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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总是呈现出一起一伏、一进一退的发展态势。1985年的中等教育体制改革，在促使中等职业教育飞速发展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中考升学率；而1999年的高校扩招，虽然带动了高中的快速发展，中职却迅速萎缩。
2014年，高等教育领域“改革”讯号频发，又一波改革袭来。
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企紧密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职普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透露，2000年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6月，国务院发布《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改革的讯号在不断临近。为什么要引导地方本科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怎么转型？是转型还是将其“打回原形”？各界讨论此起彼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转型的动力和合力
本世纪初，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涌现出了一大批独立学院和“专升本”的地方院校。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指出，一些独立学院和“专升本”的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学校定位也存在问题。“很差的学校搞学科型的教育，结果搞得不伦不类。”有些学生无法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只好再去学一门技术技能才能实现就业。
国务院此时提出引导高校转型，主要动力就是要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的就业问题。鲁昕在演讲中说：“中国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我们认为是现代职业教育。”
2014年一季度人社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总体的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为1.11；而在同期，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人员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01、1.91、1.81和1.8。技术技能人才的短缺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共识，短缺却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原因在于职业学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教育机构，生源开始减少。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其中高职（专科）院校1297所，占比超过一半。尽管高职高专在学校数量上略占优势，但其招生规模却落后于普通本科高校。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14年《教育蓝皮书》指出，本科与专科招生之比由2011年的52：48调整为2012年的54：46。随着我国高考适龄人口的下降，高职高专的生源将呈现出更大幅度的下降态势。
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匹配，使得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十分强劲。一个直观的事实是：近几年，高职高专学生毕业初次就业率仅低于985大学，高于211大学和其他本科学校。
客观条件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向技术应用方向转型。
然而，政府—学校—行业的转型合力仍然有待形成。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经济》记者，在学校层面，把地方本科院校转为职业教育，确实有利于解决高等教育结构失衡的问题。但同时，“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而要进行实质性的转型，解决深层次问题。”
熊丙奇所指的“深层次问题”，涉及师资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的方方面面。但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自主决定是否转型，如何转型，以及转型后的诸多方面”。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俞启定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政府和行业层面，“落实转型，涉及高教行政部门和职教行政部门的配合问题。”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本科以上的院校归高等教育司管理，高职、中职归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管理。在各地，情况可能又有所不同。同时，职业教育与行业的联系很紧密，需要和相关的行业部门形成合力。“这不仅仅是教育部能做到的，很可能需要更高层来做宏观的统筹。”
另外，俞启定认为，作为发展教育重要的物质保障，财政投入也是很必要的。2005年，国家将职业教育定位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并在“十一五”期间投入了100亿元来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另外投入40亿元，用于学生学费的减免。“倡导学校转型，不给经费投入，那就相当于无米之炊。当然，这也不是个‘拍脑瓜’的事。需要好好算一算，到底需要多少经费。我们可以先找几个学校做试点。”
转变对职业教育的认知
转型难点是什么？在采访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都表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基础，是转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认知。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规定，职业教育不仅指各类职业学校教育，也包括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但长期以来的社会现实是：中考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才去读中职，高考考不上大学的孩子才去读高职，最终形成了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刻板印象。
“一般说‘转轨’是褒义词，转轨成职业教育，很多人立马就不爱听了。”俞启定无奈地说。实际上，在他看来，职业教育可以是一种培养实践应用能力的课程体系，也可以是一种教育理念。厘清职业教育的内涵，重新定位职业教育，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熊丙奇则更加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促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必须调整对职业教育的定位，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学历层次，而应该作为一个类型，与普通教育平等发展。”
他还告诉记者，如果教育平等发展，学校自主办学，那么地方本科院校要办好学，吸引生源，只有走培养职业人才、应用技术人才之路。从这一点看，目前其实不是引导地方本科转型，而是让其回归到本来的定位。
校企合作：不能“裸婚”，也不能“买卖婚姻” 俞启定常常提起的一句话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就业。
然而，由于学校的教学周期长，对技术变化的反应不敏锐，“我们的教育其实严重滞后于生产实际。”余祖光说。作为弥补滞后性的重要方式，校企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不过，校企合作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一些问题，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只注重技术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学生思想素质的教育，尤其是产业文化的教育。
余祖光解释，所谓产业文化，主要包括先进企业文化、先进行业文化、劳动者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以及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制度和舆论环境。
产业文化教育的缺失有多方面的表现：不重视行业历史文化传承、职业法规教育和安全教育等。而当学生毕业进入企业以后，又导致了多方面的后果。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行业的热爱，员工离职率较高，不利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3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内离职率（43%），远高于同届本科生（24%）。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到企业又发生了种种生产和安全事故。这其中，80%是由于工作责任心不足、安全意识淡薄等引起，工作技能水平不够只占很少的比例。
有人说，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交学费”，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可能一点弯路也不走。“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不能再犯初期的毛病。这就需要整个企业界、经济界联合职业教育，一起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余祖光说。他同时也指出了校企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企业的主体地位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咱们《职业教育法》规定企业做这个做那个，提了很多要求。颁布了10年，执法检查到了国有大型企业，老总说，头天晚上我让秘书给我打印了，我看了看，真不错。这就有问题了！作为一个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就是一个职业教育的主体，应该知道按照法律该做什么。结果，过去10年了，连法律条文都没看过，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
从2010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和行业开展对话，学校、企业坐一起讨论问题。校企合作终于从“背对背”的一团和气，转变成“面对面”的产教对话。尽管各有利益诉求，但是大家“丑话说在前头”，达成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共识。余祖光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而从合作模式上看，传统的校企合作模式大都停留在“人、财、物”的交流，都是物质层面的。比如：企业安排学生实习，并从中吸收一部分实现就业；企业向学校订一批学生，给学校一些支持和引导，学校按企业的要求培养；学校允许企业把厂建在学校里，企业给学生提供实训；请企业的工程师、技术员到学校当兼职教师
余祖光指出，“校企合作，要强调教产对话，强调课程管理的文化对接、文化融合。这样才能更深入地合作。打个比方，没有物质是‘裸婚’，光有物质那是‘买卖婚姻’。合作不仅仅是物质的，应该重视合作中的知识创新。”
什么是合作中的知识创新？余祖光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大连理工大学有一位副教授，主编了一套《模具制造工艺》的书，作为职业学校的教材。当时，大连市一位已经退休的副市长，带着大连市模具开发园区的负责人和一帮工程师，专门到职业学校去听课。就去看学校讲得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脱离实际。听了两个礼拜，记下来好多问题。把这些问题反馈给这位副教授，由他再去改。”余祖光感慨地说，“这就叫校企合作！这就是一个很深入的方法！”
2014年，高等教育领域“改革”讯号频发，又一波改革袭来。
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企紧密合作、产教深度融合、中高职衔接、职普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3月，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透露，2000年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6月，国务院发布《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改革的讯号在不断临近。为什么要引导地方本科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怎么转型？是转型还是将其“打回原形”？各界讨论此起彼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转型的动力和合力
本世纪初，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涌现出了一大批独立学院和“专升本”的地方院校。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指出，一些独立学院和“专升本”的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学校定位也存在问题。“很差的学校搞学科型的教育，结果搞得不伦不类。”有些学生无法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只好再去学一门技术技能才能实现就业。
国务院此时提出引导高校转型，主要动力就是要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的就业问题。鲁昕在演讲中说：“中国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核心是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我们认为是现代职业教育。”
2014年一季度人社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总体的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为1.11；而在同期，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人员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01、1.91、1.81和1.8。技术技能人才的短缺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共识，短缺却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原因在于职业学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教育机构，生源开始减少。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其中高职（专科）院校1297所，占比超过一半。尽管高职高专在学校数量上略占优势，但其招生规模却落后于普通本科高校。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14年《教育蓝皮书》指出，本科与专科招生之比由2011年的52：48调整为2012年的54：46。随着我国高考适龄人口的下降，高职高专的生源将呈现出更大幅度的下降态势。
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匹配，使得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十分强劲。一个直观的事实是：近几年，高职高专学生毕业初次就业率仅低于985大学，高于211大学和其他本科学校。
客观条件要求地方本科院校向技术应用方向转型。
然而，政府—学校—行业的转型合力仍然有待形成。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经济》记者，在学校层面，把地方本科院校转为职业教育，确实有利于解决高等教育结构失衡的问题。但同时，“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而要进行实质性的转型，解决深层次问题。”
熊丙奇所指的“深层次问题”，涉及师资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的方方面面。但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自主决定是否转型，如何转型，以及转型后的诸多方面”。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俞启定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政府和行业层面，“落实转型，涉及高教行政部门和职教行政部门的配合问题。”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本科以上的院校归高等教育司管理，高职、中职归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管理。在各地，情况可能又有所不同。同时，职业教育与行业的联系很紧密，需要和相关的行业部门形成合力。“这不仅仅是教育部能做到的，很可能需要更高层来做宏观的统筹。”
另外，俞启定认为，作为发展教育重要的物质保障，财政投入也是很必要的。2005年，国家将职业教育定位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并在“十一五”期间投入了100亿元来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另外投入40亿元，用于学生学费的减免。“倡导学校转型，不给经费投入，那就相当于无米之炊。当然，这也不是个‘拍脑瓜’的事。需要好好算一算，到底需要多少经费。我们可以先找几个学校做试点。”
转变对职业教育的认知
转型难点是什么？在采访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都表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基础，是转变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认知。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规定，职业教育不仅指各类职业学校教育，也包括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但长期以来的社会现实是：中考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才去读中职，高考考不上大学的孩子才去读高职，最终形成了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刻板印象。
“一般说‘转轨’是褒义词，转轨成职业教育，很多人立马就不爱听了。”俞启定无奈地说。实际上，在他看来，职业教育可以是一种培养实践应用能力的课程体系，也可以是一种教育理念。厘清职业教育的内涵，重新定位职业教育，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熊丙奇则更加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促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必须调整对职业教育的定位，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学历层次，而应该作为一个类型，与普通教育平等发展。”
他还告诉记者，如果教育平等发展，学校自主办学，那么地方本科院校要办好学，吸引生源，只有走培养职业人才、应用技术人才之路。从这一点看，目前其实不是引导地方本科转型，而是让其回归到本来的定位。
校企合作：不能“裸婚”，也不能“买卖婚姻” 俞启定常常提起的一句话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就业。
然而，由于学校的教学周期长，对技术变化的反应不敏锐，“我们的教育其实严重滞后于生产实际。”余祖光说。作为弥补滞后性的重要方式，校企合作显得尤为重要。不过，校企合作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一些问题，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只注重技术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学生思想素质的教育，尤其是产业文化的教育。
余祖光解释，所谓产业文化，主要包括先进企业文化、先进行业文化、劳动者正确的工作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以及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制度和舆论环境。
产业文化教育的缺失有多方面的表现：不重视行业历史文化传承、职业法规教育和安全教育等。而当学生毕业进入企业以后，又导致了多方面的后果。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行业的热爱，员工离职率较高，不利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3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内离职率（43%），远高于同届本科生（24%）。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到企业又发生了种种生产和安全事故。这其中，80%是由于工作责任心不足、安全意识淡薄等引起，工作技能水平不够只占很少的比例。
有人说，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交学费”，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可能一点弯路也不走。“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不能再犯初期的毛病。这就需要整个企业界、经济界联合职业教育，一起补上产业文化这一课。”余祖光说。他同时也指出了校企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企业的主体地位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咱们《职业教育法》规定企业做这个做那个，提了很多要求。颁布了10年，执法检查到了国有大型企业，老总说，头天晚上我让秘书给我打印了，我看了看，真不错。这就有问题了！作为一个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就是一个职业教育的主体，应该知道按照法律该做什么。结果，过去10年了，连法律条文都没看过，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
从2010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和行业开展对话，学校、企业坐一起讨论问题。校企合作终于从“背对背”的一团和气，转变成“面对面”的产教对话。尽管各有利益诉求，但是大家“丑话说在前头”，达成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共识。余祖光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而从合作模式上看，传统的校企合作模式大都停留在“人、财、物”的交流，都是物质层面的。比如：企业安排学生实习，并从中吸收一部分实现就业；企业向学校订一批学生，给学校一些支持和引导，学校按企业的要求培养；学校允许企业把厂建在学校里，企业给学生提供实训；请企业的工程师、技术员到学校当兼职教师
余祖光指出，“校企合作，要强调教产对话，强调课程管理的文化对接、文化融合。这样才能更深入地合作。打个比方，没有物质是‘裸婚’，光有物质那是‘买卖婚姻’。合作不仅仅是物质的，应该重视合作中的知识创新。”
什么是合作中的知识创新？余祖光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大连理工大学有一位副教授，主编了一套《模具制造工艺》的书，作为职业学校的教材。当时，大连市一位已经退休的副市长，带着大连市模具开发园区的负责人和一帮工程师，专门到职业学校去听课。就去看学校讲得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脱离实际。听了两个礼拜，记下来好多问题。把这些问题反馈给这位副教授，由他再去改。”余祖光感慨地说，“这就叫校企合作！这就是一个很深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