，到世间来跑一趟，总要做点实事。提到他们的成就，他们都说，我们三兄弟不比别人聪明，只不过多下了点功夫罢了。他们这一辈子尽管有那么多业余兴趣爱好，其实大都无暇顾及，而是把时间、精力和心血几乎全部交给了医学事业。在他们的工作日程上，没有什么星期天、节假日，就连大年初一，他们也要到办公室、到病房去。晚上，几乎天天要工作到深夜。黎鳌在江西呆了十几年，一直还没上过庐山。黎介寿除了研究、带弟子。至今还每天查两次病房，每周做4台大手术。黎磊石成天忙个不息，还嫌时间不够用。他们兄弟仨都说医疗和科研是最大的人生享受。现在是越老越忙，越不得空闲了。怎么能不忙呢，他们肩上个个挑着医、教、研的重担，有多少事需要他们去做啊!大凡事业有大成者，总要割舍去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三兄弟的经历，又一次形象地告诉我们这个朴素的人生哲理。
如今，三兄弟都已是老年人了，仍在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不懈攻关。可羡的三院士，可敬的三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