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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城市如何改变发展思路、商业城市究竟如何转型、以何抢占发展高地,显然不是一张榜单能够解决的。只不过历年的榜单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主题——中国城市化的重心正逐渐下移,县级城市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热点。未来的城市竞争,民营经济活力、创新能力是关键。
10月12日,“福布斯2010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单出炉。
这是全球财经媒体《福布斯》中文版第七次推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恰逢经济危机后、“十二五”之前复苏转型的关键时期。2010年榜单主要参考人才指数、城市规模指数、消费力指数、客运指数、货运指数、经营成本指数、经济活力指数、创新指数等八大指标,全面衡量中国大陆城市的商业环境。其中,城市规模、消费力和创新指数,为去年起新增的指标,以完整刻画经济转向内需、内生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广州凭借其经济活力(上升13位)和创新能力(上升8位)的提升及经营成本(下降2位)的相对降低,首次摘得中国最佳商业城市的桂冠。借力2010亚运会,广州2009年GDP的增速达到11.5%,今年上半年更是高达13.6%,将有望继北京、上海之后,跨入GDP过万亿元的行列。
榜单表明,在当前城市竞争由规模增长转至品质提升的关键节点,转型成功的城市竞争力大幅提升。转型与升级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全国各个城市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转型与升级
在过去的几年中,苏州通过鼓励创业、减税等措施大幅降低经营成本、大量引进中高端人才改善产业结构,致力于从“制造”转向“创造”,最终顺利通过了金融危机的考验,由第10名跃升为第5名。天津也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进入榜单的前十名。主要得益于日益成为天津增长新动力的滨海新区对GDP的推动,同时也得益于天津经济活力的持续提升,及其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带来的物流指数大幅提升。但也有不少城市在经济结构转型与调整期正经历阵痛:宁波在2009年迎来了新世纪最艰难的一年,据官方公布,GDP增速仅为8.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榜单上的位置下降3位,位列第8,但仍属中国最佳商业城市前十名之列。
《福布斯》中文版执行主编、制榜人刘瑞明指出,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转型与升级成为大多数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也开始显现。但是也要警惕政绩工程式的、简单的转型与升级。“比如一提到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新兴产业,许多城市都想到引进太阳能光伏项目。实际上,该产业也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城市,也并不一定能带来税收的增长。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急剧萎缩,中国光伏产业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全行业亏损,产能严重过剩,有300余家光伏组件企业倒闭。但至今仍有许多地方政府在积极引进这类项目。地方政府在进行转型决策前,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并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引导产业转型。”
在产业转型与升级过程中,我们强调政府的作用是引导而不是主导,更不是通过命令来实现。北京的巨堵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导通过不同的行政手段,让北京从建国初期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变成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之后又变成如今第三产业比重全国第一的城市,让北京步入“空心化”的危机。1949年到1980年,北京花30年时间将自己打造成为“经济中心”,此后又用了30年时间,要“去”掉这个“经济中心”。受“经济中心后遗症”——大城市病,以及“去经济中心后遗症”——产业空心化交困的北京,眼下走到了其成为首都以来最重大的十字路口。如若不是一系列外力“重构”,北京本该是一个如华盛顿般精致优美的政治文化中心,或是如巴黎般古老而时尚的首都。但如今,它只是一座被鸽子笼般的高楼塞得密密实实的围城,一座“让灵魂都破碎掉的拥堵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超级城市,一座人们日日如蚁族般迁徙奔波却心中空落落的大都市。
“在中国三大都市圈中,京津冀与长珠最大区别在于:京津冀基本上是依靠计划力量自上而下快速锻造而成,而长珠是靠自发力量循序渐进生长形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上海对周边是明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周边2.5-3小时车程内是以按产业链分工价值环节依次递减、共同富裕、有效联动的经济合作群落,劳动力在当地就能安居乐业,不用都聚集到上海。而北京对周边则是‘吸虹’作用,建成区是繁荣的后工业化甚至现代化社会,但半小时车程以后就是还处于农业化社会的贫民窟,发展阶段相差50年甚至上百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张辉说。2005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概念,即在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这一现象在世界是绝无仅有。北京的苦苦求解可作为中国所有急于“做大做强”的城市借鉴。
与此同时,如果进一步对最佳城市商业榜中的相关指数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合作一直表现欠佳,城市群竞争力则呈现整体下降趋势。除天津(第10名)名次提升一位,北京(第6名)与去年持平外,河北省的5个上榜城市无一例外名次有所下降。而“广佛同城化”、“长株潭一体化”等战略却取得了明显成效。“广佛同城化”使得广州的交通物流通畅便捷,其客运指数和货运指数自2009年起均位列全国第一。“长株潭一体化”同样取得了很好的协同效应,并通过项目推动了经济一体化。在今年城市榜上,长沙、株洲的排名均获得大幅提升,湘潭也取得不错的成绩。
创新力
从榜单上看,行政级别对于商业城市发展的作用趋弱。东部发达地区县级城市消费力和经济活力方面均表现突出,创新能力也非常抢眼。位居全国创新指数前十名的城市中,县级市占据3席。“行政区划在商业竞争中的意义已经被消解”,《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看好小城市的发展,认为扩权强县乃至强镇带给小城市发展带来更多动力。在中国大城市遇到了交通拥堵、房价及成本高、生活质量下降、发展动力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时,小城市有可能凭借灵活的政策、创新的氛围、高品质的生活和优美的环境,吸引人才创业定居。
不过几乎所有的上榜城市都存在一个问题,即科技创新带来的驱动力不均衡。今年深圳(第3名)的创新指数蝉联全国第一,这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对匮乏的城市通过引进全国甚至全球人才,嫁接大陆以及香港高校资源,并通过企业研发中心的时间对接创造了一系列奇迹。而在全国人才指数蝉联全国第一的南京,其拥有的50多所高校、600多个省级以上科研院所让许多城市艳羡,但其创新指数却只在全国排名32位,甚至远不如同省的地级市苏州(创新指数第3名)和无锡(创新指数第12名)。有意思的是,苏州和无锡企业应用的许多科研成果均来自省会南京。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2009年县域经济已占全国经济的56.3%,成为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前沿阵地。此外,县级城市在消费力和经济活力方面也表现突出。居于全国消费力指数前十名的城市中,有6个来自县级市,分别是昆山、张家港、江阴、吴江、太仓和义乌,和它们一起进入前十位的分别为直辖市上海、省会城市广州、地级市包头和东莞。
位居全国经济活力指数前十位的城市中,也有6个来自县级市。尽管自身缺乏科技资源,但县级城市的创新能力还是表现抢眼,位居全国创新指数前十名的城市中,吴江、昆山、常熟位列其间。
不过总体而言,在人才方面县级城市表现依然薄弱。表现最好的昆山在全国人才指数的排名也仅位列88位,只有4个县级市进入全国前100名。主要原因是尽管这些县级市人才辈出,但高素质人才外流严重,进入这些市场的劳动力往往以操作工人为主。这是县级市在未来转型与升级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大小城市如何改变发展思路、商业城市究竟如何转型、以何抢占发展高地,显然不是一张榜单能够解决的。只不过历年的榜单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主题——中国城市化的重心正逐渐下移,县级城市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热点。未来的城市竞争,民營经济活力、创新能力是关键。
10月12日,“福布斯2010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单出炉。
这是全球财经媒体《福布斯》中文版第七次推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恰逢经济危机后、“十二五”之前复苏转型的关键时期。2010年榜单主要参考人才指数、城市规模指数、消费力指数、客运指数、货运指数、经营成本指数、经济活力指数、创新指数等八大指标,全面衡量中国大陆城市的商业环境。其中,城市规模、消费力和创新指数,为去年起新增的指标,以完整刻画经济转向内需、内生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广州凭借其经济活力(上升13位)和创新能力(上升8位)的提升及经营成本(下降2位)的相对降低,首次摘得中国最佳商业城市的桂冠。借力2010亚运会,广州2009年GDP的增速达到11.5%,今年上半年更是高达13.6%,将有望继北京、上海之后,跨入GDP过万亿元的行列。
榜单表明,在当前城市竞争由规模增长转至品质提升的关键节点,转型成功的城市竞争力大幅提升。转型与升级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全国各个城市未来发展的主旋律。
转型与升级
在过去的几年中,苏州通过鼓励创业、减税等措施大幅降低经营成本、大量引进中高端人才改善产业结构,致力于从“制造”转向“创造”,最终顺利通过了金融危机的考验,由第10名跃升为第5名。天津也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进入榜单的前十名。主要得益于日益成为天津增长新动力的滨海新区对GDP的推动,同时也得益于天津经济活力的持续提升,及其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带来的物流指数大幅提升。但也有不少城市在经济结构转型与调整期正经历阵痛:宁波在2009年迎来了新世纪最艰难的一年,据官方公布,GDP增速仅为8.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榜单上的位置下降3位,位列第8,但仍属中国最佳商业城市前十名之列。
《福布斯》中文版执行主编、制榜人刘瑞明指出,经历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转型与升级成为大多数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也开始显现。但是也要警惕政绩工程式的、简单的转型与升级。“比如一提到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新兴产业,许多城市都想到引进太阳能光伏项目。实际上,该产业也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城市,也并不一定能带来税收的增长。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急剧萎缩,中国光伏产业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全行业亏损,产能严重过剩,有300余家光伏组件企业倒闭。但至今仍有许多地方政府在积极引进这类项目。地方政府在进行转型决策前,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并根据自身资源特点引导产业转型。”
在产业转型与升级过程中,我们强调政府的作用是引导而不是主导,更不是通过命令来实现。北京的巨堵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导通过不同的行政手段,让北京从建国初期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变成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之后又变成如今第三产业比重全国第一的城市,让北京步入“空心化”的危机。1949年到1980年,北京花30年时间将自己打造成为“经济中心”,此后又用了30年时间,要“去”掉这个“经济中心”。受“经济中心后遗症”——大城市病,以及“去经济中心后遗症”——产业空心化交困的北京,眼下走到了其成为首都以来最重大的十字路口。如若不是一系列外力“重构”,北京本该是一个如华盛顿般精致优美的政治文化中心,或是如巴黎般古老而时尚的首都。但如今,它只是一座被鸽子笼般的高楼塞得密密实实的围城,一座“让灵魂都破碎掉的拥堵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超级城市,一座人们日日如蚁族般迁徙奔波却心中空落落的大都市。
“在中国三大都市圈中,京津冀与长珠最大区别在于:京津冀基本上是依靠计划力量自上而下快速锻造而成,而长珠是靠自发力量循序渐进生长形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上海对周边是明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周边2.5-3小时车程内是以按产业链分工价值环节依次递减、共同富裕、有效联动的经济合作群落,劳动力在当地就能安居乐业,不用都聚集到上海。而北京对周边则是‘吸虹’作用,建成区是繁荣的后工业化甚至现代化社会,但半小时车程以后就是还处于农业化社会的贫民窟,发展阶段相差50年甚至上百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张辉说。2005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概念,即在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这一现象在世界是绝无仅有。北京的苦苦求解可作为中国所有急于“做大做强”的城市借鉴。
与此同时,如果进一步对最佳城市商业榜中的相关指数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合作一直表现欠佳,城市群竞争力则呈现整体下降趋势。除天津(第10名)名次提升一位,北京(第6名)与去年持平外,河北省的5个上榜城市无一例外名次有所下降。而“广佛同城化”、“长株潭一体化”等战略却取得了明显成效。“广佛同城化”使得广州的交通物流通畅便捷,其客运指数和货运指数自2009年起均位列全国第一。“长株潭一体化”同样取得了很好的协同效应,并通过项目推动了经济一体化。在今年城市榜上,长沙、株洲的排名均获得大幅提升,湘潭也取得不错的成绩。
创新力
从榜单上看,行政级别对于商业城市发展的作用趋弱。东部发达地区县级城市消费力和经济活力方面均表现突出,创新能力也非常抢眼。位居全国创新指数前十名的城市中,县级市占据3席。“行政区划在商业竞争中的意义已经被消解”,《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看好小城市的发展,认为扩权强县乃至强镇带给小城市发展带来更多动力。在中国大城市遇到了交通拥堵、房价及成本高、生活质量下降、发展动力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时,小城市有可能凭借灵活的政策、创新的氛围、高品质的生活和优美的环境,吸引人才创业定居。
不过几乎所有的上榜城市都存在一个问题,即科技创新带来的驱动力不均衡。今年深圳(第3名)的创新指数蝉联全国第一,这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对匮乏的城市通过引进全国甚至全球人才,嫁接大陆以及香港高校资源,并通过企业研发中心的时间对接创造了一系列奇迹。而在全国人才指数蝉联全国第一的南京,其拥有的50多所高校、600多个省级以上科研院所让许多城市艳羡,但其创新指数却只在全国排名32位,甚至远不如同省的地级市苏州(创新指数第3名)和无锡(创新指数第12名)。有意思的是,苏州和无锡企业应用的许多科研成果均来自省会南京。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2009年县域经济已占全国经济的56.3%,成为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前沿阵地。此外,县级城市在消费力和经济活力方面也表现突出。居于全国消费力指数前十名的城市中,有6个来自县级市,分别是昆山、张家港、江阴、吴江、太仓和义乌,和它们一起进入前十位的分别为直辖市上海、省会城市广州、地级市包头和东莞。
位居全国经济活力指数前十位的城市中,也有6个来自县级市。尽管自身缺乏科技资源,但县级城市的创新能力还是表现抢眼,位居全国创新指数前十名的城市中,吴江、昆山、常熟位列其间。
不过总体而言,在人才方面县级城市表现依然薄弱。表现最好的昆山在全国人才指数的排名也仅位列88位,只有4个县级市进入全国前100名。主要原因是尽管这些县级市人才辈出,但高素质人才外流严重,进入这些市场的劳动力往往以操作工人为主。这是县级市在未来转型与升级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大小城市如何改变发展思路、商业城市究竟如何转型、以何抢占发展高地,显然不是一张榜单能够解决的。只不过历年的榜单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主题——中国城市化的重心正逐渐下移,县级城市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热点。未来的城市竞争,民營经济活力、创新能力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