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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成为美国公民，60岁当上首位女国务卿
她是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名人，又格外喜爱胸针，甚至说过“我让装饰胸针业重现生机”；她20岁才成为美国公民，60岁当上了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在克林顿当总统时，她为他的外交政策满世界奔走，当希拉里冲击白宫时，她又成了铁杆支持者。
她，就是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她的名言是：“我不相信好事是偶然发生的，我相信你赢得了它们。”
奥尔布赖特的胸针，最能展示她的个性：坦率而不失幽默。纽约艺术与设计博物馆几年前曾为她的胸针举办收藏展，200多个胸针各有“奥妙”，佩戴时机与国际风云变幻有着生动的联系。
那个造型为蛇与苹果的胸针是奥尔布赖特的最爱之一。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媒体曾称她为“无以伦比的毒蛇”，她偏要戴一条蛇给你看看。那些半翅目昆虫样的胸针，是她专门在会见时任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时戴的，因为当时媒体曝出俄曾设法窃听美国国务院。英文“Bug”一词，兼有“昆虫”和“窃听”之意。
在谈判时，她愿意戴龙虾或蜘蛛样的胸针，表示“勇往直前”和“有耐心”。还有蜻蜓胸针，表明“勇气与活力”。在为希拉里竞选站台或在谈论女权主义话题的场合，奥尔布赖特喜欢戴那枚硕大的剑刺钻石形胸针，意为“打破玻璃天花板”。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胸针故事太有趣了，她甚至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专著《解读我的胸针：一名外交官珠宝盒内胸针的故事》。
透过一枚枚胸针，人们看到的是一位女性的强悍、坚毅与自嘲。敢于自嘲的人是自信的，晚年的奥尔布赖特愈发深谙此理。身居高位的她曾笑对种种责难，幽默地说：“我之所以这么胖，是因为我皮太厚。”
身材偏小的奥尔布赖特，也曾羞涩、腼腆。是人生和历史的风浪将她锤炼为美国权力最大、也最强势的女人之一。
奥尔布赖特1937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犹太人家庭。两岁时，纳粹入侵捷克，身为捷克驻南斯拉夫使馆新闻官员的父亲科贝尔，拿着伪造的通行证，带全家踏上流亡之路。一家人逃到南斯拉夫，转道希腊，最终逃往英国。奥尔布赖特在《布拉格的冬天：一个有关回忆与战争的个人故事》一书中，描述了对纳粹入侵及逃亡生活的回忆。她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有一张巨大的金属桌子，经常钻在下面躲炸弹。一次，纳粹轰炸机在伦敦她藏身的防空洞附近扔下炸弹，却一直没炸响。排弹人员拆开炸弹，发现里面有捷克军工厂工人写的纸条：“别怕，我们造的炸弹不会爆炸。”
流亡中，小奥尔布赖特逐渐学会了英、法、俄、波兰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语言。科贝尔则当上了捷克流亡政府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二战结束后，他回到驻南使馆，不久捷克倒向了苏联阵营，自认为难以融入其中的科贝尔决定移民美国。1948年，一家人抵达纽约埃利斯岛，他随后就申请了政治避难，1949年获批。奥尔布赖特的祖父母都死于纳粹屠杀。为了忘却犹太人身份带来的惨痛回忆，科贝尔让全家改信了天主教，奥尔布赖特很长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犹太裔。
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俄语教授的帮助下，科贝尔在丹佛大学政治科学系谋得了教职，后成为该校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这个学院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科贝尔能说6种语言、能读8种文字，主要研究方向是东欧与苏联。他的学生康多利扎·赖斯也在他影响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后来成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把父亲视为人生导师。她曾说，父亲教会了她“热爱自由和政治”。科贝尔告诉女儿，一个政治家一定要善于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话阐述政策，否则人们不会和他（她）站在一起。奥尔布赖特后来成为这方面的行家，甚至能把外交政策概括为可以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克林顿称赞她“是一位大师，最会与美国人民沟通，传递我们的外交政策”。
奥尔布赖特的这种能力也来自她的学识积淀。在丹佛读中学时，她就创建了一个国际关系俱乐部并任首届主席。高中毕业，她被斯坦福大学等诸多名校录取，但最终选择了给她全额奖学金的卫斯理学院，就读政治科学专业。这所学院是美国著名的“七姐妹”学院之一，校友中有希拉里，还有宋美龄、冰心等中国名人。后来，她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她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捷克总理弗林格，硕士论文论及苏联的外交使团，博士论文论及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新闻媒体作用，可见捷克家庭背景对她有着深远的影响。
和父亲一样，奥尔布赖特对新闻充满兴趣。大学时代，她是校报副主编，报道过肯尼迪到校园拉票的活动。在《丹佛邮报》实习时，她遇到了后来成为丈夫的约瑟夫。他的姑妈是《新闻报》老板帕特森，姑父是著名慈善家古根海姆。堕入爱河的奥尔布赖特说：“他就像一位王子，突然降临到我身边。我试一试那双水晶鞋，正合我的脚。”1959年，大学刚毕业的奥尔布赖特迅速嫁给了约瑟夫。
1960年1月，奥尔布赖特随丈夫搬到芝加哥。约瑟夫当了《芝加哥太阳报》记者。奥尔布赖特也想当记者，但因为夫妇俩不能在同一家报社工作的行规，她只能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当图片编辑。夫妇俩生了3个女儿，前两个是双胞胎，早产6周，在医院长时间接受护理。后来，他们搬到纽约长岛，奥尔布赖特在照顾女儿的同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她经常凌晨4时许就起床，家务、学习、工作超负荷运转。她的导师是布热津斯基博士。1977年卡特任总统后，布热津斯基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尔布赖特也在布氏举荐下获得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机会。
奥尔布赖特事业起步时，却没有想到婚姻已在不知不觉中走到尽头。1982年初，当她从波兰调研回到家中，丈夫突然宣布，自己已经另有新欢，要同她离婚。这一晴天霹雳对于已经45岁的奥尔布赖特打击极大。她回忆说，离婚之后的那段时间是她人生中最为沮丧之时，因为她从未一个人生活过。在被问及如何能够坚持下来时，她说：“我有女儿，需要顾家。我最终坚持下来，是因为要让女儿看到，做任何事情应有始有终，我要为孩子做出榜样。” 奥尔布赖特很快学会了独立生活，振作起精神。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她也可能当不了国务卿。她的事业开始加速，1984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费拉罗的外交政策竞选顾问，1988年效力于杜卡基斯的总统竞选活动，并在一个名为“国家政策中心”的智囊团中发挥积极作用。
也是在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奥尔布赖特结识了年轻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克林顿也记住了这位个子不高但活力十足、有着一个鹰钩鼻、对国际问题特别是东欧事务非常熟悉的女性。
作为秉持自由主义执政理念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有着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其中包括大胆起用女性官员。入主白宫之后，他于1992年12月任命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4年后，连选连任的克林顿又提名她担任国务卿。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1997年1月23日，奥尔布赖特就职。
克林顿时代的美国，是冷战之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显得不可一世。他在外交领域重用奥尔布赖特，当然不仅仅是表明美国“尊重女权”，让她充当“花瓶”，而是看中了她身上那种几乎出于下意识的强硬特质。较之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奥尔布赖特极为鲜明、有时格外夸张地表现出这种“美式强硬”。通观她担任美驻联合国代表和国务卿期间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强硬的对抗，也不乏至今仍存的争议。
奥尔布赖特在任美驻联合国代表期间，对来自埃及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极尽打击、排挤之能事。在卢旺达大屠杀事件中，美国袖手旁观，酿成悲剧后又推卸责任。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说，她公职期间最为悔恨的是美国和国际社会未能更早地制止卢旺达大屠杀。但她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加利。在她的极力反对下，加利最终只当了一任秘书长就悻悻离去。
1996年，奥尔布赖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在伊拉克因受制裁已有超过50万儿童死亡，这一数字比广岛核爆炸死亡人数还多，这一代价是否值得？奥尔布赖特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然而我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此语一出，立即引来巨大争议。
在波黑战争期间，奥尔布赖特力主军事干预。有一次，她为此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发生争执。她厉声说道，“科林，如果我们放着这样一支大军不用，留着又有何用？！”
1997年7月1日，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参加了香港回归中国的活动，但拒绝出席“由中国指定的”特区政府成员宣誓仪式。
不过，奥尔布赖特也有温和的一面。她在联合国工作时，183个成员国中仅有7位女大使。她经常请其他6位女大使吃饭，戏称“7国集团”。她说，作为女外交官，其实也有不少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如果累了，可以化化妆，以掩饰疲惫。而她任国务卿时最大的外交突破当属2000年10月对朝鲜进行的历史性访问。在此访中，她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她也因此成为朝鲜战争以来实现访朝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
身居高位时，确有身不由己之处。从国务卿一职退下来后，奥尔布赖特担任了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主席，从事战略咨询工作。此外，她还在乔治城大学任国际关系教授，并担任外交关系理事会主席。
新的角色，让奥尔布赖特在反思历史时多了一份从容与自省。她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及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认为伊拉克战争可能成为比越南战争更为深重的灾难。2015年在塔夫斯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奥尔布赖特说，如美国继续领导世界，就必须倾听别人的关切。
在中美正式建交前的1978年，奥尔布赖特曾访华。如今，她对中国的发展变化也比较关注。在论及美中关系时，她认为，美国不能单独行事，不能无视中国，要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她还说，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犯了错误。
2008年时，奥尔布赖特就曾全力支持希拉里冲击总统宝座。时过8年，她再次为希拉里助威。她有一句口头禅：“对于那些不帮助别的女人的女人来说，地狱中为她们特别留有一席之地。”
2012年，奥尔布赖特获得奥巴马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回顾一生，她说自己深深认识到，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意义，“如果只是随波逐流，人生注定失败。”
她是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名人，又格外喜爱胸针，甚至说过“我让装饰胸针业重现生机”；她20岁才成为美国公民，60岁当上了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在克林顿当总统时，她为他的外交政策满世界奔走，当希拉里冲击白宫时，她又成了铁杆支持者。
她，就是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她的名言是：“我不相信好事是偶然发生的，我相信你赢得了它们。”
“胖是因为我皮太厚”
奥尔布赖特的胸针，最能展示她的个性：坦率而不失幽默。纽约艺术与设计博物馆几年前曾为她的胸针举办收藏展，200多个胸针各有“奥妙”，佩戴时机与国际风云变幻有着生动的联系。
那个造型为蛇与苹果的胸针是奥尔布赖特的最爱之一。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媒体曾称她为“无以伦比的毒蛇”，她偏要戴一条蛇给你看看。那些半翅目昆虫样的胸针，是她专门在会见时任俄罗斯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时戴的，因为当时媒体曝出俄曾设法窃听美国国务院。英文“Bug”一词，兼有“昆虫”和“窃听”之意。
在谈判时，她愿意戴龙虾或蜘蛛样的胸针，表示“勇往直前”和“有耐心”。还有蜻蜓胸针，表明“勇气与活力”。在为希拉里竞选站台或在谈论女权主义话题的场合，奥尔布赖特喜欢戴那枚硕大的剑刺钻石形胸针，意为“打破玻璃天花板”。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胸针故事太有趣了，她甚至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专著《解读我的胸针：一名外交官珠宝盒内胸针的故事》。
透过一枚枚胸针，人们看到的是一位女性的强悍、坚毅与自嘲。敢于自嘲的人是自信的，晚年的奥尔布赖特愈发深谙此理。身居高位的她曾笑对种种责难，幽默地说：“我之所以这么胖，是因为我皮太厚。”
父亲教出两位国务卿
身材偏小的奥尔布赖特，也曾羞涩、腼腆。是人生和历史的风浪将她锤炼为美国权力最大、也最强势的女人之一。
奥尔布赖特1937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犹太人家庭。两岁时，纳粹入侵捷克，身为捷克驻南斯拉夫使馆新闻官员的父亲科贝尔，拿着伪造的通行证，带全家踏上流亡之路。一家人逃到南斯拉夫，转道希腊，最终逃往英国。奥尔布赖特在《布拉格的冬天：一个有关回忆与战争的个人故事》一书中，描述了对纳粹入侵及逃亡生活的回忆。她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有一张巨大的金属桌子，经常钻在下面躲炸弹。一次，纳粹轰炸机在伦敦她藏身的防空洞附近扔下炸弹，却一直没炸响。排弹人员拆开炸弹，发现里面有捷克军工厂工人写的纸条：“别怕，我们造的炸弹不会爆炸。”
流亡中，小奥尔布赖特逐渐学会了英、法、俄、波兰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语言。科贝尔则当上了捷克流亡政府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二战结束后，他回到驻南使馆，不久捷克倒向了苏联阵营，自认为难以融入其中的科贝尔决定移民美国。1948年，一家人抵达纽约埃利斯岛，他随后就申请了政治避难，1949年获批。奥尔布赖特的祖父母都死于纳粹屠杀。为了忘却犹太人身份带来的惨痛回忆，科贝尔让全家改信了天主教，奥尔布赖特很长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犹太裔。
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俄语教授的帮助下，科贝尔在丹佛大学政治科学系谋得了教职，后成为该校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这个学院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科贝尔能说6种语言、能读8种文字，主要研究方向是东欧与苏联。他的学生康多利扎·赖斯也在他影响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后来成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把父亲视为人生导师。她曾说，父亲教会了她“热爱自由和政治”。科贝尔告诉女儿，一个政治家一定要善于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话阐述政策，否则人们不会和他（她）站在一起。奥尔布赖特后来成为这方面的行家，甚至能把外交政策概括为可以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克林顿称赞她“是一位大师，最会与美国人民沟通，传递我们的外交政策”。
奥尔布赖特的这种能力也来自她的学识积淀。在丹佛读中学时，她就创建了一个国际关系俱乐部并任首届主席。高中毕业，她被斯坦福大学等诸多名校录取，但最终选择了给她全额奖学金的卫斯理学院，就读政治科学专业。这所学院是美国著名的“七姐妹”学院之一，校友中有希拉里，还有宋美龄、冰心等中国名人。后来，她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她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捷克总理弗林格，硕士论文论及苏联的外交使团，博士论文论及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新闻媒体作用，可见捷克家庭背景对她有着深远的影响。
负心丈夫让她变得坚强
和父亲一样，奥尔布赖特对新闻充满兴趣。大学时代，她是校报副主编，报道过肯尼迪到校园拉票的活动。在《丹佛邮报》实习时，她遇到了后来成为丈夫的约瑟夫。他的姑妈是《新闻报》老板帕特森，姑父是著名慈善家古根海姆。堕入爱河的奥尔布赖特说：“他就像一位王子，突然降临到我身边。我试一试那双水晶鞋，正合我的脚。”1959年，大学刚毕业的奥尔布赖特迅速嫁给了约瑟夫。
1960年1月，奥尔布赖特随丈夫搬到芝加哥。约瑟夫当了《芝加哥太阳报》记者。奥尔布赖特也想当记者，但因为夫妇俩不能在同一家报社工作的行规，她只能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当图片编辑。夫妇俩生了3个女儿，前两个是双胞胎，早产6周，在医院长时间接受护理。后来，他们搬到纽约长岛，奥尔布赖特在照顾女儿的同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她经常凌晨4时许就起床，家务、学习、工作超负荷运转。她的导师是布热津斯基博士。1977年卡特任总统后，布热津斯基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尔布赖特也在布氏举荐下获得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机会。
奥尔布赖特事业起步时，却没有想到婚姻已在不知不觉中走到尽头。1982年初，当她从波兰调研回到家中，丈夫突然宣布，自己已经另有新欢，要同她离婚。这一晴天霹雳对于已经45岁的奥尔布赖特打击极大。她回忆说，离婚之后的那段时间是她人生中最为沮丧之时，因为她从未一个人生活过。在被问及如何能够坚持下来时，她说：“我有女儿，需要顾家。我最终坚持下来，是因为要让女儿看到，做任何事情应有始有终，我要为孩子做出榜样。” 奥尔布赖特很快学会了独立生活，振作起精神。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她也可能当不了国务卿。她的事业开始加速，1984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费拉罗的外交政策竞选顾问，1988年效力于杜卡基斯的总统竞选活动，并在一个名为“国家政策中心”的智囊团中发挥积极作用。
克林顿看中她的“美式强硬”
也是在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奥尔布赖特结识了年轻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克林顿也记住了这位个子不高但活力十足、有着一个鹰钩鼻、对国际问题特别是东欧事务非常熟悉的女性。
作为秉持自由主义执政理念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有着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其中包括大胆起用女性官员。入主白宫之后，他于1992年12月任命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4年后，连选连任的克林顿又提名她担任国务卿。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1997年1月23日，奥尔布赖特就职。
克林顿时代的美国，是冷战之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显得不可一世。他在外交领域重用奥尔布赖特，当然不仅仅是表明美国“尊重女权”，让她充当“花瓶”，而是看中了她身上那种几乎出于下意识的强硬特质。较之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奥尔布赖特极为鲜明、有时格外夸张地表现出这种“美式强硬”。通观她担任美驻联合国代表和国务卿期间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强硬的对抗，也不乏至今仍存的争议。
奥尔布赖特在任美驻联合国代表期间，对来自埃及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极尽打击、排挤之能事。在卢旺达大屠杀事件中，美国袖手旁观，酿成悲剧后又推卸责任。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说，她公职期间最为悔恨的是美国和国际社会未能更早地制止卢旺达大屠杀。但她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加利。在她的极力反对下，加利最终只当了一任秘书长就悻悻离去。
1996年，奥尔布赖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在伊拉克因受制裁已有超过50万儿童死亡，这一数字比广岛核爆炸死亡人数还多，这一代价是否值得？奥尔布赖特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然而我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此语一出，立即引来巨大争议。
在波黑战争期间，奥尔布赖特力主军事干预。有一次，她为此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发生争执。她厉声说道，“科林，如果我们放着这样一支大军不用，留着又有何用？！”
1997年7月1日，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参加了香港回归中国的活动，但拒绝出席“由中国指定的”特区政府成员宣誓仪式。
不过，奥尔布赖特也有温和的一面。她在联合国工作时，183个成员国中仅有7位女大使。她经常请其他6位女大使吃饭，戏称“7国集团”。她说，作为女外交官，其实也有不少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如果累了，可以化化妆，以掩饰疲惫。而她任国务卿时最大的外交突破当属2000年10月对朝鲜进行的历史性访问。在此访中，她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她也因此成为朝鲜战争以来实现访朝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
退下来后变得从容与自省
身居高位时，确有身不由己之处。从国务卿一职退下来后，奥尔布赖特担任了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主席，从事战略咨询工作。此外，她还在乔治城大学任国际关系教授，并担任外交关系理事会主席。
新的角色，让奥尔布赖特在反思历史时多了一份从容与自省。她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及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认为伊拉克战争可能成为比越南战争更为深重的灾难。2015年在塔夫斯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奥尔布赖特说，如美国继续领导世界，就必须倾听别人的关切。
在中美正式建交前的1978年，奥尔布赖特曾访华。如今，她对中国的发展变化也比较关注。在论及美中关系时，她认为，美国不能单独行事，不能无视中国，要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她还说，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犯了错误。
2008年时，奥尔布赖特就曾全力支持希拉里冲击总统宝座。时过8年，她再次为希拉里助威。她有一句口头禅：“对于那些不帮助别的女人的女人来说，地狱中为她们特别留有一席之地。”
2012年，奥尔布赖特获得奥巴马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回顾一生，她说自己深深认识到，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意义，“如果只是随波逐流，人生注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