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家是一座带围墙的小院，里面有座二层小楼。整个小院裹在绿色里，种满了冬青和树木，廊子里还挂了两排红灯笼。袁隆平的秘书杨耀松给《环球人物》记者指了指，袁老的卧室就在小楼的二层。住在二层，对袁老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来到窗户旁边就能看到心爱的试验田，甚至躺在床上侧个身子就能看到”。是的，袁隆平的试验田跟他的家之间，连围墙都没有，只一道矮矮的铁栅栏。
　　每天清晨就会有这样一幕，还没吃早饭的袁隆平出门来到田边，看一看、望一望、查一查……只在田边上看，不能再下到田里，因为他现在的身体不如从前，水稻田是软的，“一脚踩下去，起不来的”。

得知获得“共和国勋章”时，他正在试验田里

　　今年8月份，袁隆平过了90岁生日。他现在走路有些缓慢，家距离办公室有几百米，以前常常走路上下班，但是现在需要车把他接过去。他的听力也不像以前，“年纪大了，耳朵不灵了 ”，但他不愿戴助听器，“不管用，主要是分辨率不高，（我）声音听得到”。他凑近了仔细听别人的提问，回答时不由得放大音量。因为呼吸系统有些问题，他戒掉抽了六七十年的烟……但身体的一切变化，都不能改变一点，他要继续上班。
　　袁隆平的办公室有张巨大的办公桌，上面摞着整整九摞书，这些都是他平常要用的。桌上放着眼镜、放大镜，“眼镜不行就用放大镜”，光放大镜就有3个不同型号的。他的办公室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纪念品：美国科学院院士的证书、“世界粮食奖”颁奖现场的照片……其中巴基斯坦送的画像上还注了一行英文——The man who puts an end to hungry，即“饥饿终结者”。
　　长沙的夏季气温高、水汽大，水稻田里蒸腾出热气，让人感到憋闷。就是这样的天气，袁隆平也会在中午去试验田转转。得知自己获得“共和国勋章”时，袁隆平正在试验田里查看第三代杂交水稻生长情况，12亩试验田正处于对花时期，这是关键阶段。
　　采访期间，《环球人物》记者见他穿着黑鞋、黑裤、条纹衫来到田边，略有些蹒跚，但精神尚好。他认认真真地听田间技术人员的反馈，不时点头，不时询问。一会儿，他的家人朋友也都跟了出来，有人拍了一只落在他身上的蚊子。等袁隆平跟工作人员交流完工作，转过头，故意提高嗓门，喊了一句“是谁打了我？！”大家都被他逗笑了。
　　袁隆平的学生邓启云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他永远保持着年轻心态，现在很多事情，他还是很想要身体力行地参加。其实到了这个年龄，做一些指导，口头上说说就可以，但他不是。”

　　2004年，很多科学家到海南岛去参加一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相关会议。74岁的袁隆平也在其中。会上，科技部有位处长说，以后像袁院士这样的老科学家慢慢地退出一线了，可以主要培养年轻人，为他们做一些顾问和指导。“袁老当时就站起来说：‘我不是裁判员，我是运动员！’”邓启云回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但随即哈哈笑了起来。现在又过去了十几年，袁隆平还是这样的心态，要做“运动员”。

因为他，长沙是杂交水稻的“麦加圣地”

　　袁隆平是很多个第一的获得者。1973年，他和团队研究成功三系杂交稻。此前，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专家也搞过同类研究，但搞了两年就放弃了。当时国际上给出这样的评论：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这个所谓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1981年，他的籼型水稻研制成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这是我国第一项特等发明奖授予农业方面的发明。
　　《湖南日报》原科教部主任谭毅挺曾多次采访袁隆平，两人因此也成了朋友。他觉得袁隆平非常“低调”，“我第一次见他，他不摆架子，很热情、很坦然，动不动就哈哈哈笑起来”。
　　1982年秋，袁隆平参加第二次国际马尼拉水稻研究所的会议。会议期间，他跟谭毅挺通过一个电话，谭毅挺写了一则短消息报道此事。后来，谭毅挺应《大自然》杂志社的邀请，写一篇有关袁隆平的文章。谭毅挺记得那是快过年了，两人聊着聊着，袁隆平用重庆话讲了这样一句，“我们在国际水稻所就有位儿了，他们说我是‘杂交水稻之父’” 。谭毅挺赶忙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袁隆平讲了那次会议的状况，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称他是“the father of Hybird Rice”。紧接着，他又谦虚：“不不不，哪有这样的事咯！”
　　凭着职业敏感，谭毅挺认真地说：“袁老师，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我的文章虽然写的是你，但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杂交水稻之父’不是中国人封的，是国际水稻所的专家公认的，是不是？”“‘啪’，我就把这个消息给捅出去了！”谭毅挺对《环球人物》记者笑说。
　　1986年9月，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谭毅挺参与报道此事。他记得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博士致辞时说：“中国有一句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我们搞杂交水稻的人来说，‘上有天堂下有长沙’，为什么？这里是我们杂交水稻的‘麦加圣地’。”萨乌马博士接着说，“搞杂交水稻的科技人员，如果你没有见过袁隆平博士，那你的杂交水稻研究还没有起步。”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辛业芸觉得袁隆平的特点是“没有休止”。辛业芸记得，超级杂交水稻第一期攻关时，记者来采访袁隆平：“袁院士，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答：“超级杂交稻实现了，我就心满意足了。”2000年第一期攻关目标实现，亩产达700公斤，记者再问，他答：“实现了超级杂交稻第二期目标，我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到，2004年就实现了第二季目标，亩产达到800公斤，比国家计划提早了一年。后来，袁隆平也不好意思再这样回答记者了。 　　“就像跳高一样，到后面每升高一点点都很难。我们到第三期的时候实际上花了7年时间，亩产900公斤的目标2011年才达到。但之后，他似乎又摸清了规律，找到了技巧，后面的进度好像又快了，第四期、第五期……”辛业芸说。现在，超级杂交稻已经达到了每公顷18吨（相当于每亩1200公斤），袁隆平又把目标提高到了每公顷20吨（相当于每亩1300多公斤）。看来，超级水稻的亩产数字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里程数，袁隆平“是不会停止的”。

让世界共享杂交水稻技术

　　少年时的袁隆平曾跟随老师参观一座资本家的园艺场。硕大粉红的桃子吊在树上，葡萄一串串地挂着，场里还有一栋别墅，景色甚是美好。那时候，卓别林的无声电影《摩登时代》正在上映，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卓别林打开窗子，伸手就够得着葡萄;打开门，奶牛走过来，新鲜的牛奶挤了出来。这样富足的田园生活是身处战争年代的孩子无法想象的。
　　成年后的袁隆平做过这样一个梦，梦里杂交水稻的茎秆长的像高粱一样，穗子像扫帚一样，籽粒像花生一样，他和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稻穗下乘凉……后来他把这个梦称为“禾下乘凉梦”。
　　电影中的场景、梦中的场景，他毕生都在努力把这些变为现实。现在，他的梦想又扩大了。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已经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育了1.4万名技术人才。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每年种植面积达到了700万公顷，普遍比当地水稻增产20%以上。“您让这种杂交水稻的技术世界共享，为什么呢？”曾有人这样问袁隆平。“为什么不让世界共享呢？为什么不呢？這是个好事情啊！”没想到袁隆平以一个反问句作答。“全球有1.6亿公顷稻田，如果有一半种植杂交水稻，每公顷增产2吨，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这是袁隆平现在的梦想。
　　很多人觉得，现在中国粮食够吃了。袁隆平说，中国粮食是不够吃的，有些要进口一部分。比如中国人爱吃豆腐，大豆每年进口七八千万吨。“现在国家有钱买粮食，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这个是问题，是个大问题。”他若有所思地说。“关键时刻，一粒小小的粮食能救一个大国，也能绊倒一个大国。”不少人都知道袁老的这句话。
　　现在，如何提高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也是袁隆平思考的问题。因为用工需求等原因，青壮年农民很少在家务农，多是老年人和妇女在家务农，这被称之为“妇老农业”。“现在最需要的是好政策，来调动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袁隆平觉得现在的惠农政策很好，但担心有些人不执行，就变成了空口号，“光有好种子没有好政策不行，光有好政策没有好种子也不行。”“我总是很担忧的。”袁隆平说这句话时，黑黑的额头上深深的皱纹格外明显。
　　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杂交水稻展览馆，记者看到一张图谱，介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代表。“这是朱英国院士、谢华安院士、张慧廉院士，他们都不在了。袁老的师姐李成荃是前年走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曾同袁老一起走过科研道路，他们都为共和国的农业献出毕生精力。”袁隆平还在继续，以他不再强壮有力的身体，以他马拉松运动员式的毅力，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在田间。
　　袁隆平 1930年生于北京，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