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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5年7月在重庆武陵山片区所进行的旅游扶贫专项调查获得的数据，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户对旅游扶贫的参与程度及其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的感知状况。结果表明，农户的参与率偏低，且方式单一；对旅游扶贫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但是旅游扶贫开发后的生活成本提升、贫富差距扩大、旅游效益分配的“飞地效应”、忽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土地利用紧张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反应。为了提升旅游扶贫综合效益，需要提升贫困农户的参与度，建立健全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强传统民族文化和手工艺的保护与开发，加强土地利用规划。
关键词：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农户参与；效应感知
中图分类号： F323.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5-0314-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按照我国的扶贫标准，共减少了2.5亿贫困人口。但由于自然灾害、资源禀赋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貧困状况依然严峻，到目前为止仍然有7 000万贫困人口。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地势复杂险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贫困问题尤其突出。西南民族地区是集革命老区、生态脆弱区、民族聚居区、边疆山区和连片贫困区为一体的特殊地区。根据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作为我国扶贫攻坚主战场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有近一半分布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592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中有110个位于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作为一种造血式和开发式的新型扶贫方式，具有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相对较小，已经成为西南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旅游扶贫在扩大产业规模和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让贫困人口更多地享受到旅游开发的利益[1]。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就提出了PPT（pro-poor tourism）战略，强调旅游开发应注意贫困人口的发展，倡导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业。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的能力越强，其获得的利益就越多，旅游扶贫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就更趋于合理[2]。在过去，社会各界对旅游扶贫效应关注的主要是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和脱贫问题[3]。近些年，随着对扶贫本质认识的提升，旅游扶贫效应问题的研究和实践逐步由宏观经济效应转向以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并重的态势，学术界研究的视角也由贫困地区转向了贫困人口[4]。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有利于决策者清晰地认识到旅游扶贫究竟给当地贫困农户带来了什么益处，当地的贫困农户在旅游扶贫开发中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其中，进而启示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增进贫困农户获益。旅游扶贫能否取得较好的综合效应，能否使贫困人口真正获得收益和发展成为旅游扶贫成功的关键。
农户的感知效应主要包括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在经济效应方面，有学者认为发展旅游业能促进贫困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财政税收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就业机会增长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消除贫困的潜力[5]。也有学者认为，旅游业的波动、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成本及其经济影响威胁着贫困地区旅游的发展，使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受限，难以得到旅游开发的利益，影响到旅游扶贫效果；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经济漏损比较严重，影响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6]。旅游扶贫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在旅游活动介入后会得到整体优化[7]。但旅游扶贫可能会产生社会文化风险，如地方民俗文化面临商品化和同化、社会文化冲突加剧、犯罪率上升和贫富差距拉大等[8]。旅游扶贫的环境效应主要表现在可以减轻为缓解贫困而进行的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有效克服区域性生态脆弱劣势而导致的贫困问题；但同时也可能造成自然资源耗损、环境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9-10]。
本研究以重庆武陵山片区5个区（县）实地入户调研所获得数据为基础，深入分析当地农户对旅游扶贫的感知效应水平、参与水平和方式，从农户的感知水平和参与行为客观评价当地旅游扶贫发展中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增进当地贫困农户获益的建议。
1研究区旅游扶贫概况
武陵山片区是依据连片特困地区划分标准及经济协作历史沿革划定的，包括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和重庆市等4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国土面积达17.1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 600万人。重庆武陵山片区集少数民族聚集区、革命老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和省际行政边界区于一体，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众多，包括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彭水苗家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丰都县、酉阳土家族自治县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7个区（县），面积2.3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448万，有31.6万人生活在不宜人居的深山峡谷；有616个贫困村，53.1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达 17.2%。
重庆市武陵山片区拥有32个大型景区，其中有芙蓉洞风景区、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天生三桥风景区、龙水峡地缝和酉阳桃花源景区等5个5A级景区，有黔江小南海旅游景区、丰都名山、雪玉洞景区、芙蓉江风景区和龚滩古镇等5个4A级景区。2011年10月，为切实落实国家的各项战略部署，重庆市出台了《重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2011—2020年）》、《渝东南旅游发展规划》、《重庆武陵山、秦巴山片区扶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与建设规划》等一系列综合、专题规划，切实推进重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力度。该地区以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以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扶贫对象，以乡村旅游扶贫为突破口，政府安排旅游扶贫专项资金，并整合高山移民、整村扶贫、产业发展和扶贫培训等资金，建设了黔江后坝、石柱大黄水和彭水摩围山等旅游扶贫示范区。同时，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旅游景点的广泛宣传也使得该片区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
2研究方法
2.1问卷设计 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和社区参与等相关文献[11]的基础上，根据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具体情况，设计了“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括3部分：（1）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受访农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目前职业等。（2）农户资本状况，包括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5项资本。（3）农户的旅游扶贫参与及感知状况。农户旅游扶贫的感知状况采用李克特量表法，用20个陈述句来描述当地农户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情况，每个问题的选项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5个层次。
2.2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方法
课题组于2015年6—7月在重庆市武隆、石柱、彭水、酉阳和黔江等5个区（县）的农户进行了调查。首先选择有代表性的旅游项目，然后再对景区周边的行政村进行随机抽样，在选中的调研村进行整群抽样。本调研所选择的典型旅游项目是武隆仙女山景区、石柱黄水景区、彭水阿依河景区、彭水摩围山景区、酉阳酉水河景区和黔江小南海景区。调研方式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观察、访谈等多种手段。其中问卷调查以农户为单位，每户填写1份调查问卷。共发放41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94份，问卷回收率为96.1%。
运用Excel、Stata 12.0统计软件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与处理，采用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分析重庆武陵山片区农户的旅游扶贫参与程度及感知效应。通过运用Stata 12.0软件对调查问卷的信度进行分析，在统计分析时，为了保证数据基础的一致性，对正向陈述的采取正向赋值，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5分，对反向陈述的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别赋值1～5分。一般情况下，李克特5级量表评分平均值处于1.0～2.4之间的表示反对，处于2.5～3.4之间的表示中立，处于3.5～5.0之间的表示赞成。
3结果与分析
3.1被调查者基本特征
抽样调查样本及访谈对象包括了不同年龄、性别、民族、职业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调查者，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从性别上看，被调查者样本中男性比例超过了女性，占被调查者的74.5%；从年龄来看，4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例最大，占79.2%；从民族上来看，少数民族所占比例为52.8%，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都是少数民族，这也符合我们调查的初衷；文化程度上，初中及以下的比例达到了88.6%，小学及以下的比例达到56.1%，这说明当地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政治面貌上看，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共占比例为11.4%，绝大多数都是群众；从职业分布上看，务农与个体户的比例达到了57.6%，在景区工作者只占了3.1%，这初步说明当地居民未能在旅游项目中融入核心岗位。从受调查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有近76.8%的受访者处于景区周围3公里及以内的距离，亦即距离核心景区非常近。
3.2被调查农户旅游参与概况
调研结果显示，参与当地旅游扶贫开发的主体主要为地方政府、企业和村集体（社区），其中当地政府的占比最大。农户参与旅游扶贫项目的主要方式是“提供旅游服务”，以“参与旅游规划制定与发展决策”“参与企业投资”“旅游就业”和“参与门票分红等利益分配”等方式的比例非常小；有近80%的农户在一年之内没参加过村级组织的任何旅游发展会议，近90%的农户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没有被征求过意见和建议。在394户有效问卷中，有70户参与了旅游扶贫项目，占比仅为17.8%。参与的农户中，大多数农户选择了农家餐饮、民俗住宿、土特产或旅游小商品销售的工作。参加的方式都比较单一。其中，农家餐饮的比例最高，有42户参与（表2）。在参与的农户中，户主的文化程度都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经营和管理头脑，能意识到旅游所带来的强大经济效应。调查中发现，农家餐饮和民俗住宿同时被选的农户相对较多。据调查，选择这2类经营业务的农户住房较多，他们通过提供餐饮和住宿来增加家庭收入。
在询问影响当地农户参与的主要因素时，多数农户认为是当地农户不够了解旅游业，缺乏政府的引导，缺乏资金支持和技能培训等。另外，笔者也发现户主的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农村的经营决策中，户主的决策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在多数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户主文化程度高的，能认识到参与旅游项目对家庭的经济效应，也具有较好的经营管理能力，参与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强。另外，如上所述拥有较多房产的农户开设了农家乐来经营餐饮和住宿，说明家庭资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些房产的来源可能是自有资金，也可能是借贷资金，但从总体上反映出参与旅游扶贫项目的农户整体上应该具备的生计资本水平，否则农户就不可能具有参与的可能性。这也反映出旅游扶贫中的对象错位问题，即最贫困的农户没有能力参与到其中。
3.3旅游扶贫的感知效应分析
3.3.1经济效应
經济效应在旅游扶贫感知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首先要达到经济上脱贫，其次才能达到习俗、观念上的脱贫，这也是旅游扶贫的最终目的。从总体上来看，在农户对旅游扶贫经济效应感知中，被调查者农户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均持赞成态度，尤其是“促进本村农产品销售”和“促进本村商业的发展”这2项指标的均值接近4.0，赞成率分别为85.02%、79.70%，这说明旅游业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经济成效非常明显，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社区农副产品的销售和商业的发展。相比之下，对“促进本村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对贫困人口带来了好处”“家庭收入增加”“生活质量提高”和“居住条件改善”的感知则并不强烈。在经济效应的反向陈述中，农户对“使日用品价格上涨，生活成本提高”和“拉大了家庭间的贫富差距”这2项指标均持赞成态度，有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拉大了。虽然农户对“旅游发展的收益主要由外来经营者获取”这一指标持中立态度，但是也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持赞成态度，这也说明在旅游收益的分配中，存在着较大的“飞地效应”（表3）。
关键词：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农户参与；效应感知
中图分类号： F323.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5-0314-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按照我国的扶贫标准，共减少了2.5亿贫困人口。但由于自然灾害、资源禀赋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貧困状况依然严峻，到目前为止仍然有7 000万贫困人口。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地势复杂险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贫困问题尤其突出。西南民族地区是集革命老区、生态脆弱区、民族聚居区、边疆山区和连片贫困区为一体的特殊地区。根据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作为我国扶贫攻坚主战场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有近一半分布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592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中有110个位于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作为一种造血式和开发式的新型扶贫方式，具有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相对较小，已经成为西南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旅游扶贫在扩大产业规模和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让贫困人口更多地享受到旅游开发的利益[1]。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就提出了PPT（pro-poor tourism）战略，强调旅游开发应注意贫困人口的发展，倡导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业。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的能力越强，其获得的利益就越多，旅游扶贫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就更趋于合理[2]。在过去，社会各界对旅游扶贫效应关注的主要是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和脱贫问题[3]。近些年，随着对扶贫本质认识的提升，旅游扶贫效应问题的研究和实践逐步由宏观经济效应转向以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并重的态势，学术界研究的视角也由贫困地区转向了贫困人口[4]。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有利于决策者清晰地认识到旅游扶贫究竟给当地贫困农户带来了什么益处，当地的贫困农户在旅游扶贫开发中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其中，进而启示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增进贫困农户获益。旅游扶贫能否取得较好的综合效应，能否使贫困人口真正获得收益和发展成为旅游扶贫成功的关键。
农户的感知效应主要包括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在经济效应方面，有学者认为发展旅游业能促进贫困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财政税收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就业机会增长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消除贫困的潜力[5]。也有学者认为，旅游业的波动、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成本及其经济影响威胁着贫困地区旅游的发展，使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受限，难以得到旅游开发的利益，影响到旅游扶贫效果；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经济漏损比较严重，影响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6]。旅游扶贫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在旅游活动介入后会得到整体优化[7]。但旅游扶贫可能会产生社会文化风险，如地方民俗文化面临商品化和同化、社会文化冲突加剧、犯罪率上升和贫富差距拉大等[8]。旅游扶贫的环境效应主要表现在可以减轻为缓解贫困而进行的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有效克服区域性生态脆弱劣势而导致的贫困问题；但同时也可能造成自然资源耗损、环境退化和环境污染问题[9-10]。
本研究以重庆武陵山片区5个区（县）实地入户调研所获得数据为基础，深入分析当地农户对旅游扶贫的感知效应水平、参与水平和方式，从农户的感知水平和参与行为客观评价当地旅游扶贫发展中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增进当地贫困农户获益的建议。
1研究区旅游扶贫概况
武陵山片区是依据连片特困地区划分标准及经济协作历史沿革划定的，包括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和重庆市等4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国土面积达17.1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 600万人。重庆武陵山片区集少数民族聚集区、革命老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和省际行政边界区于一体，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众多，包括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彭水苗家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丰都县、酉阳土家族自治县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7个区（县），面积2.3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448万，有31.6万人生活在不宜人居的深山峡谷；有616个贫困村，53.1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达 17.2%。
重庆市武陵山片区拥有32个大型景区，其中有芙蓉洞风景区、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天生三桥风景区、龙水峡地缝和酉阳桃花源景区等5个5A级景区，有黔江小南海旅游景区、丰都名山、雪玉洞景区、芙蓉江风景区和龚滩古镇等5个4A级景区。2011年10月，为切实落实国家的各项战略部署，重庆市出台了《重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2011—2020年）》、《渝东南旅游发展规划》、《重庆武陵山、秦巴山片区扶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与建设规划》等一系列综合、专题规划，切实推进重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力度。该地区以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以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为扶贫对象，以乡村旅游扶贫为突破口，政府安排旅游扶贫专项资金，并整合高山移民、整村扶贫、产业发展和扶贫培训等资金，建设了黔江后坝、石柱大黄水和彭水摩围山等旅游扶贫示范区。同时，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旅游景点的广泛宣传也使得该片区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
2研究方法
2.1问卷设计 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和社区参与等相关文献[11]的基础上，根据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具体情况，设计了“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括3部分：（1）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受访农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目前职业等。（2）农户资本状况，包括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5项资本。（3）农户的旅游扶贫参与及感知状况。农户旅游扶贫的感知状况采用李克特量表法，用20个陈述句来描述当地农户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情况，每个问题的选项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5个层次。
2.2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方法
课题组于2015年6—7月在重庆市武隆、石柱、彭水、酉阳和黔江等5个区（县）的农户进行了调查。首先选择有代表性的旅游项目，然后再对景区周边的行政村进行随机抽样，在选中的调研村进行整群抽样。本调研所选择的典型旅游项目是武隆仙女山景区、石柱黄水景区、彭水阿依河景区、彭水摩围山景区、酉阳酉水河景区和黔江小南海景区。调研方式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观察、访谈等多种手段。其中问卷调查以农户为单位，每户填写1份调查问卷。共发放41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94份，问卷回收率为96.1%。
运用Excel、Stata 12.0统计软件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与处理，采用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分析重庆武陵山片区农户的旅游扶贫参与程度及感知效应。通过运用Stata 12.0软件对调查问卷的信度进行分析，在统计分析时，为了保证数据基础的一致性，对正向陈述的采取正向赋值，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5分，对反向陈述的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别赋值1～5分。一般情况下，李克特5级量表评分平均值处于1.0～2.4之间的表示反对，处于2.5～3.4之间的表示中立，处于3.5～5.0之间的表示赞成。
3结果与分析
3.1被调查者基本特征
抽样调查样本及访谈对象包括了不同年龄、性别、民族、职业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调查者，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从性别上看，被调查者样本中男性比例超过了女性，占被调查者的74.5%；从年龄来看，40岁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例最大，占79.2%；从民族上来看，少数民族所占比例为52.8%，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都是少数民族，这也符合我们调查的初衷；文化程度上，初中及以下的比例达到了88.6%，小学及以下的比例达到56.1%，这说明当地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从政治面貌上看，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共占比例为11.4%，绝大多数都是群众；从职业分布上看，务农与个体户的比例达到了57.6%，在景区工作者只占了3.1%，这初步说明当地居民未能在旅游项目中融入核心岗位。从受调查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有近76.8%的受访者处于景区周围3公里及以内的距离，亦即距离核心景区非常近。
3.2被调查农户旅游参与概况
调研结果显示，参与当地旅游扶贫开发的主体主要为地方政府、企业和村集体（社区），其中当地政府的占比最大。农户参与旅游扶贫项目的主要方式是“提供旅游服务”，以“参与旅游规划制定与发展决策”“参与企业投资”“旅游就业”和“参与门票分红等利益分配”等方式的比例非常小；有近80%的农户在一年之内没参加过村级组织的任何旅游发展会议，近90%的农户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没有被征求过意见和建议。在394户有效问卷中，有70户参与了旅游扶贫项目，占比仅为17.8%。参与的农户中，大多数农户选择了农家餐饮、民俗住宿、土特产或旅游小商品销售的工作。参加的方式都比较单一。其中，农家餐饮的比例最高，有42户参与（表2）。在参与的农户中，户主的文化程度都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经营和管理头脑，能意识到旅游所带来的强大经济效应。调查中发现，农家餐饮和民俗住宿同时被选的农户相对较多。据调查，选择这2类经营业务的农户住房较多，他们通过提供餐饮和住宿来增加家庭收入。
在询问影响当地农户参与的主要因素时，多数农户认为是当地农户不够了解旅游业，缺乏政府的引导，缺乏资金支持和技能培训等。另外，笔者也发现户主的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农村的经营决策中，户主的决策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在多数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户主文化程度高的，能认识到参与旅游项目对家庭的经济效应，也具有较好的经营管理能力，参与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强。另外，如上所述拥有较多房产的农户开设了农家乐来经营餐饮和住宿，说明家庭资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些房产的来源可能是自有资金，也可能是借贷资金，但从总体上反映出参与旅游扶贫项目的农户整体上应该具备的生计资本水平，否则农户就不可能具有参与的可能性。这也反映出旅游扶贫中的对象错位问题，即最贫困的农户没有能力参与到其中。
3.3旅游扶贫的感知效应分析
3.3.1经济效应
經济效应在旅游扶贫感知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首先要达到经济上脱贫，其次才能达到习俗、观念上的脱贫，这也是旅游扶贫的最终目的。从总体上来看，在农户对旅游扶贫经济效应感知中，被调查者农户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均持赞成态度，尤其是“促进本村农产品销售”和“促进本村商业的发展”这2项指标的均值接近4.0，赞成率分别为85.02%、79.70%，这说明旅游业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经济成效非常明显，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社区农副产品的销售和商业的发展。相比之下，对“促进本村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对贫困人口带来了好处”“家庭收入增加”“生活质量提高”和“居住条件改善”的感知则并不强烈。在经济效应的反向陈述中，农户对“使日用品价格上涨，生活成本提高”和“拉大了家庭间的贫富差距”这2项指标均持赞成态度，有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拉大了。虽然农户对“旅游发展的收益主要由外来经营者获取”这一指标持中立态度，但是也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持赞成态度，这也说明在旅游收益的分配中，存在着较大的“飞地效应”（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