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版图上，以城市化为进步象征的工业文明一度浪潮汹涌。2011年12月，中国城镇人口的比例首次突破50%，意味着城市化首次突破一半——剩下的一半，正在经历着无声而痛苦的转型。乡村教育承担着转型时的各类重压，由此导致的各种现状，令人忧心忡忡，毋庸赘述。
　　如何破局？
　　首先当然是人，是教师。讲台前的这个人有多重要？前不久，美国哥伦布州立大学终身教职副教授、科学与数学教育专业哲学博士方厚彬先生给我讲了他的成长故事，正是一个例子。
　　方厚彬幼年就读于安徽农村的一所小学。他本就性格憨实，上学后一直没开窍似的各科成绩都一般，数学成绩尤其糟到全班倒数。读到小学三年级，新换了一位数学老师。那是一位下乡女知青，在其他同伴返城时，她为了爱情最终留在农村。老师对他如同对别的学生一样温和、友善。因为他的数学作业做不好，老师常让他留校写作业。在老师的宿舍里，老师让他写作业，不懂的随时问老师，自己就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做其他工作……对老师来说，那只是教学生活中最平凡的一幕。可对一个孩子，尤其是对于一个受到冷眼和嫌弃的孩子而言，那种平等的慈爱，那种宁静的温暖，是直接注入到心灵深处的巨大力量。一年后，老师不幸因病离开人世。可就这短短的一年中获得的力量，彻底改塑了方厚彬的一生。从这一年开始，他的成绩逐年提高，尤其数学成绩更是从来没有差过，他的一生也因此改变。
　　从一个就读于普通村小里的数学差生，到获得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全额奖学金的留学生，一个孩子的生命之河能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奔涌。这奔涌的根本力量，同时也来自于父母朴素正直的家教，但毫无疑问，河道的转折，源起自一位病弱的乡村女数学教师。
　　所以，从当下乡村教育的困境而言，物的投入相对而言还在其次，最需要投入的是人，是对乡村教育工作者的投入。如何让所有优秀教育工作者都乐于前往乡村，哪怕只是短期交流，让部分优秀教育工作者乐于留在乡村，自愿选择扎根，才是乡村教育迫在眉睫的需求。
　　但我们又早已看见，从教育而言，相关部门都在不断出台着各种扶持政策，以各种举措招人、留人，只是效果不尽人意。其根本原因，是乡村和城市两种文化在这一历史阶段交锋中的此消彼长。
　　在城市化进程刚过一半的中国，城市与乡村演变为二元的两端，两种文化的冲突甚至对抗显得特别激烈。当我们把城市视为工业文明的产物，视为进步的象征，乡村作为农耕文明的栖居地，作为母体的乡村文化只能凋落。
　　以城市的单一纬度审视文化，把与之不符打上落伍的烙印，自然弃之如敝屣。所以，我们城市和乡村共用的教材，不是为了探寻城乡之真、挖掘城乡之善、呈现城乡之美，而是片面复制并传播着城市的精神内核。于是所有人都在逃离乡村，就算没有逃离的人，也是在用渴望逃离的心灵和眼睛打量着乡村，留下也不过是无奈而不甘的困守，而不是对乡村有着真切的认识与认同。
　　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绝不是都市的水泥丛林。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工业革命进程最迅猛的欧洲和北美就已经出现了大城市停滞、小城市和乡镇兴起的现象，其后又于80年代进入信息革命。也是这一时期的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提出，继农业阶段、工业阶段之后，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浪潮已经涌起。今天的我们，已经置身于信息化的洪流之中，可以切身感受到今昔的巨大不同。乡村之优与劣和城市之劣与优，从来没有被这样被鲜活地对比着。
　　乡村精神将被重新发现，乡村文化将重获尊重，人类将在城市文明的发展中，复兴乡村文明的缺失，在第三次浪潮中再度启航——这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必然。
　　我想，那一天，必然是乡村教育的重生之时。那是与城市教育的共生，那是整体教育的新生。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坚信：绝望才是乡村真正的死亡。出路，就在脚下。教育之奇妙，正在于能从绝望处孕育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