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4日，马云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表演讲。他列举了“传统金融体系”的种种问题，并对监管部门说出了一些并不客气的话。
　　11月2日晚间，证监会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董事长井贤栋、总裁胡晓明进行了监管约谈。”
　　随后，蚂蚁集团暂缓上市。
　　一种分析认为，马云的外滩演讲和“约谈”以及暂缓上市应该存在不小的关联。但具体有着何种联系，只能留给外界猜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些相对接近决策部门的人士早已释放出了信号。比如，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就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互联网平台虽是私人部门运作，但有准公共性，垄断带来高用户成本甚至市场进入障碍，这两个方面都要有所控制。”
　　作为前正部级干部，楼继伟的话可能不是随便一说。在青年时期，楼继伟曾直接参与了1990年代的财金大改革，并且是主要的青年干将之一。这场改革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权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
　　值得注意的是， 楼继伟是在2020年9月15日的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发表这个看法的。此时，距离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的演讲还有一个多月。

深度介入国民生活

　　近十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快车道。在财富创造能力上，它们早已“富可敌省”，在资源掌控程度上，则深度嵌入国民的衣食住行，并影响着很多相关企业的发展方向。
　　总之，互联网巨头已崛起为国家治理和经济转型的一个新变量，不可不察。
　　在蚂蚁集团宣布将要上市之后，不同的机构给出了不同的估值，大致范围在2800亿至4600亿美元的区间。即使以最低估值2800亿美元来算，也超过了中国第一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目前，工行的市值约为1.8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2700亿美元。

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某些方面远比美国同行强大得多，特别是在对国民生活的介入和影响上，腾讯和阿里远远超过美国的头部公司。

　　蚂蚁只是阿里孵化的“孩子”之一，更仅仅是中国互联网近年高速发展浪潮的缩影之一。完全可以这样说，放置于全球舞台，中国所有的产业中，互联网是少数甚至唯一可以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相匹配的产业。
　　在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或者营收排名的前十位中，中美两国长期都是平分天下，美国略微领先。以市值为例，2020年11月，阿里巴巴的市值一度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而腾讯紧随其后，突破7700亿美元。
　　与美国的“四大”相比，中国“两大”在市值上还差了一些。在11月，苹果市值已突破1.98万亿美元、微软和亚马逊两家则突破 1.6万亿美元，谷歌维持在1.2万亿左右。但中国“两大”的市值已经与美国的“第五大”互联网公司Facebook接近。Facebook 的市值在11月突破了7800亿美元。
　　将两国互联网公司的市值进行对比，既说明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强大，也说明了它们的不强大。强大之处在于它们已经与美国的“五大”有得一比，而不强大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市值依然和美国的头部公司有较大的差距。苹果、微软和亚马逊每一家的市值基本上等于或超过阿里和腾讯之和。
　　造成市值巨大差距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投行分析师的估值模型就是个问题。腾讯和阿里的现金流和盈利都主要产生于国内，无论按照自由现金流折现，还是市盈率倍数估值，里面都涉及汇率的折算问题。很多人认为，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远远高于汇率的折算，因此按照传统的估值模型，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肯定会“吃亏”，这也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公开市场的资产定价。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愿意投资阿里和腾讯的国内资金由于资本管制等原因可能“出不去”，所以阿里和腾讯的大量潜在投资者被排除出局。只有那些本身就在境外，或者从境内流出到境外的“幸运钱”可以投资两家公司，这种投资者结构无疑导致了其价值被低估。对比而言，美国的巨头们可以由全球的资金来投资，市值更高。
　　估值问题很复杂，而市值也并非全部。无论估值还是营收，即使中国公司只有美国同行的一半，也并不意味着实力和潜力只有对方的一半。实际上，中国互联网公司在某些方面远比美国同行强大得多，特别是在对国民生活的介入和影响上，腾讯和阿里远远超过美国的头部公司。

“10亿用户”的能量

　　中国互联网公司对国民生活的影响之大，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用户的数量级，二是服务涉及领域。
　　按照业内的统计，在全球范围内，用户数量超过10亿的“10亿级公司”中，美国有四家，分别是苹果、微软、谷歌和Facebook，中国有蚂蚁和腾讯，这主要得益于两家公司旗下的支付宝和微信的流行。但中美有一个巨大的不同点，美国公司的全球化程度远高于中国。
　　以谷歌为例，早在2011年，这家公司的海外收入占比就超过了50%。同样，其他三家公司的海外收入也非常高，远远高于腾讯和蚂蚁两家公司。
　　一些人士指出，由于支付宝涉及“国家金融安全”，微信涉及“个人通讯安全”，所以两家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市场受到不少政治阻力，因此海外扩张时常受阻。但也有另外一些观点认为，互联网大平台一旦形成之后，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和“流量优势”，发掘本土市场才是最好的盈利手段。既然本地市场空间大，利润高，为何要去开拓海外呢？
　　但不论如何，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低于美国是不争的事实。TikTok是个例外，但按照资本来源和经营属地来看，它很大程度已是美国公司。美国公司的“全球化”和中国同行的“本地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這也使得中国互联网巨头对本国市场的渗透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同行。 　　根据最近的市值排名，在阿里腾讯之后，中国的已上市互联网公司还包括了三家超过一千亿美元的小巨头，美团、京东和拼多多。就用户数量来说，除了前面的两家“10亿级”，拼多多和阿里的活跃用户分别超过了7亿和9亿，都是临近10亿门槛的公司。而且，京东的活跃用户也超过4亿。美团由于专注于城市生活，故用户数量和前面几家相比较低一些。
　　用户数量即是流量，流量如何变现？目前来看，较为可行的商业模式只有三种，一是电商，二是广告，三是金融。拿电商来说，这几乎是一片红海，除了字节跳动、美团和腾讯之外，中国几乎所有大一点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做电商或有意进军这个领域。
　　再拿广告来说，百度的竞价排名独霸PC互联网时代之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还没有找到一条能和竞价排名相提并论的广告变现之路。于是，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金融。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都会做金融。那么，到底做什么样的金融呢？

部分中小银行可能对互联网公司产生一种“信息依附”。显然，这是中国的金融监管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必然引起监管的反应。

　　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金融也比作电商。电商卖的东西是商品和服务，而金融卖的东西则是钱。而且，金融和电商相比还有一大超级优势，电商卖的东西需要生产成本，但金融卖的东西则几乎不需要生产成本或者成本很低—在信用货币的时代，货币创造本质上可以看作为一个数字游戏。显然，在这方面，中国的银行体系拥有全球同业中最强大的“货币商品”生产能力。
　　于是，一些网点不够发达，资金销售渠道不够通畅的小银行开始与互联网公司合作，一个提供资金，一个提供分发技术。随后，更多的银行包括中型大型银行也开始加入其中。但金融借贷的互联网 带来了一个问题：互联网公司到底是用技术来“助贷”，还是自己在干“借贷”？随着业务创新的不断推动，边界开始越发模糊不清。这也是蚂蚁上市风波的注脚。

内外的双重变量

　　就在蚂蚁上市风波的前后，中国的金融领域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即信用债的违约潮。信用债的违约和蚂蚁上市两件事之间，看似没有联系，但如果放在同一个视野下来看，则必定会带来另类的启发价值。
　　信用债违约的企业很多都是地方国企，按道理说，有着地方政府显性或隐性的担保，违约的概率应该很低。但这一次，的确出现了近年少有的违约事件集中现象。中国不同地域的地方经济出现分化并不是新鲜现象，但背靠地方信用的违约潮却已经击穿了地方政府信用兜底的预期。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是一种风险教育。但换个角度看，它意味着中国信贷市场的信用开始出现从未有过的分化，一流的信用是国家信用，“地方信用”的刚性兑付神话不复存在，它可能成为一种次级信用。
　　除了国家信用，另一种高级信用则是优质的个人信用。按照经济学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机构或者集体不会作出决策，也不会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唯有理性的自然人个体可以作出决策，并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因此，优质自然人个体会珍惜自己的信用，他们也会成为信贷资金搜索的首要目标，而互联网公司最清楚他们在哪儿。
　　过去，由于部门分割等诸多因素，中国并未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在官方层面，构建这个体系的努力正在加速，比如征信体系建设一直在快速推动。但有时候，市场的力量更为迅速，总是抢先一步。
　　与电商发展同步，因信用而生的支付宝开始崛起，它成为了民间的“征信体系”。之后，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微信支付也横空出世。于是，互联网公司得以获得数亿消费者的数据，这些关于日常生活的交易数据显然是质量最高的个人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互联网公司仅仅是“助贷”，以自己的信息和技术优势来支持银行筛选客户，但同样容易对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群体产生某些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说得更加严重一些，部分中小银行可能对互联网公司产生一种“信息依附”。显然，这是中国的金融监管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必然引起监管的反应。
　　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离不开“三流”—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而互联网公司已经深度介入了这三个方面。
　　比如，移动支付的底层清算系统依然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之下，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款“国民应用”却几乎统治着移动支付端；同样，微信朋友圈和今日头条等信息通讯类APP成为了国民从移动端获得文字信息，参与严肃社会议题讨论的主通道；在物流领域，在传统邮政体系之外，更加高效的民营物流网络很多都有着互联网公司的持股。

特朗普对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足够“强硬”，那么更可能代表美国互联网巨头利益和诉求的拜登是否会更急于阻击“中国军团”？

　　总之，一切都在变。但有些也不会变。
　　回到全球互联网产业的格局，中国互联网还不能忽视一个问题。过去，中美之间一直都在“错位竞争”，在谷歌和百度的“竞争”结束之后，中美互联网产业几乎没有正面冲突过。但特朗普政府对TikTok 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给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外部环境可能正在起变化。
　　必须注意的是，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云集于加州的硅谷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两者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互联网巨头们和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一直都有更多的绑定。相反，除了Facebook等少数公司之外，互联网行业并非特朗普的拥趸。但拜登不一样。特朗普对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足够“强硬”，那么更可能代表美国互联网巨头利益和诉求的拜登是否会更急于阻击“中国军团”？
　　此外，企业的市值代表着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的预期，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互联网公司给出了最高的估值，那么一定希望它们在全球有更多斩获。在革命性创新停滞的存量时代，全球互联网也可能更加趋向于进入“分蛋糕”的游戏。以上这些因素叠加，可能意味着随着美国政府的换届，中国互联网公司将可能面临不曾预料到的国际环境新局面。
　　无论国内，還是国外，情况都在起变化。创新带来无限可能，但任何事物总有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