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集》卷三十一有一篇《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是一篇很独特的辨析墓中碑石的文章，由此，“又言植松乌擢之怪”。所谓植松是古代墓葬之礼。我国是个讲礼仪的国家，自商周以来，礼数逐渐捆绑了整个社会，礼涉及生老病死一切方面，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礼教。统治者用礼来治国安邦，是一种统治术。最早葬礼称封树。所谓封是指聚土为坟，也就是拢一个小土丘。所谓树是指在坟旁种树作标记，一般习惯种松树，以求常青不朽。但礼都是对有身份人说的，古时这些人称士。《周礼·春官宗伯·冢人》说：“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这是说爵等不同，丘的规模和封树多少是不同的。有《疏》解释说：“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故云别尊卑也。……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树。’”是说老百姓没有资格封树的。匈奴人是少数民族，他们后来也仿效汉人葬礼，但不封不树。《史记·匈奴传》说：“其送死，有棺槨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其实，封树只是后人追祭先人的一种方式，希望常青不朽也只是一种心愿而已。沧海桑田，天地自然都会老去，何论人尔。人类有文明史以来有多少坟丘存留下来？古人讲厚养薄葬，主张俭约丧仪。《荀子·正论》说：“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领。”汉王充《论衡》有《薄葬》篇。墨子也主张“节葬”，他更反对杀殉。《节葬下》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柳宗元“言植松乌擢之怪”，其“乌擢”之意有些难解。所谓擢字，其本义为拔，向上拉，引申为去掉。所谓乌字，其本义为孝鸟，也就是乌鸦。说乌鸦能拔树，好像不大合常理。章士钊认为在这里当摧解。他在该篇解读中说：“书言植松乌擢之怪，擢一作摧，此殆谓植松于地，而为乌所摧毁也。夫察见地上痕迹，而推定地下有冢，此类怪事，何常之有？”古时这类怪事怪说今人难以理解，而千年前的柳宗元直论其怪异就更加罕见了。章士钊引古说见柳说之高。“如《异苑》载：魏武（曹操）北征。逾顿升岭眺瞩，见山冈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食礜石（矿石。有毒，苍白二色者入药。诸礜石生于山，则草木不生，霜雪不积;生于水，则水不冰冻）过多，而石生热，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发见果然。《东观余论》则谓：刘表在荆州，与王粲登障山，所见如此。夫魏武与刘表，顿升岭于障山，人地两两违异，即足见事迹之出于虚构。（所谓顿升岭与障山，皆臆造地名，无法在地志中证实。）一例如此，他可类推。此种妄诞泄说，子厚断断意‘怪’，一‘不经难信’，及一‘奸为之’，铲除净尽，此公之唯物观点，即此粲然可观。”对于在坟旁种树，柳宗元提出异议，说：“君子以为议。”说古人就有不同的看法。《礼记·檀弓上》说：“葬之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反壤树之哉。”这是说，埋葬是不想让人看见，可为什么又要在墓旁种树呢？早先古人是筑庙安放先人的灵魂，所以祀先于庙而不于墓。子贡在孔子墓侧搭草屋守丧三年，称居庐守丧，汉以后遂以庐墓为孝。柳宗元却不以为然，他说：“况庐而居者，其足尚之哉？圣人有制度，有法令，过则为辟（不正，邪恶）。故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过制而不除丧，宜庐于庭，而矫（假托，诈称）于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诡神道，以奸大法，……伪孝以奸利，诚仁者不忍擿过，恐伤教也。”意谓以虚伪的孝道谋利，仁者之所以不忍心揭发其伪诈，是怕伤道德风化。柳宗元主张“立大中者不尚异”，一切取法自然;他反对粉饰，虚伪、不诚;更疾恶“出怪物，诡神道，以奸大法”之举。他说“过制而不除丧，宜庐于庭，而矫于墓者”，是大中之罪人。柳宗元明确告诫人们：“伪孝以奸利，诚仁者不忍擿过”，这不是孝，而是有伤教化的事。
　　说到丧礼之虚伪，大莫过于帝王。说帝王葬礼之虚伪，唐时莫过于宪宗葬父。唐宪宗大张旗鼓葬顺宗的事，更暴露出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忍。《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丰陵行》记载了唐顺宗下葬的场景，因此事不见史书，所以今天读来显得弥足珍贵。韩愈《丰陵行》诗云：

羽卫煌煌一百里，晓出都门葬天子。

群官杂沓驰后先，宫官穰穰来不已。

是時新秋七月初，金神按节炎气除。

清风飘飘轻雨洒，偃蹇旂旆卷以舒。

逾梁下坂筋鼓咽，嵽嵲遂走玄宫闾。

哭声訇天百鸟噪，幽坎尽闭空灵舆。

皇帝孝心深且远，资送礼备无赢余。

设宫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

臣闻神道尚清净，三代旧制存诸书。

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六月，韩愈由江陵府法曹参军调回京城为国子博士。国子是指公卿大夫的子弟，博士是教授的老师。对厚葬奢侈之风，古代一直有人反对。韩愈年青时仕途不顺，虽遭贬谪，但指斥时弊、愤世嫉俗的锐气不减。韩愈在诗里公然反对统治者的葬仪陵制，讽刺其荒唐可笑，惨无人道。这年七月顺宗皇帝下葬。丰陵为顺宗陵墓，在陕西富平县东北35里瓮金山。韩愈亲历此事，作诗实录了当时的情景。据《旧唐书·职官志》载，皇家的护卫仪仗队左右金吾卫，凡车驾出入，则朱雀等旗队先驱。韩诗“羽卫煌煌一百里”，是说送葬的队伍旗幡招展，浩浩荡荡，头尾延续一百多里，形容气势和场面盛大。天刚亮，送葬的队伍就出宫了。群臣百官乱哄哄地前后拥挤着，成群的宦官在送葬的队伍里来回穿行。当时正逢初秋七月，夏天的暑热退去，清风夹着细雨，旗幡卷舒，鼓乐呜咽，号天哭地，百鸟齐噪。“皇帝孝心深且远”，尊制“资送礼备无赢余”。宪宗为表示“孝心”，“设宫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陵园里修建宫殿，设置兵士守护，锁闭嫔妓，对死人像活时一样早晚供养着。诗里“设宫置卫”是古制。蔡邕《独断》记园陵寝庙说;“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奁盒）。”柳宗元、刘禹锡为御史时的上司御史中丞武元衡，在德宗死时任山陵仪仗使，就是主事德宗陵墓的长官。吴文治认为：“设宫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是“在墓穴中闭锁嫔妓去殉葬”。此说好像有些不妥。古代用活人或器物陪葬。而用活人殉葬是殷商奴隶制社会的事，虽汉初还有发生，但这已是奴隶制的余烬。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在位39年，他死时，《左传》记载用177人陪葬，其中还有大夫子车氏三个生前经常陪侍在秦穆公身边的儿子。用活人殉葬在战国以后已广遭人非议，后代改用人俑和器物从葬，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实证。《礼记·檀弓下》载：“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这是说要用活人为陈子车殉葬。其弟陈子亢听说后，对人说：用活人陪葬不合乎礼，要是担心死者在地下没人侍候谁也比不上他的妻子和家臣。如果不能制止这件事，我就想用这两个人来殉葬。于是再没人提这件事了。韩愈在诗里用“锁嫔妓”，而不是用“葬嫔妓”，应该不是指用活人殉葬。韩愈诗里“锁嫔妓”，应是指用活人为顺宗“生殉”。此事史书有证。宋代孙汝听说：“唐制，诸陵皆置宫殿，设嫔妓侍卫如平生。”《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唐纪·宣宗纪》大中十二年二月甲子条胡注略云：“宋白曰：‘凡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死如事生。’”厚重的宫门一关闭，就把阴阳两界隔开了。众多被锁闭在墓宫里的嫔妓，直到老死再也别想从这里走出来。这种“生殉”对人的折磨比“死殉”更残酷，更让人难以忍受。

　　宪宗之所以厚葬和生殉其父，是为了掩饰他勾结宦官弑父篡位的阴谋。从现存的史料看，宪宗立太子和登大位，一直是他与宦官勾结藩镇等阴谋促成的。而顺宗和王叔文等人担心宪宗强势和工于心计，曾欲另立太子，这便遭宪宗和宦官记恨。宪宗弑父，内有愧疚，这才闹出厚葬和生殉的动静来。历史就是这样，许多事都被当事者故意隐匿了。而宪宗赐死王叔文，贬放八司马，更是意料中的事。封建皇权统治，表面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却是男盗女娼，阴谋诡计;号天哭地，是为杀兄弑父送葬;所谓“三代旧制”，“墓藏庙祭”，是假仁假义;而用活人“生殉”，更是惨无人道的“孝心”。
　　《柳宗元集》有一篇《复吴子松说》，是柳宗元回复吴武陵谈论松树的事。这是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千百年来似乎从未由人读破，致使今人想解读它，竟找不到前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可以借助。章士钊史眼很毒，一语破的，说此一小品文，为《柳宗元集》中说理最精之作，是子厚笃信庄子自然之说的明证。正所謂微言大义，小文章藏寓着大洞天。短短三百余字，好像在回放一千多年前古人在谈天说地、议辩自然人生的情景。吴武陵有奇气，读书多，察物锐，能为俊辩。一日，他以松树外皮的纹理向柳宗元发问，说这些诡异又有条不紊的树纹，与人的贤肖、寿命的短长、人生的贵贱相比，是偶然得之，还是造物者特意制造安排的？这激起柳宗元的兴致。他用《天说》的自然唯物史观作答说，凡物都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外力特意安排的;假如说有，凡主张这样看法的人都是荒谬的，而成于自然者无不善。不论是树的诡怪纹理，还是人的贤肖，寿夭（长短）贵贱，以及云风、草木、人禽，无不都是依托大自然而生成和流动的。然有可恨者，人或权褒贬黜陟，不解忽升忽降，一升而蒙瞀僻邪者偕来，一降清明冲淳者尽去。与之相反，柳宗元从不相信那些“蒙瞀僻邪”的东西;即使在极端困苦的时候他也始终坚守“清明冲淳”的情操。柳宗元顺从自然，信奉大中之道，到死也没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柳宗元赞美吴武陵是千百年来罕见的一二者，乍闻不解;可转而思之，中唐时，佛道盛行，阴阳五行、鬼神迷信交织，能如《天说》思想者，世有几人。章士钊《柳文指要》说：此文由树纹推论到天子求士黜陟升降而不得其道者，是吴武陵感伤柳宗元长年遭贬，要为他诉说申理有关，这是有道理的。
　　作者：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