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中国崛起的一系列大战略进行系统解读，包括“大国领袖”“大国交往”“大国治理”“大国军队”四个专题。作者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就习近平总书记新政治观和新设计师定位，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需要采取的新战略和新策略，国内治理如何在解决深层次和关键问题上狠下功夫，中国军队如何进行改革、实现强军目标等问题，做出富有探索性、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论断。
　　作者：
　　公方彬，著名学者，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曾任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担任了北京青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等10余所高校的客座教授、顾问。上报中央和军委总部研究报告、内参103份，部分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等著作32部（套），发表《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等理论文章300余篇，著述600余万字。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2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大战略》书摘
　　形成和确立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根本是起于逻辑、规律和当下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同时决定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自己的洞察力与价值判断。习近平上任伊始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保证自己的路径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及其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大国崛起于文明，只有创造引领世界的文明成果，才有可能达成目标。换言之，我们已经不能通过“热战”或“冷战”来达成目标，只能和世界一道探寻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和最佳路径。即使从内政上讲，我们也提出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就意味着以革命理论支撑执政行为，以阶级斗争激发精神力量，都不能采用，只能寻求自我超越，也就是探寻政治文明本质，弄清其中的规定性，并遵循之。
　　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拥有四大基石：“政治规矩、利益共享、传统一脉、合作共赢”。这些都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也正在主导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建设。政治规矩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解决的是党纪国法和政党转型的行为规范，反映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之中。利益共享着眼的是利益分配，映现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反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五大发展理念”之中。传统一脉解决精神归宿和价值系统问题，反映于“中国精神”的基础和来源，及其一再强调的“弘扬民族文化”，尤其是反映在“两个互不否定”之中。合作共赢解决的是国际关系准则，反映在其确立起来的大国外交和共建共享之中。
　　习近平“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是其新政治观进入实践层面的成果。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发展到当下，是收还是放，放什么和怎么放，放的程度和步骤，都需要最高领导人作出决断，并且不是技术层面的决断，而是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决断。从习近平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设计中，我们已经看出，行政权不是收而是放，由于行政权深入到一定层面，则属于体制制度，这就必然影响到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放开”是承认和强化人民群众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也是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本质特征决定的，奠基于政治文明走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思维，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阶段，特别是民众独立思考能力不断增强。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讲话中所强调，不能把人民群众拥有的权力虚化、抽象化，而应当落到实处，“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从理论层面分析问题，“改革放开”则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支持着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指出：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无法承载之时，就会走向灭亡。其逻辑在于，不发展生产力则无法攫取更多利益，而发展生产力必然包含着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由此激发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发展开去便是资产阶级“自掘坟墓”。马克思还以法国国家机器为例分析问题，法国无论共和还是专制，都努力建设一个高效的无孔不入的极度中心化的强大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越强大，意味着管得越多，责任越大，负担越重，社会不满也就越多越集中，发展到矛盾不可调和时，便走向崩溃。
　　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规律，未必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当政府试图包揽一切之时，政权便深入到社会每个细胞，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代价大到社会不可承受时，便走向制度衰亡。因为政府过于强大，意味着纳税人供养更多的政府人员，税负过于沉重，企业就失去发展能力和潜力。当前，西方发展国家制造业的人力成本数倍于中国，然而将税负结合进来，中国企业的成本直逼美国。其实，许多地方时吃饭财政、土地财政，当政府有地可卖的时候矛盾不突出，可一旦无地可卖，现有的大政府必采取加大税负的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当下显然难以为继。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走的是计划经济的道路，膨胀政府职员符合自身逻辑，但我们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如果同时在扩权过程中无度增加政府职员，那么只能弱化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达到一定程度便摧垮自己的权力运行系统。所以，西方国家一直是通过法律来遏制政府权力扩张和资本家的贪欲，因此避免了资本主义沿着马克思的预言发展。所以，我们要避免矛盾尖锐化，也必须遏制政府的权力扩张，走放权的道路，方法论上就是改革放开。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设计与实际做法看，我们显然走的是这样的道路。
　　换个角度或侧重点分析问题。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体制制度与权力运行必然随之变化。往哪里变？无非几种选择：小政府、权力有限政府、权力无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我国处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限政府。我们不会复制西方的制度模式，同时旧模式也行不通，因而只能建构权力有限政府，由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就涉及放权，并且不仅仅只是将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权力下放或交给社会。因为，放权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不可能真正实现权力下放，政府有垄断权力的天然冲动，这也是以往改革走了一个“放权——收权——再放权——再收更多的权”的怪圈的内在原因。一定意义上，因为制度设计、惯性思维与习惯做法，党和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更愿意收权，并且还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加上政治具有主观性色彩，当政治权力可以解构一切的时候，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只有上升到思想方法层面，政府权力运行才会进入良性循环；只有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明确改革放开，才能从深层次解决权力回归本位这一难题。 　　由服务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思想理论突破，本轮政府职能改革，把重点放到简政放权上，其实是社会与实践要求的结果。政府大加倡导的创新创业，其前提一定是放开，捆着手脚是永远都不会真正激发出人民群众创造热情的。借他人的观点可佐证。2015年5月1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针对中国作出评价。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期待她的持续发展。但他们的问题是巨大的，他们缺少我们拥有的很多东西。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我们有公开公正的法律系统。我们有全世界最有效的风险投资系统。我们在创新和科技上引领世界。这些都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演讲时被一个年轻人问道：‘我怎么能像你一样？我怎么能成为你那样的人？’乔布斯作出了著名的回答：‘另类思维。’你不能在一个你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家运用‘另类思维’，你不能在一个你不能挑战权威的国家有‘另类思维’，因为进步只有来源于对权威的挑战。”这段话让我们听来不太舒服，但也引发思考，为什么中国产生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中国存在挥之不去的“钱学森之问”？关键之一是政府管得太多，包括大学怎么思想和思想什么都去管。当一个不懂学术的官员到大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仍然自命不凡，指手画脚，甚至赋予其决定那些思想者的命运之权时，就不能寄希望大学遵循规律，更遑论中国产生更多的原创成果，建设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这要求我们通过改革来放开，让大学依照规律去发展，而不必担心其离经叛道。毕竟我们正在推进依法治国，并且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制定的法。当然，放开不是做甩手掌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优势而复制别人。这里讲的放开，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逐步地有秩序地放开，因而突出强调方法论意义。
　　至此，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由此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而取得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笔者把改革开放视作邓小平的执政方略，却又把改革放开视作习近平的思想路线，其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很简单，这是实践上升为理论的结果，也是时代催生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着不懈探索与尝试，尚未作出完整而又深刻的理论总结，假如过去在“浅水区”摸着石头过河，且行为之有效，那么，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在石头已经摸不到的情况下，不努力解决理论支撑和理论指导问题，必定事半功倍，甚至走弯路。完全可以肯定，由改革开放到改革放开，由执政方略提升为思想路线，就是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