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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10日，《中央日报》第七版“读者之声”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齐克宝向媒体反映其妻蒋家抗战期间房产遭受奸伪侵犯，战后为维持其合法权益将此事诉诸法院，不料审理时遭遇不公之事。该函刊登后，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此进行调查，于是，这封读者来信揭开了“战时奸伪勒索财产”和“法官营私舞弊”两个刑事案件调查的序幕。
公然掠夺
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安庆一直是安徽省会驻地。1937年12月17日南京失守后，日寇将其下一侵略目标定为华中最大的城市武汉。安庆居于武汉与南京之间，战略位置举足轻重。日寇要侵略武汉，必须先行强占安庆，再利用安庆飞机场等设施，对武汉发动攻击。因此，安庆就是日军攻占武汉的大跳板。1938年3月下旬始，日军多次空袭城东郊。5月9日，日军又大规模轰炸安庆东门外军用机场。1938年5月29日，日军下达“大陆令101号”，命令“华中派遣军以一部部队占领安庆附近”。次日，又下达“大海令120号”，命令“中国方面军舰队司令长官协助陆军占领安庆附近”。6月1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长官命令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从合肥陆地行军，南下攻占安庆；命令波田支队协同海军，沿长江西上攻占安庆。至此，“安庆攻略战”全面拉开。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这种盘算早有准备，故在1938年 1月13日，就下令安徽省政府从安庆外迁至六安。此时，大多机关已经外撤，城内学校也先后停办和疏散。一些殷实人家和商户也纷纷逃离城区。
“战时奸伪勒索财产案”的受害人是安庆蒋家。战前，蒋家主持一应家政事务的是长期从事慈善事业而被人尊为“蒋太夫人”的蒋舜渊女士。蒋太夫人的儿子名叫蒋衡山，其时系安徽省邮政局主任秘书。省邮政局属于省政府下辖的一个机构，1月13日蒋衡山奉命携带家眷向临时省会所在地六安转移，其母蒋太夫人说其年事已高，不便长途跋涉，再说安庆这边还有房产，总需要有人看守照料的，就坚持留了下来。之后，战事发展情势于中方愈加不利，不但六安失守沦陷，到这年的10月27日，武汉三镇全都陷入敌手。期间，蒋衡山一家先从六安去武汉，又从武汉去广西。蒋衡山的关系转到广西邮政局，职务晋升为省局专员。1943年中日黔桂战役期间，蒋衡山奉命为参战国军主持军邮工作，不幸在战地殉职。
蒋家在抗战伊始举家撤离安庆时，由蒋衡山禀告母亲蒋太夫人同意后，将蒋家在安庆三祖寺（按：此非庙宇，系地名）的住宅共计8间出租，与房客订立了长期契约。房租由房客根据蒋衡山从外埠寄来的函件中所交代的地址按季度寄交。这种情况在安庆市很多，从来没有发生过房客赖交租金，至于侵吞别人房产的事更是连脑筋都无人去动的。可是，蒋衡山殉职的消息传到安庆后，三祖寺所在地的日伪保长蒋树德动起了侵占蒋家房产的脑筋。蒋树德与三祖寺甲长汪文由一番密议后，随即行动：先是把8间房屋中的一间拆除，由汪文由出面在被拆房屋原有的占地面积及毗连同属于蒋家所有的多余的空地上建造了一幢小楼。小樓造好后，汪文由又以建房成本价把该新房出售给蒋树德。
这是第一步，是蒋树德、汪文由密商的侵占房屋计划中的试探动作。蒋衡山有亲戚朋友留在安庆未曾离开，得知这一情况后有人前往蒋家探询。当时蒋家只有蒋太夫人留在安庆，住在三祖寺的另一处房屋。老太太吃素念佛，与世无争，对来访者所说的蒋家房产被人侵占之事并无说法，如此，一干亲朋好友也就不好说话了。蒋树德、汪文由于是进行第二步：以“开会”为由把租居蒋衡山房屋的那三户房客叫去，让他们交出当初与蒋衡山订立的租约，说要“审查”。三房客不知其中有诈，把租约交了出来。不料，租约一到蒋树德手里，立刻被他划根火柴当场烧毁了。然后，蒋树德命令三房客必须在三天之内搬离原址，佯称这是“奉命行事”，如不服从，将被绑送至安庆日本宪兵队惩办。三房客知道蒋树德、汪文由的势力，无奈之下只好屈从。
蒋树德、汪文由狼狈为奸，接着就通过关系去日伪政权房管机构把蒋家的其余七间房屋全部变更户名，成为他们的房产。然后招徕新房客，由他们以已变更的户主名义与新房客签约出租，房租由他们吞进。
这是第二步，然后就进行第三步：蒋树德、汪文由在北门城墙下觅得两间破屋，低价买下。然后去三祖寺那边“拜访”蒋衡山之母蒋太夫人，让老太太搬迁到北门去。老太太不肯，蒋树德就叫了一帮地痞流氓，强行将其送往北门破屋。强迁过程中，那伙地痞流氓乘机大捞横档，把蒋老太太的贵重细软偷掠一空。蒋树德霸占蒋老太太的房屋后，迅速变更户名，然后指使汪文由出面招租房客，订立租约，将房子租出后按月收取房租。
突生变故
蒋衡山的女儿蒋淑纯随同其父撤往大后方广西后，于1940年与蒋衡山的下属省邮政局职员也是安庆人的齐克宝恋爱，年底，两人办理结婚手续。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蒋淑纯、齐克宝夫妇从大后方返回安庆老家。这时，蒋老太太已经连气带病离世。老太太生怕孙女得知房屋被抢而做出异常之举，至死也没有把安庆这边的情况通过书信告诉孙女。所以，当蒋淑纯、齐克宝抵达安庆前往三祖寺老家时，方知竟遭如此劫难。夫妇俩向邻居打听当时房产被掠夺的具体情况时，遭到了闻讯赶来的仍在担任甲长的汪文由的阻挠。汪文由甚至当着齐克宝、蒋淑纯的面向一干邻居发出严厉警告，让他们“不要瞎讲，否则要你们好看”。
这当然难不倒蒋淑纯、齐克宝夫妇，他们很快就从留在安庆没有撤离的亲朋好友处打听到了一应情况。大怒之下，随即去找甲长汪文由论理。汪文由的回答是要么“不知道”，要么“你们可以去问蒋保长”。于是，夫妇二人就去找蒋树德。蒋也还当着保长，依旧一副颐指气使的做派，对他们的质问不屑一顾，说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去找政府。
蒋淑纯、齐克宝便去警察局求助。哪知，警察局根本不愿接待他们，说这种事情跟警察业务无关，警察局管不了。那么该找哪个衙门呢？不知道！
蒋淑纯、齐克宝便利用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一次次地跑安庆市政府、安徽省政府、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市民政局、社会局上访，还向自安庆市、安徽省一直到南京中央的多个部门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党国达官贵人写信，可是，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互相推诿，甚至干脆石沉大海。 很快，整整一年时间过去了，蒋淑纯、齐克宝耗财费时，人也弄得筋疲力尽，却是未见任何希望。有一天，蒋淑纯在安庆街头遇到了一位在省高等法院检察处（按：民国司法制度规定检察部门归辖同级法院）任书记官（即书记员）的小学同学司徒捷，说起此事，司徒捷为其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可以具状向法院控告那两个恶棍系“漏网奸伪”，争取以刑事罪立案，再以刑事附带民事审理，这样，既能追究他们的奸伪罪行，又能收回你的房产。
蒋淑纯回去对丈夫一说，齐克宝深以为然。于是，就去找了一位名叫武大维的律师，向安庆地方法院递进了状子。因为涉及“漏网奸伪”问题，所以法院受理后就把状子转到了安庆地方检察处。检察处对状子作了研究后，决定立案，于1946年10月23日传讯蒋树德、汪文由，查明两人确曾任日伪政权的保长、甲长以及维持会成员后，当即将两人拘留。不久，因地检看守所人满为患，准予两人取保候审。
1946年12月2日，安庆地方法院刑事一庭开庭审理蒋树德、汪文由“漏网奸伪”一案。该案由检察处公诉，蒋淑纯、齐克宝作为证人被传唤到庭作证。主审法官“尚能廉明公允，对伪劣一干人犯，覆词驳斥”，对原告蒋淑纯的相关证词也能“认真聆听，频频颔首，脸呈同情之状”。开庭后，法官宣布本案将于近日宣判，必会给社会给受害人一个公允答复。
同年12月24日，安庆地方法院继续开庭，蒋淑纯、齐克宝接到通知后料想今天要当庭宣判了。哪知到庭后却是大失所望：上次那个法官已经书面宣告回避，由另一法官担任主审推事。该法官宣布奉令将本案更改为民事案件，今天开庭只审理案件的民事部分，原证人蒋淑纯作为原告出庭应诉。蒋、齐猝不及防，简直瞠目结舌，要求改日开庭以便约请律师出庭，不允；要求即刻通知律师赶来代理应诉，不允；要求暂时休庭，以让原告向地检处反映情况，不允。
法官强行开庭后，整个过程都是偏袒被告，有的观点甚至就是被告律师的立场和措辞。在场旁听者为此不时发出“嘘”声，法官不予理睬。终于，有人开口发声直接表示抗议。法官摇铃唤来法警抓捕“扰乱法庭秩序者”，法警不知何人“起哄”，意欲放过。但在法官的厉声喝令下，无奈之下只好随意抓了两名群众。但法警自知此举不在理，把人带出法庭后立刻释放，驱逐出去了事。
终得说法
蒋淑纯、齐克宝面对这一逆转，想来想去不知是什么原因，于是就去见律师武大维。这个律师自与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诉讼协议后，给蒋、齐二人分析案情时一向非常看好该案的前程。以至于这天开庭因其另有案子要办，而跟当事人商量说他就不必到场了，你们这个案子必赢无疑的，没想到此刻竟然突然发生了逆转。当下接待蒋、齐夫妇后，安慰说不要着急，咱们大不了从头来过再折腾一遍罢了。于是，武律师说咱们分两路去打听消息，我通过法院内部了解，你们可以走访各个机关，相信到这一步了肯定有人出来管的。于是双方同时实施，可是均无收获。最后，武律师大怒之下，拍案说这种案子如果打不赢，那我从此以后不做律师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武律师出了一个主意：你们向南京《中央日报》报馆写信，反映投诉此事。《中央日报》接到由齐克宝执笔的信函后，非常重视。先是派记者秘赴安庆，通过私人关系向地检处、法院的个别检察官、法官了解，得知确有此事，但该案是怎么逆转的就没人说得清楚了。记者返回南京向报馆汇报后，经报馆上层研究，决定全文刊登齐克宝的这封来函。报纸方面对此不做评论，只为该函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奸伪侵占民产，法官审案不公》。
这封读者来信在1947年1月10日《中央日報》第七版“读者之声”栏目一发表，惊动了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当即下令派员前往安庆调查此事。司法部监察处指派监察官赵登祥、刁育臻前往安庆，直接跟安庆地方法院接触，了解该案一应详情。赵登祥、刁育臻搭舟逆江而上，抵达安庆后两人刚刚登上轮船码头，恰与安徽省高等法院的一个和赵登祥有同学关系的推事俞守则巧遇。交谈之下，双方此次出差竟是为同一事：安徽省高等法院得知《中央日报》刊登读者来信指责安庆地院法官“审案不公”后，一面指令安庆地院查明情况上报省高等院，一面指派与司法行政部监察官赵登祥有同窗之谊的俞守则进京（南京）搞公关。双方竟在安庆轮船码头相遇。这下，俞守则就不用去南京了，留在安庆就地公关。
安徽省高等法院得知情况后，遂指定俞守则陪同南京来人调查该案情况。俞守则对赵、刁两人说，此事省高等法院已指令安庆地方法院查明一应情况后上报省高院，所以我们不必兴师动众，先安歇两天，待安庆地院查明情况上报后再作计议吧。赵登祥、刁育臻干的是监察活儿，自有纪律，便说不敢违反，还是下去调查的好。三人在旅馆正说着，安庆地方法院派来的书记长（民国法院分管书记官的最高负责人）登门拜访来了，邀请中央来人下午去安庆地方法院听取情况汇报。
当天下午，赵登祥、刁育臻即往安庆地院听取情况汇报。据地院方面报告，该案原审法官曹培钧因病告假，接办法官马午生因赴外地调查方归，未能与曹办理该案的交接手续。而马午生阅卷不细，竟把另一案的审理变更情况与该案混淆，致使出现如该“读者来信”中所显现的情况。现已初步决定另行委派推事承办该案，重新审理。
赵登祥、刁育臻听后并未表态，只是让安庆地方法院将情况写一份书面报告。当天晚上，赵、刁晚餐结束与俞守则分手后，随即去了《中央日报》安徽分社。两个事先约定的记者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根据赵、刁离京前的电令，记者已经把本案所有相关人员的家庭住址查得一清二楚。现在，赵、刁让记者带路，悄然前往状元府街原审法官曹培钧家。曹家说曹培钧请了病假，已经去乡下亲戚处养病了，得一个月方能返回。监察官问生的是什么毛病，答曰：肺病；又问是否有病历记录，答称已经被他随身带走了；再问是由哪家医院看的病？哪位医生开的病假条？开了些什么药？曹的家眷顿时愣住了。这时，曹培钧从里屋走出来，说看来一切都瞒不过你们啊，我还是实话实说吧，反正责任不在我身上。
据曹培钧说，原本该案由他审理得好好的，第一次开庭后他已经写好了判决书准备宣判了：蒋树德、汪文由等四名人犯，分别判处五年、三年、二年不等徒刑；霸占的蒋家房子全部退还，房租加利息也归还原告。可是，忽然接到庭长的通知，让他把该案交由马午生审理。《中央日报》刊登那封读者来信后，院里让他告病假回家待着。
至此，情况已经清楚了。次日，赵、刁叫上俞守则一并前往安庆地方法院跟院长谈话，迫使该院长交代真相：该院副院长金岳林接受蒋树德、汪文由家属请托，企图撤销对他们的刑事指控，民事部分争取以调解方式解决。金岳林遂擅自决定换下法官，改派亲信马午生审理该案。
司法行政部对此事的处置是：金岳林、马午生撤职查办，追究法律责任；安庆地院检察处长与承办检察官分别记过；案件仍由曹培钧推事承办。曹培钧于1947年1月27日签发拘捕令，拘拿为蒋、汪等犯人走门路送礼请托破坏审理案件的蒋明道（蒋树德之子）、汪理平（汪文由之子）、薛至礼三人，交安庆地方法院检察处承办。安庆地院检察处不敢延迟，于2月7日即向法院提起诉讼。曹培钧遂于1947年2月26日开庭公开审理该案，并当场做出判决：蒋树德、汪文由、成呈祥、火延福、蒋明道、汪理平、薛至礼等七名人犯，分别判处五年、三年、二年、一年、六个月徒刑；霸占的房子全部退还蒋家，房租加利息也归还原告。宣判后，诸被告不服，向安徽省高等法院申请复审，一个月后即被驳回。
公然掠夺
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安庆一直是安徽省会驻地。1937年12月17日南京失守后，日寇将其下一侵略目标定为华中最大的城市武汉。安庆居于武汉与南京之间，战略位置举足轻重。日寇要侵略武汉，必须先行强占安庆，再利用安庆飞机场等设施，对武汉发动攻击。因此，安庆就是日军攻占武汉的大跳板。1938年3月下旬始，日军多次空袭城东郊。5月9日，日军又大规模轰炸安庆东门外军用机场。1938年5月29日，日军下达“大陆令101号”，命令“华中派遣军以一部部队占领安庆附近”。次日，又下达“大海令120号”，命令“中国方面军舰队司令长官协助陆军占领安庆附近”。6月1日，华中派遣军司令长官命令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从合肥陆地行军，南下攻占安庆；命令波田支队协同海军，沿长江西上攻占安庆。至此，“安庆攻略战”全面拉开。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这种盘算早有准备，故在1938年 1月13日，就下令安徽省政府从安庆外迁至六安。此时，大多机关已经外撤，城内学校也先后停办和疏散。一些殷实人家和商户也纷纷逃离城区。
“战时奸伪勒索财产案”的受害人是安庆蒋家。战前，蒋家主持一应家政事务的是长期从事慈善事业而被人尊为“蒋太夫人”的蒋舜渊女士。蒋太夫人的儿子名叫蒋衡山，其时系安徽省邮政局主任秘书。省邮政局属于省政府下辖的一个机构，1月13日蒋衡山奉命携带家眷向临时省会所在地六安转移，其母蒋太夫人说其年事已高，不便长途跋涉，再说安庆这边还有房产，总需要有人看守照料的，就坚持留了下来。之后，战事发展情势于中方愈加不利，不但六安失守沦陷，到这年的10月27日，武汉三镇全都陷入敌手。期间，蒋衡山一家先从六安去武汉，又从武汉去广西。蒋衡山的关系转到广西邮政局，职务晋升为省局专员。1943年中日黔桂战役期间，蒋衡山奉命为参战国军主持军邮工作，不幸在战地殉职。
蒋家在抗战伊始举家撤离安庆时，由蒋衡山禀告母亲蒋太夫人同意后，将蒋家在安庆三祖寺（按：此非庙宇，系地名）的住宅共计8间出租，与房客订立了长期契约。房租由房客根据蒋衡山从外埠寄来的函件中所交代的地址按季度寄交。这种情况在安庆市很多，从来没有发生过房客赖交租金，至于侵吞别人房产的事更是连脑筋都无人去动的。可是，蒋衡山殉职的消息传到安庆后，三祖寺所在地的日伪保长蒋树德动起了侵占蒋家房产的脑筋。蒋树德与三祖寺甲长汪文由一番密议后，随即行动：先是把8间房屋中的一间拆除，由汪文由出面在被拆房屋原有的占地面积及毗连同属于蒋家所有的多余的空地上建造了一幢小楼。小樓造好后，汪文由又以建房成本价把该新房出售给蒋树德。
这是第一步，是蒋树德、汪文由密商的侵占房屋计划中的试探动作。蒋衡山有亲戚朋友留在安庆未曾离开，得知这一情况后有人前往蒋家探询。当时蒋家只有蒋太夫人留在安庆，住在三祖寺的另一处房屋。老太太吃素念佛，与世无争，对来访者所说的蒋家房产被人侵占之事并无说法，如此，一干亲朋好友也就不好说话了。蒋树德、汪文由于是进行第二步：以“开会”为由把租居蒋衡山房屋的那三户房客叫去，让他们交出当初与蒋衡山订立的租约，说要“审查”。三房客不知其中有诈，把租约交了出来。不料，租约一到蒋树德手里，立刻被他划根火柴当场烧毁了。然后，蒋树德命令三房客必须在三天之内搬离原址，佯称这是“奉命行事”，如不服从，将被绑送至安庆日本宪兵队惩办。三房客知道蒋树德、汪文由的势力，无奈之下只好屈从。
蒋树德、汪文由狼狈为奸，接着就通过关系去日伪政权房管机构把蒋家的其余七间房屋全部变更户名，成为他们的房产。然后招徕新房客，由他们以已变更的户主名义与新房客签约出租，房租由他们吞进。
这是第二步，然后就进行第三步：蒋树德、汪文由在北门城墙下觅得两间破屋，低价买下。然后去三祖寺那边“拜访”蒋衡山之母蒋太夫人，让老太太搬迁到北门去。老太太不肯，蒋树德就叫了一帮地痞流氓，强行将其送往北门破屋。强迁过程中，那伙地痞流氓乘机大捞横档，把蒋老太太的贵重细软偷掠一空。蒋树德霸占蒋老太太的房屋后，迅速变更户名，然后指使汪文由出面招租房客，订立租约，将房子租出后按月收取房租。
突生变故
蒋衡山的女儿蒋淑纯随同其父撤往大后方广西后，于1940年与蒋衡山的下属省邮政局职员也是安庆人的齐克宝恋爱，年底，两人办理结婚手续。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蒋淑纯、齐克宝夫妇从大后方返回安庆老家。这时，蒋老太太已经连气带病离世。老太太生怕孙女得知房屋被抢而做出异常之举，至死也没有把安庆这边的情况通过书信告诉孙女。所以，当蒋淑纯、齐克宝抵达安庆前往三祖寺老家时，方知竟遭如此劫难。夫妇俩向邻居打听当时房产被掠夺的具体情况时，遭到了闻讯赶来的仍在担任甲长的汪文由的阻挠。汪文由甚至当着齐克宝、蒋淑纯的面向一干邻居发出严厉警告，让他们“不要瞎讲，否则要你们好看”。
这当然难不倒蒋淑纯、齐克宝夫妇，他们很快就从留在安庆没有撤离的亲朋好友处打听到了一应情况。大怒之下，随即去找甲长汪文由论理。汪文由的回答是要么“不知道”，要么“你们可以去问蒋保长”。于是，夫妇二人就去找蒋树德。蒋也还当着保长，依旧一副颐指气使的做派，对他们的质问不屑一顾，说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去找政府。
蒋淑纯、齐克宝便去警察局求助。哪知，警察局根本不愿接待他们，说这种事情跟警察业务无关，警察局管不了。那么该找哪个衙门呢？不知道！
蒋淑纯、齐克宝便利用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一次次地跑安庆市政府、安徽省政府、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市民政局、社会局上访，还向自安庆市、安徽省一直到南京中央的多个部门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党国达官贵人写信，可是，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互相推诿，甚至干脆石沉大海。 很快，整整一年时间过去了，蒋淑纯、齐克宝耗财费时，人也弄得筋疲力尽，却是未见任何希望。有一天，蒋淑纯在安庆街头遇到了一位在省高等法院检察处（按：民国司法制度规定检察部门归辖同级法院）任书记官（即书记员）的小学同学司徒捷，说起此事，司徒捷为其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可以具状向法院控告那两个恶棍系“漏网奸伪”，争取以刑事罪立案，再以刑事附带民事审理，这样，既能追究他们的奸伪罪行，又能收回你的房产。
蒋淑纯回去对丈夫一说，齐克宝深以为然。于是，就去找了一位名叫武大维的律师，向安庆地方法院递进了状子。因为涉及“漏网奸伪”问题，所以法院受理后就把状子转到了安庆地方检察处。检察处对状子作了研究后，决定立案，于1946年10月23日传讯蒋树德、汪文由，查明两人确曾任日伪政权的保长、甲长以及维持会成员后，当即将两人拘留。不久，因地检看守所人满为患，准予两人取保候审。
1946年12月2日，安庆地方法院刑事一庭开庭审理蒋树德、汪文由“漏网奸伪”一案。该案由检察处公诉，蒋淑纯、齐克宝作为证人被传唤到庭作证。主审法官“尚能廉明公允，对伪劣一干人犯，覆词驳斥”，对原告蒋淑纯的相关证词也能“认真聆听，频频颔首，脸呈同情之状”。开庭后，法官宣布本案将于近日宣判，必会给社会给受害人一个公允答复。
同年12月24日，安庆地方法院继续开庭，蒋淑纯、齐克宝接到通知后料想今天要当庭宣判了。哪知到庭后却是大失所望：上次那个法官已经书面宣告回避，由另一法官担任主审推事。该法官宣布奉令将本案更改为民事案件，今天开庭只审理案件的民事部分，原证人蒋淑纯作为原告出庭应诉。蒋、齐猝不及防，简直瞠目结舌，要求改日开庭以便约请律师出庭，不允；要求即刻通知律师赶来代理应诉，不允；要求暂时休庭，以让原告向地检处反映情况，不允。
法官强行开庭后，整个过程都是偏袒被告，有的观点甚至就是被告律师的立场和措辞。在场旁听者为此不时发出“嘘”声，法官不予理睬。终于，有人开口发声直接表示抗议。法官摇铃唤来法警抓捕“扰乱法庭秩序者”，法警不知何人“起哄”，意欲放过。但在法官的厉声喝令下，无奈之下只好随意抓了两名群众。但法警自知此举不在理，把人带出法庭后立刻释放，驱逐出去了事。
终得说法
蒋淑纯、齐克宝面对这一逆转，想来想去不知是什么原因，于是就去见律师武大维。这个律师自与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诉讼协议后，给蒋、齐二人分析案情时一向非常看好该案的前程。以至于这天开庭因其另有案子要办，而跟当事人商量说他就不必到场了，你们这个案子必赢无疑的，没想到此刻竟然突然发生了逆转。当下接待蒋、齐夫妇后，安慰说不要着急，咱们大不了从头来过再折腾一遍罢了。于是，武律师说咱们分两路去打听消息，我通过法院内部了解，你们可以走访各个机关，相信到这一步了肯定有人出来管的。于是双方同时实施，可是均无收获。最后，武律师大怒之下，拍案说这种案子如果打不赢，那我从此以后不做律师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武律师出了一个主意：你们向南京《中央日报》报馆写信，反映投诉此事。《中央日报》接到由齐克宝执笔的信函后，非常重视。先是派记者秘赴安庆，通过私人关系向地检处、法院的个别检察官、法官了解，得知确有此事，但该案是怎么逆转的就没人说得清楚了。记者返回南京向报馆汇报后，经报馆上层研究，决定全文刊登齐克宝的这封来函。报纸方面对此不做评论，只为该函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奸伪侵占民产，法官审案不公》。
这封读者来信在1947年1月10日《中央日報》第七版“读者之声”栏目一发表，惊动了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当即下令派员前往安庆调查此事。司法部监察处指派监察官赵登祥、刁育臻前往安庆，直接跟安庆地方法院接触，了解该案一应详情。赵登祥、刁育臻搭舟逆江而上，抵达安庆后两人刚刚登上轮船码头，恰与安徽省高等法院的一个和赵登祥有同学关系的推事俞守则巧遇。交谈之下，双方此次出差竟是为同一事：安徽省高等法院得知《中央日报》刊登读者来信指责安庆地院法官“审案不公”后，一面指令安庆地院查明情况上报省高等院，一面指派与司法行政部监察官赵登祥有同窗之谊的俞守则进京（南京）搞公关。双方竟在安庆轮船码头相遇。这下，俞守则就不用去南京了，留在安庆就地公关。
安徽省高等法院得知情况后，遂指定俞守则陪同南京来人调查该案情况。俞守则对赵、刁两人说，此事省高等法院已指令安庆地方法院查明一应情况后上报省高院，所以我们不必兴师动众，先安歇两天，待安庆地院查明情况上报后再作计议吧。赵登祥、刁育臻干的是监察活儿，自有纪律，便说不敢违反，还是下去调查的好。三人在旅馆正说着，安庆地方法院派来的书记长（民国法院分管书记官的最高负责人）登门拜访来了，邀请中央来人下午去安庆地方法院听取情况汇报。
当天下午，赵登祥、刁育臻即往安庆地院听取情况汇报。据地院方面报告，该案原审法官曹培钧因病告假，接办法官马午生因赴外地调查方归，未能与曹办理该案的交接手续。而马午生阅卷不细，竟把另一案的审理变更情况与该案混淆，致使出现如该“读者来信”中所显现的情况。现已初步决定另行委派推事承办该案，重新审理。
赵登祥、刁育臻听后并未表态，只是让安庆地方法院将情况写一份书面报告。当天晚上，赵、刁晚餐结束与俞守则分手后，随即去了《中央日报》安徽分社。两个事先约定的记者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根据赵、刁离京前的电令，记者已经把本案所有相关人员的家庭住址查得一清二楚。现在，赵、刁让记者带路，悄然前往状元府街原审法官曹培钧家。曹家说曹培钧请了病假，已经去乡下亲戚处养病了，得一个月方能返回。监察官问生的是什么毛病，答曰：肺病；又问是否有病历记录，答称已经被他随身带走了；再问是由哪家医院看的病？哪位医生开的病假条？开了些什么药？曹的家眷顿时愣住了。这时，曹培钧从里屋走出来，说看来一切都瞒不过你们啊，我还是实话实说吧，反正责任不在我身上。
据曹培钧说，原本该案由他审理得好好的，第一次开庭后他已经写好了判决书准备宣判了：蒋树德、汪文由等四名人犯，分别判处五年、三年、二年不等徒刑；霸占的蒋家房子全部退还，房租加利息也归还原告。可是，忽然接到庭长的通知，让他把该案交由马午生审理。《中央日报》刊登那封读者来信后，院里让他告病假回家待着。
至此，情况已经清楚了。次日，赵、刁叫上俞守则一并前往安庆地方法院跟院长谈话，迫使该院长交代真相：该院副院长金岳林接受蒋树德、汪文由家属请托，企图撤销对他们的刑事指控，民事部分争取以调解方式解决。金岳林遂擅自决定换下法官，改派亲信马午生审理该案。
司法行政部对此事的处置是：金岳林、马午生撤职查办，追究法律责任；安庆地院检察处长与承办检察官分别记过；案件仍由曹培钧推事承办。曹培钧于1947年1月27日签发拘捕令，拘拿为蒋、汪等犯人走门路送礼请托破坏审理案件的蒋明道（蒋树德之子）、汪理平（汪文由之子）、薛至礼三人，交安庆地方法院检察处承办。安庆地院检察处不敢延迟，于2月7日即向法院提起诉讼。曹培钧遂于1947年2月26日开庭公开审理该案，并当场做出判决：蒋树德、汪文由、成呈祥、火延福、蒋明道、汪理平、薛至礼等七名人犯，分别判处五年、三年、二年、一年、六个月徒刑；霸占的房子全部退还蒋家，房租加利息也归还原告。宣判后，诸被告不服，向安徽省高等法院申请复审，一个月后即被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