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写作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说为官就不要为文，有借权发稿之嫌;有人说这是私心重的表现，既要官位又要虚名;有人说言论自由，不管谁有话都可说、有才尽可发挥。其实官员写作已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但现在有，自古就有。唐宋八大家，哪个不是官员？问题是为什么写、写什么？
　　 一个官员为什么还要写文章？因为，文章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常说创作来自生活，官员的工作和生存状态也是一种生活。这生活自然应该有所反映。允许作家写官场小说，为什么不许官员说出他自身真实的感受？说出来至少可以推进工作，活跃思想，繁荣文化。这也是一种责任，一种贡献。相反，有的官员无思想不会写，有的怕招忌不敢写，有的虽写了但不合文章的美感，这都是一种遗憾。一个好的官员，如果他真的把工作当成一种事业;真的想为社会、为百姓干一点事;真的想探寻真理，研究规律，那他最后必定是一位政治家、专家、学者、思想家和文章家。不可想象，毛泽东只批文件而不写文章。可惜，现在的官员只会写批示而不会写文章的为数不少。
　　 写什么？当然应该写自己工作生活的所感所悟。这考验官员的两个能力。一是政治思考力，二是艺术表达力。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如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如毛泽东那些大气、深刻又幽默的文章，都是文随事出，情随理现，自自然然。现在的问题是官员中不会写、不敢写的不写;而爱写的人中又有一部分重形式而无内容，无思想。有的哗众取宠，只顾给自己造势，不管读者的感受。比如用诗歌体作工作报告，搞新闻发布，写口号式文章之类。这就坏了官员写作的名声，招来更多的仇官心理。官坛之文坛，浮云神马常乱人眼，干瘪教条又使人生厌。
　　 官员写作也有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首先要肯定，为官又为文是对的，以文辅政有何不好。诸葛亮、魏征、范仲淹都相当于当时的国家级行政首长，他们的文章直接议政，影响到当时的政策，又为后人留下了永远的思想财富。存在决定意识，实践出思想。只有他们那种特殊的庙堂之位，职责所在，忧国之心才可能出这样的好文章，只“文”而不“官”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所以，今天的干部倒是应该充分利用为官实践和高位思考这份人民赋予的特殊资源，为社会留一点好文章，也是给纳税人一份答卷。
　　 诚盼官坛重抖擞，不拘一格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