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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昕孺，本名吴新宇，湖南长沙人，1967年生。中国作协会员。出版长篇小说《千年之痒》、中篇小说《牛本纪》、短篇小说集《天堂的纳税人》、长诗《原野》等二十余部，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教师作家分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湖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湖南教育报刊集团编审。
“宝里宝气”，是我养的第一头猪，也是我家养的最后一头猪。它的名字是我给它取的。
中国南方的农家，无论贫富，总会有一间独特的“披厦”，主要用来养猪。当然，这个房间的用途很复杂，比如我外婆家的披厦，除了猪栏占了大部分，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鸡埘;而我家很少养鸡，猪栏房的西内墙下放了一口大缸，缸上搁着两块木板，这是农家常见的厕所。外婆家的厕所也是这样，不过不在室内，而是在猪栏房外面的墙根下，三面用牛毛毡围着。围得并不严实，冬天风大，吹得屁股痛。
猪享受与家庭成员差不多的生活待遇，有专门住的房子，每天吃的都由家庭主妇送到槽里。猪食在南方也有一个专用名称：猪潲。猪屎的臭气，猪潲的溽味，猪身上的腥膻之气，是一个农家的标配。不管你家窗户上是糊的报纸还是贴的玻璃，不管你家晚上是点油灯还是用电灯，猪永远是农家日常风物、风俗、风味的一部分。
然而，人最瞧不起的也是猪。小时候，我们被大人罵得最惨的一句是，蠢得做猪叫。大人互骂，说某某不要脸，“毛深皮厚”，说某某不勤快，“好吃懒做”，话外音都是：像猪一样。在那些贫寒岁月，猪是一个农村家庭最重要的奢侈物资和经济来源，我们能为猪抱不平吗？
一想，还真不能。
猪的叫声的确是我听过的叫声里面，最蠢的，没有之一。牛叫也不好听，但牛的叫声富有穿透力，能让天地为之震动;猪叫得再厉害，也是扯开嗓门尖叫、干嚎。“好吃懒做”这个词安在猪身上，也不过分。吃了睡，睡了吃，这真的就是猪的生活。你撒泡尿到石槽里，它们也会跑过来，拱起嘴，抢着吃。可以长到两三百斤的个头，几乎不与人抗争，只要几根木头圈个七八平方，五六头猪就可以在里面挨挨挤挤，一把屎一把尿地终其一生。我从没见过一头越过猪栏，逃跑出去的猪。猪唯一的用途就是被吃，这个特点或许决定了猪在所有动物中，文化缺失，底蕴浅薄，精神萎靡，除了吃它，你似乎无法对它寄予什么期待。
五岁那年的春节，外婆带我到小姨家过年。
我那时长住外婆家。小姨排行老幺，没读过几年书，身高体健，干田里活抵得上一个男人，在水库里一猛子扎进去，再出来就在百米开外，手里还常常举着一条水花四溅的鱼。但舅妈进屋之后，姑嫂之间常生勃谿，她在娘家渐无立锥之地。外婆心疼女儿，托人帮她找了个婆家。
就这样，十八岁的小姨和一个她从没见过面、大她十岁的男人成了夫妇。新婚那天，她不是笑逐颜开，而是号啕大哭。很多人把她的哭理解为舍不得离开娘家。多年后，小姨告诉我，她那时非常害怕未来的生活！
小姨嫁出去的第一年，她请自己的娘到她家过年，并要求带我一起去。外婆说小姨很幸运，因为嫁了一个老实男人。小姨说，自己很不幸，因为她嫁过去的那个山冲，我和外婆足足走了两个小时。我都怀疑外婆是带我去找一个山洞，而不是去一户人家。无论外婆如何软磨硬泡，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幸好姨父推了鸡公车来接我们。他又矮，又黑，又瘦，和小姨比，连牛粪都算不上。不过，我坐上了他的鸡公车，他在后面嘿哧嘿哧地推着，就不计较这些了。
小姨家的房子比外婆家小得多，猪栏房却比外婆家的大。小姨家的猪栏房占了她家整整一半，栏里有六头大猪;外婆家本来有四头，过年前杀了一头。小姨说，她家今年不杀猪，从别人家买了几斤肉过年，年后等价格上涨，把六头猪都卖了，蓄点钱生养儿子。小姨那时已经怀孕。我们到的时候，她正在喂猪，系着一条下摆破烂的围裙，两只袖子捋到了手肘，脸上还沾着几点潲屑子，与几个月前踢毽子、甩沙袋、射弹弓的小姨，完全是两个人。她端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潲食，一边往猪栏走，一边对外婆说，正好村里有人从城里的饭店帮她带了一桶发酵的泔水，猪吃了这个长得特别快。
潲食往石槽里一倒，六头猪一拥而上。它们大小、形状、颜色皆惊人一致，唯有在抢食时，能看到其中两头似乎更为劲健，在中心位置盘踞了最长时间。但吃完之后，它们在栏里一穿梭，我就认不出那两头猪了。
悲剧发生在翌日凌晨。一声尖锐的哀号戳破了我的酣睡。哀号是小姨从猪栏房里发出来的。我跑去时，外婆、姨父，还有小姨的婆婆，都挤在了栏前。我从他们的裤腿间钻过去，看到了这辈子最触目惊心的场景：六头二百来斤的大肉猪，全部倒在栏里，死了。给小姨送发酵泔水的那个人开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停在山冲的一个土坪里，将六头死猪全部拖走了，据说要送到城里的饭店去。
外婆说，现在没有猪瘟，几乎可以断定，猪是吃了那些发酵泔水死的。可有什么办法，人家又不是存心的。他送发酵泔水是一片好心，把死猪贱价销到城里饭店也是一片好心。
从外婆家回到老家罗岭上学后，我首先只能靠放牛、捡柴打发闲暇时光，技术含量较高的打猪草由姐姐完成。我读到三年级时，姐姐去县城寄宿读初中了，打猪草的任务自然落到我肩上。
我一直觊觎着这个差事，并非缘于这个差事有多“美”，而是它长期以来被姐姐骄傲地霸占着。另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是，妈妈和姐姐再三强调打猪草的技术性，认为像我这样年纪小的孩子分辨不出草的毒性。然而，我七岁就开始放牛，牛可比猪粗野、顽皮多了。当时，那几个大孩子欺负我，将一头绰号“皇帝”的最不听话的牛交给我，我不一样放得好好的？
姐姐不买账，她说，猪要靠人喂，牛是自己寻草吃，又不是你的功劳！我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讲不过姐姐，但不能丢了面子，便硬起颈根狡辩，为什么牛可以自己寻草吃，猪就不行呢？姐姐这下更神气了：“猪蠢呗，所以需要聪明的人帮助它;牛好聪明咯，找个蠢人放一放就行了。”
我的气全憋在肚子里出不来，暗下决心，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要养一头能自己找草吃的猪。 我家的猪栏房比外婆和小姨家的都要小，但更精致。地上铺的是沙合土，而且铺出一个小小的坡度，猪粪自动聚积在低处，便于处理，猪身上也干净很多。和外婆、小姨家还有一个不同，我家每年只喂一头猪，年初买只小的回来，喂到年尾杀。虽然结局相同，应该说，生活在我家的猪还是比较幸运的：居住环境好;没人争食;承担喂猪任务的姐姐凶巴一点，但罗岭村除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李燕子，哪家都找不出这么漂亮的姑娘。
此前，我并没注意，姐姐留给我的这头猪比别人家的猪明显长得好看些。白白的身子，毛浅而细，摸上去也不扎手;耷下来的耳朵像两块柔软的玉兰片;圆圆的鼻孔一伸一缩，像在讲话似的;精巧的蹄子，从前面看像裹脚，从后面看像个穿高跟鞋的女生……姐姐养的猪颇有些她的作派，只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吴家公主”那样的气派。
我接手这头猪的第一天，就想给它起个名字。我和姐姐一吵起来，她就骂我“宝里宝气”。如果我回骂她“宝里宝气”，就会惨遭诸如不带我出去玩、不教我做作业、不和我说话等极不人道的制裁。这下好了，我没有任何障碍地将“宝里宝气”赐给她的猪做名字，应该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可是，我没自得几天就发现，这个命名实在太宝里宝气了—她人都走了，这头猪现在是我的，我不等于自己骂自己呀！
问题是，这四个字很容易叫成口头禅，连我妈都喊它“宝里宝气”了，只好听之任之。反正我的猪又不是我，它宝里宝气又不是我宝里宝气，虽然我从给猪命名这件事上，隐隐觉得，姐姐总是骂我“宝里宝气”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有些沮丧，但不颓唐。我决定在喂猪这件事上大胆创新，借此一洗自己身上的“宝里宝气”，让姐姐放假回来，为我，为我养的猪，大吃一惊。
我第一次打回来的猪草，经过妈妈严格审查，有一种“樟脑芹”是猪不能吃的。这种草个矮茎细，叶子像芹菜，小而薄，喜水却又耐旱，在水边可以长成“大家闺秀”，在干旱之地也能蓬松一团，结出鲜红的、樟脑丸大小的圆果子，酷似村姑的一头乱发上面插着一枝花。猪吃了它，轻则腹泻，重则倒毙。我的篮子里还有一长串“马绊筋”也被妈妈拎了出来。她说，老得可以当绳子用了，猪能吃吗？
“妈妈，我放牛得到过村长和宋大伯的表扬，是不？”
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妈妈说些想法，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竟然说到放牛去了。不过，放牛的确是我值得骄傲、骄傲得可以把尾巴翘上天去的一件事情。没有谁，包括村长和老把式宋大伯认为我奈何得了“皇帝”，但我从它眼里读到一种叫孤独的东西，我用同样的眼神告诉它，我希望和它做朋友。我们果然就成了好朋友，好得让那些大孩子们妒忌。我家那位不可一世的公主，就是从我放牛开始对我刮目相看的。她去县城前，对妈妈说，小宇牛放得那么好，喂猪没问题的，你放心。
妈妈眯起眼睛笑了，“你放牛还不错，可放牛和喂猪是两码事，牛可以自己去吃草，猪只能由人喂，喂得不好就长不好。”
“妈妈……放牛和喂猪或许可以相通。你看一只鸡关在埘里都要出来散步、觅食呢，那么大一头猪，一天到晚关在栏里，它哪会开心？我像放牛那样，每天去放放猪，好不？”
“那不行！”妈妈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你把宝里宝气放死了怎么办？”
“我保证，我会把它看得好好的，喂得饱饱的。你让我试试嘛。”
“哪有你这样喂猪的，不行。”话虽这么说，妈妈的语气却有所缓和。我知道，自己必须去做，只有做对了，才能说服妈妈，万一做错了，大不了挨餐骂，甚至一顿打，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天，我上课老是走神。窗外，白色的云层时而变成鸡，时而变成羊，时而变成牛，就是从没变成过猪……我生怕漏掉了它的哪一种造型，便将天空当作黑板盯着，被严厉的肖老师罚了站。我这一站，窗外的白云就变成了猪，我开心地咧嘴一笑。肖老师见我还笑，加罚我站到教室后面。教室后面的窗户只看得到山，看不见云，我才认真看黑板上的算术应用题：
一头牛一天要吃10斤草，两头牛两天要吃多少草？
肖老师喊宋武站起来答。宋武用自以为标准答案的声音喊道：20斤！教室里一阵哄笑。肖老师手握教鞭下了讲台。宋武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缩着脖子准备挨那么一鞭。没想到，肖老师望都没望他一眼，径直走到我面前：你说说。
我抓了抓后脑壳，那里暑假长了一个疥疮，流了脓，刚愈合不久，还有点痒。
“出题的老师应该没放过牛吧。我们村里一头牛每天至少要吃20斤草，我以前放的那头‘皇帝’，一天可以吃40斤，你不就是要这个答案吗？”
肖老师点点头，又摇摇头，回到讲台去了。
下午一放学，我像箭一般梭回家。这个时候，妈妈大多在外出工，我拉开猪栏门栓，要把猪赶出来。但事情比预想的复杂得多。宝里宝气真是有点宝里宝气，它不知道外面有多好玩，不知道外面的草有多鲜嫩，它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它死活不愿出门。我一身大汗淋漓，它兀自岿然不动。我回想起放牛的经历，觉得硬攻不是办法，必须智取。于是，我做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模样，开始实施看上去有层次、有步骤，其实是自己脑子里乱想一通的所谓训练计划。猪的优点是，它对人毫无威胁，我可以随心所欲;它的弱点恰如其名，太傻了，好難沟通。你讲得口水直飙，它也听不懂，只晓得拿湿乎乎的鼻头往你身上拱。
它拱着拱着，我豁然明白，跟猪说话比对牛弹琴更不靠谱。我巧妙利用了宝里宝气贪食和黏人这两个习性，终于让它明白：听我的，没错。三天之后，它能大致走到我指定的地方。过五天，它能分辨出我在外面走动的脚步声。到了第七天，它能在我的指挥和引导下，将两只前腿抬起，立起身子趴在栏顶。我希望它多一点野性，多一点出去的欲望。我迄今都不知道它做不做梦，但我非常希望它能有自己的梦想。
这些天，我逐渐增加喂它生食的量：青蒿、泥胡菜、车前草和其他菜叶。它起初吃得很少，秀气得像个姑娘;熟食一来，就馋得跟饿痨鬼似的。我苦口婆心说服妈妈减少熟食。妈妈怕出问题，跟着我一起观察，发现也没什么，熟食少了，生食它照样吃得欢，也不拉肚子。 经过上十天的训练，我心里有点底了。在那个晴朗的下午，我又像箭一般从学校梭回家里。还在厨房，就听到宝里宝气在猪栏房里发出“哼哼”的叫聲，它知道我回来了。我一看到它，它就下意识地要抬腿趴到栏顶和我亲热，被我用手势制止了。我打开猪栏门，请它出来。它仰头看我，鼻孔里哄出一股热气，好像不敢相信。我再次做出请它出来的动作，它才慢慢跨出栏门。
它低着头，一摇一摆，安静地迈着小步。宝里宝气是我见过的姿态最优雅的猪。它走路的样子，甚至可以和李燕子媲美。李燕子很有味，她要不像只蚱蜢，蹦跳着走路，要不含胸收足，像绣花一样，走了半天仿佛还在原地。这两种我都喜欢，因为是李燕子走出来的。
为谨慎起见，我特意把几根布带子接在一起，形成一条长绳—麻绳纤维过粗，硌肉，宝里宝气会不舒服—一头系在它的左后腿上，一头拿在我右手里。我领着宝里宝气到了罗岭河滩，这是我放过“皇帝”的地方，那里青草丰茂，极少有樟脑芹这类毒草。河边的不安全因素是水。牛高大威猛，不是汛期，罗岭河的水罩不住它们，可猪万一落水，会产生什么后果，我难以想象。所以后来，我更多地还是把宝里宝气放到罗岭山脚那些比较平缓的坡地上。
宝里宝气比预想的表现更好，它并不偷懒，而是到处钻、到处蹦，不是很宽的沟坎，它能一跃而过。它在优雅之外，又多了矫健。它还懂得如何觅食，不需要人操太多的心。我关注它好几次，只要三叶草、鼠耳草、青蒿丛中有樟脑芹，它嗅一嗅，就会掉头走开，而我匍在地上嗅，也嗅不出名堂来。
唯有一次，我没留意到一束丝茅旁边有株野葛藤。我们上山打柴，时常会采些杜鹃花、茶泡、毛栗子之类，一饱口福。大人们总是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去惹野葛藤，有天大本事的神农他老人家就是吃野葛藤中毒死的。乡下孩子再调皮，这句话足以震慑他们。我那天把宝里宝气放到坡上，自个儿开小差，钻到山里寻野鸡蛋去了，回来看到宝里宝气正在啃一些叶子，边上还撒落着黄色花瓣。我冲上去，天啦，是野葛藤！慌忙掰开它的嘴，手伸进去把里面的叶子全掏出来，又带它到一条灌田用的小渠边，捧着水给它漱口。
我紧张得要命，宝里宝气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就是我害死的呀！我不敢跟妈妈说，悄悄把猪赶到栏里，不时去瞄一眼。妈妈问，怎么啦，宝里宝气没事吧？我舌头打结，没事，它调皮，差点滚到山沟里，我看它伤着没有。妈妈拍了拍木栏说，宝里宝气长壮了，看来你这种养猪法着实不赖。这个表扬让我比考试得了一百分还开心，因为我从没得到过一百分。
我的同班同学、隔壁的宋武眼巴巴地看着我“放猪”，他也嚷着要放，他父亲宋天奇硬是不准。大概是我妈去做了一通思想工作，宋天奇好不容易同意了，可宋武、宋霞两兄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赶不出来一头猪。他家喂了三头猪。我琢磨着，如果宋武过来向我请教，我是帮他呢还是不帮他。帮他的理由是，我也想有个伴，一起“放猪”多好玩。不帮他的理由是，“放猪”是我的独门秘籍，要是连宋武都能做，那就没什么稀奇了。这个难题很快解决了，宋武兄妹压根儿没来找过我，我不过是自作多情而已。
时序进入深秋，忘乎所以的我被一个残酷的现实击中。有天晚上，宋大伯—他是宋武的伯伯—来到我家和我爸爸妈妈商量杀猪的事。他说，你家这头猪膘肥体壮，早点杀了，可以卖个好价钱，临近过年很多人家都杀猪，就卖不起价了。
父亲觉得有道理，他们把时间定在了元旦之前。
我本欲站起来表示抗议，血涌到脑门心又被我强行按了回去。一个孩子的意见是不可能得到重视的。我的反对不仅无效，反而会引起他们警觉，再要出去“放猪”难度就大了。我把自己使劲摁在谷牌凳上，装作根本没听他们谈话，而是在认真做作业的样子。
接下来，我不动声色地改变了放养方式。我将宝里宝气带到罕有人至的山旮旯里，训练它爬坡、过坎，翻越障碍，训练它在紧要关头不发出声音，训练它在树林和灌木丛中转向、变速跑。爬坡、过坎，它觉得很好玩，乐此不疲;转向、变速跑，对它来说，难度较大，它常常反应不过来，就停在那里发愣。这一点我不太着急，所有动物在奔跑状态下遇到障碍物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即时反应。我最恼火的是宝里宝气作为一头猪所固有的毛病，比如，它实在是沉不住气，做任何事情，碰到任何情况，它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声音，不是鼻子里“哼哼”，就是喉咙里“嗷嗷”。所以，每次它大惊小怪，或者无缘无故在那里“哼哼”“嗷嗷”，我就罚它跑圈，敲打它的鼻头，对着它吹胡子瞪眼。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宝里宝气才基本上能做到处变不惊，有时鼻子缩几缩、脖子抖几抖，却成功地将那种可能对它造成伤害的声音压制在体内。
下了两天雨，还降了温，不能带宝里宝气出去，我就像牛踩瓦泥，急得团团转。好在一转晴，气温立马升了上来，连宝里宝气都急不可耐地攀上了木栏，对着我直“哼哼”。我眼睛一鼓，它的动作虽然没停，声音却消失了。屡试不爽，我摸着它的头，对它竖了几下大拇指。它一兴奋，把后腿也抬了起来，威猛得像只老虎，我要是不拦着，它肯定可以跃过木栏。但我必须拦着，木栏离墙太近，它万一伤着了怎么办？何况，我还有话对它说：
“宝里宝气，别乱动，听我说。他们在元旦之前要杀你。杀你，明白不？我们得想办法。我妈说，二十年前罗岭山还经常有野猪出没，只是现在见得少了。我今天带你进山，你去找你的先辈野猪吧。
“喂，没听懂啊！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放过一头叫‘皇帝’的牛不，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吗？
“呵呵，我把它给放跑了！
“‘皇帝’是世界上最棒的牛，我们是好朋友，就像我和你。我听说村里要骟它……骟，你懂吧？我也不是太懂，反正就是要杀它的威风。他们骟它之前，宋大伯带它去镇上参加一年一度的耕牛大赛。那天，我装病逃学，跑到镇上看着‘皇帝’夺了冠军。中午，趁宋大伯在镇上吃庆功宴，我把它偷偷骑出来，狂奔几十里地，让它逃进了平江大山里。它现在应该成为一头野牛了，应该是野牛之王了。
“这件事除了宋大伯，就只有你知道了，这可是天大的秘密。宋大伯回来跟村长说，是他赢了之后兴奋过头，去跟朋友喝酒时，‘皇帝’被人给拐跑了。村长气得头上冒烟，不过他拿宋大伯没办法。我妈说，宋大伯有个外甥在县政府当宣传干事。
“宝里宝气”，是我养的第一头猪，也是我家养的最后一头猪。它的名字是我给它取的。
中国南方的农家，无论贫富，总会有一间独特的“披厦”，主要用来养猪。当然，这个房间的用途很复杂，比如我外婆家的披厦，除了猪栏占了大部分，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鸡埘;而我家很少养鸡，猪栏房的西内墙下放了一口大缸，缸上搁着两块木板，这是农家常见的厕所。外婆家的厕所也是这样，不过不在室内，而是在猪栏房外面的墙根下，三面用牛毛毡围着。围得并不严实，冬天风大，吹得屁股痛。
猪享受与家庭成员差不多的生活待遇，有专门住的房子，每天吃的都由家庭主妇送到槽里。猪食在南方也有一个专用名称：猪潲。猪屎的臭气，猪潲的溽味，猪身上的腥膻之气，是一个农家的标配。不管你家窗户上是糊的报纸还是贴的玻璃，不管你家晚上是点油灯还是用电灯，猪永远是农家日常风物、风俗、风味的一部分。
然而，人最瞧不起的也是猪。小时候，我们被大人罵得最惨的一句是，蠢得做猪叫。大人互骂，说某某不要脸，“毛深皮厚”，说某某不勤快，“好吃懒做”，话外音都是：像猪一样。在那些贫寒岁月，猪是一个农村家庭最重要的奢侈物资和经济来源，我们能为猪抱不平吗？
一想，还真不能。
猪的叫声的确是我听过的叫声里面，最蠢的，没有之一。牛叫也不好听，但牛的叫声富有穿透力，能让天地为之震动;猪叫得再厉害，也是扯开嗓门尖叫、干嚎。“好吃懒做”这个词安在猪身上，也不过分。吃了睡，睡了吃，这真的就是猪的生活。你撒泡尿到石槽里，它们也会跑过来，拱起嘴，抢着吃。可以长到两三百斤的个头，几乎不与人抗争，只要几根木头圈个七八平方，五六头猪就可以在里面挨挨挤挤，一把屎一把尿地终其一生。我从没见过一头越过猪栏，逃跑出去的猪。猪唯一的用途就是被吃，这个特点或许决定了猪在所有动物中，文化缺失，底蕴浅薄，精神萎靡，除了吃它，你似乎无法对它寄予什么期待。
五岁那年的春节，外婆带我到小姨家过年。
我那时长住外婆家。小姨排行老幺，没读过几年书，身高体健，干田里活抵得上一个男人，在水库里一猛子扎进去，再出来就在百米开外，手里还常常举着一条水花四溅的鱼。但舅妈进屋之后，姑嫂之间常生勃谿，她在娘家渐无立锥之地。外婆心疼女儿，托人帮她找了个婆家。
就这样，十八岁的小姨和一个她从没见过面、大她十岁的男人成了夫妇。新婚那天，她不是笑逐颜开，而是号啕大哭。很多人把她的哭理解为舍不得离开娘家。多年后，小姨告诉我，她那时非常害怕未来的生活！
小姨嫁出去的第一年，她请自己的娘到她家过年，并要求带我一起去。外婆说小姨很幸运，因为嫁了一个老实男人。小姨说，自己很不幸，因为她嫁过去的那个山冲，我和外婆足足走了两个小时。我都怀疑外婆是带我去找一个山洞，而不是去一户人家。无论外婆如何软磨硬泡，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幸好姨父推了鸡公车来接我们。他又矮，又黑，又瘦，和小姨比，连牛粪都算不上。不过，我坐上了他的鸡公车，他在后面嘿哧嘿哧地推着，就不计较这些了。
小姨家的房子比外婆家小得多，猪栏房却比外婆家的大。小姨家的猪栏房占了她家整整一半，栏里有六头大猪;外婆家本来有四头，过年前杀了一头。小姨说，她家今年不杀猪，从别人家买了几斤肉过年，年后等价格上涨，把六头猪都卖了，蓄点钱生养儿子。小姨那时已经怀孕。我们到的时候，她正在喂猪，系着一条下摆破烂的围裙，两只袖子捋到了手肘，脸上还沾着几点潲屑子，与几个月前踢毽子、甩沙袋、射弹弓的小姨，完全是两个人。她端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潲食，一边往猪栏走，一边对外婆说，正好村里有人从城里的饭店帮她带了一桶发酵的泔水，猪吃了这个长得特别快。
潲食往石槽里一倒，六头猪一拥而上。它们大小、形状、颜色皆惊人一致，唯有在抢食时，能看到其中两头似乎更为劲健，在中心位置盘踞了最长时间。但吃完之后，它们在栏里一穿梭，我就认不出那两头猪了。
悲剧发生在翌日凌晨。一声尖锐的哀号戳破了我的酣睡。哀号是小姨从猪栏房里发出来的。我跑去时，外婆、姨父，还有小姨的婆婆，都挤在了栏前。我从他们的裤腿间钻过去，看到了这辈子最触目惊心的场景：六头二百来斤的大肉猪，全部倒在栏里，死了。给小姨送发酵泔水的那个人开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停在山冲的一个土坪里，将六头死猪全部拖走了，据说要送到城里的饭店去。
外婆说，现在没有猪瘟，几乎可以断定，猪是吃了那些发酵泔水死的。可有什么办法，人家又不是存心的。他送发酵泔水是一片好心，把死猪贱价销到城里饭店也是一片好心。
从外婆家回到老家罗岭上学后，我首先只能靠放牛、捡柴打发闲暇时光，技术含量较高的打猪草由姐姐完成。我读到三年级时，姐姐去县城寄宿读初中了，打猪草的任务自然落到我肩上。
我一直觊觎着这个差事，并非缘于这个差事有多“美”，而是它长期以来被姐姐骄傲地霸占着。另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是，妈妈和姐姐再三强调打猪草的技术性，认为像我这样年纪小的孩子分辨不出草的毒性。然而，我七岁就开始放牛，牛可比猪粗野、顽皮多了。当时，那几个大孩子欺负我，将一头绰号“皇帝”的最不听话的牛交给我，我不一样放得好好的？
姐姐不买账，她说，猪要靠人喂，牛是自己寻草吃，又不是你的功劳！我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讲不过姐姐，但不能丢了面子，便硬起颈根狡辩，为什么牛可以自己寻草吃，猪就不行呢？姐姐这下更神气了：“猪蠢呗，所以需要聪明的人帮助它;牛好聪明咯，找个蠢人放一放就行了。”
我的气全憋在肚子里出不来，暗下决心，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要养一头能自己找草吃的猪。 我家的猪栏房比外婆和小姨家的都要小，但更精致。地上铺的是沙合土，而且铺出一个小小的坡度，猪粪自动聚积在低处，便于处理，猪身上也干净很多。和外婆、小姨家还有一个不同，我家每年只喂一头猪，年初买只小的回来，喂到年尾杀。虽然结局相同，应该说，生活在我家的猪还是比较幸运的：居住环境好;没人争食;承担喂猪任务的姐姐凶巴一点，但罗岭村除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李燕子，哪家都找不出这么漂亮的姑娘。
此前，我并没注意，姐姐留给我的这头猪比别人家的猪明显长得好看些。白白的身子，毛浅而细，摸上去也不扎手;耷下来的耳朵像两块柔软的玉兰片;圆圆的鼻孔一伸一缩，像在讲话似的;精巧的蹄子，从前面看像裹脚，从后面看像个穿高跟鞋的女生……姐姐养的猪颇有些她的作派，只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吴家公主”那样的气派。
我接手这头猪的第一天，就想给它起个名字。我和姐姐一吵起来，她就骂我“宝里宝气”。如果我回骂她“宝里宝气”，就会惨遭诸如不带我出去玩、不教我做作业、不和我说话等极不人道的制裁。这下好了，我没有任何障碍地将“宝里宝气”赐给她的猪做名字，应该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可是，我没自得几天就发现，这个命名实在太宝里宝气了—她人都走了，这头猪现在是我的，我不等于自己骂自己呀！
问题是，这四个字很容易叫成口头禅，连我妈都喊它“宝里宝气”了，只好听之任之。反正我的猪又不是我，它宝里宝气又不是我宝里宝气，虽然我从给猪命名这件事上，隐隐觉得，姐姐总是骂我“宝里宝气”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有些沮丧，但不颓唐。我决定在喂猪这件事上大胆创新，借此一洗自己身上的“宝里宝气”，让姐姐放假回来，为我，为我养的猪，大吃一惊。
我第一次打回来的猪草，经过妈妈严格审查，有一种“樟脑芹”是猪不能吃的。这种草个矮茎细，叶子像芹菜，小而薄，喜水却又耐旱，在水边可以长成“大家闺秀”，在干旱之地也能蓬松一团，结出鲜红的、樟脑丸大小的圆果子，酷似村姑的一头乱发上面插着一枝花。猪吃了它，轻则腹泻，重则倒毙。我的篮子里还有一长串“马绊筋”也被妈妈拎了出来。她说，老得可以当绳子用了，猪能吃吗？
“妈妈，我放牛得到过村长和宋大伯的表扬，是不？”
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妈妈说些想法，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竟然说到放牛去了。不过，放牛的确是我值得骄傲、骄傲得可以把尾巴翘上天去的一件事情。没有谁，包括村长和老把式宋大伯认为我奈何得了“皇帝”，但我从它眼里读到一种叫孤独的东西，我用同样的眼神告诉它，我希望和它做朋友。我们果然就成了好朋友，好得让那些大孩子们妒忌。我家那位不可一世的公主，就是从我放牛开始对我刮目相看的。她去县城前，对妈妈说，小宇牛放得那么好，喂猪没问题的，你放心。
妈妈眯起眼睛笑了，“你放牛还不错，可放牛和喂猪是两码事，牛可以自己去吃草，猪只能由人喂，喂得不好就长不好。”
“妈妈……放牛和喂猪或许可以相通。你看一只鸡关在埘里都要出来散步、觅食呢，那么大一头猪，一天到晚关在栏里，它哪会开心？我像放牛那样，每天去放放猪，好不？”
“那不行！”妈妈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你把宝里宝气放死了怎么办？”
“我保证，我会把它看得好好的，喂得饱饱的。你让我试试嘛。”
“哪有你这样喂猪的，不行。”话虽这么说，妈妈的语气却有所缓和。我知道，自己必须去做，只有做对了，才能说服妈妈，万一做错了，大不了挨餐骂，甚至一顿打，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天，我上课老是走神。窗外，白色的云层时而变成鸡，时而变成羊，时而变成牛，就是从没变成过猪……我生怕漏掉了它的哪一种造型，便将天空当作黑板盯着，被严厉的肖老师罚了站。我这一站，窗外的白云就变成了猪，我开心地咧嘴一笑。肖老师见我还笑，加罚我站到教室后面。教室后面的窗户只看得到山，看不见云，我才认真看黑板上的算术应用题：
一头牛一天要吃10斤草，两头牛两天要吃多少草？
肖老师喊宋武站起来答。宋武用自以为标准答案的声音喊道：20斤！教室里一阵哄笑。肖老师手握教鞭下了讲台。宋武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缩着脖子准备挨那么一鞭。没想到，肖老师望都没望他一眼，径直走到我面前：你说说。
我抓了抓后脑壳，那里暑假长了一个疥疮，流了脓，刚愈合不久，还有点痒。
“出题的老师应该没放过牛吧。我们村里一头牛每天至少要吃20斤草，我以前放的那头‘皇帝’，一天可以吃40斤，你不就是要这个答案吗？”
肖老师点点头，又摇摇头，回到讲台去了。
下午一放学，我像箭一般梭回家。这个时候，妈妈大多在外出工，我拉开猪栏门栓，要把猪赶出来。但事情比预想的复杂得多。宝里宝气真是有点宝里宝气，它不知道外面有多好玩，不知道外面的草有多鲜嫩，它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它死活不愿出门。我一身大汗淋漓，它兀自岿然不动。我回想起放牛的经历，觉得硬攻不是办法，必须智取。于是，我做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模样，开始实施看上去有层次、有步骤，其实是自己脑子里乱想一通的所谓训练计划。猪的优点是，它对人毫无威胁，我可以随心所欲;它的弱点恰如其名，太傻了，好難沟通。你讲得口水直飙，它也听不懂，只晓得拿湿乎乎的鼻头往你身上拱。
它拱着拱着，我豁然明白，跟猪说话比对牛弹琴更不靠谱。我巧妙利用了宝里宝气贪食和黏人这两个习性，终于让它明白：听我的，没错。三天之后，它能大致走到我指定的地方。过五天，它能分辨出我在外面走动的脚步声。到了第七天，它能在我的指挥和引导下，将两只前腿抬起，立起身子趴在栏顶。我希望它多一点野性，多一点出去的欲望。我迄今都不知道它做不做梦，但我非常希望它能有自己的梦想。
这些天，我逐渐增加喂它生食的量：青蒿、泥胡菜、车前草和其他菜叶。它起初吃得很少，秀气得像个姑娘;熟食一来，就馋得跟饿痨鬼似的。我苦口婆心说服妈妈减少熟食。妈妈怕出问题，跟着我一起观察，发现也没什么，熟食少了，生食它照样吃得欢，也不拉肚子。 经过上十天的训练，我心里有点底了。在那个晴朗的下午，我又像箭一般从学校梭回家里。还在厨房，就听到宝里宝气在猪栏房里发出“哼哼”的叫聲，它知道我回来了。我一看到它，它就下意识地要抬腿趴到栏顶和我亲热，被我用手势制止了。我打开猪栏门，请它出来。它仰头看我，鼻孔里哄出一股热气，好像不敢相信。我再次做出请它出来的动作，它才慢慢跨出栏门。
它低着头，一摇一摆，安静地迈着小步。宝里宝气是我见过的姿态最优雅的猪。它走路的样子，甚至可以和李燕子媲美。李燕子很有味，她要不像只蚱蜢，蹦跳着走路，要不含胸收足，像绣花一样，走了半天仿佛还在原地。这两种我都喜欢，因为是李燕子走出来的。
为谨慎起见，我特意把几根布带子接在一起，形成一条长绳—麻绳纤维过粗，硌肉，宝里宝气会不舒服—一头系在它的左后腿上，一头拿在我右手里。我领着宝里宝气到了罗岭河滩，这是我放过“皇帝”的地方，那里青草丰茂，极少有樟脑芹这类毒草。河边的不安全因素是水。牛高大威猛，不是汛期，罗岭河的水罩不住它们，可猪万一落水，会产生什么后果，我难以想象。所以后来，我更多地还是把宝里宝气放到罗岭山脚那些比较平缓的坡地上。
宝里宝气比预想的表现更好，它并不偷懒，而是到处钻、到处蹦，不是很宽的沟坎，它能一跃而过。它在优雅之外，又多了矫健。它还懂得如何觅食，不需要人操太多的心。我关注它好几次，只要三叶草、鼠耳草、青蒿丛中有樟脑芹，它嗅一嗅，就会掉头走开，而我匍在地上嗅，也嗅不出名堂来。
唯有一次，我没留意到一束丝茅旁边有株野葛藤。我们上山打柴，时常会采些杜鹃花、茶泡、毛栗子之类，一饱口福。大人们总是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去惹野葛藤，有天大本事的神农他老人家就是吃野葛藤中毒死的。乡下孩子再调皮，这句话足以震慑他们。我那天把宝里宝气放到坡上，自个儿开小差，钻到山里寻野鸡蛋去了，回来看到宝里宝气正在啃一些叶子，边上还撒落着黄色花瓣。我冲上去，天啦，是野葛藤！慌忙掰开它的嘴，手伸进去把里面的叶子全掏出来，又带它到一条灌田用的小渠边，捧着水给它漱口。
我紧张得要命，宝里宝气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就是我害死的呀！我不敢跟妈妈说，悄悄把猪赶到栏里，不时去瞄一眼。妈妈问，怎么啦，宝里宝气没事吧？我舌头打结，没事，它调皮，差点滚到山沟里，我看它伤着没有。妈妈拍了拍木栏说，宝里宝气长壮了，看来你这种养猪法着实不赖。这个表扬让我比考试得了一百分还开心，因为我从没得到过一百分。
我的同班同学、隔壁的宋武眼巴巴地看着我“放猪”，他也嚷着要放，他父亲宋天奇硬是不准。大概是我妈去做了一通思想工作，宋天奇好不容易同意了，可宋武、宋霞两兄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赶不出来一头猪。他家喂了三头猪。我琢磨着，如果宋武过来向我请教，我是帮他呢还是不帮他。帮他的理由是，我也想有个伴，一起“放猪”多好玩。不帮他的理由是，“放猪”是我的独门秘籍，要是连宋武都能做，那就没什么稀奇了。这个难题很快解决了，宋武兄妹压根儿没来找过我，我不过是自作多情而已。
时序进入深秋，忘乎所以的我被一个残酷的现实击中。有天晚上，宋大伯—他是宋武的伯伯—来到我家和我爸爸妈妈商量杀猪的事。他说，你家这头猪膘肥体壮，早点杀了，可以卖个好价钱，临近过年很多人家都杀猪，就卖不起价了。
父亲觉得有道理，他们把时间定在了元旦之前。
我本欲站起来表示抗议，血涌到脑门心又被我强行按了回去。一个孩子的意见是不可能得到重视的。我的反对不仅无效，反而会引起他们警觉，再要出去“放猪”难度就大了。我把自己使劲摁在谷牌凳上，装作根本没听他们谈话，而是在认真做作业的样子。
接下来，我不动声色地改变了放养方式。我将宝里宝气带到罕有人至的山旮旯里，训练它爬坡、过坎，翻越障碍，训练它在紧要关头不发出声音，训练它在树林和灌木丛中转向、变速跑。爬坡、过坎，它觉得很好玩，乐此不疲;转向、变速跑，对它来说，难度较大，它常常反应不过来，就停在那里发愣。这一点我不太着急，所有动物在奔跑状态下遇到障碍物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即时反应。我最恼火的是宝里宝气作为一头猪所固有的毛病，比如，它实在是沉不住气，做任何事情，碰到任何情况，它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声音，不是鼻子里“哼哼”，就是喉咙里“嗷嗷”。所以，每次它大惊小怪，或者无缘无故在那里“哼哼”“嗷嗷”，我就罚它跑圈，敲打它的鼻头，对着它吹胡子瞪眼。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宝里宝气才基本上能做到处变不惊，有时鼻子缩几缩、脖子抖几抖，却成功地将那种可能对它造成伤害的声音压制在体内。
下了两天雨，还降了温，不能带宝里宝气出去，我就像牛踩瓦泥，急得团团转。好在一转晴，气温立马升了上来，连宝里宝气都急不可耐地攀上了木栏，对着我直“哼哼”。我眼睛一鼓，它的动作虽然没停，声音却消失了。屡试不爽，我摸着它的头，对它竖了几下大拇指。它一兴奋，把后腿也抬了起来，威猛得像只老虎，我要是不拦着，它肯定可以跃过木栏。但我必须拦着，木栏离墙太近，它万一伤着了怎么办？何况，我还有话对它说：
“宝里宝气，别乱动，听我说。他们在元旦之前要杀你。杀你，明白不？我们得想办法。我妈说，二十年前罗岭山还经常有野猪出没，只是现在见得少了。我今天带你进山，你去找你的先辈野猪吧。
“喂，没听懂啊！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放过一头叫‘皇帝’的牛不，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吗？
“呵呵，我把它给放跑了！
“‘皇帝’是世界上最棒的牛，我们是好朋友，就像我和你。我听说村里要骟它……骟，你懂吧？我也不是太懂，反正就是要杀它的威风。他们骟它之前，宋大伯带它去镇上参加一年一度的耕牛大赛。那天，我装病逃学，跑到镇上看着‘皇帝’夺了冠军。中午，趁宋大伯在镇上吃庆功宴，我把它偷偷骑出来，狂奔几十里地，让它逃进了平江大山里。它现在应该成为一头野牛了，应该是野牛之王了。
“这件事除了宋大伯，就只有你知道了，这可是天大的秘密。宋大伯回来跟村长说，是他赢了之后兴奋过头，去跟朋友喝酒时，‘皇帝’被人给拐跑了。村长气得头上冒烟，不过他拿宋大伯没办法。我妈说，宋大伯有个外甥在县政府当宣传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