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过去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两伊战争、“绿色革命”和经济制裁等重重困苦下挺了过来。不过，除了军事能力，它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距离“强国”甚远。

走上革命之路

　　美国为什么会和伊朗结仇？伊朗为什么要闹革命？一切还要从40年前伊斯兰革命所推翻的巴列维王朝说起。
　　伊朗的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掌权后，对伊朗社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革，同时强调伊朗的“雅利安”民族特性和古波斯帝国开创的君主制传统。可是，现代化和君主专制并不能很好地兼容，何况巴列维王朝系1925年通过军事政变建立，在伊朗的根基并不深。
　　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白色革命”（“白色”是针对红色，表示“不流血”）中，诸如“打土豪分田地”、赋予女性选举权等举措，虽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却触碰到贵族和宗教保守派的红线，遭遇了强烈的抵制。伊斯兰社会主义者和巴扎商人，也同样不满于改革导致的不公及利益损失。
　　20世纪70年代后期，伊朗经济在短期空前繁荣后的突然下滑、国王的独断专行、官僚的极度腐败，加上人口爆炸，使伊朗社会日益动荡。民间积压的不满情绪接连发泄，最终引发洪水般的伊斯兰革命。
　　1979年2月11日，兴奋的德黑兰市民欢呼雀跃地拥向自由广场。在那里，早早便有一位身着黑袍、头戴黑色缠头的老人等候着。他便是新政权的奠基人、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十天前，他才从流亡地巴黎西郊归国。此刻，他抚着花白的胡须，望着高举其画像奔跑而来的人群，构思着一个政教合一、宪法与伊斯兰教法相融合的崭新国家。
　　革命胜利两个月后，伊朗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98.2%的投票支持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以代替长达2500多年的君主政体。

双轨制政体的优缺点

　　在霍梅尼带领下，伊朗仿照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制，建立了半总统半宗教双轨制政体：由一位民选的总统担任政府首脑，但在民选政府之上，另有一套伊朗特殊的宗教机制全方位监管、掌控政府的工作。由专家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和最高领袖组成的宗教政治机制，在筛选总统候选人、审查立法等方面，都拥有绝对权力。
　　自双轨制政体实施以来，伊朗政坛逐渐分化为两大派别。其中，强硬保守派主要以伊斯兰教士和既得利益者为主；而温和改革派的主要代表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实业家和新型贵族。
　　经过长达40年的政治实践，伊朗式双轨制政体的优缺点也逐渐显露出来，这集中体现在政府行政效率和权力制衡上。
　　如果民选政府为保守派政府，则其行政方针和外交选择有很大概率与宗教系统不谋而合，因此，政府在推行各项政策时的阻力大幅减小，行政效率能显著提升。在保守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当政时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其第一任期的统治给予了高度支持。
　　相反，如果民选政府为温和派政府，对内推行改良政策，对外希望缓和与西方关系，其与宗教系统的诉求极有可能出现偏差。届时两套系统互相掣肘，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甚至会面临停摆危机。比如，现任伊朗总统鲁哈尼被认为是温和派，他上任以来力求经济改革、向美国示好的行为，在伊朗国内惹来诸多非议。2017年底至2018年初，伊朗各地出现的大规模示威，就与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关。
　　政教合一的政体，也奠定了这 40年来伊朗国家的曲折发展基调。新诞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令整个西方世界惴惴不安。在美国和苏联的授意与支持下，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与伊朗在两国边境开展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重创了伊朗在两伊边境的油气设施。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被伊朗人称为“神圣保卫战”。
　　这场战争使刚建国不久的伊朗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伊朗方面宣称，其死亡人数超过30万，战时军费开支接近2000亿美元。巨额军费耗尽了伊朗的外汇储备，使其不得不举借外债。

战后的经济复苏

　　两伊战争留下的烂摊子，都交到了伊朗的第四任总统拉夫桑贾尼手里。临危受命的他提出了“经济优先”的政策，大力支持国内自由市场的发展，支持国企私有化，并在保持政治权威的前提下，试图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在其改革下，伊朗经濟逐渐增长，摆脱了1990—1993年因战后经济失调导致的负增长。
　　到了21世纪初，西方民主和法治思潮缓慢影响着伊朗。年轻人对西方文化心生向往，女权意识也在伊斯兰教的框架下缓慢觉醒。思想前卫又有过德国留学经历的政客哈塔米，一度成为年轻一代的偶像。这个“身着巧克力长袍”的政治家，在总统选举中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尤其是女性选民）的支持票。
　　在外交层面，哈塔米倡导“文明间对话”，希望与世界各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他的温和外交策略，一度使得伊朗与西方的关系从“敌对”变成“协商”状态。然而，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并未因哈塔米的好意而有所回暖。2002年，时任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明确将伊朗划为“邪恶轴心”，并指责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
　　哈塔米虽有雄心壮志，但其倡导的消费模式和借贷模式，在当时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难以为继，伊朗经济很快陷入发展瓶颈。大众所期待的飞黄腾达的时代没有到来，人们渐渐对改革派失去信心。就在伊朗人徘徊于改革与保守的十字路口时，一个留着黑色干练短发的中年男人进入人们的视野。他就是自伊朗革命以来最富有争议的强硬派领导人艾哈迈迪-内贾德。

围绕核问题的外交困局

　　内贾德是伊朗首位非教士出身的总统，但他却比教士更加极端、保守。或许正因为是平民出身，内贾德才会把强硬的政策当作投名状，来换取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认可。 　　在经济上，内贾德大力推行民生改革，降低公众账户和私人银行的利息，施行汽油配给制，给穷人发放多重生活补贴。内贾德贴近穷人的政策，创造了革命以来最高的政府财政赤字，被批评为“花政府的钱，买穷人的选票”。
　　在外交上，内贾德坚持发展伊朗核计划，为伊朗树敌无数。他与美国的不懈斗争，不仅让伊朗受到国际孤立，更令国家接连招致包括核能、金融、军事在内的多方面国际制裁。
　　当然，最令伊朗人不满的还是2009年的伊朗总统选举。虽然内贾德成功连任，但选举中的种种舞弊事件却引发社会剧烈反弹，最终以“绿色革命”（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的竞选运动以绿色为主调）这种大规模街头抗议的形式爆发。这是1979年革命之后最大规模的群众性事件。虽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面表达了对内贾德当选的支持，但许多年轻人仍然在心里埋下了对保守派的不满。
　　其后，伊朗因坚持发展核计划受到国际制裁，几乎喘不过气来。2013年新上任的温和派总统鲁哈尼意识到，必须迅速达成伊朗核协议，让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由于曾作为核计划代表出席国际谈判活动，鲁哈尼最终促成伊朗与“P5 1”（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于2015年成功签订核协议。美国和欧盟随后履约，解除了一部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然而，特朗普的上台成为鲁哈尼政府博得人心的最大变数。2018年5月，特朗普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并在六个月后重启对伊朗的部分制裁，令伊朗再次陷入经济危机。事实上，由于鲁哈尼政府未能兑现经济增长的承诺，未能遏制国内的恶性通胀，在2017年底，伊朗多个地区都爆发了对政府不满的游行示威。
　　直线上升的通胀率，令伊朗中产阶层的资产大幅缩水。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也让整个伊朗社会愈加不稳定。年轻人的茫然、中产的愤怒、穷人的哀嚎，共同谱写了一首激昂的变奏曲，让鲁哈尼的后半段任期变得扑朔迷离。风雨飘摇的40年中，伊朗虽然实现了中东军事强国的目标，但伊朗人民等来的却是满目疮痍的社会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革命后的每年2月11日，伊朗各大城市都会举行壮观的游行集会。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高声呐喊，表达对伊斯兰政体的拥护，同时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示威。2019年也不例外，总统鲁哈尼参加了庆祝游行，并在自由广场上发表演讲。而自由广场上那座收录了数千年波斯帝国荣耀、昭示着伊斯兰革命胜利的白色高塔也依然耸立着，默默注視着这群期待着复兴与辉煌的伊朗人。
　　（摘自七一网/《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