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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蘑菇圈》是少数民族作家阿来创作的“生态三部曲”之一。小说以清新、质朴的笔触，围绕着“机村”和“蘑菇圈”展开铺叙，透过机村几十年间的“改造”过程，反思这种变化背后的生态与社会文化的“异化”。在愈发重视环境保护的当代，这种反思是积极的、有意义的。同时作为一位藏族作家，阿来笔下的人物具有独特的宗教色彩，对于物质社会中被异化的“我们”，始终保持着一份神性的悲悯与关怀。本文从文本出发，通过分析小说中蕴合的几层冲突，发掘阿来在这本小说中表达的对生态与社会文化的反思，共同思考人类的命运。
关键词：阿来《蘑菇圈》 生态
阿来是一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的作品多取景于他的故乡——嘉绒地区，书写中原与西藏过渡地带的生活与文化。《蘑菇圈》中故事的发生地，机村，就是这样一个原始、自然的村落。小说以时间顺序，将机村放置于由三大改造、饥荒……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事件穿起来的“现代化”道路上，借阿妈斯炯的目光，观察和记录着机村被现代物质文明改造和吞噬的全过程。阿来试图以母性和神性的注视，唤醒沉溺于物欲的人类，感召人类守护自然和精神的“蘑菇圈”。
一、初见机村
阿来笔下的机村，同沈从文的边城一样，毫无疑问是美的。它的美带有原始、自然的张力，包容一切，静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它的存在仿佛镀了一层光，明亮又梦幻，又像雨后湿润空气中的鸟鸣，充满生机。阿来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下机村山上的蘑菇雨后破土而出，在风与鸟鸣中张开菌伞的过程，而且写到了蘑菇圈这种围成一圈环形分布的神奇现象。从科学上说，这是因为蘑菇的菌丝呈辐射生长，由内到外，延展成一个菌丝体环。但是在草原人民眼中，蘑菇圈是神的恩赐。尤其是在阿妈斯炯眼中，蘑菇圈就是她要守护的神迹。机村人在第一批蘑菇成熟时，将它采下，用自家挤的牛奶烹煮。品尝“这超凡的美昧”，但它们烹饪这一顿新鲜蘑菇的意义，更像是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的赏赐。在吃了这一顿之后，机村人又回到浓茶粗食的日子中去，剩下大片大片的蘑菇萎軟腐烂，被遗忘在山上，化为年复一年的养料，滋养着整座山林的生灵。
此时的机村纯洁自然，人们依赖原始的农耕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亲切热情的关系，且由于藏族保留了许多母系社会的特征，机村对女主人公斯炯这样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非婚生子，并没有报以恶意，而是看着她像山上的野蘑菇一样，长成一个美丽、勤劳的姑娘。
二、“新”的改造
一切变化开始于“工作组”进村了。那大概是1955年前后，“三大改造”正在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随着国家机构的进入，封闭的藏区被纳入现代化进程中，参与到困家建设中来。工作组为机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间，机村受到了一波又一波“新”观念的改造，经历了大跃进，饥荒……改革开放。和中目的无数乡村一样，机村逐渐与现代物质文明对接。在这几十年中，机村受到的冲击仿佛是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缩影。这其中饱含了多方面的冲突、对抗和吞噬。阿来正是站在这样一个结果上，对特殊年代里那个“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①的观念提出质疑。
在阿来的描写中，新与旧的冲突体现在许多方面。第一层对抗简单又直接，由工作组带来。工作组与机村原住民在一些观念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对峙，但机村人并未被这种反抗压倒。
首先是生态观念上的对峙，从吃蘑菇的方式就能体现出他们不同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一个是共生与感激，一个却是要不断索取，“物尽其用”。在工作组到来之前，机村人把漫山的蘑菇只叫作蘑菇，这是因为藏族对自然有着近乎“无为”的改造冲动，这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物种的命名上，亦表现在饮食文化中。机村人只会用牛奶煮蘑菇吃，日常饮食也极其单调，他们不重口腹之欲，吃蘑菇的意义在于“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丰厚的赏赐”。感激完这顿之后，就将这美昧遗忘在了山间。而工作组进村之后，他们将不同的蘑菇按自己的想法命名，用牛奶煮，用猪肉罐头烩，用酥油煎，和山里的蔬菜一起煮，在蘑菇季节要吃几十回蘑菇，说这叫物尽其用。机村人震惊于这样的“饮食文明”，但也无法干涉。
耕种方法上则能看出他们改造自然的不同态度。工作组无视自然规律，提出要将产量翻倍，机村人认为上天不会让土地长出这么多粮食，工作组说“人定胜天”，要用新思想、新武器解决问题，机村人并不认可“新思想”能对“土地”和“产量”产生影响，但最后仍被r兑服，用上了机村数年来贮存的所有肥料。不出意外的，这年的麦子直到冬天都在疯长，不肯熟黄，最后不仅粮食冻坏绝收，来年也再无肥料可用，导致机村“要跟传说中的内地一样饿死人了”。社长因此觉得罪孽深重，上吊自尽。
可见，在生态观念上，机村人对自然敬畏而克制，工作组则信奉人定胜天。这其实也是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距。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的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是先进的、硕果累累的，但早期这种失败的探索也是不可回避的。人类曾无数次摈弃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而今我们已初尝环境恶化的恶果，开始逐渐反思过去的盲目与急功近利，或许这也是反思的意义。
在社会观念与政治结构上，新与旧也存在着冲突。斯炯和斯炯的母亲都是未婚生子，在藏区这片土地上，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会有人借此追问。但“四清工作组”来到斯炯家，第一件事就是问她孩子的父亲是谁，并质疑斯炯是否有许多男人，才会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这种质问和怜悯让斯炯觉得深受冒犯。她并不觉得独自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可怜，不幸。机村人也不会因此嘲笑她或是同情她。在藏区的母系社会下，母亲是伟大的，一个生命降临在这里，就是合理的，就是幸运的，值得感激的。
政治理念上，工作组的到来，使机村从蛮子地区变为“少数民族地区”，并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有社长、副社长、组长、副组长……但在机村人眼中，这样的政治机构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藏族文化崇尚自由，只有宗教贯穿他们由生到死的一生。所以除了斯炯，他们无人自愿参与这种活动，相比于汉族千年来的“官本位”文化，藏族呈现出的是单纯的服从与游离。
关键词：阿来《蘑菇圈》 生态
阿来是一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的作品多取景于他的故乡——嘉绒地区，书写中原与西藏过渡地带的生活与文化。《蘑菇圈》中故事的发生地，机村，就是这样一个原始、自然的村落。小说以时间顺序，将机村放置于由三大改造、饥荒……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事件穿起来的“现代化”道路上，借阿妈斯炯的目光，观察和记录着机村被现代物质文明改造和吞噬的全过程。阿来试图以母性和神性的注视，唤醒沉溺于物欲的人类，感召人类守护自然和精神的“蘑菇圈”。
一、初见机村
阿来笔下的机村，同沈从文的边城一样，毫无疑问是美的。它的美带有原始、自然的张力，包容一切，静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它的存在仿佛镀了一层光，明亮又梦幻，又像雨后湿润空气中的鸟鸣，充满生机。阿来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下机村山上的蘑菇雨后破土而出，在风与鸟鸣中张开菌伞的过程，而且写到了蘑菇圈这种围成一圈环形分布的神奇现象。从科学上说，这是因为蘑菇的菌丝呈辐射生长，由内到外，延展成一个菌丝体环。但是在草原人民眼中，蘑菇圈是神的恩赐。尤其是在阿妈斯炯眼中，蘑菇圈就是她要守护的神迹。机村人在第一批蘑菇成熟时，将它采下，用自家挤的牛奶烹煮。品尝“这超凡的美昧”，但它们烹饪这一顿新鲜蘑菇的意义，更像是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的赏赐。在吃了这一顿之后，机村人又回到浓茶粗食的日子中去，剩下大片大片的蘑菇萎軟腐烂，被遗忘在山上，化为年复一年的养料，滋养着整座山林的生灵。
此时的机村纯洁自然，人们依赖原始的农耕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亲切热情的关系，且由于藏族保留了许多母系社会的特征，机村对女主人公斯炯这样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非婚生子，并没有报以恶意，而是看着她像山上的野蘑菇一样，长成一个美丽、勤劳的姑娘。
二、“新”的改造
一切变化开始于“工作组”进村了。那大概是1955年前后，“三大改造”正在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随着国家机构的进入，封闭的藏区被纳入现代化进程中，参与到困家建设中来。工作组为机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间，机村受到了一波又一波“新”观念的改造，经历了大跃进，饥荒……改革开放。和中目的无数乡村一样，机村逐渐与现代物质文明对接。在这几十年中，机村受到的冲击仿佛是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缩影。这其中饱含了多方面的冲突、对抗和吞噬。阿来正是站在这样一个结果上，对特殊年代里那个“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①的观念提出质疑。
在阿来的描写中，新与旧的冲突体现在许多方面。第一层对抗简单又直接，由工作组带来。工作组与机村原住民在一些观念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对峙，但机村人并未被这种反抗压倒。
首先是生态观念上的对峙，从吃蘑菇的方式就能体现出他们不同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一个是共生与感激，一个却是要不断索取，“物尽其用”。在工作组到来之前，机村人把漫山的蘑菇只叫作蘑菇，这是因为藏族对自然有着近乎“无为”的改造冲动，这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物种的命名上，亦表现在饮食文化中。机村人只会用牛奶煮蘑菇吃，日常饮食也极其单调，他们不重口腹之欲，吃蘑菇的意义在于“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丰厚的赏赐”。感激完这顿之后，就将这美昧遗忘在了山间。而工作组进村之后，他们将不同的蘑菇按自己的想法命名，用牛奶煮，用猪肉罐头烩，用酥油煎，和山里的蔬菜一起煮，在蘑菇季节要吃几十回蘑菇，说这叫物尽其用。机村人震惊于这样的“饮食文明”，但也无法干涉。
耕种方法上则能看出他们改造自然的不同态度。工作组无视自然规律，提出要将产量翻倍，机村人认为上天不会让土地长出这么多粮食，工作组说“人定胜天”，要用新思想、新武器解决问题，机村人并不认可“新思想”能对“土地”和“产量”产生影响，但最后仍被r兑服，用上了机村数年来贮存的所有肥料。不出意外的，这年的麦子直到冬天都在疯长，不肯熟黄，最后不仅粮食冻坏绝收，来年也再无肥料可用，导致机村“要跟传说中的内地一样饿死人了”。社长因此觉得罪孽深重，上吊自尽。
可见，在生态观念上，机村人对自然敬畏而克制，工作组则信奉人定胜天。这其实也是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距。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的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是先进的、硕果累累的，但早期这种失败的探索也是不可回避的。人类曾无数次摈弃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而今我们已初尝环境恶化的恶果，开始逐渐反思过去的盲目与急功近利，或许这也是反思的意义。
在社会观念与政治结构上，新与旧也存在着冲突。斯炯和斯炯的母亲都是未婚生子，在藏区这片土地上，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会有人借此追问。但“四清工作组”来到斯炯家，第一件事就是问她孩子的父亲是谁，并质疑斯炯是否有许多男人，才会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这种质问和怜悯让斯炯觉得深受冒犯。她并不觉得独自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可怜，不幸。机村人也不会因此嘲笑她或是同情她。在藏区的母系社会下，母亲是伟大的，一个生命降临在这里，就是合理的，就是幸运的，值得感激的。
政治理念上，工作组的到来，使机村从蛮子地区变为“少数民族地区”，并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有社长、副社长、组长、副组长……但在机村人眼中，这样的政治机构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藏族文化崇尚自由，只有宗教贯穿他们由生到死的一生。所以除了斯炯，他们无人自愿参与这种活动，相比于汉族千年来的“官本位”文化，藏族呈现出的是单纯的服从与游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