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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归因风格对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作用途径和可能的制约因素，对107名大学生施测归因风格和特质焦虑问卷，然后进行不同情绪诱导（悲伤、中性），最后对积极和消极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结果发现：（1）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作用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2）对于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外部情绪刺激对其进行情绪预测没有制约作用;（3）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和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归因风格和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说明相比外部情绪信息，归因风格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起到了主要作用，并通过特质焦虑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产生影响。
关键词 情绪预测;归因风格;外部情绪信息;特质焦虑;中介
分类号 B848.8
1 前言
情景预见是指个体在心理上将自我投射到未来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预先体验可能发生的未来事件的一种能力（Martin-Ordas， Atance， & Louw， 2012）。对情景预见认知加工机制的探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比如考察自我（杨丽珠， 刘岩， 周天游， 李涵妮， 2013）、情景建构和语义支撑（廖平平， 刘岩， 徐周， 2017）在情景预见中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情景预见常常是带有情绪色彩的，即伴随未来预期结果的出现，人们所想象的未来内容时常带有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反应（徐晓晓， 喻婧， 雷旭， 2015）。 Wilson和Gilbert（2003）将对未来事件情绪反应的预测称为情绪预测（emotional prediction），它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未来情绪的一般效价（积极或者消极）、将要经历的特定情绪、情绪强度和持续时间。其中，个體对未来不同情绪效价（积极或者消极）事件反应的预测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个体对于未来悲观的预期与精神病症、自我失调，饮食失调以及自杀企图都有联系（Marroquín， Nolen-Hoeksema， & Miranda， 2013），而积极预期则可能在追求长期的回报中发挥动机调节的功能（Wilson & Gilbert， 2003）。鉴于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重要作用，相关的课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Gautam， Bulley， Von， & Suddendorf， 2017; Marroquín & Nolen-hoeksema， 2015; Van Dijk， 2009; Wilson & Gilbert， 2005）。
有研究表明，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会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Hoerger & Quirk， 2010; Zelenski， Whelan， Nealis， Besner， Santoro， & Wynn， 2013），比如，内向和外向的个体在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Zelenski et al.， 2013）。作为人格特征的重要表现形式（刘永芳， 2010），归因风格是否对情绪预测有影响呢？有研究发现，与将过去的积极或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和具体的原因相比，当个体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和整体的原因时，他们认为这些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更大（Cropley & MacLeod， 2003）。根据Peterson和Seligman（1984）的观点，具有用外部的、不稳定的和具体的因素来解释不可控制消极事件的倾向称之为乐观归因风格，而用内部、稳定和普遍的因素来解释此类消极事件称之为悲观归因风格（刘永芳， 2010）。也就是说，乐观和悲观归因风格对个体评估积极和消极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情绪预测的指标）是有影响的。
如前所述，归因风格属于内在的人格特质，体现的是个体独特的归因认知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有的归因倾向。这种内在特质作用于情绪预测时是否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呢？有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倾向性（更加关注积极情绪信息还是消极情绪信息）作用于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时，外部情绪刺激的启动能够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Marroquin， Boyle， Nolen-Hoeksema， & Stanton， 2016）。当控制了人格变量，只选取内外向和神经质分数居中的个体时，外部情绪刺激能够直接影响被试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诱发外部愉悦信息会增加其做出积极判断的倾向，而诱发悲伤信息则会增加其做出消极判断的倾向（张萍， 卢家楣， 张敏， 2012）。也就是说，当个体的人格特点并不鲜明时，外部情绪诱导会在情绪预测中发挥主要作用。那么对于人格特质较为鲜明的个体（分数处于两端），外部的情绪诱导是否还会对情绪预测有影响呢？本研究目的之一，即考察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在经过不同类型的情绪启动后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是否发生变化。
根据之前的假设和推论（Cropley & MacLeod， 2003; Dua， 1994; Peterson， 1988），归因风格与情绪预测联系紧密。那么，归因风格的作用模式又是怎样的呢？除了直接的作用路径，是否还存在一个中介变量，起到桥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归因风格会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如焦虑）（Gardner， Vella， & Magee， 2015; Hemenover & Dienstbier， 1998）， 对个体焦虑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林玲， 2010），并能很好地预测初期抑郁焦虑等情感障碍（李占江， 邱蛹武， 王极盛， 2001）。而焦虑是对未来威胁和不幸的忧虑预期，表现出情绪紧张或焦躁不安，并伴随一定身体表现（毋嫘， 林冰心， 2016）。因而焦虑个体主要涉及的是有关未来事件的感受。与非焦虑个体相比，焦虑个体更容易报告消极未来事件（Macleod， & Byrne， 1996; Macleod， Tata， Kentish， & Jacobsen， 1997），并倾向于认为这些负面事件更有可能在未来发生（Macleod， Byrne， & Valentine， 1996）。比如在想象未来事件时，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个体与正常个体相比，认为消极事件的发生更加合理，表现出消极偏差（Wu， Szpunar， Godovich， Schacter， & Hofmann， 2015）。根据上述研究，归因风格能够有效预测焦虑水平，而焦虑的个体认为消极事件在未来更可能发生，因此归因风格可能是通过焦虑作用于情绪预测的。而特质性焦虑作为一种更加稳定的人格特点，最有可能扮演中介变量这个角色（Hemenover & Dienstbier， 1998）。因此，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检验特质性焦虑在归因风格作用于情绪预测时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以揭示其作用机制。 综上，本研究主要探讨归因风格（乐观或悲观归因倾向）对情绪预测（以积极和消极的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为指标）的作用模式。第一步验证归因风格对积极和消极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预测作用;第二步探讨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情绪预测的作用是否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第三步将考察归因风格具体的作用模式，检验特质焦虑可能的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从某高校招募在校大学生共112名，有效被试为107名（女87名，男20名）。根据归因风格问卷（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的得分，将总分前27%归为乐观归因组，后27%归为悲观归因组（施永谋， 罗跃嘉， 2017）。乐观归因组人数为29名（女25名，男4名），平均年龄为（21.83±2.49）岁;悲观归因组人数为29名（女21名，男8名），平均年龄为（20.62±2.82）岁。
2.2 工具
2.2.1 归因风格问卷
该问卷由Seligman等人编制，后经刘永芳修订（杜学礼， 2009）。本问卷由12个不同的假设情境组成，其中包括6件积极事件和6件消极事件。针对每个情境都设计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被试回答导致该事件的主要原因，该问题不计分，只是为了让被试更好地回答后面的问题。接下来的3个问题在每个情境中的排列顺序是一致的，测量的是三个不同的维度（稳定性、普遍性和内外性）。每个维度为1～7级评分：“完全由他人或环境引起的”计1分，“完全是我自己引起的”计7分。最后用6个积极事件总分的平均分减去6个消极事件总分的平均分作为归因总分。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數为0.71。
2.2.2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采用Spieberger 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中的特质焦虑分量表（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分量表共有20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按照1～4分制：“几乎没有”计1分，“有些”计2分，“经常”计3分，“几乎总是如此”计4分。由被试根据自己的体验选择最合适的分值。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2.3 情绪诱发材料
采用电影片段来诱发情绪。由于个体对消极情绪刺激的敏感性较高， 我们参照Marroquin等人（2016）的设计，采用悲伤和中性刺激进行情绪启动。其中《暖春》（刘永芳， 毕玉芳， 王怀勇， 2010）作为诱发悲伤情绪的视频，而《纳米比亚沙漠》（崔丽弦， 黄敏儿， 2007; 胡婧， 任杰， 邢强， 2017）用来诱发中性情绪，每段视频的播放时间约为4.5分钟。
2.2.4 情绪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Marroquin等人（2016）编制，包括两个选项（悲伤的、沮丧的）测试消极情绪，两个选项（高兴的、欢喜的）测试积极情绪，还包括两个无关（节俭的、颓废的）选项，共6个项目。要求被试在9点量表上选出一个最符合当前状态的选项，1=非常不符合，9=非常符合。诱发前评估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0.82;诱发后评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0.86。
2.2.5 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测量
根据Andersen等人（1992）的设计，后经Miranda 和Mennin（2007）修订，该量表共包括17个积极事件（如在课堂上的努力得到承认）和17个消极事件（如被朋友排挤）。要求被试做出-5（肯定不会发生）～+5（肯定会发生）的等级判断，代表它们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分数分开计算。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和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两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0.91。
2.3 实验程序
被试首先填写归因风格问卷，然后填写特质焦虑分量表，之后对自己当前基线情绪状态进行评估。
接下来，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观看悲伤（n=55）或者中性（n=52）影片的诱导组中。在悲伤诱导组中观看《暖春》，在中性诱导组中观看《纳米比亚沙漠》，情绪影片均为4.5分钟。影片观看完之后，被试完成诱发后情绪状态的评估。之后被试对未来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进行预测。
2.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1.0和AMO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本研究所涉及的3个变量进行建模，结果表明，数据与单因素模型（χ2/df=3.49， NFI=0.75， CFI=0.79， GFI=0.93， IFI=0.81， RMSEA=0.15）不能有效拟合，说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情绪启动效果检验
首先对中性诱导组和悲伤诱导组被试进行情绪启动效果的检验（见表1）。在观看影片之前，对两组被试的情绪状态进行前测。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组被试在基线情绪状态上无显著差异[积极， t（105）=0.12，p>0.05; 消极，t（105）=-1.26， p>0.05]。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两组被试观看影片片段的前后情绪状态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中性诱导组被试在积极情绪状态得分上前后测差异显著[t（51）=2.31， p<0.05， Cohens d=0.30]，在消极情绪状态得分上前后测差异不显著[t（51）=-1.95， p>0.05， Cohens d=-0.25];悲伤诱导组被试在积极情绪状态和消极情绪状态得分上前后测差异都显著[t（54） =11.13， p<0.001， Cohens d=1.95;t（54） =-8.49，p<0.001， Cohens d=-1.52]。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在情绪诱导后，悲伤诱导组的积极情绪显著低于中性诱导组，t（105） =8.46， p<0.001， Cohens d=1.64;而其消极情绪显著高于中性诱导组，t（105） =-7.57，p<0. 001， Cohens d=-1.47。结果表明，情绪诱导是有效的。 3.3 归因风格与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关系
首先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接下来探讨归因风格与情绪预测（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关系模式。前人文献表明，情绪启动对情绪倾向性有一定的调节作用（Marroquin et al.， 2016）。因此，我们不仅关注归因风格对情绪预测的独立贡献，还探讨情绪启动的影响，以及二者可能的交互作用。统计时，先将各变量转换成标准分数，将情绪启动转化为虚拟变量，并将归因风格与情绪启动的乘积作为交互作用项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将归因风格和情绪启动放入第一层回归，然后将二者的乘积放入第二层回归，将积极、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逐一作为因变量。
结果表明（见表3），只有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个体的归因风格越乐观，其预测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高。
同时，归因风格也能够显著预测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见表4），而且归因风格与情绪启动的交互作用项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在中性启动条件下，个体的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F（1， 50） =11.85， p<0.01];而在悲伤启动下，个体的归因风格不能预测未来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F（1， 53）=0.43， p>0.05]。结果表明，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作用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
3.4 情绪启动对乐观和悲观归因风格的个体预测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
为了考察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在经过不同类型的情绪启动后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是否发生变化，我们将总分前27%归为乐观归因组，后27%归为悲观归因组，进行了2（归因风格：乐观归因组、悲观归因组）×2（情绪诱导：中性、悲伤）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当因变量是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归因风格的主效应显著[F（1， 54）=14.55， p<0.001， η2=0.21]，乐观组被试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显著高于悲观组[（3.30±1.25）vs.（2.08±1.14）];诱导类型主效应[F（1， 54）=0.03， p=0.875]和两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 54）=0.01， p=0.922]。
当因变量是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归因风格主效应显著[F（1， 54）=4.06， p<0.05， η2=0.07]，乐观组被试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显著低于悲观组[（-0.58±1.12）vs.（0.09±1.50）];诱导类型主效应[F（1， 54）=0.01， p=0.907]和两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 54）=3.48， p=0.068]。
结果表明，对于典型的乐观归因和悲观归因个体，外部情绪诱导对其情绪预测没有影响。
3.5 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和未来事件情绪预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如表2所示，相关分析表明，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与特质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归因风格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与特质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归因风格存在显著负相关。
在文献分析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接下来，依据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利用逐步法和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陈瑞， 郑毓煌， 刘文静， 2013）检验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与未来事件情绪预测之间的中介效应。
当因变量是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结果如表5所示。第一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结果变量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预测变量归因风格（x）、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同时对结果变量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依次检验（指前面的3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由于第4个t检验也是显著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在95%置信区间下，系数ab和系数c′的符号相同（a=-1.13，b=-0.05，c′=0.17），因此是部分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归因风格不仅直接作用于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还通过特质焦虑间接发挥作用。归因风格对积极事件可能性的总效应为0.43，其中特质焦虑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58%（-0.39×-0.26/0.43）。
当因变量是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结果如表6所示。第一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结果变量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预测变量归因风格（x）、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同时对结果变量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依次检验（指前面的3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所以特质焦虑（TAI）的中介效应存在统计学意义，由于第4个t检验不显著，因此是完全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归因风格通过特质焦虑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发挥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未来积极、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当归因风格越乐观时，其预测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高，而预测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低。这表明归因风格作为个体在长期归因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归因倾向，不但能够预测个体的健康状况（Dua， 1994; Peterson， 1988），而且还能对未来事件做出情绪预测。在现实生活中歸因风格会影响人们的情景预见，由此产生的对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可能还会影响个体对未来事件的决策行为。同时，研究还表明，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作用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这表明当人格特质并不鲜明时，外部情绪启动会在情绪预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张萍， 卢家楣， 张敏， 2012; Marroquin， Boyle， NolenHoeksema， & Stanton， 2016）。 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和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没有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这一结果表明，当人格特质较为鲜明（分数处于两端）时，其中具有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反应主要受自身人格特质的影响，表现为乐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高于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同时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要低于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该结果印证了特质一致性效應，即注意和感知到的信息类型与人们特定的人格特质是一致的， 特质使个人偏爱于加工与其人格类型一致的信息（Hippel， Hawkins， & Narayan， 1994）。之前研究也发现，外部情绪刺激的作用受个性因素的制约（原琳， 袁晓娇， 赵晓晨， 周仁来， 2009），高情绪稳定性的个体对任务的反应不受外部情绪刺激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人格特质较强时可能抑制了外部情绪刺激的作用。
研究结果还显示，归因风格对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作用模式是通过特质焦虑这一中介变量起作用的，这与之前我们的假设相一致。在预测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归因风格对积极事件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即归因风格分数越高（倾向于乐观归因）的大学生，预测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越高;同时归因风格也通过特质焦虑间接作用于个体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评估，即归因风格分数越高（倾向于乐观归因）的大学生，其特质焦虑水平越低，预测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越高。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和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间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产生的作用是通过特质焦虑实现的：归因风格分数越高（倾向于乐观归因）的大学生，其特质焦虑水平越低，预测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也越低。也就是说，归因风格作为内在人格特质，当其总体分数越高时，越倾向于用稳定的、普遍的和内在的因素来解释积极事件，由此产生的乐观态度和认知会通过个体较低的特质焦虑水平来提高个体判断未来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降低个体判断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结果肯定了特质焦虑在内在人格特质和情绪预测间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内在人格特质和情绪预测间的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5 结论
归因风格作为一种内在人格特质，相比外部情绪信息，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起到了主要作用，并通过特质焦虑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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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情绪预测;归因风格;外部情绪信息;特质焦虑;中介
分类号 B848.8
1 前言
情景预见是指个体在心理上将自我投射到未来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预先体验可能发生的未来事件的一种能力（Martin-Ordas， Atance， & Louw， 2012）。对情景预见认知加工机制的探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比如考察自我（杨丽珠， 刘岩， 周天游， 李涵妮， 2013）、情景建构和语义支撑（廖平平， 刘岩， 徐周， 2017）在情景预见中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情景预见常常是带有情绪色彩的，即伴随未来预期结果的出现，人们所想象的未来内容时常带有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反应（徐晓晓， 喻婧， 雷旭， 2015）。 Wilson和Gilbert（2003）将对未来事件情绪反应的预测称为情绪预测（emotional prediction），它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未来情绪的一般效价（积极或者消极）、将要经历的特定情绪、情绪强度和持续时间。其中，个體对未来不同情绪效价（积极或者消极）事件反应的预测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个体对于未来悲观的预期与精神病症、自我失调，饮食失调以及自杀企图都有联系（Marroquín， Nolen-Hoeksema， & Miranda， 2013），而积极预期则可能在追求长期的回报中发挥动机调节的功能（Wilson & Gilbert， 2003）。鉴于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重要作用，相关的课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Gautam， Bulley， Von， & Suddendorf， 2017; Marroquín & Nolen-hoeksema， 2015; Van Dijk， 2009; Wilson & Gilbert， 2005）。
有研究表明，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会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Hoerger & Quirk， 2010; Zelenski， Whelan， Nealis， Besner， Santoro， & Wynn， 2013），比如，内向和外向的个体在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Zelenski et al.， 2013）。作为人格特征的重要表现形式（刘永芳， 2010），归因风格是否对情绪预测有影响呢？有研究发现，与将过去的积极或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和具体的原因相比，当个体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和整体的原因时，他们认为这些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更大（Cropley & MacLeod， 2003）。根据Peterson和Seligman（1984）的观点，具有用外部的、不稳定的和具体的因素来解释不可控制消极事件的倾向称之为乐观归因风格，而用内部、稳定和普遍的因素来解释此类消极事件称之为悲观归因风格（刘永芳， 2010）。也就是说，乐观和悲观归因风格对个体评估积极和消极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情绪预测的指标）是有影响的。
如前所述，归因风格属于内在的人格特质，体现的是个体独特的归因认知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有的归因倾向。这种内在特质作用于情绪预测时是否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呢？有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倾向性（更加关注积极情绪信息还是消极情绪信息）作用于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时，外部情绪刺激的启动能够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Marroquin， Boyle， Nolen-Hoeksema， & Stanton， 2016）。当控制了人格变量，只选取内外向和神经质分数居中的个体时，外部情绪刺激能够直接影响被试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诱发外部愉悦信息会增加其做出积极判断的倾向，而诱发悲伤信息则会增加其做出消极判断的倾向（张萍， 卢家楣， 张敏， 2012）。也就是说，当个体的人格特点并不鲜明时，外部情绪诱导会在情绪预测中发挥主要作用。那么对于人格特质较为鲜明的个体（分数处于两端），外部的情绪诱导是否还会对情绪预测有影响呢？本研究目的之一，即考察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在经过不同类型的情绪启动后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是否发生变化。
根据之前的假设和推论（Cropley & MacLeod， 2003; Dua， 1994; Peterson， 1988），归因风格与情绪预测联系紧密。那么，归因风格的作用模式又是怎样的呢？除了直接的作用路径，是否还存在一个中介变量，起到桥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归因风格会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如焦虑）（Gardner， Vella， & Magee， 2015; Hemenover & Dienstbier， 1998）， 对个体焦虑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林玲， 2010），并能很好地预测初期抑郁焦虑等情感障碍（李占江， 邱蛹武， 王极盛， 2001）。而焦虑是对未来威胁和不幸的忧虑预期，表现出情绪紧张或焦躁不安，并伴随一定身体表现（毋嫘， 林冰心， 2016）。因而焦虑个体主要涉及的是有关未来事件的感受。与非焦虑个体相比，焦虑个体更容易报告消极未来事件（Macleod， & Byrne， 1996; Macleod， Tata， Kentish， & Jacobsen， 1997），并倾向于认为这些负面事件更有可能在未来发生（Macleod， Byrne， & Valentine， 1996）。比如在想象未来事件时，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个体与正常个体相比，认为消极事件的发生更加合理，表现出消极偏差（Wu， Szpunar， Godovich， Schacter， & Hofmann， 2015）。根据上述研究，归因风格能够有效预测焦虑水平，而焦虑的个体认为消极事件在未来更可能发生，因此归因风格可能是通过焦虑作用于情绪预测的。而特质性焦虑作为一种更加稳定的人格特点，最有可能扮演中介变量这个角色（Hemenover & Dienstbier， 1998）。因此，本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检验特质性焦虑在归因风格作用于情绪预测时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以揭示其作用机制。 综上，本研究主要探讨归因风格（乐观或悲观归因倾向）对情绪预测（以积极和消极的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为指标）的作用模式。第一步验证归因风格对积极和消极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预测作用;第二步探讨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情绪预测的作用是否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第三步将考察归因风格具体的作用模式，检验特质焦虑可能的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从某高校招募在校大学生共112名，有效被试为107名（女87名，男20名）。根据归因风格问卷（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的得分，将总分前27%归为乐观归因组，后27%归为悲观归因组（施永谋， 罗跃嘉， 2017）。乐观归因组人数为29名（女25名，男4名），平均年龄为（21.83±2.49）岁;悲观归因组人数为29名（女21名，男8名），平均年龄为（20.62±2.82）岁。
2.2 工具
2.2.1 归因风格问卷
该问卷由Seligman等人编制，后经刘永芳修订（杜学礼， 2009）。本问卷由12个不同的假设情境组成，其中包括6件积极事件和6件消极事件。针对每个情境都设计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被试回答导致该事件的主要原因，该问题不计分，只是为了让被试更好地回答后面的问题。接下来的3个问题在每个情境中的排列顺序是一致的，测量的是三个不同的维度（稳定性、普遍性和内外性）。每个维度为1～7级评分：“完全由他人或环境引起的”计1分，“完全是我自己引起的”计7分。最后用6个积极事件总分的平均分减去6个消极事件总分的平均分作为归因总分。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數为0.71。
2.2.2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采用Spieberger 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中的特质焦虑分量表（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分量表共有20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按照1～4分制：“几乎没有”计1分，“有些”计2分，“经常”计3分，“几乎总是如此”计4分。由被试根据自己的体验选择最合适的分值。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2.3 情绪诱发材料
采用电影片段来诱发情绪。由于个体对消极情绪刺激的敏感性较高， 我们参照Marroquin等人（2016）的设计，采用悲伤和中性刺激进行情绪启动。其中《暖春》（刘永芳， 毕玉芳， 王怀勇， 2010）作为诱发悲伤情绪的视频，而《纳米比亚沙漠》（崔丽弦， 黄敏儿， 2007; 胡婧， 任杰， 邢强， 2017）用来诱发中性情绪，每段视频的播放时间约为4.5分钟。
2.2.4 情绪自评量表
该量表由Marroquin等人（2016）编制，包括两个选项（悲伤的、沮丧的）测试消极情绪，两个选项（高兴的、欢喜的）测试积极情绪，还包括两个无关（节俭的、颓废的）选项，共6个项目。要求被试在9点量表上选出一个最符合当前状态的选项，1=非常不符合，9=非常符合。诱发前评估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0.82;诱发后评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0.86。
2.2.5 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测量
根据Andersen等人（1992）的设计，后经Miranda 和Mennin（2007）修订，该量表共包括17个积极事件（如在课堂上的努力得到承认）和17个消极事件（如被朋友排挤）。要求被试做出-5（肯定不会发生）～+5（肯定会发生）的等级判断，代表它们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分数分开计算。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和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两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0.91。
2.3 实验程序
被试首先填写归因风格问卷，然后填写特质焦虑分量表，之后对自己当前基线情绪状态进行评估。
接下来，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观看悲伤（n=55）或者中性（n=52）影片的诱导组中。在悲伤诱导组中观看《暖春》，在中性诱导组中观看《纳米比亚沙漠》，情绪影片均为4.5分钟。影片观看完之后，被试完成诱发后情绪状态的评估。之后被试对未来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进行预测。
2.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1.0和AMO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本研究所涉及的3个变量进行建模，结果表明，数据与单因素模型（χ2/df=3.49， NFI=0.75， CFI=0.79， GFI=0.93， IFI=0.81， RMSEA=0.15）不能有效拟合，说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2 情绪启动效果检验
首先对中性诱导组和悲伤诱导组被试进行情绪启动效果的检验（见表1）。在观看影片之前，对两组被试的情绪状态进行前测。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组被试在基线情绪状态上无显著差异[积极， t（105）=0.12，p>0.05; 消极，t（105）=-1.26， p>0.05]。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两组被试观看影片片段的前后情绪状态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中性诱导组被试在积极情绪状态得分上前后测差异显著[t（51）=2.31， p<0.05， Cohens d=0.30]，在消极情绪状态得分上前后测差异不显著[t（51）=-1.95， p>0.05， Cohens d=-0.25];悲伤诱导组被试在积极情绪状态和消极情绪状态得分上前后测差异都显著[t（54） =11.13， p<0.001， Cohens d=1.95;t（54） =-8.49，p<0.001， Cohens d=-1.52]。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在情绪诱导后，悲伤诱导组的积极情绪显著低于中性诱导组，t（105） =8.46， p<0.001， Cohens d=1.64;而其消极情绪显著高于中性诱导组，t（105） =-7.57，p<0. 001， Cohens d=-1.47。结果表明，情绪诱导是有效的。 3.3 归因风格与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关系
首先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接下来探讨归因风格与情绪预测（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关系模式。前人文献表明，情绪启动对情绪倾向性有一定的调节作用（Marroquin et al.， 2016）。因此，我们不仅关注归因风格对情绪预测的独立贡献，还探讨情绪启动的影响，以及二者可能的交互作用。统计时，先将各变量转换成标准分数，将情绪启动转化为虚拟变量，并将归因风格与情绪启动的乘积作为交互作用项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将归因风格和情绪启动放入第一层回归，然后将二者的乘积放入第二层回归，将积极、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逐一作为因变量。
结果表明（见表3），只有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个体的归因风格越乐观，其预测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高。
同时，归因风格也能够显著预测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见表4），而且归因风格与情绪启动的交互作用项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在中性启动条件下，个体的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F（1， 50） =11.85， p<0.01];而在悲伤启动下，个体的归因风格不能预测未来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F（1， 53）=0.43， p>0.05]。结果表明，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作用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
3.4 情绪启动对乐观和悲观归因风格的个体预测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
为了考察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在经过不同类型的情绪启动后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是否发生变化，我们将总分前27%归为乐观归因组，后27%归为悲观归因组，进行了2（归因风格：乐观归因组、悲观归因组）×2（情绪诱导：中性、悲伤）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当因变量是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归因风格的主效应显著[F（1， 54）=14.55， p<0.001， η2=0.21]，乐观组被试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显著高于悲观组[（3.30±1.25）vs.（2.08±1.14）];诱导类型主效应[F（1， 54）=0.03， p=0.875]和两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 54）=0.01， p=0.922]。
当因变量是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归因风格主效应显著[F（1， 54）=4.06， p<0.05， η2=0.07]，乐观组被试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显著低于悲观组[（-0.58±1.12）vs.（0.09±1.50）];诱导类型主效应[F（1， 54）=0.01， p=0.907]和两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 54）=3.48， p=0.068]。
结果表明，对于典型的乐观归因和悲观归因个体，外部情绪诱导对其情绪预测没有影响。
3.5 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和未来事件情绪预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如表2所示，相关分析表明，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与特质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归因风格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与特质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归因风格存在显著负相关。
在文献分析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接下来，依据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利用逐步法和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陈瑞， 郑毓煌， 刘文静， 2013）检验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与未来事件情绪预测之间的中介效应。
当因变量是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结果如表5所示。第一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结果变量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预测变量归因风格（x）、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同时对结果变量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依次检验（指前面的3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由于第4个t检验也是显著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在95%置信区间下，系数ab和系数c′的符号相同（a=-1.13，b=-0.05，c′=0.17），因此是部分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归因风格不仅直接作用于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还通过特质焦虑间接发挥作用。归因风格对积极事件可能性的总效应为0.43，其中特质焦虑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58%（-0.39×-0.26/0.43）。
当因变量是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结果如表6所示。第一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结果变量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归因风格得分为预测变量（x）对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预测变量归因风格（x）、中介变量特质焦虑（m）同时对结果变量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得分（y）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依次检验（指前面的3个t检验）都是显著的，所以特质焦虑（TAI）的中介效应存在统计学意义，由于第4个t检验不显著，因此是完全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归因风格通过特质焦虑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发挥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归因风格能够显著预测未来积极、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当归因风格越乐观时，其预测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高，而预测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低。这表明归因风格作为个体在长期归因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归因倾向，不但能够预测个体的健康状况（Dua， 1994; Peterson， 1988），而且还能对未来事件做出情绪预测。在现实生活中歸因风格会影响人们的情景预见，由此产生的对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可能还会影响个体对未来事件的决策行为。同时，研究还表明，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作用会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这表明当人格特质并不鲜明时，外部情绪启动会在情绪预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张萍， 卢家楣， 张敏， 2012; Marroquin， Boyle， NolenHoeksema， & Stanton， 2016）。 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具有典型乐观归因倾向和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未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没有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制约。这一结果表明，当人格特质较为鲜明（分数处于两端）时，其中具有乐观归因倾向或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反应主要受自身人格特质的影响，表现为乐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高于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同时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预测要低于悲观归因倾向的个体。该结果印证了特质一致性效應，即注意和感知到的信息类型与人们特定的人格特质是一致的， 特质使个人偏爱于加工与其人格类型一致的信息（Hippel， Hawkins， & Narayan， 1994）。之前研究也发现，外部情绪刺激的作用受个性因素的制约（原琳， 袁晓娇， 赵晓晨， 周仁来， 2009），高情绪稳定性的个体对任务的反应不受外部情绪刺激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人格特质较强时可能抑制了外部情绪刺激的作用。
研究结果还显示，归因风格对未来事件情绪预测的作用模式是通过特质焦虑这一中介变量起作用的，这与之前我们的假设相一致。在预测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时，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归因风格对积极事件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即归因风格分数越高（倾向于乐观归因）的大学生，预测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越高;同时归因风格也通过特质焦虑间接作用于个体对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评估，即归因风格分数越高（倾向于乐观归因）的大学生，其特质焦虑水平越低，预测未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越高。特质焦虑在归因风格和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间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归因风格对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产生的作用是通过特质焦虑实现的：归因风格分数越高（倾向于乐观归因）的大学生，其特质焦虑水平越低，预测未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也越低。也就是说，归因风格作为内在人格特质，当其总体分数越高时，越倾向于用稳定的、普遍的和内在的因素来解释积极事件，由此产生的乐观态度和认知会通过个体较低的特质焦虑水平来提高个体判断未来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降低个体判断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结果肯定了特质焦虑在内在人格特质和情绪预测间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内在人格特质和情绪预测间的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5 结论
归因风格作为一种内在人格特质，相比外部情绪信息，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起到了主要作用，并通过特质焦虑对未来事件的情绪预测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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