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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刘英纪念集》出版时，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欣然题词：“忠诚的战士，杰出的女性。”——这是对刘英一生真实而鲜明的写照。刘英，原名郑杰，著名的女革命家，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挣脱旧礼教的束缚学文化并投身革命，经历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惊涛骇浪，跋涉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与张闻天同受了17年庐山冤案的煎熬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残酷打击，而她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却始终不变。特别是她和张闻天之间的革命爱情，堪与马克思和燕妮媲美，不离不弃，晶莹圣洁，百世流芳。
不认命的“辣”姑娘
湖南，是盛产“辣妹子”的地方。1905年，刘英就出生在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上。她家原属书香门第，但由于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到她出生后几年，家道已经走下坡路了。她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哥哥们一个个都上学读书了。但中过前清举人的父亲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压根儿没想过让女儿们读书。比她大6岁的姐姐，是一个心气较高的女孩子。在家里请塾师教哥哥们读四书五经时，她也悄悄地跟著学，后来还争取进乡村隐居职业学校文科班读了两年书。令人遗憾的是，她还是被父亲做主许配给了一个地主家的少爷，之后，父亲便不让她再上学了，要她在家“待嫁”。不久，这个少爷患了严重的肺病，把姐姐接过去“冲喜”。不到一年，这个少爷就去世了，可怜的姐姐21岁便成了寡妇。一直抑郁不欢的姐姐，常对刘英诉说不读书的痛苦，鼓励她努力争取读书。姐姐的悲惨命运和发自肺腑的话语深深刻在了刘英的脑海里。
从此，刘英便努力争取上学读书。她先求母亲向父亲说情。父亲一句话就把母亲给噎回去：“女娃儿，读的么子书?再说，家里哪有许多闲钱?”母亲无能为力，只能用“这就是命，女人的命”这样的话来劝慰她。然而，倔犟的刘英却不认命。
机会悄悄来了。她的弟弟到了上学的年龄，学堂离家有二里多路，路上有河塘、粪池，父亲不放心，就让10岁的刘英陪送，叮嘱她看好弟弟。于是，刘英成了“陪读生”。她先后陪两个弟弟读书，十四五岁还在初小泡着。1920年，为躲避兵灾，刘英全家迁到了长沙城内，父亲不让她再当“陪读”了。
刘英却继续抗争。一向支持她读书的母亲，辗转托人打听到一所不收费的学校。名叫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这是一所教授绘画、刺绣等的专门技能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刺绣如果售出还能分到两三元钱。刘英终于上学了。一年后，她瞒着父亲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也不收学费。父亲虽然反对，但在母亲及亲戚们的劝说下，加上当时社会风气已有转变，女孩子上学读书较为普遍，父亲终于点了头，但必须“跑学”(即走读，不缴宿食费)。由于学校较远，家无余钱，刘英常常忍饥挨饿坚持学习。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影响了刘英的成长，所以她的身材比较矮小，但也磨练出了坚韧不拔、不怕艰苦的坚强意志。
在她离高小毕业还差一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徐特立的先生从法国回到长沙，创办了一所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正在招生且不收学费。刘英前去应考，并以第五名的好成绩被录取了。父亲知道刘英脾气倔犟，读书意志坚定，再反对不会有结果；同时也觉得经济上合算：学校不收学费，一年伙食费虽要五六十元，但四年毕业后可以当教员，就能挣钱接济家里生活了。这样，刘英终于跨进了长沙女师这所革命进步的学校。
徐特立是著名的教育家，当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具有深厚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感情十分强烈。他聘请了一批进步青年来校任教，他们大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其中不少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周以栗、陈章甫、罗学瓒、廖锡瑞等。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刘英不仅在文化知识上大有长进，革命觉悟也迅速提高。随着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掀起，刘英很快成了反帝反军阀学生运动的骨干，受到学校秘密党团组织的重视，被吸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英的入党仪式是在长沙一个偏僻的工人区内一座破旧的木板小楼里举行的。一盏昏暗的油灯，映着墙上挂着的一面党旗，显得特别醒目。中共湘区区委委员罗学瓒领着她们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后，罗学瓒发给她一个《入党须知》的小本子，小本子的扉页上写着：“你新的生命，从此开始。”刘英从此开始踏上了新的征途，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壮丽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经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惊涛骇浪
刘英入党以后，就遇上了以五卅运动为契机而带动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在中共湘区区委的组织发动下，长沙成立了“青(岛)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工人、学生、市民群众反帝情绪空前高涨。刘英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她在这个运动中主要做宣传工作，每天带领学生们撒传单、做演讲、喊口号，并因此练成了一副大嗓门。
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刘英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1925年6月，她转为正式党员，10月担任了长沙女师的党支部书记，1926年冬被选送到武昌两湖党校学习，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工作者的道路。1927年1月，她被分配到湖南省总工会当干事，在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领导下开展工作。
正当国共合作共同领导的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发展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军阀和国民党右派争相效仿，举起屠刀，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7年5月21日深夜，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血腥的“马日事变”，袭击了省总工会、省农协和省党校。刘英按照省委和省总工会的布置，领了一个月工资，和几个同志事前隐蔽了起来。来不及撤退的百余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惨遭枪杀。长沙大街上一片血雨腥风、刀光剑影，到处贴满了“铲共委员会”的告示，悬赏通缉“共产党首要”李维汉、夏曦、郭亮、夏明翰等人，城关以及重要的通道也都布满了哨兵。敌人天天在搜捕，天天在杀人。省委领导同志被迫离开湖南，新成立的临时省委也转入地下。
刘英和几个同志在一位群众家里藏了几天后，决心冒险去寻找党组织，继续战斗。在敌人的严密警戒下，要找到党组织，唯一的办法就是“碰”：在大街小巷转，遇到了同志，也许就接上头；碰上敌人，就要被抓、被杀。而女同志找党，又多了一重困難。大革命时期，开明女性大多剪去了长辫子，改梳短发或短辫。反革命政变后，敌人恶毒地传出“巴巴头，万万岁，瓢把鸡婆遭枪毙”这样的话，侮辱剪短发的革命女性。刘英不顾危险，化装成一个学生娃，戴一顶学生帽，盖住短发，壮着胆子到大街小巷去“碰”党组织的人，并迭遇凶险。一次她坐黄包车经过教育会坪。这里原是革命群众集会的地方，现在成了敌人的杀人场。这是个敏感的地区，刘英以为或许能“碰”到党组织。过关卡时，哨兵盘查得特别严。她被拦住了。
哨兵问：“做么子去?”
刘英答：“去舅舅家。母亲病了，让我去找舅舅。”
“为什么不走别的路，偏要从这儿过?”哨兵怀疑地追问。 刘英故作着急地说：“绕远路会耽误时间啊，要是母亲病不重，我还去找舅舅做么子嘛!”
哨兵将信将疑，仔细地打量着她。忽然，手一抬，摘下她头上的帽子。刘英十分紧张，横下一条心，准备被逮捕杀害。没想到，那哨兵只嘲弄地说了句：“噢，又是一个瓢把鸡婆嘛!”就挥手放行了。大概因为她个子矮小，看上去还是个学生娃子。哨兵相信她真的是去找舅舅的。
刘英不顾凶险，天天上街去转。转了几天，终于在一个布店里，“碰”到了地下党组织的人。原来，地下党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冒险寻找失散的同志。刘英在长沙营盘街7号秘密接头地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上级、在省委工作的夏明翰、林蔚、何资深、滕代远、翦去病等领导人，还见到接替李维汉担任省委书记的彭公达。
省委领导人问她：“敌人天天在杀人。怕么?”
刘英回答：“不怕!怕就不来寻找党了。”
领导同志不是随便问的，刘英也不是随便答的。当时，长沙城内白色恐怖严重，已经有一大批同志被杀害了。单是她读书的长沙女师，就已经有十几名学生共产党员牺牲。她认识的一名学生才十六七岁，因“马日事变”后上街贴标语被敌人抓去。敌人要她交待指使者和同伙，她拒不回答。敌人就把她拉出去枪毙。枪毙时，一枪没打中要害，她疼得直喊“妈妈”。她还是个孩子啊!敌人连这样的孩子都要杀害，可见丧心病狂到何等程度！
1927年10月，湖南省委改组，由王一飞任省委书记，刘英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敌人势力强大，不久，王一飞等6位省、市委领导同志被捕，机关被破坏，王一飞等壮烈牺牲，省委宣传部长任卓宣叛变，党组织的活动更加艰難。省委组织部长何资深、秘书长林蔚(已和刘英结为伴侣)决定让刘英扮成学生，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要“头”(派新的省委书记)、要经费。刘英辗转经汉口到达上海后，党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接见了她。她向党中央汇报了湖南的斗争情况，并代表湖南省委请求党中央给湖南派去新的省委书记和拨活动经费。
刘英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由于找不到党组织，只能重新返回上海。一回到上海，便得到丈夫林蔚牺牲的噩耗。
林蔚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后又去了苏联，大约在1926年冬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刘英同他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两年，结为夫妻。结婚仅一个星期，刘英要去上海汇报，林蔚去醴陵县委任书记，临别时以为不久可以重逢，没想到那次分别竞成永诀。1928年3月的一天晚上，林蔚和县委几个人正在城外开会，被敌人发现。他们几个人冲了出来，在田埂上跑，林蔚高度近视，落在后面，被敌人一枪打中了腿，跌倒在水田里。他为了掩护其他同志，对冲上来的敌人说：“你们不必追了，我就是负责的。”林蔚被捕后坚贞不屈。敌人怕被劫狱，很快便将林蔚杀害了。
紧接着，郭亮也在1928年3月被杀害。郭亮在岳阳任特委书记，因叛徒告密被捕。敌人逼他供出同志。他从容答道：“睁开眼睛没有一个共产党，闭起眼睛满眼都是共产党。”敌人知道从他那里得不到口供，急忙用专车把他押到长沙，杀害后还把他的头挂在狮门口城头上示众。
仅仅两三个月，王一飞牺牲了，林蔚牺牲了，郭亮牺牲了……亲人的牺牲，战友的被害，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让刘英悲痛欲绝。然而，刘英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这血海深仇更坚定了她革命到底的决心。她经受住了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惊涛骇浪的严峻考验，锻炼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女革命家。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红色热土上的女战士
1929年春到1932年冬，刘英被中共中央送到莫斯科学习，先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了一年；1930年4月“劳大”解散后，又按党的要求到共产国际办的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了两年；1932年冬毕业回国，1933年6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于是，她来到江西瑞金。
在瑞金这片红色热土上，刘英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因为这里有她的很多熟人。除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外，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是她敬爱的老师，组织局长罗迈(李维汉)是她的老上级，搞无线电的曾三是她在长沙一起搞学生运动的同伴。另外，像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也箅是她的老师，在莫斯科“劳大”都给她讲过课。
毛泽东的名字，她早就听说了，一直没有见过面。她到瑞金以后，有一次在张闻天那里遇上，经介绍才认识。她的老师周以栗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由于这一层关系，毛泽东对她更加爱护和关心。
刘英到瑞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党中央组织局原来要刘英到无线电台当营政委。但刘英牛性活泼，喜欢做群众工作。根据个人要求，组织局分配她到凯丰任书记的少共中央局工作。那里聚集了一批能干的年轻人：张爱萍是少先队负责人；儿童团的负责人陈丕显只有17岁；胡耀邦18岁，后来当了秘书长。刘英去后，先担任巡视员。她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
福建团省委设在长汀，原来的团省委书记冯文彬调到少共国际师当政委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工作一时拿不起来。刘英有群众工作经验，就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很快，发展团员的工作就开展起来，完成了任务。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妇委李坚贞、宣委方方都对她印象很好，要求把她留下来，少共中央局也就任命她为福建团省委书记。
1934年1月，她回瑞金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参加“二苏”大会。会后，留下担任了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毛泽东对她的工作很关心。有一次，刘英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你嘴巴子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寅传部长后，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傳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腔口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呐!”刘英很佩服毛主席会做宣传工作，讲话生动风趣。她记得毛主席在“二苏”大会上作报告，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他就这样动员说：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子18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大家哄堂大笑。
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刘英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并大胆地给学员们上团课，还主编了一本《青年读本》。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有个青年班，还邀请刘英去讲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等。经过锻炼，她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1934年4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节节败退，中央苏区形势严峻。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了当时战斗动员的中心任务。刘英被中央组织局派到于都县去当扩红突击队队长，要求3个月内完成扩红2200名的任务。刘英带领10多名突击队员，星夜赶赴离瑞金180里的于都县。在于都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她深刻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严峻形势，阐明了党中央的决心；相信广大贫雇农分得了土地，会热烈地来当红军，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对区乡干部中有人放弃扩红突击、回家莳田的现象进行了适当批评。会后，扩红突击队员分派到各区乡，在区乡干部配 合下，召开动员大会，分工落实任务，很快在于都全县掀起了一个欢送青年当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
刘英还摸索创造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扩红运动要依靠骨干，干部党员带头，群众就跟上来了。由于1_作得力，在新陂、古田等区，干部带领模范赤少队整排、整连、整营地参加红军。三个月的任务，刘英的扩红突击队只用了一个半月，超额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五十。
6月下旬，刘英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他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英一时莫名其妙。邓小平解释道：“这是项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刘英回到驻地，跟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谈起邓小平的乐观劲。贺昌愤愤不平地说：“你还不知道，小平正倒霉哩!他的中心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被撤了，家都散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了。”刘英说：“看他那模样，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打那以后，刘英从心里开始佩服邓小平。
于都扩红的模范事迹登上了6月21日的《红色中华》报的头版头条。扩红运动总结时，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奖给她们一面光荣旗，上面写着“于都扩红超过二倍半”。每个突击队员还得到军帽、手巾和书等奖品。刘英成了这片红色国土上著名的女战士。
长征中没有被大风吹走的小个子女战士
1986年，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采访刘英时，吃惊地说：这么个风都能吹倒的瘦弱女子竟能走完长征，真是不可思议。
刘英参加长征，既不是跟着行军，更不是坐担架，还担负着重要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原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终被重用，上前方了，经毛泽东提议，中央调刘英任中央队秘书长。中央队每次宿营住下来以后检查纪律，都是她的事。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军事指挥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随中央队一起行军。李德对遵义会议决定不服气，常常借故发作。有一天，刘英去检查纪律，看见李德正在房东家里吃鸡、喝酒，喝得醉醺醺的，酒气冲天。这是纪律所不容许的。刘英走到他面前，批评他。翻译也不在，刘英俄语说得不好，李德中文也听不懂，但意思他是明白的，是一个小个子女红军，批评他这个大个子外国顾问。不知是他的欧洲人的优越感还是大男子主义作祟。要么是一肚子怒气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一下子暴跳如雷，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叽哩咕噜骂起人来。
刘英的“辣妹子”劲一上来，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指责他不该随便动群众的东西，要他老实遵守纪律。
李德一点不买账，竟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两个人怒目对视了一下。刘英转身就走，去报告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听了非常生气，跟刘英一起跑过去，用俄语将李德训斥了一通，语气非常严厉。李德这时一句话也不说，直听王稼祥数落到完。
长征最困難的时候是过草地。进了草地，茫茫一片，不见人炯。开头有吃的东西还好一点，后来没有吃的了。野菜几乎被前面过去的战斗部队摘完了，熬汤的盐也没有，人就没有力气了。如果一不小心，陷到泥沼里就糟了，没有力气爬出来，想救也救不了。刘英同蔡畅走在一起，兩人互相鼓励，相互搀扶，晚上宿营时用两条床单搭个小篷，躲避风雨。两人依偎在一起，觉得暖和一点。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路上，刘英没犯过病，只是过草地的第六天开始泻肚子。泻了两天，她咬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上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渺无人炯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到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时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为艰難的日子。到了班佑，刘英觉得仿佛从死亡的恐怖世界回到了光明的人间。
和张闻天的感情：顺境逆境不离不弃，圣洁无瑕
刘英和张闻天这对夫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相亲相爱，始终不渝。但是，将“同甘共苦”“患難与共”之类的形容词，用到他们身上却不尽合适。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对患難夫妻，遇到的“甘”和“荣”很少，也不同享，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各具特色。刘英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崇高美德，不以夫荣，不计夫累，患難与共，相濡以沫。
1929年刘英到莫斯科“劳大”留学时就认识张闻天。那时张闻天已进了红色教授学院，有时还到“劳大”来讲课，算是刘英的老师。在“劳大”，张闻天和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被并称为“四大教授”。到瑞金后，刘英和张闻天逐渐熟悉起来。她到后不几天，就接到张闻天的一个电话：“尤克娜(刘英留苏时的化名)，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那时从外面到中央苏区的人，组织上都会发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有时晚饭后，张闻天、陈云、小开(潘汉年)在楼下客堂里用方桌拼成的球台上打乒乓球，刘英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在生活和工作中，刘英都很敬爱文雅而质朴的张闻天。长征途中，二占遵义时，张闻天曾主动向她表白：“希望不仅做一般同志……”刘英虽然对张闻天向来怀着一种敬爱的感情，但还没有往“恋爱”两个字上想过。特别是长征开始后，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没有工夫想到“恋爱”问题。于是，她很生硬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但是事实上刘英心里已经不平静了。1935年11月，在陕北瓦窑堡，有了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水到渠成，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成眷属。
那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顶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称他为“开明君主”，并戏称刘英为“娘娘”。但刘英却“不以夫荣”，更不以“娘娘”自居，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后来，张闻天在党的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也“不计夫累”，还是跟以前一样，见人有说有笑，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英“不计夫累”的品德表现得更加突出。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张闻天闯了“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刘英也挨整挨斗，被逼揭发交待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行”。她坚决否认这种无中生有的捏造。在批斗会上，她决不乱说，也从不低头。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对党是忠诚的。有人就说她态度顽固进而说她右倾，后来又说她反党反毛主席，要定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逼她签字。她提笔写了八个字：“组织服从，思想不通。”毛泽东在刘英给他的信上批示：“刘英问题的处理要研究是否应与张闻天有所区别。”但所谓区别不过是没戴“有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而已，实际上她的政治处境与张闻天何尝有丝毫区别。至于刘英自己，不论如何被要求“划清界限”，她都从来没有要同张闻天“区别”开，连想都没有想过。
那场疯狂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刮来时，张闻天在劫難逃。在那段日子里，年近70的张闻天血压高 达200，心绞痛不时发作，却得不到休息和治疗。无论严寒酷暑、风雨冰雪，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里面装着检讨、交待材料)去挤公共汽车，赶往经济所。等待着他的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审问，是戴高帽、挂黑牌，是“喷气式”，是示众、游街……张闻天每次出门，刘英的心都为他悬着，怕他被公共汽车上的人群挤坏，怕他被揪斗致死。天墨黑了，她常常倚门而望，等待着张闻天那颤巍巍的身影。死神确曾几次走到了张闻天的身边……
张闻天在经济所第一天挨斗，就遇到危险。他回到家中，衣服扣子都已全部掉光。他告诉刘英，今天差点回不来了。批斗大会开始不久，他就被推上台，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后来又有不少人被点上台来，挤在一起，热得不堪，一挤一轧，高帽子扣到额下，又闷又热，他觉得胸闷、头眩，天旋地转……终于什么也不觉得了。他被拖到后台，一个女造反派还骂他“装死”。
有一次，外交部造反派半夜里把张闻天抓去，楼上楼下挨个办公室“游斗”。刘英也被揪去陪斗。早晨在食堂喝稀粥时，张闻天见她一动不动，就悄悄对她说：“快喝点，不然要顶不住的。”幸亏听了他的提醒，要不然空着着肚子楼上楼下游斗折磨，大会陪斗，她如何受得了。那天挨斗回来后，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地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的神色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但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了，不由得眼圈都红了。
没完没了的批斗持续了将近两年。1968年5月16日，他们被告知将“监护”在自己的寓所，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了一个小方洞，一个班的武装日夜监视。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审讯处贴满对敌斗争的语录，几个军人轮流审讯，反复逼供，想从张闻天嘴里得到打倒刘少奇的材料。刘英和张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间小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他们碰面。幸亏盥洗室是合用一个，他们还能利用这里通一点声息。
每天早晨天还不亮，他们就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很重，刘英个子小拿不动，常常因没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地而挨骂。大约是张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等刘英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耶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而张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刘英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他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難熬的是夜深人静时，刘英只能从张闻天的咳嗽声中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厉声吆喝中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刘英反而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好久没有动静了，刘英上卫生间时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张闻天告诉她，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作，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张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了同刘英见一次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
他们就这样被分隔拘禁长达523天，阴谋家最终没有从张闻天嘴里挖出他们需要的材料。
1969年10月下旬，他们在被“监护”一年半之后，从单人囚室里放了出来。接着宣布：遣送广东肇庆，限3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
“遣送”就是流放、发配。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张闻天说，既然我们是普通劳动者了，我就叫“张普”吧。刘英想，不管怎么说。两人又生活在一起了，可以互相照应了。
他们被安置在肇庆军分区的一个宿舍区，背靠着牛岗，是几间简陋的平房。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着住所。从“监护”到“遣送”，他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刘英和曾经是一代“明君”的张闻天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6年無人问津的孤寂的“流放”生涯。
肇庆6年，张闻天逐渐变得衰老，但他的心仍然年轻，思想依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求。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在牛岗下那间小屋里，在刘英的精心照料下，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张闻天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思考。他的视力只有零点二，他的手已经微微颤抖，但他仍然不停地读和写。他将旧台历翻过来当卡片，将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当稿纸，竟然写了10万字的文章和笔记。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两篇皇皇大文，就是在肇庆那间小屋里诞生的。
在肇庆6年，两位老人相互搀扶，蹒跚在流放的道途中。刘英担起了全部家务。他们的住地离最近的集镇还有两里泥泞小路。买菜、做饭，是刘英的专职差使。张闻天帮着烧火，灶火烟熏，深度近视眼镜后面泪水不住流淌。张闻天写作批判极左的文章时，刘英站在窗外放哨，遇有看管者走近，就用咳嗽声发出警告。有时她还帮着誊写文稿。刘英深深地了解张闻天，无条件地为张闻天分担磨難，给予张闻天坚定的精神支撑。他们是真正的长相守，长相知！
1975年，张闻天夫妇移居无锡，环境、待遇都有所改善。可是，张闻天年纪大了，身体差了。他虽然还坚持做调查研究，但他的病接连发作，使他的研究工作難以继续。他自知不久于人世，把刘英叫到床前，对她说，我们两人还有三四万元积蓄，死后全部交给党。刘英强忍住一眶泪水，默默点头。张闻天没听到刘英回话，还一定要刘英拿纸过来，写上保证，签上两个人的名字。刘英眼泪夺眶而出，说：“難道你还信不过我吗?”她不是不愿意签字，是舍不得张闻天离开人世，不忍心张闻天有就要离开人世的那种感觉。后来，刘英还是遂了张闻天的心愿，写了字据，两人都签了名。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叫把一切献给党?刘英和张闻天这一对夫妇做了很好的注解。
张闻天逝世以后，作为张闻天的妻子和战友，刘英把张闻天在流放生活中写成的文稿收藏整理，带到北京，交给了她最信任的战友王震，并说：出版张闻天的遗著是她此生唯一的愿望。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诞辰85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英终于完成了她的心愿。在伟大的革命家张闻天重新绽放出的智慧光环里，刘英像一朵火花，将它衬托得更加耀眼明亮。
不认命的“辣”姑娘
湖南，是盛产“辣妹子”的地方。1905年，刘英就出生在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上。她家原属书香门第，但由于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到她出生后几年，家道已经走下坡路了。她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哥哥们一个个都上学读书了。但中过前清举人的父亲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压根儿没想过让女儿们读书。比她大6岁的姐姐，是一个心气较高的女孩子。在家里请塾师教哥哥们读四书五经时，她也悄悄地跟著学，后来还争取进乡村隐居职业学校文科班读了两年书。令人遗憾的是，她还是被父亲做主许配给了一个地主家的少爷，之后，父亲便不让她再上学了，要她在家“待嫁”。不久，这个少爷患了严重的肺病，把姐姐接过去“冲喜”。不到一年，这个少爷就去世了，可怜的姐姐21岁便成了寡妇。一直抑郁不欢的姐姐，常对刘英诉说不读书的痛苦，鼓励她努力争取读书。姐姐的悲惨命运和发自肺腑的话语深深刻在了刘英的脑海里。
从此，刘英便努力争取上学读书。她先求母亲向父亲说情。父亲一句话就把母亲给噎回去：“女娃儿，读的么子书?再说，家里哪有许多闲钱?”母亲无能为力，只能用“这就是命，女人的命”这样的话来劝慰她。然而，倔犟的刘英却不认命。
机会悄悄来了。她的弟弟到了上学的年龄，学堂离家有二里多路，路上有河塘、粪池，父亲不放心，就让10岁的刘英陪送，叮嘱她看好弟弟。于是，刘英成了“陪读生”。她先后陪两个弟弟读书，十四五岁还在初小泡着。1920年，为躲避兵灾，刘英全家迁到了长沙城内，父亲不让她再当“陪读”了。
刘英却继续抗争。一向支持她读书的母亲，辗转托人打听到一所不收费的学校。名叫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这是一所教授绘画、刺绣等的专门技能学校，不但不收学费，刺绣如果售出还能分到两三元钱。刘英终于上学了。一年后，她瞒着父亲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也不收学费。父亲虽然反对，但在母亲及亲戚们的劝说下，加上当时社会风气已有转变，女孩子上学读书较为普遍，父亲终于点了头，但必须“跑学”(即走读，不缴宿食费)。由于学校较远，家无余钱，刘英常常忍饥挨饿坚持学习。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影响了刘英的成长，所以她的身材比较矮小，但也磨练出了坚韧不拔、不怕艰苦的坚强意志。
在她离高小毕业还差一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徐特立的先生从法国回到长沙，创办了一所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正在招生且不收学费。刘英前去应考，并以第五名的好成绩被录取了。父亲知道刘英脾气倔犟，读书意志坚定，再反对不会有结果；同时也觉得经济上合算：学校不收学费，一年伙食费虽要五六十元，但四年毕业后可以当教员，就能挣钱接济家里生活了。这样，刘英终于跨进了长沙女师这所革命进步的学校。
徐特立是著名的教育家，当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具有深厚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感情十分强烈。他聘请了一批进步青年来校任教，他们大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其中不少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周以栗、陈章甫、罗学瓒、廖锡瑞等。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刘英不仅在文化知识上大有长进，革命觉悟也迅速提高。随着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掀起，刘英很快成了反帝反军阀学生运动的骨干，受到学校秘密党团组织的重视，被吸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英的入党仪式是在长沙一个偏僻的工人区内一座破旧的木板小楼里举行的。一盏昏暗的油灯，映着墙上挂着的一面党旗，显得特别醒目。中共湘区区委委员罗学瓒领着她们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后，罗学瓒发给她一个《入党须知》的小本子，小本子的扉页上写着：“你新的生命，从此开始。”刘英从此开始踏上了新的征途，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壮丽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经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惊涛骇浪
刘英入党以后，就遇上了以五卅运动为契机而带动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高潮。在中共湘区区委的组织发动下，长沙成立了“青(岛)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工人、学生、市民群众反帝情绪空前高涨。刘英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她在这个运动中主要做宣传工作，每天带领学生们撒传单、做演讲、喊口号，并因此练成了一副大嗓门。
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刘英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1925年6月，她转为正式党员，10月担任了长沙女师的党支部书记，1926年冬被选送到武昌两湖党校学习，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工作者的道路。1927年1月，她被分配到湖南省总工会当干事，在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领导下开展工作。
正当国共合作共同领导的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发展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军阀和国民党右派争相效仿，举起屠刀，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7年5月21日深夜，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血腥的“马日事变”，袭击了省总工会、省农协和省党校。刘英按照省委和省总工会的布置，领了一个月工资，和几个同志事前隐蔽了起来。来不及撤退的百余名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惨遭枪杀。长沙大街上一片血雨腥风、刀光剑影，到处贴满了“铲共委员会”的告示，悬赏通缉“共产党首要”李维汉、夏曦、郭亮、夏明翰等人，城关以及重要的通道也都布满了哨兵。敌人天天在搜捕，天天在杀人。省委领导同志被迫离开湖南，新成立的临时省委也转入地下。
刘英和几个同志在一位群众家里藏了几天后，决心冒险去寻找党组织，继续战斗。在敌人的严密警戒下，要找到党组织，唯一的办法就是“碰”：在大街小巷转，遇到了同志，也许就接上头；碰上敌人，就要被抓、被杀。而女同志找党，又多了一重困難。大革命时期，开明女性大多剪去了长辫子，改梳短发或短辫。反革命政变后，敌人恶毒地传出“巴巴头，万万岁，瓢把鸡婆遭枪毙”这样的话，侮辱剪短发的革命女性。刘英不顾危险，化装成一个学生娃，戴一顶学生帽，盖住短发，壮着胆子到大街小巷去“碰”党组织的人，并迭遇凶险。一次她坐黄包车经过教育会坪。这里原是革命群众集会的地方，现在成了敌人的杀人场。这是个敏感的地区，刘英以为或许能“碰”到党组织。过关卡时，哨兵盘查得特别严。她被拦住了。
哨兵问：“做么子去?”
刘英答：“去舅舅家。母亲病了，让我去找舅舅。”
“为什么不走别的路，偏要从这儿过?”哨兵怀疑地追问。 刘英故作着急地说：“绕远路会耽误时间啊，要是母亲病不重，我还去找舅舅做么子嘛!”
哨兵将信将疑，仔细地打量着她。忽然，手一抬，摘下她头上的帽子。刘英十分紧张，横下一条心，准备被逮捕杀害。没想到，那哨兵只嘲弄地说了句：“噢，又是一个瓢把鸡婆嘛!”就挥手放行了。大概因为她个子矮小，看上去还是个学生娃子。哨兵相信她真的是去找舅舅的。
刘英不顾凶险，天天上街去转。转了几天，终于在一个布店里，“碰”到了地下党组织的人。原来，地下党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冒险寻找失散的同志。刘英在长沙营盘街7号秘密接头地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上级、在省委工作的夏明翰、林蔚、何资深、滕代远、翦去病等领导人，还见到接替李维汉担任省委书记的彭公达。
省委领导人问她：“敌人天天在杀人。怕么?”
刘英回答：“不怕!怕就不来寻找党了。”
领导同志不是随便问的，刘英也不是随便答的。当时，长沙城内白色恐怖严重，已经有一大批同志被杀害了。单是她读书的长沙女师，就已经有十几名学生共产党员牺牲。她认识的一名学生才十六七岁，因“马日事变”后上街贴标语被敌人抓去。敌人要她交待指使者和同伙，她拒不回答。敌人就把她拉出去枪毙。枪毙时，一枪没打中要害，她疼得直喊“妈妈”。她还是个孩子啊!敌人连这样的孩子都要杀害，可见丧心病狂到何等程度！
1927年10月，湖南省委改组，由王一飞任省委书记，刘英为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敌人势力强大，不久，王一飞等6位省、市委领导同志被捕，机关被破坏，王一飞等壮烈牺牲，省委宣传部长任卓宣叛变，党组织的活动更加艰難。省委组织部长何资深、秘书长林蔚(已和刘英结为伴侣)决定让刘英扮成学生，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要“头”(派新的省委书记)、要经费。刘英辗转经汉口到达上海后，党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接见了她。她向党中央汇报了湖南的斗争情况，并代表湖南省委请求党中央给湖南派去新的省委书记和拨活动经费。
刘英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由于找不到党组织，只能重新返回上海。一回到上海，便得到丈夫林蔚牺牲的噩耗。
林蔚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后又去了苏联，大约在1926年冬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刘英同他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两年，结为夫妻。结婚仅一个星期，刘英要去上海汇报，林蔚去醴陵县委任书记，临别时以为不久可以重逢，没想到那次分别竞成永诀。1928年3月的一天晚上，林蔚和县委几个人正在城外开会，被敌人发现。他们几个人冲了出来，在田埂上跑，林蔚高度近视，落在后面，被敌人一枪打中了腿，跌倒在水田里。他为了掩护其他同志，对冲上来的敌人说：“你们不必追了，我就是负责的。”林蔚被捕后坚贞不屈。敌人怕被劫狱，很快便将林蔚杀害了。
紧接着，郭亮也在1928年3月被杀害。郭亮在岳阳任特委书记，因叛徒告密被捕。敌人逼他供出同志。他从容答道：“睁开眼睛没有一个共产党，闭起眼睛满眼都是共产党。”敌人知道从他那里得不到口供，急忙用专车把他押到长沙，杀害后还把他的头挂在狮门口城头上示众。
仅仅两三个月，王一飞牺牲了，林蔚牺牲了，郭亮牺牲了……亲人的牺牲，战友的被害，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让刘英悲痛欲绝。然而，刘英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这血海深仇更坚定了她革命到底的决心。她经受住了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惊涛骇浪的严峻考验，锻炼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女革命家。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红色热土上的女战士
1929年春到1932年冬，刘英被中共中央送到莫斯科学习，先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了一年；1930年4月“劳大”解散后，又按党的要求到共产国际办的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了两年；1932年冬毕业回国，1933年6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于是，她来到江西瑞金。
在瑞金这片红色热土上，刘英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因为这里有她的很多熟人。除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外，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是她敬爱的老师，组织局长罗迈(李维汉)是她的老上级，搞无线电的曾三是她在长沙一起搞学生运动的同伴。另外，像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也箅是她的老师，在莫斯科“劳大”都给她讲过课。
毛泽东的名字，她早就听说了，一直没有见过面。她到瑞金以后，有一次在张闻天那里遇上，经介绍才认识。她的老师周以栗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由于这一层关系，毛泽东对她更加爱护和关心。
刘英到瑞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党中央组织局原来要刘英到无线电台当营政委。但刘英牛性活泼，喜欢做群众工作。根据个人要求，组织局分配她到凯丰任书记的少共中央局工作。那里聚集了一批能干的年轻人：张爱萍是少先队负责人；儿童团的负责人陈丕显只有17岁；胡耀邦18岁，后来当了秘书长。刘英去后，先担任巡视员。她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
福建团省委设在长汀，原来的团省委书记冯文彬调到少共国际师当政委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工作一时拿不起来。刘英有群众工作经验，就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很快，发展团员的工作就开展起来，完成了任务。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妇委李坚贞、宣委方方都对她印象很好，要求把她留下来，少共中央局也就任命她为福建团省委书记。
1934年1月，她回瑞金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参加“二苏”大会。会后，留下担任了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毛泽东对她的工作很关心。有一次，刘英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你嘴巴子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寅传部长后，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傳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腔口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呐!”刘英很佩服毛主席会做宣传工作，讲话生动风趣。她记得毛主席在“二苏”大会上作报告，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他就这样动员说：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子18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大家哄堂大笑。
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刘英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并大胆地给学员们上团课，还主编了一本《青年读本》。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有个青年班，还邀请刘英去讲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等。经过锻炼，她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1934年4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节节败退，中央苏区形势严峻。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了当时战斗动员的中心任务。刘英被中央组织局派到于都县去当扩红突击队队长，要求3个月内完成扩红2200名的任务。刘英带领10多名突击队员，星夜赶赴离瑞金180里的于都县。在于都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她深刻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严峻形势，阐明了党中央的决心；相信广大贫雇农分得了土地，会热烈地来当红军，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对区乡干部中有人放弃扩红突击、回家莳田的现象进行了适当批评。会后，扩红突击队员分派到各区乡，在区乡干部配 合下，召开动员大会，分工落实任务，很快在于都全县掀起了一个欢送青年当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
刘英还摸索创造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扩红运动要依靠骨干，干部党员带头，群众就跟上来了。由于1_作得力，在新陂、古田等区，干部带领模范赤少队整排、整连、整营地参加红军。三个月的任务，刘英的扩红突击队只用了一个半月，超额完成任务百分之一百五十。
6月下旬，刘英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他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英一时莫名其妙。邓小平解释道：“这是项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刘英回到驻地，跟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谈起邓小平的乐观劲。贺昌愤愤不平地说：“你还不知道，小平正倒霉哩!他的中心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被撤了，家都散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了。”刘英说：“看他那模样，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打那以后，刘英从心里开始佩服邓小平。
于都扩红的模范事迹登上了6月21日的《红色中华》报的头版头条。扩红运动总结时，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奖给她们一面光荣旗，上面写着“于都扩红超过二倍半”。每个突击队员还得到军帽、手巾和书等奖品。刘英成了这片红色国土上著名的女战士。
长征中没有被大风吹走的小个子女战士
1986年，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采访刘英时，吃惊地说：这么个风都能吹倒的瘦弱女子竟能走完长征，真是不可思议。
刘英参加长征，既不是跟着行军，更不是坐担架，还担负着重要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原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终被重用，上前方了，经毛泽东提议，中央调刘英任中央队秘书长。中央队每次宿营住下来以后检查纪律，都是她的事。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军事指挥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随中央队一起行军。李德对遵义会议决定不服气，常常借故发作。有一天，刘英去检查纪律，看见李德正在房东家里吃鸡、喝酒，喝得醉醺醺的，酒气冲天。这是纪律所不容许的。刘英走到他面前，批评他。翻译也不在，刘英俄语说得不好，李德中文也听不懂，但意思他是明白的，是一个小个子女红军，批评他这个大个子外国顾问。不知是他的欧洲人的优越感还是大男子主义作祟。要么是一肚子怒气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一下子暴跳如雷，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叽哩咕噜骂起人来。
刘英的“辣妹子”劲一上来，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指责他不该随便动群众的东西，要他老实遵守纪律。
李德一点不买账，竟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两个人怒目对视了一下。刘英转身就走，去报告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听了非常生气，跟刘英一起跑过去，用俄语将李德训斥了一通，语气非常严厉。李德这时一句话也不说，直听王稼祥数落到完。
长征最困難的时候是过草地。进了草地，茫茫一片，不见人炯。开头有吃的东西还好一点，后来没有吃的了。野菜几乎被前面过去的战斗部队摘完了，熬汤的盐也没有，人就没有力气了。如果一不小心，陷到泥沼里就糟了，没有力气爬出来，想救也救不了。刘英同蔡畅走在一起，兩人互相鼓励，相互搀扶，晚上宿营时用两条床单搭个小篷，躲避风雨。两人依偎在一起，觉得暖和一点。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路上，刘英没犯过病，只是过草地的第六天开始泻肚子。泻了两天，她咬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上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渺无人炯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到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时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为艰難的日子。到了班佑，刘英觉得仿佛从死亡的恐怖世界回到了光明的人间。
和张闻天的感情：顺境逆境不离不弃，圣洁无瑕
刘英和张闻天这对夫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相亲相爱，始终不渝。但是，将“同甘共苦”“患難与共”之类的形容词，用到他们身上却不尽合适。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对患難夫妻，遇到的“甘”和“荣”很少，也不同享，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各具特色。刘英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崇高美德，不以夫荣，不计夫累，患難与共，相濡以沫。
1929年刘英到莫斯科“劳大”留学时就认识张闻天。那时张闻天已进了红色教授学院，有时还到“劳大”来讲课，算是刘英的老师。在“劳大”，张闻天和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被并称为“四大教授”。到瑞金后，刘英和张闻天逐渐熟悉起来。她到后不几天，就接到张闻天的一个电话：“尤克娜(刘英留苏时的化名)，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那时从外面到中央苏区的人，组织上都会发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有时晚饭后，张闻天、陈云、小开(潘汉年)在楼下客堂里用方桌拼成的球台上打乒乓球，刘英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在生活和工作中，刘英都很敬爱文雅而质朴的张闻天。长征途中，二占遵义时，张闻天曾主动向她表白：“希望不仅做一般同志……”刘英虽然对张闻天向来怀着一种敬爱的感情，但还没有往“恋爱”两个字上想过。特别是长征开始后，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没有工夫想到“恋爱”问题。于是，她很生硬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但是事实上刘英心里已经不平静了。1935年11月，在陕北瓦窑堡，有了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水到渠成，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成眷属。
那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顶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称他为“开明君主”，并戏称刘英为“娘娘”。但刘英却“不以夫荣”，更不以“娘娘”自居，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后来，张闻天在党的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也“不计夫累”，还是跟以前一样，见人有说有笑，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英“不计夫累”的品德表现得更加突出。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张闻天闯了“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刘英也挨整挨斗，被逼揭发交待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行”。她坚决否认这种无中生有的捏造。在批斗会上，她决不乱说，也从不低头。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对党是忠诚的。有人就说她态度顽固进而说她右倾，后来又说她反党反毛主席，要定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逼她签字。她提笔写了八个字：“组织服从，思想不通。”毛泽东在刘英给他的信上批示：“刘英问题的处理要研究是否应与张闻天有所区别。”但所谓区别不过是没戴“有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而已，实际上她的政治处境与张闻天何尝有丝毫区别。至于刘英自己，不论如何被要求“划清界限”，她都从来没有要同张闻天“区别”开，连想都没有想过。
那场疯狂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刮来时，张闻天在劫難逃。在那段日子里，年近70的张闻天血压高 达200，心绞痛不时发作，却得不到休息和治疗。无论严寒酷暑、风雨冰雪，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里面装着检讨、交待材料)去挤公共汽车，赶往经济所。等待着他的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审问，是戴高帽、挂黑牌，是“喷气式”，是示众、游街……张闻天每次出门，刘英的心都为他悬着，怕他被公共汽车上的人群挤坏，怕他被揪斗致死。天墨黑了，她常常倚门而望，等待着张闻天那颤巍巍的身影。死神确曾几次走到了张闻天的身边……
张闻天在经济所第一天挨斗，就遇到危险。他回到家中，衣服扣子都已全部掉光。他告诉刘英，今天差点回不来了。批斗大会开始不久，他就被推上台，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后来又有不少人被点上台来，挤在一起，热得不堪，一挤一轧，高帽子扣到额下，又闷又热，他觉得胸闷、头眩，天旋地转……终于什么也不觉得了。他被拖到后台，一个女造反派还骂他“装死”。
有一次，外交部造反派半夜里把张闻天抓去，楼上楼下挨个办公室“游斗”。刘英也被揪去陪斗。早晨在食堂喝稀粥时，张闻天见她一动不动，就悄悄对她说：“快喝点，不然要顶不住的。”幸亏听了他的提醒，要不然空着着肚子楼上楼下游斗折磨，大会陪斗，她如何受得了。那天挨斗回来后，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问她：“顶得住吗?”刘英宽慰地说：“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张闻天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的神色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但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了，不由得眼圈都红了。
没完没了的批斗持续了将近两年。1968年5月16日，他们被告知将“监护”在自己的寓所，分别关在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屋子里，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了一个小方洞，一个班的武装日夜监视。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审讯处贴满对敌斗争的语录，几个军人轮流审讯，反复逼供，想从张闻天嘴里得到打倒刘少奇的材料。刘英和张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间小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他们碰面。幸亏盥洗室是合用一个，他们还能利用这里通一点声息。
每天早晨天还不亮，他们就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很重，刘英个子小拿不动，常常因没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地而挨骂。大约是张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等刘英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耶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而张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刘英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他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難熬的是夜深人静时，刘英只能从张闻天的咳嗽声中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厉声吆喝中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刘英反而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好久没有动静了，刘英上卫生间时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张闻天告诉她，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作，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张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了同刘英见一次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
他们就这样被分隔拘禁长达523天，阴谋家最终没有从张闻天嘴里挖出他们需要的材料。
1969年10月下旬，他们在被“监护”一年半之后，从单人囚室里放了出来。接着宣布：遣送广东肇庆，限3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
“遣送”就是流放、发配。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张闻天说，既然我们是普通劳动者了，我就叫“张普”吧。刘英想，不管怎么说。两人又生活在一起了，可以互相照应了。
他们被安置在肇庆军分区的一个宿舍区，背靠着牛岗，是几间简陋的平房。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着住所。从“监护”到“遣送”，他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刘英和曾经是一代“明君”的张闻天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6年無人问津的孤寂的“流放”生涯。
肇庆6年，张闻天逐渐变得衰老，但他的心仍然年轻，思想依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求。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在牛岗下那间小屋里，在刘英的精心照料下，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张闻天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思考。他的视力只有零点二，他的手已经微微颤抖，但他仍然不停地读和写。他将旧台历翻过来当卡片，将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当稿纸，竟然写了10万字的文章和笔记。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两篇皇皇大文，就是在肇庆那间小屋里诞生的。
在肇庆6年，两位老人相互搀扶，蹒跚在流放的道途中。刘英担起了全部家务。他们的住地离最近的集镇还有两里泥泞小路。买菜、做饭，是刘英的专职差使。张闻天帮着烧火，灶火烟熏，深度近视眼镜后面泪水不住流淌。张闻天写作批判极左的文章时，刘英站在窗外放哨，遇有看管者走近，就用咳嗽声发出警告。有时她还帮着誊写文稿。刘英深深地了解张闻天，无条件地为张闻天分担磨難，给予张闻天坚定的精神支撑。他们是真正的长相守，长相知！
1975年，张闻天夫妇移居无锡，环境、待遇都有所改善。可是，张闻天年纪大了，身体差了。他虽然还坚持做调查研究，但他的病接连发作，使他的研究工作難以继续。他自知不久于人世，把刘英叫到床前，对她说，我们两人还有三四万元积蓄，死后全部交给党。刘英强忍住一眶泪水，默默点头。张闻天没听到刘英回话，还一定要刘英拿纸过来，写上保证，签上两个人的名字。刘英眼泪夺眶而出，说：“難道你还信不过我吗?”她不是不愿意签字，是舍不得张闻天离开人世，不忍心张闻天有就要离开人世的那种感觉。后来，刘英还是遂了张闻天的心愿，写了字据，两人都签了名。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叫把一切献给党?刘英和张闻天这一对夫妇做了很好的注解。
张闻天逝世以后，作为张闻天的妻子和战友，刘英把张闻天在流放生活中写成的文稿收藏整理，带到北京，交给了她最信任的战友王震，并说：出版张闻天的遗著是她此生唯一的愿望。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诞辰85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英终于完成了她的心愿。在伟大的革命家张闻天重新绽放出的智慧光环里，刘英像一朵火花，将它衬托得更加耀眼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