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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二十世纪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由于在叙事艺术上的创造力而闻名于世，并对后来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这部作品的影像化书写角度来分析《情人》的叙事特色，找寻《情人》的艺术魅力来源，探索杜拉斯创作的先锋性和反叛性。
关键词：玛格丽特·杜拉斯；叙事艺术；影像化书写
作者简介：杜佳（1987.11-），女，河南洛阳人，西京学院外语系教师，西安外国语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与翻译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2
杜拉斯是在电影与文学之间不断穿梭的人，所以她的很多作品读来是一段文字，却有着电影般的效果。正是写作与电影活动的相互作用，她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电影化特点，有一种流动、重叠的氛围。《情人》最初源于杜拉斯之子让·马斯科洛所编制的一部摄影集，记录了很多杜拉斯的过去，后在她伴侣的建议下写成了一部小说。那么由照片所勾起的回忆必然会使小说的叙事呈现出一种画面感。一般认为，小说这种文体更适合去表达时间，可以记录下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电影则更有利于空间的展现，它只需要提供一幅画面，观者就可将人物的情绪、环境氛围、故事状态一览无遗。所以，当小说叙事朝着电影化的发展，能够产生一个新异的表现时空，使文字书写的时空不断扩大延伸，使其能够承载更多的内涵。影像化书写的确能够让叙述结构呈现的更富层次感，这样读者对文本的感受也会更加立体。同时，这种叙事会产生一种时空延异的效果，消融未来、现在、过去的区别，消融真实与现实的界限，让《情人》成为一个拓展人们想象力的实验场。这是影像化书写的最大意义所在。
文本所营造的影像化效果是通过不同的手法来完成的。首先是一种复现式结构，即内容一致、质感一致的画面反复出现，主要体现为一种视觉上的复叙。它穿插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不同对话中，将先前断了的逻辑重新连贯起来，既强化着之前的画面，又在不断地拓展这个画面的表现空间。这在感官上无疑给了读者多重的享受，同时也使整个文本更丰富更富于质感。这种叙事使与人物性格、主体思想、作品基调相关的因素不断出现，或是着重强调，或是形成对比，或是产生隐喻，或是前后照应，从而达到增强各种因素的艺术表现力的效果。作品中很多场景都被复叙过，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应该是“我”头上的那顶帽子。其第一次出现时的特写是这样的：“那天，值得注意的是小姑娘头上戴的麦子，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帮带的呢帽。她戴了这样的帽子，那形象似乎暧昧不明，模棱两可。”[1]然后，作者的思绪便转移到帽子的来源上来。这段话虽是对小姑娘当时形象的一个简单描述，但当这个特写在后文中不断出现时，这段描述似乎也具有了特别的意味。如：“这样一个戴呢帽的小姑娘，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那顶浅红色的男帽形成这里的全部景色。”“戴上一顶男人戴的帽子，贫穷仍然把你紧紧捆住并没有放松，因为家里总需有钱收进，无论如何，没有钱是不行的。”“我们从公寓走出来，我依旧戴着那顶有黑饰带的男帽，穿着那双镶金条带的鞋。”[2]在作品中，男式呢帽不只是一个配饰，它已经成为“我”的一个象征，一种气质的象征。它凝结着十五六岁的“我”的早熟，“我”的滑稽，“我”的孤独，“我”的一切。戴着它，仿佛就能洗涮掉“我”身上的娇柔与稚气，而母亲不仅接受这奇形怪状、不合体统的打扮，也很喜欢这种标新立异。就是这样一顶帽子，就使得读者可以感受到那个小姑娘身上的所有情愫，她有着白人的强烈的自尊，有着对金钱与爱情的极度渴望，，她希望从母亲那里求来哪怕一点点的母爱。杜拉斯一次次把焦点凝聚在帽子上，使读者每当拿起这一部作品，眼前都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独特的女主人公。通过这种方式，文本就取得了电影般的效果，读者可以更接近于用观赏的形式来进入作品，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环境、氛围都会变得更加可感。与这顶帽子具有同样效果的还有作品中反复提到的“黑色轿车”、“湄公河上的渡船”等。读者通过对这种细节的注意，能够加强对于主人公心理的感知，找寻到作品之外的，作者所没有讲述出的那个世界。
文本营造影像化效果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对光、影、声音等各种感官对象的大力渲染。小说和电影各自具有很分明的美学特征，小说所描述出的形象具有间接性，能给予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而银幕形象则具有很大的直观性，因为它可以呈现光线、声音、画面等多种因素。杜拉斯在小说《情人》中加入了很多细致的影像化叙述方法，她通过描写声音、描写声响来反映环境，映衬人物的心理，既达到了真实可感的艺术效果，同时又有言外之意的增生。文本中的时空有时候是混沌的、交杂不清的，而这种书写能使时空得到一定程度的延异，使各部分之间的连接更加顺畅。《情人》中有几段对光、影、气味、声音描写得很出色的文字：“城里的喧闹声很重，记得那就像一部电影音响放得过大，震耳欲聋。我清楚地记得，房间里光线很暗，我们都没有说话……过往行人熙熙攘攘。人影规则的被百叶窗横条木划成一条条的……房间里只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3]一个十五六岁的白人女孩，由于家庭的困境，和一个中国富家子弟，在越南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欢娱过后，她躺在光线暗淡的小屋里，内心孤独而空虚。这一刻，她的官能感受特别强烈，室外喧嚣嘈杂的世界和室内昏暗无声的空间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作者通过这一段影像书写，将读者自然而然地带入文本中，来感受这一情境。这个场面犹如电影中的慢镜头，作者用扩述的方式反复渲染、抒展情怀来展现主人公此刻的意识活动。在文本中，视角是当时的女孩，而叙述声音确是年老的杜拉斯发出来的。时间的距离使叙述者能够对往日的痛苦和欢乐作出更为理性的评价。这样一来，影像活动于这时与那时的双重时空，叙述者既在场内又在框架之外，时空延异出虚实之间的交错变化。
二十世纪的杜拉斯将写作视为自己的生命，执着于对叙事艺术的探索，她先锋性的反叛性的写作彰显着她争取自由表达，对抗女性长期被压制的卑微命运的态度。在《情人》中，她试图通过影像化书写来逐步逼近人的心灵真实、情感真实，从而开拓出一片独立的私语空间。这种叙述效果是细微、缓慢，持久而留有余地的，就像细雨滋润禾苗，渗入了土地一样。正是凭借这种冒险精神，凭借自己高品位的文学创造力，杜拉斯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参考文献：
[1][2][3]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玛格丽特·杜拉斯.物质生活[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关键词：玛格丽特·杜拉斯；叙事艺术；影像化书写
作者简介：杜佳（1987.11-），女，河南洛阳人，西京学院外语系教师，西安外国语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与翻译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02
杜拉斯是在电影与文学之间不断穿梭的人，所以她的很多作品读来是一段文字，却有着电影般的效果。正是写作与电影活动的相互作用，她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电影化特点，有一种流动、重叠的氛围。《情人》最初源于杜拉斯之子让·马斯科洛所编制的一部摄影集，记录了很多杜拉斯的过去，后在她伴侣的建议下写成了一部小说。那么由照片所勾起的回忆必然会使小说的叙事呈现出一种画面感。一般认为，小说这种文体更适合去表达时间，可以记录下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电影则更有利于空间的展现，它只需要提供一幅画面，观者就可将人物的情绪、环境氛围、故事状态一览无遗。所以，当小说叙事朝着电影化的发展，能够产生一个新异的表现时空，使文字书写的时空不断扩大延伸，使其能够承载更多的内涵。影像化书写的确能够让叙述结构呈现的更富层次感，这样读者对文本的感受也会更加立体。同时，这种叙事会产生一种时空延异的效果，消融未来、现在、过去的区别，消融真实与现实的界限，让《情人》成为一个拓展人们想象力的实验场。这是影像化书写的最大意义所在。
文本所营造的影像化效果是通过不同的手法来完成的。首先是一种复现式结构，即内容一致、质感一致的画面反复出现，主要体现为一种视觉上的复叙。它穿插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不同对话中，将先前断了的逻辑重新连贯起来，既强化着之前的画面，又在不断地拓展这个画面的表现空间。这在感官上无疑给了读者多重的享受，同时也使整个文本更丰富更富于质感。这种叙事使与人物性格、主体思想、作品基调相关的因素不断出现，或是着重强调，或是形成对比，或是产生隐喻，或是前后照应，从而达到增强各种因素的艺术表现力的效果。作品中很多场景都被复叙过，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应该是“我”头上的那顶帽子。其第一次出现时的特写是这样的：“那天，值得注意的是小姑娘头上戴的麦子，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帮带的呢帽。她戴了这样的帽子，那形象似乎暧昧不明，模棱两可。”[1]然后，作者的思绪便转移到帽子的来源上来。这段话虽是对小姑娘当时形象的一个简单描述，但当这个特写在后文中不断出现时，这段描述似乎也具有了特别的意味。如：“这样一个戴呢帽的小姑娘，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那顶浅红色的男帽形成这里的全部景色。”“戴上一顶男人戴的帽子，贫穷仍然把你紧紧捆住并没有放松，因为家里总需有钱收进，无论如何，没有钱是不行的。”“我们从公寓走出来，我依旧戴着那顶有黑饰带的男帽，穿着那双镶金条带的鞋。”[2]在作品中，男式呢帽不只是一个配饰，它已经成为“我”的一个象征，一种气质的象征。它凝结着十五六岁的“我”的早熟，“我”的滑稽，“我”的孤独，“我”的一切。戴着它，仿佛就能洗涮掉“我”身上的娇柔与稚气，而母亲不仅接受这奇形怪状、不合体统的打扮，也很喜欢这种标新立异。就是这样一顶帽子，就使得读者可以感受到那个小姑娘身上的所有情愫，她有着白人的强烈的自尊，有着对金钱与爱情的极度渴望，，她希望从母亲那里求来哪怕一点点的母爱。杜拉斯一次次把焦点凝聚在帽子上，使读者每当拿起这一部作品，眼前都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独特的女主人公。通过这种方式，文本就取得了电影般的效果，读者可以更接近于用观赏的形式来进入作品，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环境、氛围都会变得更加可感。与这顶帽子具有同样效果的还有作品中反复提到的“黑色轿车”、“湄公河上的渡船”等。读者通过对这种细节的注意，能够加强对于主人公心理的感知，找寻到作品之外的，作者所没有讲述出的那个世界。
文本营造影像化效果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对光、影、声音等各种感官对象的大力渲染。小说和电影各自具有很分明的美学特征，小说所描述出的形象具有间接性，能给予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而银幕形象则具有很大的直观性，因为它可以呈现光线、声音、画面等多种因素。杜拉斯在小说《情人》中加入了很多细致的影像化叙述方法，她通过描写声音、描写声响来反映环境，映衬人物的心理，既达到了真实可感的艺术效果，同时又有言外之意的增生。文本中的时空有时候是混沌的、交杂不清的，而这种书写能使时空得到一定程度的延异，使各部分之间的连接更加顺畅。《情人》中有几段对光、影、气味、声音描写得很出色的文字：“城里的喧闹声很重，记得那就像一部电影音响放得过大，震耳欲聋。我清楚地记得，房间里光线很暗，我们都没有说话……过往行人熙熙攘攘。人影规则的被百叶窗横条木划成一条条的……房间里只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3]一个十五六岁的白人女孩，由于家庭的困境，和一个中国富家子弟，在越南发生了第一次性行为。欢娱过后，她躺在光线暗淡的小屋里，内心孤独而空虚。这一刻，她的官能感受特别强烈，室外喧嚣嘈杂的世界和室内昏暗无声的空间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作者通过这一段影像书写，将读者自然而然地带入文本中，来感受这一情境。这个场面犹如电影中的慢镜头，作者用扩述的方式反复渲染、抒展情怀来展现主人公此刻的意识活动。在文本中，视角是当时的女孩，而叙述声音确是年老的杜拉斯发出来的。时间的距离使叙述者能够对往日的痛苦和欢乐作出更为理性的评价。这样一来，影像活动于这时与那时的双重时空，叙述者既在场内又在框架之外，时空延异出虚实之间的交错变化。
二十世纪的杜拉斯将写作视为自己的生命，执着于对叙事艺术的探索，她先锋性的反叛性的写作彰显着她争取自由表达，对抗女性长期被压制的卑微命运的态度。在《情人》中，她试图通过影像化书写来逐步逼近人的心灵真实、情感真实，从而开拓出一片独立的私语空间。这种叙述效果是细微、缓慢，持久而留有余地的，就像细雨滋润禾苗，渗入了土地一样。正是凭借这种冒险精神，凭借自己高品位的文学创造力，杜拉斯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参考文献：
[1][2][3]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玛格丽特·杜拉斯.物质生活[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