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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今天的视野里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像是一块奠定更大规模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统一的基石，倒像是上一代不切实际的欧洲主义梦想家们的一声绝唱。直到不久之前，宁静富足的欧洲还被奉为一种崭新国际秩序的典范——它从商业融合入手，由易及难，化解了欧洲大陆上业已存在了数百年的民族宿仇和政治积怨，第一次真正践行着伟大的启蒙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200年前规划的“永久和平”。以至于有人说，相对于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梦”，世界上现在又多了一个更具群体性的“欧洲梦”：不同宗教、民族和国家可以不通过战争而和平地融为一体，它们既享受着人类团结的同一硕果，又保持了各自独立的多元特质。
1991年底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历时40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向了高峰，它不仅宣告了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欧洲联盟（EU，其前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更孕育了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跨国法定货币——欧元。对当时的条约签署者们而言，这不过是欧洲各个现代民族国家放弃一部分主权、逐步融入一个后现代的超主权共同体的第一步。随着过去的零和游戏变成现在的正和游戏，这种主权集中的进程会持续下去并不断加快，直至“欧罗巴合众联邦”破壳而出。
今天回头再看，当初那些坚不可摧的乐观信念更像是理想主义者的天真呓语。虽然欧盟成员国数量在随后的20多年里扩大了一倍，但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一体化的深化进程便告停滞；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荷兰等多个欧盟创始成员国遭到否决，标志着这一进程开始逆转；而2010年后爆发的欧债危机，则仿佛预示着它无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如今，欧洲不再是榜样，而变成了问题。欧债危机、伊斯兰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这一系列沉重的危机压得欧洲喘不过气来。在大历史的语境下，过去60年究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还是一段旧世界的插曲？答案很大程度仍掌握在现在这一代人手里，这将是对他们胸怀、勇气和智慧的考验。
【面对不完美，应当改进而非离开】
历史上曾有过不少貌似坚如磐石的东西在顷刻之间便灰飞烟灭的例子，我们这一代人目睹的苏联解体，即为一例。现在许多人担心，2016年6月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将是下一个这样的例子。这是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欧洲大陆遭遇的最大政治地震，它不仅震撼了英国自己，其余波注定还将冲击欧洲、西方乃至整个世界。
在当下可预见的视野内，脱欧对于英国和欧洲无疑是两败俱伤的结果，由于这是欧盟及其前身60多年来首次有成员国退出，因而可以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此外，英国是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欧洲两大军事强国之一，它的转身而去令正深陷多重危机下的欧盟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所以有人预言，英国的脱欧可能是维持了几个世纪的西方秩序开始解体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英国脱欧加剧了欧盟解体的风险，而一旦欧盟解体，那么西方世界的支柱就坍塌了一根。也许现在还不能如此悲观断言，但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格局已因这次公投而面目全非，可以肯定，英国和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将下降。
被称为国际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在劝说英国选民投票留在欧洲的一篇文章中真情流露地说，他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让他一路见证作为开放社会化身的欧盟诞生，并成为欧洲一体化事业的终生支持者。今天的欧盟并不完美，但它强于一个战火纷飞或由专制强权主导的欧洲。欧洲的不完美应当促使人们努力改进它，而不是离开它。这位财经人士令人钦佩地说出了比政界许多留欧派人士更一针见血的话：我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不仅出于经济原因，而更多地出于政治原因。因为，直接的连锁反应很可能接连发生——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对欧盟经济治理的看法最为负面，人们纷纷将现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欧元。除意大利外，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等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近来也因难民等问题，正对布鲁塞尔变得越来越富敌意。而皮尤研究中心最近提供的关于法国人如何看待欧洲的新数据显示，61%的法国人对欧盟抱有负面看法，比例甚至高于英国。
诸多迹象表明，欧盟或许永远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
欧洲正在变成欧拉伯难民潮与恐怖主义这两场经常被渲染为有密切关联的危机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不仅给德、法，也给所有欧洲国家带来重大挑战——它们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宗教和文化分裂，其中，“欧洲伊斯兰化”又是极富争议的焦点。
过去数十年来，欧洲出生率不断下降，外来移民日益增多，其中约90%来自穆斯林国家或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不仅临近欧洲，有些原本就是欧洲老牌帝国的殖民地。穆斯林到底是在融入还是改变欧洲？有些人甚至惊呼：Europe（欧洲）正在变成Eurabia（“欧拉伯”）。
2010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在一次集会上令人吃惊地宣布，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乐生活的努力已“彻底失败”。这并不是说默克尔主张封闭和排外，她同时指出，德国欢迎外国移民，但他们必须学习德语，接受德国文化，以便能在学校正常生活学习、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默克尔的大胆言论立刻赢得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强烈附和。这说明，文化价值分裂不仅是当代欧洲普遍面临的困境，而且也日益凸显为迫在眉睫的威胁。
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多元文化社会”是极具诱惑力的，但它毫无依据地将所有宗教都假设为经历过现代化洗礼后的基督教。有人正确地指出，提倡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在欧洲社会已根深蒂固，按照这种世俗主义的观点，宗教信仰是个体或私人行为，因而应当允许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各团体信奉自己的宗教，但这些宗教信仰应与公众和政治生活毫不相干。这是“多元文化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但这也很可能是欧洲人的一厢情愿，因为穆斯林与欧洲的传统认同及文化差异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欧洲人希望欧洲穆斯林既能保持原来的宗教，又能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不干涉政治性的公共事务。对于穆斯林来说，这种“政”“教”之分是荒谬和难以理解的，穆斯林很难妥协并以此为傲，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不愿向世俗压力妥协的坚守，才使穆斯林社会充满生机并与众不同。 正如卡梅伦曾指出的，在欧洲许多国家，穆斯林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年轻一代则通过家庭（传统习俗）安排，与共同宗教和种族背景、特别是祖国来的人结成配偶，这样一来，他们便在新的“祖国”建立了一个个事实上的“独立社区”。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人们不再共享文化、宗教、甚至国籍和语言，各自独立的社区越来越突出族群文化的符号特征。而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粘合剂存在，这些欧洲国家最终必将四分五裂——这种分裂不同于传统的领土分裂，而是因文化价值而导致的社会分裂。
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所表现出来的对本族群宗教身份的自我强化，表面上看似乎出人意料，但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父母虽逃离了故国的专制政权，但以往的生活经验使他们倾向于顺从权力——在欧洲，也就是服从西方主流价值。而年轻一代的内心已接受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恰恰正是他们已“英国化”或“法国化”的标志和结果。当他们因叛逆而需要刻意寻求主流之外的精神认同时，最唾手可得的资源便是来自故国的宗教。
而作为一种催化剂，欧洲穆斯林的失业率通常3倍于平均水平，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化和文化自我隔离。孤立和贫困所催生出的愤怒，使穆斯林聚居的法国城郊和英国都市移民区变成火药桶，那里的年轻人容易被各种激进思潮引入歧途。
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才能使价值观明显不同的族群和谐地（或至少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度？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将它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寻找化解失望情绪的最佳途径】
可能因为有法西斯主义的沉痛教训，西欧的政治光谱历来比美国偏左得多。但如今，二战后在欧洲一度销声匿迹的极端右翼势力在新世纪初又开始死灰复燃，它们借助民众的失望和不满，在选举中脱颖而出，不仅改写了欧洲的政党结构，甚至还在相当大程度上逆转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正将它重新拖回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过去数年，从芬兰到荷兰，从奥地利到希腊，一个又一个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粉墨登场。除了反欧洲一体化外，一般说来，这些极端派也反全球化、反移民，当然，现在还要加上反财政紧缩。他们希望重新关闭本国边境，并把跨国公司和跨国机构赶走。他们中的许多人（主要是极左派）也反美，目标是终结欧盟、解散北约、退出全球秩序。简言之，将世界的时钟拨回到二战前的20世纪上半叶，宣称要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从华盛顿、布鲁塞尔“夺回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马琳·勒庞语）。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面对这股反体制浪潮，今日欧洲的政治精英们不是正焦头烂额地应付本国的乱摊子（如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现首相特雷莎·梅），就是深陷一种自我贬损的失败主义氛围中难以自拔（如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所属的社会党于2015年春天欧洲议会选举中遭遇空前惨败后，奥朗德哀叹道：“欧洲已经变得模糊不明、遥远，而且基本上令人费解；即使对政府而言也是如此。”显然，他似乎只能听任政治形势向更坏处滑落而束手无策。
眼下，看起来仍没有任何一个极右政党有望在欧洲各国的大选中夺得政权，但它们的影响力已大到足以影响政治辩论。马琳·勒庞也许不能当上法国总统，但她也正推动整个政治讨论向右翼方向发展，让国民阵线的观点在法国和欧洲其它地方正当化。长远看，这将重塑欧洲的政治格局。而一旦经济或社会领域更大的灾难爆发，20世纪上半叶的幽灵便有可能重新浮现。
随着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的大获全胜，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志同道合者们正踌躇满志地计划组成跨国的政治联盟（议会党团）。形形色色的欧洲“造反派”的诉求经常大相径庭，但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很愤怒，都向往更单纯的时代，都认为权力中心充斥着腐败专权的官僚，此外，他们大多来自受挤压的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中下层民众。欧盟只是他们出气的靶子。
而事实上，如果仅就进出口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看，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但它恰恰是经济最繁荣、财政赤字和失业率最低的欧洲国家。因此，对于极右翼党派在2015年5月欧盟选举中的胜利，默克尔呼吁法国等国的政府要尽快通过促进经济成长、就业和竞争力的政策来挽回选民支持。她说：“我认为，专注于竞争力、经济成长和就业，是化解失望情绪的最佳途径。”
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这一代的欧洲政治家像他们那些高瞻远瞩的前辈一样，拿得出既鼓舞人心、又令人信服的新愿景来。毕竟，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创立之初相比，60年过去之后的世界和欧洲早已面目全非，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应对方式。
【危机是促成进步的酵母】
教皇方济各2015年11月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形容欧洲“苍老而憔悴”，“曾经激励欧洲的伟大理想似乎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其官僚机构对于技术细节问题的纠结”。
当欧洲最需要政治家们拿出振奋人心的行动纲领、推动适应时代的重大变革时，他们却在抱怨自己生活在“反政治”时代，做任何“对的事情”都只会得罪选民……以此逃避责任。放眼当下的欧洲，别说像撒切尔、科尔或密特朗那样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就连萨科齐和贝卢斯科尼这样稍稍拥有一些个人魅力的政治家几乎都难以寻觅。
如果说选举中把票投给边缘和极端政党还算是一种“愤怒政治”的情绪发泄，那么，政治家们的无力感与民众的绝望情绪则更加令人不安。一位英国专栏作家在与一些法国民众闲聊时吃惊地发现，面对经济低迷和各种极端思潮的兴起，许多老百姓甚至都已不再表现出应有的怨气和愤怒，人们的普遍反应是“你又能做什么呢？”
就笔者的看法而言，难民和移民问题是当前欧洲政治困境全方位和最集中的体现，它几乎牵涉到经济衰退、认同危机以及政治失败等各方面。许多人认为，难民危机在欧盟内部引发了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1/4个世纪以来最为深重的分歧。相比于肆虐了多年的欧债危机，它在欧盟成员国政府与民众间造成的隔阂更加难以弥合。这不仅将削弱欧盟的联合行动能力及全球地位，并有可能最终瓦解一体化理想所赖以寄托的开放社会价值观。 乐观主义者常说的一句话是：危机是促成进步的酵母。然而，多重危机重压下的欧盟迄今为止并未展现出任何让人满意的奋起应对的积极姿态。相反，28个成员国间的裂痕不断加大，以致令人担心难民危机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危机，默克尔和她的德国挺身而出，试图大胆地发挥领导作用，但这仅仅得到一部分西部盟友的谨慎支持，来自东部的反对声音更为强大。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欧洲怀疑论和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绪此起彼伏之际，欧洲领导人显然没有作好携手合作解决重大共同问题的准备。
即便是在德国，吸纳多达100万移民的后果也才刚刚开始显现。许多德国民众现在为了避免局面失控而愿意热心协助政府去安顿外来难民，但如果这种紧张局面长期得不到缓解，人们很快就会转而向当局追究责任，默克尔的支持率也会很快下滑。
历史一再证明，移民有助于传播新思想，推动社会发展。欧洲目前的移民问题本质不在移民本身，而在于政策。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原因就在于它熔炉政策的成功——来到美国的移民都渴望成为美国人，而不是在美国建立一个个相互隔绝的“新祖国”。当然，历史还一再告诫人们，在艰难或失败的时刻，外来者总是最好的（也最容易被当作的）替罪羊。事实上，不仅穆斯林移民被指责偷走了欧洲的就业岗位，破坏了社会和谐和文化凝聚力，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和出口商也一样不受待见。
问题归根结底依然在政治，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念。在布鲁塞尔看来，一国政府不应区别对待本国公民和来自其它欧盟国家的公民，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在欧盟的许多国家，人们仍本能地更想在本国（民族）内保持团结，不愿与欧盟其它国家的人民同甘共苦。这种观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关于移民及福利问题的争论中，还大大削弱了德国、荷兰等北方富国拿本国纳税人的钱为南欧危机国家纾困的意愿。
就拿蹂躏了欧洲长达5年的欧债危机来说，只要愿意，其实各国政府是完全能够挽救欧元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公共债务总额不是个小数目，但它仅相当于欧元区年GDP的7%左右。通过更高层次的财政融合（例如跨国转移支付或发行欧洲联合债券）来补上这个窟窿、打消金融市场恐慌，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很容易的。但问题在于，这在政治上行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债危机既是经济体系的失败，本质上更是政治体系的失败。
简单地说，一体化推进了60年后的今天，欧洲人依然远没有为政治统一作好准备。过去60年里，不管欧洲的经济（甚至政治）实现了多大程度的一体化，共同的欧洲情感纽带并没有因此而培养起来。
当然，即便处在60年来最不稳定的时期，现代欧洲毕竟拥有了更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韧性，也拥有稳固的财富基础，这些都是与20世纪3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如果欧洲政坛的主流政治家们迟迟不能提供新的、可靠的替代选项，那么，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就有可能趁虚而入并再次取得成功。
欧洲一体化是一项停不下来的事业，就像一辆骑行中的自行车。按照当初那些“欧洲之父”们的设计方案，一体化进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不稳定的过渡状态，都是下一步的基础。如果在某一步上停顿得时间太长，一体化就会不进则退，趋向瓦解。当下就是这种状况。
我有一个中学女同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去了德国，她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亚琛已生活了10多年。今年她回上海过春节时，我们见了面。当得知我在写关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文章时，她说：“下次你如果到亚琛来，我带你去马斯特里赫特小城，它就在离我家不远处。”
“上帝保佑！但愿下次我去的时候，德国与荷兰边境没有重新竖立起边检站，检查护照和签证。”我回答。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1991年底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历时40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推向了高峰，它不仅宣告了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欧洲联盟（EU，其前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更孕育了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跨国法定货币——欧元。对当时的条约签署者们而言，这不过是欧洲各个现代民族国家放弃一部分主权、逐步融入一个后现代的超主权共同体的第一步。随着过去的零和游戏变成现在的正和游戏，这种主权集中的进程会持续下去并不断加快，直至“欧罗巴合众联邦”破壳而出。
今天回头再看，当初那些坚不可摧的乐观信念更像是理想主义者的天真呓语。虽然欧盟成员国数量在随后的20多年里扩大了一倍，但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一体化的深化进程便告停滞；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荷兰等多个欧盟创始成员国遭到否决，标志着这一进程开始逆转；而2010年后爆发的欧债危机，则仿佛预示着它无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如今，欧洲不再是榜样，而变成了问题。欧债危机、伊斯兰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这一系列沉重的危机压得欧洲喘不过气来。在大历史的语境下，过去60年究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还是一段旧世界的插曲？答案很大程度仍掌握在现在这一代人手里，这将是对他们胸怀、勇气和智慧的考验。
【面对不完美，应当改进而非离开】
历史上曾有过不少貌似坚如磐石的东西在顷刻之间便灰飞烟灭的例子，我们这一代人目睹的苏联解体，即为一例。现在许多人担心，2016年6月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将是下一个这样的例子。这是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欧洲大陆遭遇的最大政治地震，它不仅震撼了英国自己，其余波注定还将冲击欧洲、西方乃至整个世界。
在当下可预见的视野内，脱欧对于英国和欧洲无疑是两败俱伤的结果，由于这是欧盟及其前身60多年来首次有成员国退出，因而可以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此外，英国是欧洲第二大经济体，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欧洲两大军事强国之一，它的转身而去令正深陷多重危机下的欧盟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所以有人预言，英国的脱欧可能是维持了几个世纪的西方秩序开始解体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英国脱欧加剧了欧盟解体的风险，而一旦欧盟解体，那么西方世界的支柱就坍塌了一根。也许现在还不能如此悲观断言，但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格局已因这次公投而面目全非，可以肯定，英国和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将下降。
被称为国际金融大鳄的乔治·索罗斯在劝说英国选民投票留在欧洲的一篇文章中真情流露地说，他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让他一路见证作为开放社会化身的欧盟诞生，并成为欧洲一体化事业的终生支持者。今天的欧盟并不完美，但它强于一个战火纷飞或由专制强权主导的欧洲。欧洲的不完美应当促使人们努力改进它，而不是离开它。这位财经人士令人钦佩地说出了比政界许多留欧派人士更一针见血的话：我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不仅出于经济原因，而更多地出于政治原因。因为，直接的连锁反应很可能接连发生——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对欧盟经济治理的看法最为负面，人们纷纷将现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欧元。除意大利外，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等东欧的欧盟新成员国近来也因难民等问题，正对布鲁塞尔变得越来越富敌意。而皮尤研究中心最近提供的关于法国人如何看待欧洲的新数据显示，61%的法国人对欧盟抱有负面看法，比例甚至高于英国。
诸多迹象表明，欧盟或许永远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
欧洲正在变成欧拉伯难民潮与恐怖主义这两场经常被渲染为有密切关联的危机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不仅给德、法，也给所有欧洲国家带来重大挑战——它们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宗教和文化分裂，其中，“欧洲伊斯兰化”又是极富争议的焦点。
过去数十年来，欧洲出生率不断下降，外来移民日益增多，其中约90%来自穆斯林国家或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不仅临近欧洲，有些原本就是欧洲老牌帝国的殖民地。穆斯林到底是在融入还是改变欧洲？有些人甚至惊呼：Europe（欧洲）正在变成Eurabia（“欧拉伯”）。
2010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在一次集会上令人吃惊地宣布，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乐生活的努力已“彻底失败”。这并不是说默克尔主张封闭和排外，她同时指出，德国欢迎外国移民，但他们必须学习德语，接受德国文化，以便能在学校正常生活学习、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默克尔的大胆言论立刻赢得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强烈附和。这说明，文化价值分裂不仅是当代欧洲普遍面临的困境，而且也日益凸显为迫在眉睫的威胁。
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多元文化社会”是极具诱惑力的，但它毫无依据地将所有宗教都假设为经历过现代化洗礼后的基督教。有人正确地指出，提倡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在欧洲社会已根深蒂固，按照这种世俗主义的观点，宗教信仰是个体或私人行为，因而应当允许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各团体信奉自己的宗教，但这些宗教信仰应与公众和政治生活毫不相干。这是“多元文化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但这也很可能是欧洲人的一厢情愿，因为穆斯林与欧洲的传统认同及文化差异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欧洲人希望欧洲穆斯林既能保持原来的宗教，又能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不干涉政治性的公共事务。对于穆斯林来说，这种“政”“教”之分是荒谬和难以理解的，穆斯林很难妥协并以此为傲，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不愿向世俗压力妥协的坚守，才使穆斯林社会充满生机并与众不同。 正如卡梅伦曾指出的，在欧洲许多国家，穆斯林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年轻一代则通过家庭（传统习俗）安排，与共同宗教和种族背景、特别是祖国来的人结成配偶，这样一来，他们便在新的“祖国”建立了一个个事实上的“独立社区”。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人们不再共享文化、宗教、甚至国籍和语言，各自独立的社区越来越突出族群文化的符号特征。而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粘合剂存在，这些欧洲国家最终必将四分五裂——这种分裂不同于传统的领土分裂，而是因文化价值而导致的社会分裂。
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所表现出来的对本族群宗教身份的自我强化，表面上看似乎出人意料，但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父母虽逃离了故国的专制政权，但以往的生活经验使他们倾向于顺从权力——在欧洲，也就是服从西方主流价值。而年轻一代的内心已接受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恰恰正是他们已“英国化”或“法国化”的标志和结果。当他们因叛逆而需要刻意寻求主流之外的精神认同时，最唾手可得的资源便是来自故国的宗教。
而作为一种催化剂，欧洲穆斯林的失业率通常3倍于平均水平，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化和文化自我隔离。孤立和贫困所催生出的愤怒，使穆斯林聚居的法国城郊和英国都市移民区变成火药桶，那里的年轻人容易被各种激进思潮引入歧途。
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才能使价值观明显不同的族群和谐地（或至少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度？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将它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寻找化解失望情绪的最佳途径】
可能因为有法西斯主义的沉痛教训，西欧的政治光谱历来比美国偏左得多。但如今，二战后在欧洲一度销声匿迹的极端右翼势力在新世纪初又开始死灰复燃，它们借助民众的失望和不满，在选举中脱颖而出，不仅改写了欧洲的政党结构，甚至还在相当大程度上逆转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正将它重新拖回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过去数年，从芬兰到荷兰，从奥地利到希腊，一个又一个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粉墨登场。除了反欧洲一体化外，一般说来，这些极端派也反全球化、反移民，当然，现在还要加上反财政紧缩。他们希望重新关闭本国边境，并把跨国公司和跨国机构赶走。他们中的许多人（主要是极左派）也反美，目标是终结欧盟、解散北约、退出全球秩序。简言之，将世界的时钟拨回到二战前的20世纪上半叶，宣称要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从华盛顿、布鲁塞尔“夺回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马琳·勒庞语）。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面对这股反体制浪潮，今日欧洲的政治精英们不是正焦头烂额地应付本国的乱摊子（如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现首相特雷莎·梅），就是深陷一种自我贬损的失败主义氛围中难以自拔（如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所属的社会党于2015年春天欧洲议会选举中遭遇空前惨败后，奥朗德哀叹道：“欧洲已经变得模糊不明、遥远，而且基本上令人费解；即使对政府而言也是如此。”显然，他似乎只能听任政治形势向更坏处滑落而束手无策。
眼下，看起来仍没有任何一个极右政党有望在欧洲各国的大选中夺得政权，但它们的影响力已大到足以影响政治辩论。马琳·勒庞也许不能当上法国总统，但她也正推动整个政治讨论向右翼方向发展，让国民阵线的观点在法国和欧洲其它地方正当化。长远看，这将重塑欧洲的政治格局。而一旦经济或社会领域更大的灾难爆发，20世纪上半叶的幽灵便有可能重新浮现。
随着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的大获全胜，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志同道合者们正踌躇满志地计划组成跨国的政治联盟（议会党团）。形形色色的欧洲“造反派”的诉求经常大相径庭，但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很愤怒，都向往更单纯的时代，都认为权力中心充斥着腐败专权的官僚，此外，他们大多来自受挤压的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中下层民众。欧盟只是他们出气的靶子。
而事实上，如果仅就进出口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看，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但它恰恰是经济最繁荣、财政赤字和失业率最低的欧洲国家。因此，对于极右翼党派在2015年5月欧盟选举中的胜利，默克尔呼吁法国等国的政府要尽快通过促进经济成长、就业和竞争力的政策来挽回选民支持。她说：“我认为，专注于竞争力、经济成长和就业，是化解失望情绪的最佳途径。”
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这一代的欧洲政治家像他们那些高瞻远瞩的前辈一样，拿得出既鼓舞人心、又令人信服的新愿景来。毕竟，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创立之初相比，60年过去之后的世界和欧洲早已面目全非，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应对方式。
【危机是促成进步的酵母】
教皇方济各2015年11月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形容欧洲“苍老而憔悴”，“曾经激励欧洲的伟大理想似乎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其官僚机构对于技术细节问题的纠结”。
当欧洲最需要政治家们拿出振奋人心的行动纲领、推动适应时代的重大变革时，他们却在抱怨自己生活在“反政治”时代，做任何“对的事情”都只会得罪选民……以此逃避责任。放眼当下的欧洲，别说像撒切尔、科尔或密特朗那样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就连萨科齐和贝卢斯科尼这样稍稍拥有一些个人魅力的政治家几乎都难以寻觅。
如果说选举中把票投给边缘和极端政党还算是一种“愤怒政治”的情绪发泄，那么，政治家们的无力感与民众的绝望情绪则更加令人不安。一位英国专栏作家在与一些法国民众闲聊时吃惊地发现，面对经济低迷和各种极端思潮的兴起，许多老百姓甚至都已不再表现出应有的怨气和愤怒，人们的普遍反应是“你又能做什么呢？”
就笔者的看法而言，难民和移民问题是当前欧洲政治困境全方位和最集中的体现，它几乎牵涉到经济衰退、认同危机以及政治失败等各方面。许多人认为，难民危机在欧盟内部引发了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1/4个世纪以来最为深重的分歧。相比于肆虐了多年的欧债危机，它在欧盟成员国政府与民众间造成的隔阂更加难以弥合。这不仅将削弱欧盟的联合行动能力及全球地位，并有可能最终瓦解一体化理想所赖以寄托的开放社会价值观。 乐观主义者常说的一句话是：危机是促成进步的酵母。然而，多重危机重压下的欧盟迄今为止并未展现出任何让人满意的奋起应对的积极姿态。相反，28个成员国间的裂痕不断加大，以致令人担心难民危机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危机，默克尔和她的德国挺身而出，试图大胆地发挥领导作用，但这仅仅得到一部分西部盟友的谨慎支持，来自东部的反对声音更为强大。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欧洲怀疑论和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绪此起彼伏之际，欧洲领导人显然没有作好携手合作解决重大共同问题的准备。
即便是在德国，吸纳多达100万移民的后果也才刚刚开始显现。许多德国民众现在为了避免局面失控而愿意热心协助政府去安顿外来难民，但如果这种紧张局面长期得不到缓解，人们很快就会转而向当局追究责任，默克尔的支持率也会很快下滑。
历史一再证明，移民有助于传播新思想，推动社会发展。欧洲目前的移民问题本质不在移民本身，而在于政策。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原因就在于它熔炉政策的成功——来到美国的移民都渴望成为美国人，而不是在美国建立一个个相互隔绝的“新祖国”。当然，历史还一再告诫人们，在艰难或失败的时刻，外来者总是最好的（也最容易被当作的）替罪羊。事实上，不仅穆斯林移民被指责偷走了欧洲的就业岗位，破坏了社会和谐和文化凝聚力，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和出口商也一样不受待见。
问题归根结底依然在政治，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念。在布鲁塞尔看来，一国政府不应区别对待本国公民和来自其它欧盟国家的公民，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在欧盟的许多国家，人们仍本能地更想在本国（民族）内保持团结，不愿与欧盟其它国家的人民同甘共苦。这种观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关于移民及福利问题的争论中，还大大削弱了德国、荷兰等北方富国拿本国纳税人的钱为南欧危机国家纾困的意愿。
就拿蹂躏了欧洲长达5年的欧债危机来说，只要愿意，其实各国政府是完全能够挽救欧元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公共债务总额不是个小数目，但它仅相当于欧元区年GDP的7%左右。通过更高层次的财政融合（例如跨国转移支付或发行欧洲联合债券）来补上这个窟窿、打消金融市场恐慌，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很容易的。但问题在于，这在政治上行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债危机既是经济体系的失败，本质上更是政治体系的失败。
简单地说，一体化推进了60年后的今天，欧洲人依然远没有为政治统一作好准备。过去60年里，不管欧洲的经济（甚至政治）实现了多大程度的一体化，共同的欧洲情感纽带并没有因此而培养起来。
当然，即便处在60年来最不稳定的时期，现代欧洲毕竟拥有了更为强大的经济和政治韧性，也拥有稳固的财富基础，这些都是与20世纪3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如果欧洲政坛的主流政治家们迟迟不能提供新的、可靠的替代选项，那么，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就有可能趁虚而入并再次取得成功。
欧洲一体化是一项停不下来的事业，就像一辆骑行中的自行车。按照当初那些“欧洲之父”们的设计方案，一体化进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不稳定的过渡状态，都是下一步的基础。如果在某一步上停顿得时间太长，一体化就会不进则退，趋向瓦解。当下就是这种状况。
我有一个中学女同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去了德国，她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亚琛已生活了10多年。今年她回上海过春节时，我们见了面。当得知我在写关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文章时，她说：“下次你如果到亚琛来，我带你去马斯特里赫特小城，它就在离我家不远处。”
“上帝保佑！但愿下次我去的时候，德国与荷兰边境没有重新竖立起边检站，检查护照和签证。”我回答。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