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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形记》这个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卡夫卡成功地刻画了一只甲虫的形象：小市民萨姆沙一家年轻的儿子格里高尔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硕大的甲虫。他知道自己是格里高尔，正在一家服装公司做旅行推销员;他要带着衣料样品去赶清晨五点钟那班火车，可眼下力不从心。常年在外奔走、不停地倒换火车、恶劣的饮食弄得他心力交瘁，以至终于发生了这可悲的一幕。他一边艰难地适应着身体的突如其来的改变，一边仍在盼望出现转机。下一班火车七点钟发车，如果他能赶上这班车，一切就都还可以挽回。
格里高尔希望这只是他头脑里出现的幻觉，天光昏暗，雨点在不住地敲打窗上的铁皮，这样的天气是很容易让人心情抑郁的。格里高尔希望他所面临的情况不过是由于精神不佳造成的暂时性的假象，或者如感冒、头痛一类谁都可能遇到的常见病。
然而，现实如钢铁一般冷酷、坚硬，格里高尔的所有美好的理想一次次在这冷酷、坚硬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柜子上时钟的指针在坚定不移地向前移动着，时间已过了六点半钟，甚至马上就要到六点三刻了，而他的身体没有出现一丝一毫的转机。恰在此时，公司的秘书主任也登门了。公司眼下正好委托格里高尔收取一笔现款，老板得知他这天并未准时出现在火车站，遂顿生疑窦，专门派秘书主任来萨姆沙家一探究竟。在父母亲、妹妹葛蕾特和秘书主任的一再督促下，已蜕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万般无奈，竭尽全力用嘴咬开门把手，把自己展现在了家人和秘书主任面前。于是，真相大白，这个宁静、小康的中产之家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这只甲虫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它太鲜明、太突兀，它占据着萨姆沙一家中心的位置;而且情况似乎还不仅如此，它仿佛从书页里爬出来，闯进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现实人生。我相信，每一个初读这个短篇的人都不能不被这个丑陋的形象所震撼。它深深唤起了我们这一时代的恐惧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我没有了，我作为人的特质完全被褫夺了，我蜕变成了一只丑陋无知的蠢物。
卡夫卡的这个容量不大的短篇小说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不久之后即在世界范围内显现了出来，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证便是拉丁美洲天才的魔幻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现。马尔克斯曾明言：少年时代，一次在阁楼上讀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使他茅塞顿开，不禁激动得尖叫起来：“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是的，这个短篇所包含的深刻的意蕴以及它在写作手法上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强烈地震撼了我们的时代。毫无疑问，这只甲虫已在20世纪人类历史的坐标上深深打下了自己鲜明的烙印。
可这只甲虫究竟是打哪儿来的呢？甲虫仅仅是主人公格里高尔或萨姆沙一家人的梦魇，抑或是在相当程度上写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这个变形的梦魇是在1912年11月前后一段时间开始出现在作者的意念中的。卡夫卡在17日写给未婚妻菲莉斯的信里首先提到这个故事：“一部在床上苦恼时想到的并使我内心感到压抑的简短故事。”从12月6～7日写给菲莉斯的信里我们得知，这个沉重地压在卡夫卡心上的令人伤痛的短篇作品已大致完成：“哭吧，亲爱的，哭吧，现在是哭的时候！我的小故事中的主人公不久前刚死去。” 有许多研究者已经嗅到小说主人公的姓氏萨姆沙与卡夫卡本人之间的联系，并发现萨姆沙与卡夫卡这一姓氏中S和K的位置相同。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 《变形记》等同于作者的自白，但你完全可以认定，创作这只甲虫，其最初的动机便是作家的自况。一次在散步中，卡夫卡的追随者、年轻的古斯塔夫·雅诺施与作者谈起这只奇异的甲虫，卡夫卡承认，这篇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披露，他本人也由于这种披露而深感不安，“难道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是体面的、明智的？”
从以上引证的材料，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卡夫卡酝酿、创作这部短篇小说的前后情况，并准确地寻绎出甲虫与作家本人对现实人生的失望、痛切的感受之间的紧密相关性。然而，倘若甲虫所蕴含的意义仅此而已，倘若卡夫卡仅仅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一段人生经历的有限感受，那么这一形象便不能上升到普遍与一般，这个非凡的甲虫的形象所具有的时代的、艺术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事实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卡夫卡用这一形象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恐惧。
我们知道，卡夫卡生长于19、20世纪之交奥匈帝国时代的布拉格，而近现代以来德语文学和思想的优良传统给了卡夫卡丰厚的滋养。克尔凯郭尔对于现代人存在状态的深刻忧虑，德国表现主义思潮在文学、艺术界的兴起，无一不在卡夫卡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可以说，甲虫这一形象的出现正好契合了当时德语文学与思想语境下的时代特征，或者说，卡夫卡以其高超、卓越的文学手段生动地表达了哲学家在思辨中所讨论的形而上问题：甲虫的形象不是别的，而是19、20世纪之交这一代哲学、文化先驱们的精神探索的外化。
与卡夫卡同时而略晚，欧洲思想界又出现了一批存在主义和荒诞派哲学家、作家，如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他们将人的存在当作首要问题来思考，“恐惧”、“战栗”、“烦”、“畏”等词语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一望而知，这不是词语或观念的简单的巧合;如果说萨姆沙正是人类跨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梦魇，也许并非无稽之谈。
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
格里高尔希望这只是他头脑里出现的幻觉，天光昏暗，雨点在不住地敲打窗上的铁皮，这样的天气是很容易让人心情抑郁的。格里高尔希望他所面临的情况不过是由于精神不佳造成的暂时性的假象，或者如感冒、头痛一类谁都可能遇到的常见病。
然而，现实如钢铁一般冷酷、坚硬，格里高尔的所有美好的理想一次次在这冷酷、坚硬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柜子上时钟的指针在坚定不移地向前移动着，时间已过了六点半钟，甚至马上就要到六点三刻了，而他的身体没有出现一丝一毫的转机。恰在此时，公司的秘书主任也登门了。公司眼下正好委托格里高尔收取一笔现款，老板得知他这天并未准时出现在火车站，遂顿生疑窦，专门派秘书主任来萨姆沙家一探究竟。在父母亲、妹妹葛蕾特和秘书主任的一再督促下，已蜕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万般无奈，竭尽全力用嘴咬开门把手，把自己展现在了家人和秘书主任面前。于是，真相大白，这个宁静、小康的中产之家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这只甲虫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它太鲜明、太突兀，它占据着萨姆沙一家中心的位置;而且情况似乎还不仅如此，它仿佛从书页里爬出来，闯进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现实人生。我相信，每一个初读这个短篇的人都不能不被这个丑陋的形象所震撼。它深深唤起了我们这一时代的恐惧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我没有了，我作为人的特质完全被褫夺了，我蜕变成了一只丑陋无知的蠢物。
卡夫卡的这个容量不大的短篇小说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不久之后即在世界范围内显现了出来，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证便是拉丁美洲天才的魔幻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现。马尔克斯曾明言：少年时代，一次在阁楼上讀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使他茅塞顿开，不禁激动得尖叫起来：“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是的，这个短篇所包含的深刻的意蕴以及它在写作手法上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强烈地震撼了我们的时代。毫无疑问，这只甲虫已在20世纪人类历史的坐标上深深打下了自己鲜明的烙印。
可这只甲虫究竟是打哪儿来的呢？甲虫仅仅是主人公格里高尔或萨姆沙一家人的梦魇，抑或是在相当程度上写出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这个变形的梦魇是在1912年11月前后一段时间开始出现在作者的意念中的。卡夫卡在17日写给未婚妻菲莉斯的信里首先提到这个故事：“一部在床上苦恼时想到的并使我内心感到压抑的简短故事。”从12月6～7日写给菲莉斯的信里我们得知，这个沉重地压在卡夫卡心上的令人伤痛的短篇作品已大致完成：“哭吧，亲爱的，哭吧，现在是哭的时候！我的小故事中的主人公不久前刚死去。” 有许多研究者已经嗅到小说主人公的姓氏萨姆沙与卡夫卡本人之间的联系，并发现萨姆沙与卡夫卡这一姓氏中S和K的位置相同。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 《变形记》等同于作者的自白，但你完全可以认定，创作这只甲虫，其最初的动机便是作家的自况。一次在散步中，卡夫卡的追随者、年轻的古斯塔夫·雅诺施与作者谈起这只奇异的甲虫，卡夫卡承认，这篇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披露，他本人也由于这种披露而深感不安，“难道谈论自己家里的臭虫是体面的、明智的？”
从以上引证的材料，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卡夫卡酝酿、创作这部短篇小说的前后情况，并准确地寻绎出甲虫与作家本人对现实人生的失望、痛切的感受之间的紧密相关性。然而，倘若甲虫所蕴含的意义仅此而已，倘若卡夫卡仅仅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一段人生经历的有限感受，那么这一形象便不能上升到普遍与一般，这个非凡的甲虫的形象所具有的时代的、艺术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事实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卡夫卡用这一形象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恐惧。
我们知道，卡夫卡生长于19、20世纪之交奥匈帝国时代的布拉格，而近现代以来德语文学和思想的优良传统给了卡夫卡丰厚的滋养。克尔凯郭尔对于现代人存在状态的深刻忧虑，德国表现主义思潮在文学、艺术界的兴起，无一不在卡夫卡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可以说，甲虫这一形象的出现正好契合了当时德语文学与思想语境下的时代特征，或者说，卡夫卡以其高超、卓越的文学手段生动地表达了哲学家在思辨中所讨论的形而上问题：甲虫的形象不是别的，而是19、20世纪之交这一代哲学、文化先驱们的精神探索的外化。
与卡夫卡同时而略晚，欧洲思想界又出现了一批存在主义和荒诞派哲学家、作家，如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他们将人的存在当作首要问题来思考，“恐惧”、“战栗”、“烦”、“畏”等词语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一望而知，这不是词语或观念的简单的巧合;如果说萨姆沙正是人类跨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个梦魇，也许并非无稽之谈。
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