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通才”，其在文学、书法、绘画、哲学等诸领域精深的造诣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又号龙丘居士，北宋名臣陈希亮第四子，苏轼毕生的好友。苏轼与陈慥的交往，是苏轼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友谊。二人相识于苏轼任凤翔签判时，那时的他们少年意气，情投意合；相知于苏轼贬谪黄州时，彼时他们正当壮年，陈慥对落难的苏轼慷慨相助，照顾陪伴；相惜于苏轼贬谪惠州时，其时苏轼暮年寥落，陈慥对他不离不弃，关爱有加。二人交情近四十年，相携相游，互为毕生挚友。
　　鲜衣怒马少年游
　　嘉佑六年（1061），苏轼签判凤翔。时任凤翔知府的陈希亮（字公弼，陈慥之父）“清劲寡欲，不假人以色”，对年轻的苏轼不甚待见，而其子陈慥却不顾父亲对苏轼的偏见，与苏轼交往过从。当时苏轼初涉仕途，盛负文名，正踌躇满志，意气矜夸，而少年陈慥亦是“使酒好劍，用财如粪土，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宋史·陈希亮传》）。很快，两人便相接同游了，这是苏、陈二人的最初交往。苏轼后来在为陈慥所作的《方山子传》中，记录了这次意气风发的少年游：
　　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
　　这段文字展示了少年陈慥性格中的最大特点：任侠、好游，尤其后者，更是陈慥一生的性格底色。他慷慨豪纵、郑重然诺的性情，与苏轼洒脱不羁、迥迈流俗的性格天然契合。苏辙后来在其《武昌九曲亭记》中回忆少年与兄长相游事：
　　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尝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栾城集》）
　　可见，少年苏轼也是性灵卓绝，喜好登山浮水，有“不得至”者，即为之怅然数日。苏、陈二人性格相投相契，而这次岐下鲜衣同游、马上畅论不过是二人少年交往、意气相接的一个掠影。
　　相濡以沫谪黄州
　　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在经历了尔虞我诈、生死惊魂的精神创伤，和政治理想的失落绝望之后，心灰意冷的苏轼被谪黄州。这是他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挫折，罪身远谪、朋友寥落，让此时的他更是感到彻骨的悲凉，写诗自叹：“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岐亭五首·之一》）。苏轼在热切地求其友声。
　　所谓心有灵犀。苏轼渴其友声，陈慥便拍马赶来。元丰三年（1080）一月，苏轼被解赴黄州途中，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见有人“白马青盖”来迎，来人正是陈慥。原来，陈慥少年任侠，中年读书欲仕，却始终难求功名，于是他隐遁在光、黄二州之间的岐亭。这次老友相逢，对于一路惊魂未定、凄惶孤独的苏轼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惊喜与安慰，他在此处休憩、盘桓，留居五日才离开。
　　初到黄州，苏轼日用匮乏，往往“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与章子厚书》），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困顿之中，陈慥再次拍马赶到，尽管自己亦不甚宽裕，依然尽力在资财日用上处处帮衬困窘的苏轼，经常寄来食物、柴碳，使苏轼终于可以自足安身。对此，苏轼曾致信感恩道：“至身割瘦胫以啖我，可谓至矣！”（《与陈慥十六首·之十二》）在黄州四年，陈慥自然成了苏轼的座上宾。陈慥在光、黄之间颇有声望，因得此间豪侠争相宴请，而陈慥皆敷衍推辞，唯独流连于苏轼简陋酷热的临皋亭西晒房，为此，苏轼也时而得意：“长安富儿求一过，千金寿君君笑唾。汝家安得客孟公，从来只识陈惊坐。”（《戏作陈孟公诗一首》），将陈慥比作汉代游侠陈遵（字孟公），可见其对好友的推尊与标举。
　　此时的陈慥，已经褪去了少年的任侠意气，转而追求仁智山水的纯粹性灵。《方山子传》记述了此时陈慥的生活状态：“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少年豪士陈慥已完全变成一个深居简行，与世隔绝的隐士。而此时的苏轼亦自谓：“得罪以来，深自闭藏，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罪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从庙堂之高名满天下的“苏贤良”，到江湖之远被山野醉人推骂的“苏东坡”，苏轼也性情大变。在黄州的山水林泉中，如此两个相同底色的灵魂无意中循着相似的命运轨迹——少年即负盛名，而不惑之年又仿佛被世界所遗忘，他们遂一齐抛去曾经各自的声名之累，一为隐士，一为谪官，领受着黄州的江山风月且自为之主。
　　黄州四年，苏轼凡往见陈慥三次，陈慥来谒苏轼七次，二人相从而游者百余日。今存苏轼所作与陈慥相关的67首诗文书札中，其中63首是黄州期间所作，在这些来往的诗文书札中，频见二人邀约往谒、论文赏诗的记载，后世被人乐道的苏轼调侃陈慥惧内“河东狮吼”之事，也可折射出此时二人交往之密，以至于熟知各自的生活情状。
　　黄州期间，陈慥长兄陈忱（字伯诚）过世，苏轼闻讣，去信抚慰老友：
　　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慥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
　　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
　　此信为宽慰陈慥，而陈慥亡兄伯诚生前也与苏轼有交，两情之下，文字泣诉，令人动容！然而死者毕竟不能复生，苏轼唯有勉励老友念门户之托，务必宽怀自释，以图远业，真可谓情理相得。作为亡人之友，苏轼本欲往赴吊谒，且当面告慰陈慥，又恐怕扰乱陈家亲友的情绪，左右不得自处。个中的款曲细腻，真是非有至情不得为此！想来陈慥展信读之，一定会得到莫大的宽慰。
　　元丰七年（1084）苏轼遇赦，四月离开黄州北上，王齐愈、王齐万、参寥子、陈慥等诸友自江徂洛相送，众人送行皆止于慈湖，唯独陈慥一直随行苏轼至九江附近，才依依而别。 　　自元丰三年，苏轼来黄，陈慥“白马青盖”相迎，他仿佛是在这片土地上等待着苏轼。至元丰七年，苏轼别黄，陈慥相随九江而送。一迎一送之间，黄州四载春秋，二人相濡以沫，陈慥陪伴并见证了他的挚友从苏轼变成东坡。
　　荣辱行藏勿捐弃
　　苏轼离黄赴京后，二人仍有书信往来，元祐元年（1086）九月，苏轼一路升为翰林学士，掌“内制”，要居朝政喉舌，赞谟巍阙。陈慥来信询问近好，苏轼复函：
　　某局事虽清简，而京辇之下，岂有闲人，不觉劫劫过日，劳而无补，颜发苍然，见必笑也……公小疾虽平，不可忽。“善言不离口，善药不离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书之座右也。药物有彼中难得须此干置者，千万不外。如闻公有意入京，不知几时可来，如得一会，何幸如之……
　　复信老友，告诉近况，无非牢骚日常，感慨琐务消磨人老。而老友身体有恙，苏轼谆谆关切，叮嘱不可忘忽服药。又闻老友将来京，急询日期，若得一见，真是幸甚至哉，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后陈慥果然来京探望，老友久别相逢，想必是剧饮数日，畅叙款曲。
　　好景不长，宋哲宗即位后，新党复起，一大批“元祐党人”皆遭谪黜，作为元祐大臣领袖的苏轼更是被落职追官，数月间三改谪命，贬窜于惠州。此时朝野人人自危，讳言蘇、黄（庭坚），争相烧毁所藏的苏、黄诗文以自保。陈慥却特于此时在黄州主持刊刻《苏尚书诗集》，专用厚纸刊印，以示苏轼名山事业，可见其对苏轼的推重与维护。又心系老友安危，去信欲亲往惠州面慰之，苏轼毅然回信拒绝：
　　欲慥安心家居，勿轻外出，老劣不烦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
　　惠州之苏轼自知绝无北还之望，恐怕牵累老友，回信嘱托其保重自己，千万勿来看望。其哀绝之情，可以想见。自此后，再不见苏轼与陈慥间的诗文与书信往来。陈慥晚年身体多病，或恐已是阴阳两隔。相携一生的陪伴止于是也。
　　苏轼曾有诗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诚然，相对于悠久的时空而言，短暂的个体生命，真不过是一场逆旅，一段寓居，一次壮游而已。生命从来处来，往去处去，从不消歇，绝无停留，而友谊的意义就于：一个孤独的人在这场无常的逆旅和壮游中找到另一个孤独的人，相互点亮心灯，聊以勉励坚持。
　　陈慥相伴苏轼，度过意气少年，失落壮年，凄凉晚年，逆旅同游，何其幸运。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