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治方面来说。初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军事动荡，政治局势动荡，各国在治理国家的理念方面各国统治者都最循着不同的理念，有法家的法治理念，道家的无为而治，纵横家的循自然重自在的理念，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各种思想相互冲击融合，可以说是白发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相应的思想代表人物游走于各国之间寻求统治者的支持，希望借此以发展自身的政治理念。此时的“民本”思想也相应的得到了重视，并在各个思想之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的发展完善，这也为以后的“民本”思想的大一统时期创造了条件。在政治方面“民本”思想可以归结为民贵君轻，侧重于更加重视民众的思想规范和物质满足，以满足民众的普遍要求为工具和前提来稳固统治，但归结到底是一种封建统治者在保证自己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对于民众的放利行为，这在以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已然十分难得了。
　　其次，在经济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也是经济变革从而得到重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加大了各个经济地区的交流与联系。社会关系的变化也是从经济体系变化开始的，因此，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首先，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由于铁制品和农耕工具的发展和推广。生产力不断提高，各地地主阶级的田土逐步增加，合理合法的拥有了土地。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使得以往“井田制”的格局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样以来，土地拥有的合法权利逐步增大，旧的机制已经跟不上新生产力的发展节奏，这就导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一步步取代了奴隶主的土地所有制，这就直接导致了农民土地战争的爆发，百姓生活生灵涂炭，从而也一定程度的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作为统治者要改变现状，改变当前的局势，适应老百姓的心声，来缓和普通阶级和百姓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促进了生产力和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加强。这种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交流催生出了新的阶级，商人阶级。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商人们收购大量的土地，摆脱了商人阶级转变为了地主阶级，在政治上也有了新的权力要求。
　　最后，在思想上，儒家思想的政治核心就是民本思想，这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思想。在夏商之际，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他们认为神灵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导者。然而到了周时期则否定了这个思想，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这个理论周人有如此的想法，其在根本上说明了天命观取代了商朝的帝命观，它是统治者的最高理论向导，也是老百姓的精神支柱和神灵庇护者。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人们对神的敬意油然增加，部分的统治阶级把自己神灵化便于自己的统治。箕子在《尚书·洪范》中对周武王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武王专断独行，偏信龟、巫，以巫术鬼神的占卜结果作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标准，不顾臣民诉求使得朝政荒废，民心离散。殷周之际，中国的古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革。到了西周末年，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的增多导致社会出现动荡的局面，王不上朝，臣子不策，致使德政治国荒废。在西周时期，敬天重神的民风尤其严重，但人民的生活疾苦却被君王抛之脑后，在此时期保民思想已经不具有其真正的意义。到了春秋时期，敬天保民，敬天成了布衣了祭祖的一种形式，已经没有了其具体的思想，但保民的意识也只具有表象意义。它反映的是在礼坏乐崩的情势下，对社稷存亡的一种忧患意识，是封建社会仁人志士面对当时的政治困难下的抉择。这正是选择民本思想的原因所在。
　　正如当时子产所说：“不媚，不信，民不从也”。要得到民宗的支持和拥护，必须重民意而轻君威，只有爱惜百姓、理解百姓、关爱百姓才是稳固统治地位的治本良方。在有限度的削弱王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让利于民，关心民众疾苦，施德于民，才能做到民心思齐。正是在这种政治动荡，民生缭乱的大背景下，为民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土壤，才能使得统治者有理由接受这种理念。这正是民本思想的源头和起点。“民本”是指统治者重视普通百姓地位和作用的政治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明百姓才是国家的根基，百姓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供养者，也对国家的兴亡也起决定性的作用。统治者的政治生活必须要考虑到百姓，只有为民众着想，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进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民本思想在我国有深刻而悠久的历史渊源，早期的先哲们在其著述中虽未明确提及“民本”这一概念，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其著述中充分感受到重民、爱民、惜民的仁爱之心。这也使得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直接或间接的认可和实施着这一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