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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都希望缓和关系、却又没有合适机会的情况下，埃德加·斯诺成为当时唯一一位适合为中美关系牵线搭桥的美国人士。这主要是由于斯诺拥有广泛的知名度，并赢得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知晓和独立的外国记者身份决定的。
[关键词]埃德加·斯诺，中美关系，中介人，特性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46—04
1970年12月25日，一幅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夫妇并肩而立、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庆典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幅照片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反响尚有争论，但这幅照片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却丝毫不容置疑。它充分反映出当时中国领导人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而做出的努力，是中国领导人顺应时事、运筹帷幄的必然结果。作为第一位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庆典的外国人，此时的斯诺被赋予了多重身份：他是一名美国人，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是一名民间人士，却被中国共产党选定为当时唯一一位能够传达中方信息的中介人士。回顾斯诺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斯诺之所以获此殊荣，是由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品质决定的。
一、国内外广泛的知名度
20世纪7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下苏攻美守局势的发展，以及中苏关系裂痕的出现，中美两国在恢复外交方面都出现了政策上的松动。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再加上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外交关系，因此，如何在不丧失国家尊严的前提下有效地传递信息，是当时中国领导人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寻找一位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民间人士作为中美关系的外交红娘。斯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成为当时唯一一位适合担任中美关系报春使者的中介人士。
虽然自始至终只是一名记者，但凭借其20世纪30年代对红色保安的独家采访，斯诺一举成名，在只有32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收入《美国名人录》中了。伦敦《每日先驱报》将斯诺提升为该报驻远东的首席记者。《纽约太阳报》《时代报》《大美晚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争先恐后地向斯诺约稿。《堪萨斯城明星报》认为斯诺“在报道一个令人困惑而又复杂的国家方面确立了自己的威望”。美国驻华外交官员也曾经提醒过美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的未来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他们的努力失败得更惨。而斯诺的命运完全不同，他有能力影响读者，特别是通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总之，由《红星照耀中国》而引起的效应使斯诺“在美国和中国两方面都有影响，因而他成为向美国公众传达有关中国革命事业消息最有效的人物”。
50年代以后，由于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斯诺的报道很难登上美国的主流报纸，但凭借30年代形成的知名度，他的报道还可以经常出现在国外的报刊上，并进而被转载到国内。1965年1月，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访华中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方面同意公开发表的第一次外国记者与毛泽东的谈话，因此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采访内容“被用显著位置登载在所有报刊上。从英国到澳大利亚，在法国、意大利、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非洲、加拿大和墨西哥等世界各地，除了苏联和美国”。当然，美国报纸不报道斯诺的采访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斯诺的报道不感兴趣，相反，有些美国报纸如《纽约时报》对斯诺的报道评价相当高。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它们采取了变通的方法，用转载的方式将斯诺的报道刊登在第一版上。由此可见，虽然斯诺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受到迫害，但他的影响力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他有能力使美国人民记住他，也有能力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看重的一点。
通过后来的一些材料证明，斯诺的报道也确实起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预期的效果，尼克松在访华之行前，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他的年度报告，对斯诺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他的报道证实了我们已获得的秘密信号，即中国对我访华很感兴趣。”基辛格后来也说：“无论如何，斯诺和毛泽东谈话还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中国领导人在一九七○年十二月间的心理状态。它表明，他早在那个时候已在考虑总统访华的问题，而当时在我们的来往信息中都还没有正式提到这个问题。”可见，正是由于斯诺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才使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信号及时传到了美国。
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斯诺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还仅仅是一个幻想探险世界的毛头小伙，这个时候的他并不清楚共产主义者与天主教徒有什么区别。原本他留在中国的时间是“六个周”。可是，当看到上海街头赤身露体的中国苦力和趾高气扬的外国人时，斯诺被深深地震撼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使他留在中国达13年之久。13年中，斯诺凭着记者的良知，同情中国革命，支持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友谊。
斯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源自于他对中国革命的亲身体验。从1928年到1941年，斯诺目睹了“一·二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亲赴现场采访并报道了“九·一八”事变和皖南事变，更重要的是，他曾努力打破重重障碍到红色革命根据地保安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采访。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记者，斯诺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正如他自己所言，“难道仅仅由于一个民族无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其他民族就有权接管其土地、财产和政府吗?”“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或他们的宣传所造成的，而是在恶劣、无能和腐败的政府统治下那些无法忍受的状况所造成的。”由于斯诺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中国革命的正义性，他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是真诚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当时评论家的认可，“显而易见，作者……将自己的同情抛向中国，正如世界上大多人所做的那样”。
斯诺的真实报道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宣传和推动作用，以至于使“国民党痛苦地意识到，斯诺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报道也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其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采访以及《红星照耀中国》的发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除此以外，斯诺在中国期间还以其他各种方式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进行了支持：他曾与燕京大学的学生一起策划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也曾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帮助许多大学教授、学生和革命者化装逃出北平，甚至包括当时在北平养病的邓颖超；1938年后，斯诺与路易-艾黎、宋庆龄等人发起了工合运动，以生产自救的方式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在整个抗战期间，为中国革命筹集到了500万美元的海外捐款，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总之，斯诺到达中国时，既没有怀着拯救中国那种传教士式的使命感，也没有怀着改造中国那种革命者式的热情， 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斯诺对中国的影响和他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在那里其他所有活跃的非官方的西方人士。
斯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赢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和友谊。1937年，周恩来在武汉接受记者访问时曾指出：“对我们来说，斯诺是最伟大的外国作家，是我们在国外的最好的朋友。”毛泽东也在多种场合盛赞斯诺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当《太平洋事务》季刊负责亚洲事务短评的海因茨·希普在毛泽东面前贬低斯诺的作品时，毛泽东为其进行了辩护，他说：“在没有人愿意来的时候，斯诺来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通过介绍事实帮助了我们。你没有来。即使他以后做了一些我们嫌恶的事，我们也将永远记住他为中国做的许多好事。”毛泽东的话说得很中肯，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斯诺，他们给斯诺以其他人不可能拥有的信任和荣耀。在中美关系恢复以前，斯诺成了联系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人，“几乎是除总统以外的所有人都写信或打长途电话找我”，甚至还有人告诉他，“他的名字竟为别人打开了访问中国之门”。斯诺本人也由于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国记者，在他登上天安门观看国庆庆典以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享此殊荣。应该说，赢得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是斯诺被选为新中国中美关系中介入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对中国问题的知晓
中国共产党在恢复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上，之所以选择斯诺作为中介人，还在于他是一个通晓中国问题而又极其负责任的外国记者。“因为了解它的过去的人，一定会与现实联系来澄清目前广为流行的对中国的种种误传”。
斯诺对过去中国的了解得益于他在旧中国生活的13年。13年间，他穿梭在上海、南京、山东、海南、杭州、宁波、天津，以及西北等地进行深入采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问题的立体式知识结构，“很少有美国人在亚洲居留这样长时间，即便有，也是在新闻界、商界、外交界或教会工作，而斯诺则在中国漫游”。在这种“漫游”式的生活过程中，斯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和源泉。尽管国民党将斯诺的报道打上欺骗的印记，上海总领事C.E.高斯也认为“斯诺同情共产党”，但高斯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斯诺“提供了应引起总领事馆重视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全面、最权威和最新的报道”。
正是由于对中国问题的知晓，使斯诺能够非常敏感而迅速地感受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种种变化，并准确地对中美关系进行预测。在中国革命还处于星星之火状态的时候，斯诺却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一个被历史证实完全正确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会终于获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更是在多种情况下表现出其准确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之间尚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斯诺一针见血地指出，“打败红色中国是不可能的，遏制它也需要庞大的经费。因此，在外交上承认这个国家相当必要”。1960年首次访问新中国时，通过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斯诺更是意识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在他根据访华经历而写成的《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写道：“双方的情况将要发生变化，这一迹象正在日趋明显”，“中美两国之间的僵局终将被打破”。更令中国共产党感到可贵的是，斯诺不仅能准确地报道和预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而且还能以强烈地责任感来捍卫自己报道的真实。无论生活如何窘迫，他都不会为一些不负责任的刊物提供稿件。为此，他“避开了《生活》杂志，因为他不相信这份刊物，虽然该刊对斯诺中国之行所写的东西颇感兴趣。斯诺也拒绝了《新闻周刊》要买他摄下的有关毛的影片中的一个镜头作封面用。因为对这个镜头如何写标题称谓，周刊不给斯诺审核权”。
在意识形态对立、中美消息不通畅的冷战时期，作为一名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斯诺的报道无疑带有一些外交尺度的成分。因此，能否准确地传达中方的信息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毫无疑问，斯诺在这一方面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满意的答案。1970年被邀请观看国庆庆典后，斯诺敏感地意识到“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将谋求同欢迎它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一切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中的一切友好人民进行合作”。虽然斯诺最终没有等到中美建交时刻的到来，但历史的发展却并没有因斯诺的去世而改变轨迹，在1972年斯诺去世后的第三天，尼克松总统登上了去中国的专机，并在此行中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斯诺报道的准确性再次被历史证实。
四、独立的外国记者身份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已深刻体会到了独立的外国记者在革命中的宣传和推动作用。当国民党处心积虑封锁根据地消息的时候，斯诺来到了延安。与中国记者相比，他具有强大的治外法权的保护，他的采访材料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发表。与外国记者相比，斯诺又富有极其丰富的中国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同情并支持中国革命，却又没有像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样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同党，因此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在所有严肃认真的记者中，没有任何一个既有斯诺那样长期在中国的经验，又具有与他同等程度的个人自由”。也正因为如此，斯诺的报道才具有其他人所不可能拥有的可信度。在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刊出以前，“共产党自己的几个宣言都遭到封锁，但在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袖本人的谈话普遍发表以后，有些有影响的集团就会更加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了，还有不少人开始拥护两党‘复婚’的要求。”毫无疑问，斯诺的报道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他是第一个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引线人和铺路人的”。
在中华民族需要全民抗战的关键时刻，斯诺作为一名独立记者而发挥的作用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毛泽东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都会想到斯诺，对此毛泽东并不否认。1970年，毛泽东曾经对吴旭君谈到过斯诺，他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让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它的说服力有时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可见，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面，毛泽东已经习惯于发挥记者的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在1970年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是想让斯诺保安之行的作用得以延续。
从斯诺本人来讲，他也非常珍惜自己独立的外国记者身份，“他不愿自己的独立性受到任何影响，同时也意识到一旦被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将毁坏美国主要报刊对他的信任”。为此，他放弃了1952年的访华机会，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旅费又不愿意接受中国方面的援助。1960年访华时，也是在得到《展望》杂志的稿酬后才动身来到中国。这种独立的记者身份使斯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自由而真实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必过多地顾虑中国或美国的意愿。正如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言：“我的地位很独特……没有任何中国人认为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他们也从不期待我作为共产主义者而写作”，“然而他们确实知道我从来没有和那些人一道诽谤中国的新政权，也从来没有与以前那些信徒及职业冷战宣传家们同流合污，在有关中国及其领导人的事情上帮助欺骗或者迷惑美国人民”。可见，独立的记者身份使斯诺保持了一名记者所应拥有的最基本的真实，这是他赢得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同时又获得世界认可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中美两国需要缓和关系而又找不到合适机会的特殊时刻，拥有独立记者身份的斯诺为中美两国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了解美国，拥有一定知名度，又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友谊，这些特殊品质是当时其他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具备的，也正因为如此，斯诺才成为中国共产党选定的唯一一位担任新中国中美关系的“中介人士”。
[作者简介]陈美慧(1972—)，女，山东莱阳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管理系讲师。
[责任编辑：倪金荣]
[关键词]埃德加·斯诺，中美关系，中介人，特性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46—04
1970年12月25日，一幅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夫妇并肩而立、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庆典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幅照片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反响尚有争论，但这幅照片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却丝毫不容置疑。它充分反映出当时中国领导人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而做出的努力，是中国领导人顺应时事、运筹帷幄的必然结果。作为第一位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庆典的外国人，此时的斯诺被赋予了多重身份：他是一名美国人，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是一名民间人士，却被中国共产党选定为当时唯一一位能够传达中方信息的中介人士。回顾斯诺的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斯诺之所以获此殊荣，是由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品质决定的。
一、国内外广泛的知名度
20世纪7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下苏攻美守局势的发展，以及中苏关系裂痕的出现，中美两国在恢复外交方面都出现了政策上的松动。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再加上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外交关系，因此，如何在不丧失国家尊严的前提下有效地传递信息，是当时中国领导人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寻找一位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民间人士作为中美关系的外交红娘。斯诺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成为当时唯一一位适合担任中美关系报春使者的中介人士。
虽然自始至终只是一名记者，但凭借其20世纪30年代对红色保安的独家采访，斯诺一举成名，在只有32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收入《美国名人录》中了。伦敦《每日先驱报》将斯诺提升为该报驻远东的首席记者。《纽约太阳报》《时代报》《大美晚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争先恐后地向斯诺约稿。《堪萨斯城明星报》认为斯诺“在报道一个令人困惑而又复杂的国家方面确立了自己的威望”。美国驻华外交官员也曾经提醒过美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的未来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他们的努力失败得更惨。而斯诺的命运完全不同，他有能力影响读者，特别是通过《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总之，由《红星照耀中国》而引起的效应使斯诺“在美国和中国两方面都有影响，因而他成为向美国公众传达有关中国革命事业消息最有效的人物”。
50年代以后，由于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斯诺的报道很难登上美国的主流报纸，但凭借30年代形成的知名度，他的报道还可以经常出现在国外的报刊上，并进而被转载到国内。1965年1月，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访华中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方面同意公开发表的第一次外国记者与毛泽东的谈话，因此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采访内容“被用显著位置登载在所有报刊上。从英国到澳大利亚，在法国、意大利、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非洲、加拿大和墨西哥等世界各地，除了苏联和美国”。当然，美国报纸不报道斯诺的采访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斯诺的报道不感兴趣，相反，有些美国报纸如《纽约时报》对斯诺的报道评价相当高。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它们采取了变通的方法，用转载的方式将斯诺的报道刊登在第一版上。由此可见，虽然斯诺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受到迫害，但他的影响力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他有能力使美国人民记住他，也有能力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看重的一点。
通过后来的一些材料证明，斯诺的报道也确实起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预期的效果，尼克松在访华之行前，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他的年度报告，对斯诺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他的报道证实了我们已获得的秘密信号，即中国对我访华很感兴趣。”基辛格后来也说：“无论如何，斯诺和毛泽东谈话还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中国领导人在一九七○年十二月间的心理状态。它表明，他早在那个时候已在考虑总统访华的问题，而当时在我们的来往信息中都还没有正式提到这个问题。”可见，正是由于斯诺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才使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信号及时传到了美国。
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斯诺在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还仅仅是一个幻想探险世界的毛头小伙，这个时候的他并不清楚共产主义者与天主教徒有什么区别。原本他留在中国的时间是“六个周”。可是，当看到上海街头赤身露体的中国苦力和趾高气扬的外国人时，斯诺被深深地震撼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使他留在中国达13年之久。13年中，斯诺凭着记者的良知，同情中国革命，支持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友谊。
斯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源自于他对中国革命的亲身体验。从1928年到1941年，斯诺目睹了“一·二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亲赴现场采访并报道了“九·一八”事变和皖南事变，更重要的是，他曾努力打破重重障碍到红色革命根据地保安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采访。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记者，斯诺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正如他自己所言，“难道仅仅由于一个民族无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其他民族就有权接管其土地、财产和政府吗?”“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或他们的宣传所造成的，而是在恶劣、无能和腐败的政府统治下那些无法忍受的状况所造成的。”由于斯诺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中国革命的正义性，他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是真诚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当时评论家的认可，“显而易见，作者……将自己的同情抛向中国，正如世界上大多人所做的那样”。
斯诺的真实报道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巨大的宣传和推动作用，以至于使“国民党痛苦地意识到，斯诺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报道也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其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采访以及《红星照耀中国》的发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除此以外，斯诺在中国期间还以其他各种方式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进行了支持：他曾与燕京大学的学生一起策划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也曾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帮助许多大学教授、学生和革命者化装逃出北平，甚至包括当时在北平养病的邓颖超；1938年后，斯诺与路易-艾黎、宋庆龄等人发起了工合运动，以生产自救的方式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在整个抗战期间，为中国革命筹集到了500万美元的海外捐款，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总之，斯诺到达中国时，既没有怀着拯救中国那种传教士式的使命感，也没有怀着改造中国那种革命者式的热情， 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斯诺对中国的影响和他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在那里其他所有活跃的非官方的西方人士。
斯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赢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和友谊。1937年，周恩来在武汉接受记者访问时曾指出：“对我们来说，斯诺是最伟大的外国作家，是我们在国外的最好的朋友。”毛泽东也在多种场合盛赞斯诺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当《太平洋事务》季刊负责亚洲事务短评的海因茨·希普在毛泽东面前贬低斯诺的作品时，毛泽东为其进行了辩护，他说：“在没有人愿意来的时候，斯诺来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通过介绍事实帮助了我们。你没有来。即使他以后做了一些我们嫌恶的事，我们也将永远记住他为中国做的许多好事。”毛泽东的话说得很中肯，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斯诺，他们给斯诺以其他人不可能拥有的信任和荣耀。在中美关系恢复以前，斯诺成了联系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人，“几乎是除总统以外的所有人都写信或打长途电话找我”，甚至还有人告诉他，“他的名字竟为别人打开了访问中国之门”。斯诺本人也由于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国记者，在他登上天安门观看国庆庆典以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享此殊荣。应该说，赢得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是斯诺被选为新中国中美关系中介入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对中国问题的知晓
中国共产党在恢复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上，之所以选择斯诺作为中介人，还在于他是一个通晓中国问题而又极其负责任的外国记者。“因为了解它的过去的人，一定会与现实联系来澄清目前广为流行的对中国的种种误传”。
斯诺对过去中国的了解得益于他在旧中国生活的13年。13年间，他穿梭在上海、南京、山东、海南、杭州、宁波、天津，以及西北等地进行深入采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问题的立体式知识结构，“很少有美国人在亚洲居留这样长时间，即便有，也是在新闻界、商界、外交界或教会工作，而斯诺则在中国漫游”。在这种“漫游”式的生活过程中，斯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和源泉。尽管国民党将斯诺的报道打上欺骗的印记，上海总领事C.E.高斯也认为“斯诺同情共产党”，但高斯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斯诺“提供了应引起总领事馆重视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全面、最权威和最新的报道”。
正是由于对中国问题的知晓，使斯诺能够非常敏感而迅速地感受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种种变化，并准确地对中美关系进行预测。在中国革命还处于星星之火状态的时候，斯诺却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一个被历史证实完全正确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会终于获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更是在多种情况下表现出其准确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中美之间尚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斯诺一针见血地指出，“打败红色中国是不可能的，遏制它也需要庞大的经费。因此，在外交上承认这个国家相当必要”。1960年首次访问新中国时，通过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斯诺更是意识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在他根据访华经历而写成的《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写道：“双方的情况将要发生变化，这一迹象正在日趋明显”，“中美两国之间的僵局终将被打破”。更令中国共产党感到可贵的是，斯诺不仅能准确地报道和预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而且还能以强烈地责任感来捍卫自己报道的真实。无论生活如何窘迫，他都不会为一些不负责任的刊物提供稿件。为此，他“避开了《生活》杂志，因为他不相信这份刊物，虽然该刊对斯诺中国之行所写的东西颇感兴趣。斯诺也拒绝了《新闻周刊》要买他摄下的有关毛的影片中的一个镜头作封面用。因为对这个镜头如何写标题称谓，周刊不给斯诺审核权”。
在意识形态对立、中美消息不通畅的冷战时期，作为一名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斯诺的报道无疑带有一些外交尺度的成分。因此，能否准确地传达中方的信息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毫无疑问，斯诺在这一方面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满意的答案。1970年被邀请观看国庆庆典后，斯诺敏感地意识到“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将谋求同欢迎它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一切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中的一切友好人民进行合作”。虽然斯诺最终没有等到中美建交时刻的到来，但历史的发展却并没有因斯诺的去世而改变轨迹，在1972年斯诺去世后的第三天，尼克松总统登上了去中国的专机，并在此行中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斯诺报道的准确性再次被历史证实。
四、独立的外国记者身份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已深刻体会到了独立的外国记者在革命中的宣传和推动作用。当国民党处心积虑封锁根据地消息的时候，斯诺来到了延安。与中国记者相比，他具有强大的治外法权的保护，他的采访材料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发表。与外国记者相比，斯诺又富有极其丰富的中国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同情并支持中国革命，却又没有像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样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同党，因此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在所有严肃认真的记者中，没有任何一个既有斯诺那样长期在中国的经验，又具有与他同等程度的个人自由”。也正因为如此，斯诺的报道才具有其他人所不可能拥有的可信度。在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刊出以前，“共产党自己的几个宣言都遭到封锁，但在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领袖本人的谈话普遍发表以后，有些有影响的集团就会更加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了，还有不少人开始拥护两党‘复婚’的要求。”毫无疑问，斯诺的报道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他是第一个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引线人和铺路人的”。
在中华民族需要全民抗战的关键时刻，斯诺作为一名独立记者而发挥的作用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毛泽东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都会想到斯诺，对此毛泽东并不否认。1970年，毛泽东曾经对吴旭君谈到过斯诺，他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让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它的说服力有时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可见，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面，毛泽东已经习惯于发挥记者的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在1970年邀请斯诺登上天安门是想让斯诺保安之行的作用得以延续。
从斯诺本人来讲，他也非常珍惜自己独立的外国记者身份，“他不愿自己的独立性受到任何影响，同时也意识到一旦被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将毁坏美国主要报刊对他的信任”。为此，他放弃了1952年的访华机会，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旅费又不愿意接受中国方面的援助。1960年访华时，也是在得到《展望》杂志的稿酬后才动身来到中国。这种独立的记者身份使斯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自由而真实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必过多地顾虑中国或美国的意愿。正如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言：“我的地位很独特……没有任何中国人认为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他们也从不期待我作为共产主义者而写作”，“然而他们确实知道我从来没有和那些人一道诽谤中国的新政权，也从来没有与以前那些信徒及职业冷战宣传家们同流合污，在有关中国及其领导人的事情上帮助欺骗或者迷惑美国人民”。可见，独立的记者身份使斯诺保持了一名记者所应拥有的最基本的真实，这是他赢得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同时又获得世界认可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中美两国需要缓和关系而又找不到合适机会的特殊时刻，拥有独立记者身份的斯诺为中美两国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了解美国，拥有一定知名度，又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友谊，这些特殊品质是当时其他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具备的，也正因为如此，斯诺才成为中国共产党选定的唯一一位担任新中国中美关系的“中介人士”。
[作者简介]陈美慧(1972—)，女，山东莱阳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管理系讲师。
[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