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通过对“草船借箭”的故事进行史学事实之“真”与文学情感之“真”的学术梳理，管窥以文证史的魅力。以文证史，既要分别从史学或文学的角度进行解读，也要善于在文史融合视域下合理诠释，赋予其文史共情的双重魅力。中学历史教师宜积极而为，以切实的教学实践来打破学科之间的教学“壁垒”，以形成教学合力。
关键词：草船借箭以文证史文史共情
文学与史学本是一对“孪生兄弟”，然而，自从史学被划入科学的范畴，二者的关系就变得对立起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文学是一门艺术，允许虚构和幻想;而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容不得半点虚假。所以，他们在研究历史时总是尽量强调它与文学创作的不同，刻意回避与文学的关系，使得文学与史学这对“孪生兄弟”的关系愈来愈疏远。
一、问题由来：一次以文证史的发问
某天课间休息时，一位学生来到办公室，问道：“盛老师，《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的故事，能证明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吗？”
该学生的问题颇有深度，用《三国演义》的故事证明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实质是对以文证史价值的思考。所谓以文证史，即以文学作品为史料，解读其中的时间、地域与人物等要素，与史籍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透视历史真相。
从史学视角看，三国时真正用船借箭的并非诸葛亮，而是孙权。据鱼豢《魏略》记载：“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复，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明代通俗小说家罗贯中著《三国演义》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与改造，将这一功劳记在诸葛亮的头上，使这一讹误流传至今。从文学视角看，鲁迅先生在评价《三国演义》时曾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一说法也印证了罗贯中对该细节艺术加工的过激之处。
由是观之，“草船借箭”的故事以文证史的价值似乎极其有限。
然而，审视中学历史教学，以文证史的案例却又普遍存在。如《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附录2“教学与评价案例”，就引用李白的《少年行》和元稹的《法曲》两个作品来说明胡姬酒肆的流行情状与时人对胡乐的推崇，证明唐朝的繁荣以及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交往的频繁。再如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第7课《制度的变化与创新》，以孟郊《登科后》引入第一子目“选官制度”的学习。又如近年高考历史试题也频繁出现文学作品入题的情形，2018年高考历史全国卷I第42题引用了名著《鲁滨孙漂流记》，2019年高考历史全国卷Ⅲ引用了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
那么，我们该如何充分发掘以文证史的价值，让文史良性互动呢？
二、问题化解：一场文史共情的思索
一般而言，根据呈现形式，史料可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图像史料等类型;根据能否直接印证某一历史主题，史料可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根据作者是否带有预定的目的，是蓄意的还是无意的，史料可分为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按照上述划分标准，我们既可以将文学作品划入文献史料的范畴，也可以将其界定为间接史料或者有意史料。对这种特殊的史料的流变过程进行“辨析”，是我们探寻某些历史“真实”的路径。
“草船借箭”的故事在歌谣、小说等文学作品和正史中的表述截然不同，可以说呈现了两个不同的叙事系统。一是诸葛亮“草船借箭”，一是孙权“回船受箭”，不仅叙事中的主角不同，情节也有所出入，而且一为平民大众所接受，一为文人学者所接受，一虚一实，二水分流。但两者也有交汇之处——“存真”：一为史实存真，一为情感存真。就史实存真而言，《魏略》的作者鱼豢是曹魏时的郎中，他的记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一般来说，可信度较高。该书属于断代分明、体例规范的纪传体史书，记事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主要记述关中及其周边地区史事，涉及魏末的百官制度和西域诸国史事等，是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解《三国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宋代高似孙也说过：“魏氏别史五家，盖可与陈寿《志》参考而互见者，亦一时记载之隽也。而鱼豢典略，特为有笔力。”足见其史料价值之高。
当然，我们对某一历史现象的释读，不能仅秉承一种近乎“简单粗暴”的理念，强行割裂文史的关系。我们对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也应抱有必要的温情与敬意。
在《三国演义》“草船借箭”的故事中，罗贯中为什么要如此刻画诸葛亮？此中到底透露出什么樣的“情”呢？要解答这一疑问，必须联系作者所处的社会现实。罗贯中是与朱元璋同时代的作家。元末，他主要活动在当时的文学中心——苏杭一带。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在宋、辽、金几个政权分立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繁荣，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元朝贵族对汉人、南人的阶级压迫，以及对当时文人的种种限禁和迫害。明灭元不久，又受到后金的威胁。这对当时持有民族主义观念的汉人来说，无疑是连续的、沉痛的心理打击，他们渴望有类似诸葛亮这样“近乎神明”的人物来恢复统治秩序。因此，罗贯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赋予诸葛亮以聪明才智、忠贞之心和神异本质。可见，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是一定时期的社会存在在人们思想层面的反映，这正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直接阐释。
从史书《魏略》到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草船借箭”的史实历经从历史事件到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不但其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作用、性质和价值也发生了转变。诸葛亮确有其人，草船借箭也确有其事，这人与事的完美“错搭”，最终实现了文学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巧妙地弥合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罅隙。我们在解读这一文学故事之时，既要学会分别从文学或史学的角度进行解读，更要善于在文史融合的视域下合理诠释，赋予其文史共情的双重魅力，让史实之“真”与情感之“真”水乳交融。我们既不能据史来否定《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也不能对文学创作中有违历史真实的细节视而不见，而是要引导学生对这些文学式的“篡改”进行合情合理的解释。 三、问题延伸：一点文史关系的启示
事实上，史学与文学无论古今中外都曾经存在同体共生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的说法和古希腊神话中作为文艺女神九位缪斯之一的克莱奥职掌历史，都是这种关系的注腳。文学文本中史学性叙事方式的存在，并不代表对文学艺术创造性的否定，对于求真我们应当有更为谨慎的领悟;史学文本中文学性叙事方式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对史学认知合理性的颠覆，对于虚构我们也应当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历史研究必须以客观、可靠的史实为基础。虽然我们也会对暂时缺乏史料的历史问题，做出理想化的科学推断和预测，但这不是纯粹的虚构和幻想，而是以大量的史实为前提和条件的。如果舍弃了这一前提和条件，历史研究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状况，也就不存在历史的真实。文学创作也讲求真实地反映社会的本来面貌，其艺术的夸张手法也并非纯属虚构和幻想，它必须以大量的生活原型为基础。“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是对立统一的”，“缺乏文采是历史著作不能普及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参与历史文学的创作”，提升其文学素养以滋养史学园地。
人文学科最高水平的创新就是思想的创新，每一个新见解、新判断、新观点都是新思想的萌芽，一系列新见解的形成就是思想的渊薮。人文学科要取得学术创新，就得反思我们如何走近科研的前沿，不仅要揭示人类高尚的生活方式和目的，而且要说明人类社会为什么能生存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不会因为缺少奇迹而枯萎，却会因为缺少创造奇迹的思想而失去生命力。
鉴于基础教育中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的现实需求，中学历史教师宜积极而为，以切实的教学实践来打破学科之间的教学“壁垒”，以形成教学合力。
参考文献：
[1] 李桂海.历史学家不应该回避史学与文学的关系[J].学术研究，1987（3）.
[2] 杓进虎.历史志传记载的“草船借箭”辨析[J].黑龙江史志，2009（18）.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纪玲妹，陈书录.“草船借箭”的歌谣及小说与诗词文赋的互动[J].明清小说研究，2019（1）.
[5] 冯一下.试论历史解释的内容要点——“历史解释与历史教学”专题研究之二[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7（5）.
[6] 朱德印.从历史到小说——论“草船借箭”的文学经典化[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4）.
[7] 周建漳.虚实与真假之间：由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说起[J].学术研究，2009（3）.
[8] 葛承雍.文物、史学、文学的互动：学术创新、争鸣与激情的思考[J].西部考古，2012（00）.
关键词：草船借箭以文证史文史共情
文学与史学本是一对“孪生兄弟”，然而，自从史学被划入科学的范畴，二者的关系就变得对立起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文学是一门艺术，允许虚构和幻想;而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容不得半点虚假。所以，他们在研究历史时总是尽量强调它与文学创作的不同，刻意回避与文学的关系，使得文学与史学这对“孪生兄弟”的关系愈来愈疏远。
一、问题由来：一次以文证史的发问
某天课间休息时，一位学生来到办公室，问道：“盛老师，《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的故事，能证明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吗？”
该学生的问题颇有深度，用《三国演义》的故事证明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实质是对以文证史价值的思考。所谓以文证史，即以文学作品为史料，解读其中的时间、地域与人物等要素，与史籍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透视历史真相。
从史学视角看，三国时真正用船借箭的并非诸葛亮，而是孙权。据鱼豢《魏略》记载：“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复，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明代通俗小说家罗贯中著《三国演义》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与改造，将这一功劳记在诸葛亮的头上，使这一讹误流传至今。从文学视角看，鲁迅先生在评价《三国演义》时曾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一说法也印证了罗贯中对该细节艺术加工的过激之处。
由是观之，“草船借箭”的故事以文证史的价值似乎极其有限。
然而，审视中学历史教学，以文证史的案例却又普遍存在。如《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附录2“教学与评价案例”，就引用李白的《少年行》和元稹的《法曲》两个作品来说明胡姬酒肆的流行情状与时人对胡乐的推崇，证明唐朝的繁荣以及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交往的频繁。再如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第7课《制度的变化与创新》，以孟郊《登科后》引入第一子目“选官制度”的学习。又如近年高考历史试题也频繁出现文学作品入题的情形，2018年高考历史全国卷I第42题引用了名著《鲁滨孙漂流记》，2019年高考历史全国卷Ⅲ引用了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
那么，我们该如何充分发掘以文证史的价值，让文史良性互动呢？
二、问题化解：一场文史共情的思索
一般而言，根据呈现形式，史料可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图像史料等类型;根据能否直接印证某一历史主题，史料可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根据作者是否带有预定的目的，是蓄意的还是无意的，史料可分为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按照上述划分标准，我们既可以将文学作品划入文献史料的范畴，也可以将其界定为间接史料或者有意史料。对这种特殊的史料的流变过程进行“辨析”，是我们探寻某些历史“真实”的路径。
“草船借箭”的故事在歌谣、小说等文学作品和正史中的表述截然不同，可以说呈现了两个不同的叙事系统。一是诸葛亮“草船借箭”，一是孙权“回船受箭”，不仅叙事中的主角不同，情节也有所出入，而且一为平民大众所接受，一为文人学者所接受，一虚一实，二水分流。但两者也有交汇之处——“存真”：一为史实存真，一为情感存真。就史实存真而言，《魏略》的作者鱼豢是曹魏时的郎中，他的记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一般来说，可信度较高。该书属于断代分明、体例规范的纪传体史书，记事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主要记述关中及其周边地区史事，涉及魏末的百官制度和西域诸国史事等，是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解《三国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宋代高似孙也说过：“魏氏别史五家，盖可与陈寿《志》参考而互见者，亦一时记载之隽也。而鱼豢典略，特为有笔力。”足见其史料价值之高。
当然，我们对某一历史现象的释读，不能仅秉承一种近乎“简单粗暴”的理念，强行割裂文史的关系。我们对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也应抱有必要的温情与敬意。
在《三国演义》“草船借箭”的故事中，罗贯中为什么要如此刻画诸葛亮？此中到底透露出什么樣的“情”呢？要解答这一疑问，必须联系作者所处的社会现实。罗贯中是与朱元璋同时代的作家。元末，他主要活动在当时的文学中心——苏杭一带。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在宋、辽、金几个政权分立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繁荣，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元朝贵族对汉人、南人的阶级压迫，以及对当时文人的种种限禁和迫害。明灭元不久，又受到后金的威胁。这对当时持有民族主义观念的汉人来说，无疑是连续的、沉痛的心理打击，他们渴望有类似诸葛亮这样“近乎神明”的人物来恢复统治秩序。因此，罗贯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赋予诸葛亮以聪明才智、忠贞之心和神异本质。可见，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是一定时期的社会存在在人们思想层面的反映，这正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直接阐释。
从史书《魏略》到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草船借箭”的史实历经从历史事件到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不但其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作用、性质和价值也发生了转变。诸葛亮确有其人，草船借箭也确有其事，这人与事的完美“错搭”，最终实现了文学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巧妙地弥合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罅隙。我们在解读这一文学故事之时，既要学会分别从文学或史学的角度进行解读，更要善于在文史融合的视域下合理诠释，赋予其文史共情的双重魅力，让史实之“真”与情感之“真”水乳交融。我们既不能据史来否定《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也不能对文学创作中有违历史真实的细节视而不见，而是要引导学生对这些文学式的“篡改”进行合情合理的解释。 三、问题延伸：一点文史关系的启示
事实上，史学与文学无论古今中外都曾经存在同体共生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的说法和古希腊神话中作为文艺女神九位缪斯之一的克莱奥职掌历史，都是这种关系的注腳。文学文本中史学性叙事方式的存在，并不代表对文学艺术创造性的否定，对于求真我们应当有更为谨慎的领悟;史学文本中文学性叙事方式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对史学认知合理性的颠覆，对于虚构我们也应当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历史研究必须以客观、可靠的史实为基础。虽然我们也会对暂时缺乏史料的历史问题，做出理想化的科学推断和预测，但这不是纯粹的虚构和幻想，而是以大量的史实为前提和条件的。如果舍弃了这一前提和条件，历史研究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状况，也就不存在历史的真实。文学创作也讲求真实地反映社会的本来面貌，其艺术的夸张手法也并非纯属虚构和幻想，它必须以大量的生活原型为基础。“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是对立统一的”，“缺乏文采是历史著作不能普及的重要原因”。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参与历史文学的创作”，提升其文学素养以滋养史学园地。
人文学科最高水平的创新就是思想的创新，每一个新见解、新判断、新观点都是新思想的萌芽，一系列新见解的形成就是思想的渊薮。人文学科要取得学术创新，就得反思我们如何走近科研的前沿，不仅要揭示人类高尚的生活方式和目的，而且要说明人类社会为什么能生存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不会因为缺少奇迹而枯萎，却会因为缺少创造奇迹的思想而失去生命力。
鉴于基础教育中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的现实需求，中学历史教师宜积极而为，以切实的教学实践来打破学科之间的教学“壁垒”，以形成教学合力。
参考文献：
[1] 李桂海.历史学家不应该回避史学与文学的关系[J].学术研究，1987（3）.
[2] 杓进虎.历史志传记载的“草船借箭”辨析[J].黑龙江史志，2009（18）.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纪玲妹，陈书录.“草船借箭”的歌谣及小说与诗词文赋的互动[J].明清小说研究，2019（1）.
[5] 冯一下.试论历史解释的内容要点——“历史解释与历史教学”专题研究之二[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7（5）.
[6] 朱德印.从历史到小说——论“草船借箭”的文学经典化[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4）.
[7] 周建漳.虚实与真假之间：由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说起[J].学术研究，2009（3）.
[8] 葛承雍.文物、史学、文学的互动：学术创新、争鸣与激情的思考[J].西部考古，2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