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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出了大麻烦。经历了多年的繁荣与富足之后，严重的债务危机正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蔓延。债台，如同海浪股节节高涨，威胁着要淹没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的梦想。
如果1000年之后，你需要把今天的欧洲搬上舞台，最具代表性的道具可能包括：小资女性们用来把头发别在脑后的方款太阳镜；手工劳动者穿着牛仔裤，脸上留着胡子茬，一到大罢工，就成群地涌上希腊街头。
大字报颜色鲜艳，上面的口号跃然而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警察残暴；疲惫的防暴警察靠在街边，偷取片刻的清闲。这已经成了欧洲大陆常见的一道风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盟正式成立。都市化、有知识、能容忍、有韧性、偶然才会有动荡，成了欧盟成立之初的基石。
欧元统一货币，初衷是为了推动欧洲的和谐，但是现在，它面临着过去几十年最严重的挑战：欧洲，成了世界经济的薄弱环节。中国和美国都已经复苏了，欧洲却被推进了紧缩的大门。
美国传染病
欧元区有自己的货币、央行，但却没有中央政府。取代政府作用的，是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条约》中包含了一些通用的规定，低预算赤字、国家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不救助、中央银行不介入政府债务市场等。
当时看来，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这是通用的经济准则。但是，如果你活够了一定的年头，肯定曾经看到过，今天的经济原则，是明天的汉堡包包装纸。
时光推进到2010年。欧洲度过了信贷紧缩。当初染上那场可怕的美国传染病的银行，吃了欧洲中央银行开出的良药，也都痊愈了。经济衰退之温和，让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国峰会上显得高人一头。
问题是，和华尔街一样，规定都是虚构的。
在高盛公司的帮助下，希腊政府和安然公司、雷曼兄弟一样，把部分债务从资产负债表上挪了下来。随着新政府登台执政，真相逐渐曝光，希腊的债务一下子翻了一番。
希腊先后两次制定计划削减财政赤字，两次都得到了欧洲的批准，但是，任何一次，救助都没有成为现实。
然后，那些借钱给南欧的人突然醒过味儿来，他们意识到，放出去的贷可能收不回来了。
市场曾经假设，希腊人会承受削减赤字的痛苦。现在他们发现，作为投资者的自己，却有可能成为破财的一方。然后，他们再转眼看看爱尔兰人烟稀少的村庄、大片新建的民宅；看看西班牙的通货紧缩、高涨的失业率，心中拨打一番小算盘后发现，如果坐视希腊违约、不偿还部分债务的话，其他国家也会步其后尘。
所以，一场原本靠300亿欧元就能解决的经济危机，现在需要耗资7500亿欧元，其中的1／3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
“不救助”的规定作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介入”的条款也作废了，曾经一度要求客户提供高质量抵押品的欧洲中央银行，撒出去一大把整齐干净、颇有分量的欧元钞票，换回来一大摞垃圾白条。
风险大转移
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欧盟对希腊的状况不闻不问呢?
原因是，雅典市中心靓丽的名牌时装店、现在在崭新的高速公路上被当作路障的闪亮的拖拉机，都是“和谐”的象征。
这是南欧大陆的一个典型现象。你也可以说，从爱尔兰的戈尔韦，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再到希腊的雅典，政坛自由民主化的进程，是以中产阶级靠房地产升值、逃税，静悄悄地积累财富为基础的。
劳资双方的社会停战协议也是以工资快速上涨、养老金保障为基础的，这种现象在公共部门更为明显。
作为救助希腊的条件之一，北欧的工业强国要求实施更严格的税收、开支、借贷规定。北欧掌握了南欧的控制权。在我看来，这也标志着自从雷曼兄弟倒台后开始的风险转移又有了新发展。
2008年，银行系统承担着所有的风险。然后，各国政府接管了风险，并将其控制了一年多。现在，风险从小国向大国转移，同时，也开始向大街上蔓延了。
埃克萨尔基亚广场四周狭窄的街巷，素来以激进、自由著称。但是，从西班牙的奥维耶多到意大利的佩鲁贾，再到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法，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街巷上，你都可能看到相似的人群。
一代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将经历工资和养老金的大幅度缩水，一代行将毕业的年轻人，根本看不到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就算紧缩能够挽救欧元，可能再也不会带来梦想的生活方式了。
问题是，这些人可能根本就不情愿集体勒紧裤腰带。(摘自BBC中文网)(编辑／袁红)
如果1000年之后，你需要把今天的欧洲搬上舞台，最具代表性的道具可能包括：小资女性们用来把头发别在脑后的方款太阳镜；手工劳动者穿着牛仔裤，脸上留着胡子茬，一到大罢工，就成群地涌上希腊街头。
大字报颜色鲜艳，上面的口号跃然而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警察残暴；疲惫的防暴警察靠在街边，偷取片刻的清闲。这已经成了欧洲大陆常见的一道风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盟正式成立。都市化、有知识、能容忍、有韧性、偶然才会有动荡，成了欧盟成立之初的基石。
欧元统一货币，初衷是为了推动欧洲的和谐，但是现在，它面临着过去几十年最严重的挑战：欧洲，成了世界经济的薄弱环节。中国和美国都已经复苏了，欧洲却被推进了紧缩的大门。
美国传染病
欧元区有自己的货币、央行，但却没有中央政府。取代政府作用的，是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条约》中包含了一些通用的规定，低预算赤字、国家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不救助、中央银行不介入政府债务市场等。
当时看来，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这是通用的经济准则。但是，如果你活够了一定的年头，肯定曾经看到过，今天的经济原则，是明天的汉堡包包装纸。
时光推进到2010年。欧洲度过了信贷紧缩。当初染上那场可怕的美国传染病的银行，吃了欧洲中央银行开出的良药，也都痊愈了。经济衰退之温和，让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国峰会上显得高人一头。
问题是，和华尔街一样，规定都是虚构的。
在高盛公司的帮助下，希腊政府和安然公司、雷曼兄弟一样，把部分债务从资产负债表上挪了下来。随着新政府登台执政，真相逐渐曝光，希腊的债务一下子翻了一番。
希腊先后两次制定计划削减财政赤字，两次都得到了欧洲的批准，但是，任何一次，救助都没有成为现实。
然后，那些借钱给南欧的人突然醒过味儿来，他们意识到，放出去的贷可能收不回来了。
市场曾经假设，希腊人会承受削减赤字的痛苦。现在他们发现，作为投资者的自己，却有可能成为破财的一方。然后，他们再转眼看看爱尔兰人烟稀少的村庄、大片新建的民宅；看看西班牙的通货紧缩、高涨的失业率，心中拨打一番小算盘后发现，如果坐视希腊违约、不偿还部分债务的话，其他国家也会步其后尘。
所以，一场原本靠300亿欧元就能解决的经济危机，现在需要耗资7500亿欧元，其中的1／3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
“不救助”的规定作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介入”的条款也作废了，曾经一度要求客户提供高质量抵押品的欧洲中央银行，撒出去一大把整齐干净、颇有分量的欧元钞票，换回来一大摞垃圾白条。
风险大转移
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欧盟对希腊的状况不闻不问呢?
原因是，雅典市中心靓丽的名牌时装店、现在在崭新的高速公路上被当作路障的闪亮的拖拉机，都是“和谐”的象征。
这是南欧大陆的一个典型现象。你也可以说，从爱尔兰的戈尔韦，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巴塞罗纳，再到希腊的雅典，政坛自由民主化的进程，是以中产阶级靠房地产升值、逃税，静悄悄地积累财富为基础的。
劳资双方的社会停战协议也是以工资快速上涨、养老金保障为基础的，这种现象在公共部门更为明显。
作为救助希腊的条件之一，北欧的工业强国要求实施更严格的税收、开支、借贷规定。北欧掌握了南欧的控制权。在我看来，这也标志着自从雷曼兄弟倒台后开始的风险转移又有了新发展。
2008年，银行系统承担着所有的风险。然后，各国政府接管了风险，并将其控制了一年多。现在，风险从小国向大国转移，同时，也开始向大街上蔓延了。
埃克萨尔基亚广场四周狭窄的街巷，素来以激进、自由著称。但是，从西班牙的奥维耶多到意大利的佩鲁贾，再到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法，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街巷上，你都可能看到相似的人群。
一代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将经历工资和养老金的大幅度缩水，一代行将毕业的年轻人，根本看不到未来。对于他们来说，就算紧缩能够挽救欧元，可能再也不会带来梦想的生活方式了。
问题是，这些人可能根本就不情愿集体勒紧裤腰带。(摘自BBC中文网)(编辑／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