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跑全球的“江南道路”为何输给“英格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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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创业元老曾提醒过王安,但王安却说:他是我儿子,我信任他。最终,王安电脑没能逃出“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所谓江南道路,“就是以江南为代表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 ”(据唐文基先生语)。众所周知,16至18世纪中国曾爆发一场商业革命,其中心地带长三角、珠三角的富裕程度甚至远超同时期英格兰。
  
  可从三点来看“江南道路”的成就:
  首先,据麦迪森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GDP所占全球GDP比重从23. 1 %提高到32.4%,年均增长达0.85%,而整个欧洲仅从23.3%提升至26.6%,年均增长仅为0.21%。(此说尚有争议)
  其次,据黄启臣先生研究,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全国海外贸易总值约为100万两,到乾隆十年(1745年)时,粤、闽、江、浙四港贸易总值已高达3657万两还多,而整个南宋时期海外贸易总值不过500万两。
  其三,16至18世纪中国农村集市密度极高,珠三角每集交易半径仅3公里。清初江苏59个州县竟有1112个集市,每县平均18.8个以上。
  从交易数量、服务多样性、发展速度等指标看,“江南道路”均长期领跑,可奇怪的是,“江南道路”并未将中国带入现代化,反倒是“英格兰模式”后发先至。
  这是“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破坏的结果?还是专制主义重压下的产物?抑或是被能源危机拖了后腿?学界对此莫衷一是,而在《信任》一书中,福山给出了独特的解释。
  福山发现,虽然华人企业充满活力,但企业规模明显偏小,不仅在内地如此,在海外也如此。比如台湾68%的企业是小型企业,剩下的23%为雇员不足50人的中型企业,台湾公司平均规模只有韩国的一半;再比如香港,平均每家公司雇员仅有18.4人;在菲律宾,华人公司的资产是非华人公司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华人企业规模小?这与华人的文化习惯相关——华人只愿对家庭成员承担更多责任,而对于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人,则既不担责,也不信任。这是因为,在产权得不到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权力只负责掠夺却不承担任何义务,个体只能更充分地依靠家庭,才有可能获取成功。于是,个体与家庭被牢牢地锁定在一起。
  在华人企业,“外人”很难成为高管,以当年名噪一时的王安电脑公司为例,全公司2000员工中, 136人直接向王安汇报,一旦这位超级管理者退休,由他经验相对匮乏的儿子接班,则公司迅速衰败。许多创业元老曾提醒过王安,但王安却说:他是我儿子,我信任他。最终,王安电脑没能逃出“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显然,华人企业遭遇了难以逾越的升级瓶颈,而造成这一瓶颈的是文化。这恰好说明:商业本身无法将人们带入现代化,相反,是先有拥有现代观念的人,才能将商业的价值充分释放了出来。可见,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必先有适应它的文化基础,没有这个基础,GDP再高,经济再繁荣,都会成为镜花水月。
  那么,这个文化基础究竟是什么呢?福山认为,那就是社会自组织。
  一个社会有了丰富的自组织,信任才可能产生,交易成本才会大大下降,商业才可能顺利运转。正如美国人所说:不论信仰什么,人总要信点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信,我拿什么保证你将来会付账呢?从没有人规定餐后必须付小费,可绝大多数美国消费者依然会遵守这一传统。
  好社会源于好习惯,这习惯让我们彼此成为一体,通过自组织,普通人获得了最基础的公民教育,这个自组织可能只是篮球队、读书俱乐部、妈妈交流群或唱诗班,可正是在这些不起眼的交流中,孕育了大型商业组织的运作规则。
  不否认,美国企业初期也多是家族企业,但三代之内,企业经营权基本会转到专业的经理人手中,这个道理,和在一支篮球队中你要把球交给最能得分的那个人一样简单,不必管他是不是你亲戚。
  重视普遍规则,所以才有大企业,才会产生规模效益,只讲小团体利益,就会落入“非道德家族主义”的窠臼中,乍一看,每个人都是龙,可放在一起,却拼成了一条虫,最终在互相倾轧、互相伤害中,陷入共同的悲剧命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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